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的“北约”布鲁塞尔会议提出《和平伙伴关系方案》，确定“北约”与东欧国家、俄罗斯的和平伙伴关系。1997年5月巴黎会议提出《“北约”与俄基本关系文件》，“北约”与俄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常设联合理事会（该组织在2002年5月28日被“北约”与俄理事会取代，形成所谓的19+1机制）。俄在欧洲安全、“北约”事务上有发言权，但是没有否决权。
1997年7月的马德里会议在两年前的《“北约”东扩可行性报告》的基础上，提出“北约”东扩第一批名单：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入盟时间：
1999年4月“北约”50周年之时。同时与乌克兰签署《特殊伙伴关系宪章》，成立双边委员会，使其享有与俄同等的待遇。
1999年4月23—25日，“北约”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在华盛顿举行成立50周年的大会。波、匈、捷三国入盟，并提出21世纪“北约”新战略。安全目标由过去的领土安全转化为“共同利益安全”；防区由北大西洋地区向地区以外发展；行动原则由协商一致行动原则向自愿参加的灵活原则转变，而且强调自主与人权原则。科索沃战争第一次实践此新战略，意大利、希腊未参战，绕开联合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由，对南联盟发动军事行动，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2002年11月，“北约”在新成员捷克首都布拉格聚会，制定新一轮东扩计划。同意申请入盟的9国中的7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在2004年入盟，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暂缓入盟。
2003年6月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对“北约”军事指挥系统作了重大调整，精简三级司令部，由原来的20个减为11个；全球最高战略指挥中心统一为战略司令部；欧洲盟军司令部与大西洋盟军司令部合并为欧洲盟军司令部；2006年10月前建成2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北约”的重心东移，驻德国部队将向东欧成员国转移，反恐作为“北约”的主要任务之一。
“北约”有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成员国都指派一些本国部队由它指挥（除法国、西班牙、爱尔兰之外），其欧洲总兵力在1989年达340万，其中美国军队约32.6万。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北约”兵力大减，20世纪90年代中期，兵力裁减到200万，科索沃战争与第一次东扩后，回升到280万左右，第二次东扩后，“北约”的总兵力将增加到300万。“北约”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约20万人的快速反应军团，拥有雷达飞机并在地中海部署一支常驻海军部队。
2004年3月29日“北约”第二次东扩，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华盛顿白宫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7国的国防部长参加了欢迎仪式，7国正式加入“北约”，“北约”第二次东扩完成。4月2日“北约”布鲁塞尔总部为新入盟7国举行升旗仪式。“北约”防线进一步由波罗的海推到黑海，成员国已达26国。其中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波、匈、捷、罗、保、斯洛伐克曾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西方舆论认为，从此冷战彻底终结了。但是立陶宛前总统维陶塔斯·兰茨贝基斯当日对国家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说：“许多人告诉我们，冷战结束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幻觉。我的意思是，在俄罗斯领导人的心目中，今天和10年或15年前并没有什么区别。”升旗仪式后，26国外长举行北大西洋理事会，集中讨论了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科索沃问题。并发表了一个反恐声明。目前在伊拉克有17个“北约”成员国派驻军队。
“北约”的东扩与战略的调整，引起俄罗斯的极度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后2天，比利时4架F16战机在3月31日飞抵立陶宛夏乌利亚伊空军基地，机场保卫人员、后勤服务人员与100名丹麦军人开始驻守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第一个军事基地。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曾警告：“北约”东扩是“进攻性的”，将是对俄的一个威胁。阿富汗战争后，“北约”在中亚的驻军，进一步将其东扩的触角抵达亚洲腹地，对全球战略平衡造成严重影响。
“北约”第二次东扩后面临新的挑战，首先，新成员的加入对“北约”现有的结构与决策机制带来冲击，美国与法德的分歧依然存在，“北约”内部保持一致的压力增加；其次，“北约”东扩后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更加敏感，俄西部边界直接暴露在“北约”面前，波罗的海三国原本是苏联领土，1990年它们没加入《欧洲常规裁军条约》，因此在其国土上可保留与部署任何军事装备。一旦“北约”的先进军事装备部署在此，装甲车只需一昼夜，巡航导弹只需几分钟就可抵达俄中央地区，对俄的军事威胁尤其严重。尽管“北约”已向俄保证，波罗的海三国与其他新成员都将签署《欧洲常规裁军条约》，并承诺不在自己的领土上发展、建造、保存核武器，也不部署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并不能打消俄的担心。俄在“北约”第二次东扩前后，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军演，表达了这种忧虑。“北约”与俄抗衡的可能性加大；此外，“北约”要对付全球反恐的任务，其自身的能力与资源并不能够应对，新成员的加入也不能有多大帮助，它们本身经济欠发达，军力有限，需要美国与其他富国援助，“北约”战略目标对其自身能力继续提出挑战。
“北约”主要决策机构是北大西洋理事会，其常设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大使级会晤，部长理事会由外长、财长级举行会晤，每年至少举行两次。军事委员会一年3次由各国参谋长参加，讨论军事计划。各国国防部长组成防务计划委员会与核计划小组（除法国防部长之外），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晤。1991年12月，“北约”设立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作为同原东欧集团成员国对话的论坛。日常组织联络工作由国际秘书处承担。1996年6月3日，“北约”在柏林会议上通过组建欧洲多国特种部队，在美国不参加的情况下，独立处理地区军事防务，这是“北约”在冷战后进行重大改革的重要一步，其独立性大大加强了。必要时“北约”可举行首脑会议。
前任“北约”秘书长为英国人罗伯逊，2003年届满后，由荷兰人夏侯雅伯继任。
四、不结盟运动（NonalignmentMovement）
“二战”结束后，形成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冷战格局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严峻对立，帝国主义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上面，放松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注意；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诸如德、意、日在战争中惨败，丧失了原有殖民地，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如英、法等国，也遭受到严重创伤，殖民体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崩溃了。战后，在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开始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亚洲与非洲一大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取得了主权独立的同时，提出了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政治发言权与经济发展权的要求。
由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世界两大军事集团严重对峙，两种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也互相对立，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制度固然被深受殖民统治侵害的国家人民所唾弃，东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缺陷，也使新兴民族国家感到迷茫。一大批中小发展中国家，为了游离于两大军事集团的冷战对峙之外，集中力量求得自身发展，开始联合起来，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道路，又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中立、不结盟的道路，它们便逐渐形成战后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不结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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