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思·华尔兹在战争问题研究中，较成功地运用了系统分析法。他在代表作《人、国家和战争》中，将战争产生的根源归之于三个原因：人的本性与利己行为；国家内部结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因此，要消除战争根源，除了改造人类的私欲与罪恶本性之外，还必须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尤其是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使民主政体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并建立一个阻止民主国家之间及其他国家之间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政府。在此理想的世界政府建立之前，仍维持各国均势。华尔兹强调三种基本概念，其实也就是研究战争现象产生的三种系统理论。他指出任何只强调其中某一系统的分析都会有偏颇，只有综合这三种系统的分析，才可能较全面地找到问题的答案。
系统分析法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并被众多学者运用。但是这种方法还不够成熟，至今仍遭到诸多批评。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一针见血地指出：系统论者所创造的国际政治模式，例如，卡普兰和英德尔斯基等人的模式，“基于一种假设……然后从中推导出种种论题——这种作法要么是一种荒诞不经的空谈游戏，完全脱离现实而无法加以‘检验’；要么是这些假设太武断与空泛，违反常情，平庸陈腐。这是形式对本质的胜利”。系统论者借用社会学、经济学、控制论、生物学等方法，以假设的模式推定具体的相互作用方式，缺少实证根据，并且不能“抓住政治学的真谛”。此外，系统论强调稳定、均衡和模式的保持等概念，在思想意识上偏向于维持现状。系统论者也往往忽视认识论的基础，对一些基本定义、范围、概念并未作明确规定，就开始论述权力与稳定等实质性内容。这种本末倒置的倾向“使概念选择含混不清”。
2.结构功能分析法（StructualFunctionalismAnalysis）
这是西方新现实主义派普遍鼓吹的研究方法，它与系统分析法关系密切，有人也将它归入系统分析法之列。它认为国际社会由不同类型的系统构成，不同类型的系统有不同的结构；结构不同的系统，其功能与作用也不同。结构与功能都会改变，一旦系统的功能发生变化，其结构也会随之变化。
一般认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米特兰尼（DavidMitrany）是该方法的首倡者，他的论著对当代研究国际一体化、地区主义及联盟聚合理论的学者产生深刻影响。他在战后较少注意政府体制的职能研究，认为战后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使政府技术与经济管理职能大大加强，国际社会产生许多非政治性的技术与经济合作，它们依靠技术与经济人员而非政府中执政的政治人物的合作。战后国际合作的新动向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技术，专业技术人员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导致国际社会中的一体化组织结构的变化。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厄恩斯特·B·哈斯（ErnstBHaas）在他的代表作《欧洲的联合》（195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与《超越民族国家》（1964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中提出了“新结构功能主义”。他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是经济学、社会学、控制学等多种学科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的综合应用与研究。
国际关系基本特征是各种国际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竞争的关系。国际社会由各种相互依存的系统构成，系统具有各自的不相同的结构，系统结构由构成系统的原则决定，系统原则发生变化，系统结构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不同系统因结构不同，功能也各异。功能发生变化，结构也随之会发生变化；功能的变化，与系统内部能力配置密切相关。能力配置改变了，功能随之也会改变。哈斯的理论更多地应用于国际组织的研究，尤其是关于欧洲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论述较多。
20世纪70、80年代对结构功能法作出重要贡献的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教授），在他的诸多国际政治著作中，倡导了一种以“过程机制”和“一体化潜力”为基础的新功能主义模型。他的这一理论框架比米特兰尼与汉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更少“欧洲中心主义”。他的新功能主义主要以欧洲共同体为对象。在分析其一体化过程时，阐述了七种“过程机制”的理论，它们分别是：
1.任务联系说，或外溢论（SpillOver）。国际社会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来自技术与经济发展所需的成员体之间的相互依存联系，但相互依存联系往往伴随着不平衡。成员体所共同确立的任务，或使联系扩展，或使联系收缩。例如欧共体在煤钢联合体时，各成员国都获利益，共同利益与任务便升级、扩展。但是欧共体一体化程度提高后，经济增长率降低，各国的一体化步骤便不一致起来，各国对就业、通货膨胀、货币等问题上观点不一，就会使联系收缩，共同利益降低。
2.交往上升。一体化构成中常伴随成员国之间交往的增长与对共同机构的需求的增长。这使成员国面临两种选择：在国家范围内处理这种上升的交往；或加强共同机构。因此，交往上升，并非必然会导致共同机构的扩展或外溢，但会使共同机构处理交往的能力加强。
3.有意联系与组成联盟。相互联系的扩展，会促进联盟的一体化。一体化的动因，并非必定是技术上的与经济上的，也可能是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思想意识的需要，因此一体化往往是有意识的联系与结盟的结果。但是，如果某一集团成员因国内或国际政治条件发生逆转而改变一体化的态度，就会使联盟一体化的进程受挫。因此公众支持程度是一体化联盟有多大吸引力的关键所在。
4.权势人物社会化。各国有权势的人物对一体化方案的态度，常常决定一体化能否获国际社会支持的命运。但是国家权势人物常常因担心一体化可能导致他们丧失政权而反对一体化。对区域一体化的支持，常常会使政治家因脱离本国政策陷入孤立地位。
5.地区性团体的组成。地区一体化会刺激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政府间的联合组织的建立，但是地区性组织也仅为地区性或国际性的共同利益服务，各国具体利害问题仍需国家自行解决。
6.意识形态共同性的吸引力。长治久安的共同意识，建立地区一体化目标的共同感，是形成地区一体化同盟的强大动力。常常是已经建立某种地区性的一体化机构，但各国的地区共同感仍不强烈。而意识形态的共同感是维系地区同盟组织的基础，当一体化并未给人们带来更多利益时，当民族主义领导人为了巩固国内统治反对一体化时，一体化共同感的维系作用就会明显减弱。
7.外部因素在一体化过程中的参与作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外部因素，包括外国政府、国际组织等外部因素，会产生重要影响，发挥至关重要作用。
3.心理分析法（Psychoanalysis）
这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又一种重要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安早在1925年发表的代表作《政治学的新方面》中，已开始将心理学与国际政治学理论联系起来加以探讨。战后心理分析法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被更加广泛地运用，其中20世纪50年代的代表人物有克兰贝格，他在《国际关系中的人的尺度》一书中，采用了心理分析法来研究政治决策者们的行为根源。
同时代的弗兰克，在《明智与生存，战争与和平的心理问题》一书中，运用此方法，研究战争与和平现象。60年代的代表人物有凯尔曼，他的《国际行为：社会心理分析》一书，运用社会心理分析方法对一些重大的国际行为加以剖析，提出某些新颖的观点，引人注意。其他如森格尔《人类行为与国际政治学研究》、洛尔和维巴的《国际体系·理论篇》、费歇尔的《国际冲突与行为科学》等著作也较有代表性。
心理分析法注重人的心理行为的研究，包括个体心理行为与群体心理行为，并且对国际关系中不同层次的参与者所表现的不同的行为，进行心理比较研究，从中探寻重大国际行为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
由于国际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由处于统治集团上层的一些决策者个人制定，直接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因此，国家决策者个人的心理因素（包括性格、学识、经历、信仰、习惯、动机等）对整个外交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心理分析法，就是通过对国家决策者心理因素的分类比较研究，以解释现实的国家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为了客观地进行心理因素的分类比较，心理分析法通过搜集与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可能相关的材料，如经历、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并加以分析，从中找寻影响决策者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决策者个人的性格特征也是心理分析的重要内容。例如，J·B·杜罗塞勒将决策者的个性分成五种不同类型：
1.守成者与创新者。
2.勇于冒险者与谨小慎微者。
3.理想主义者与愤世嫉俗者。前者追求理想主义的目标，如平等、公正等，去解决国家问题，以期维护永久的协定；后者则视本国利益至高无上，不可侵犯。
4.教条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前者信奉一种严密的思想体系，并以此规范自己的决定与行为；后者不固守任何特定的思想体系，随时根据情况调整自己政策与行为。
5.好战者与主和者。前者尚武好战，有征服别国的强烈愿望；后者害怕战争，主张调和妥协。
大多数心理分析论者认为，决策者的身世——包括他们的教育、宗教、重大生活经历、专业训练、国外旅游、住所、以前政治活动等情况——都可以揭示决策者作出具体决定时的最深动机和价值观念。例如，在分析1960年美国U2飞机造成的东西方危机中苏联最高决策者赫鲁晓夫的对策时，我们如果掌握了他在过去卫国战争中的经历，就可推知他力图避免因U2飞机事件而与美国开战的动机有多强烈；此外，他个人在战争中的遭遇如何？失去儿子或亲人吗？目睹过惨烈的战争情景吗？由此可以作为判断他在危机中主战或主和的一种重要依据，当然，这只能是一种借鉴与参考。
心理分析法通常的研究公式是SOR。这里的S指刺激（内部与外部世界两种）；O指国际关系中的参与者；R是参与者在内部或外部世界的刺激下所作出的反应。这里内部刺激又称本能刺激，它是参与者产生行为的初始动因，用Sn表示；外部刺激，主要形式可分为奖赏与惩罚两种，用Sm表示。内部或外部刺激对参与者的行为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一旦使参与者产生愉快的反应，即由奖赏产生友谊，导致希望与愉悦；二是参与者产生惧怕，即由惩罚产生敌视，导致惧怕。心理分析法的倡导者，更多主张国家对外交往采取第一种方式，防止第二种方式。
4.计量分析法（MetricAnalysis）
当代新科学方法中，计量分析法是一种比较普遍地被采用的研究方法，它本属于统计学的范畴，但它又是统计学中多种分析方法的集合体。对国际问题进行比较成型的定量分析，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威廉·配第时代，以后定量分析发展较缓慢。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人们现常使用计量分析法。计量分析法普遍采用统计学原理与手段，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属性资料”（包括国家所属的资源、人口、内外贸易额、投资额、对外人员交往等）及“行为资料”（包括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或其他行为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优势与劣势、威慑、外交动态、国际系统内诸元素的依存关系）中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归类、分析综合。计量分析法包括变量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
1.变量分析法。首先将国际社会中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进行分类，并粗略地归纳为几种简单的变量。例如，“冲突”类，首先将它分成两大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然后，将两大组的内容再进一步分解为各种具体的统计指标。国内冲突的统计指标，主要包括：政府的危机次数、反政府的示威次数、暴力死亡人数、暗杀次数、总罢工次数、暴动与革命次数等；国际冲突的统计指标一般包括：战争次数、军队调动与动员次数、对外冲突时死亡人数、反对外国的示威次数、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数量、驱逐和召回大使，以及大使以下外交人员的数量等。在具体的统计指标下面，进一步归纳简化为若干种变量，给这些基本数据逐项“打分”，或者制定量化指标。例如，国内冲突的统计指标，可简化归类为三种基本变量：“骚动”（界定为自发的无组织的冲突行为）、“革命”（公开的有组织的冲突行为）和“颠覆”（隐蔽的有组织的冲突行为）；国际冲突的统计指标，也可简化归类为三种基本变量：“战争”（备战、作战和战后行为）、“外交”（非暴力冲突、驱逐外交人员、召回外交人员）和“交战状态”（断绝外交关系、表示强烈敌对情绪的冲突行为、战争行为）。基本变量的量化，或者“打分”，目的在于使国际或国内现象的规模与程度进一步量化。
基本变量的确定与选择，主要以国际现象的定义为依据，例如，如果我们将“冲突”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为达到自身目的，牺牲对方利益，并采取物质和精神力量相互抗衡的行为”。那么国内冲突可确定三种基本变量：骚动、革命、颠覆；国际冲突也可确定三种基本变量：战争、外交与交战状态。如果冲突的定义发生变化，那么变量的选择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变量分析法在西方学术界广泛应用，它主要对重大现象加以分类简化，再对简化后的基本变量进行数据统计、最终使各种重大现象的分析，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指标，然后对量化指标加以比较，得出某种结论。这一方法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使现象量化，以求科学客观的结论，但是它不对现象与事件的根本原因与性质特点进行分析，因此其量化的结论，貌似科学实证，实际上仍难完全确信可靠。
2.内容分析法。这种方法与变量分析法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对国际现象的性质与产生原因等先提出某种假设，然后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最后对相关资料进行分类统计与对比，以证明所提假设的正确性。因此，这一方法是由假设到统计，再到假设的确认的完整的论证过程。
内容分析法运用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研究1914年“一战”爆发主要原因的“斯坦福工程”。这一工程首先对“一战”爆发的原因作两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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