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性社会问题。这类问题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性质上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与众多国家的社会稳定与发展，需各国协调一致，共同努力加以解决。这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人口爆炸与粮食短缺、毒品与艾滋病蔓延、恐怖主义与武装走私等。例如国际犯罪问题。1994年11月，中国公安部长肖强，首次参加在罗马召开的国际联合反对有组织犯罪大会，响应世界联合反对国际犯罪大会的号召，与各国政府携手打击跨国界犯罪。他指出，改革开放使政府经济与国际社会加强联系，也使国际社会的一系列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开始在中国蔓延。尽管中国政府尚未发现像国外的那种“黑手党”组织，但已有与境外组织联手犯罪的苗子。近年来西南边境省份的走私贩毒活动十分猖獗，直接与“金三角”国际贩毒组织相关。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严打措施以遏制此毒潮，但仍无法止源，这将成为一场国际联合行动的持久战争，任何一国都无力独自禁止此现象。“9·11”事件以后，美国在国际反恐战争中，与绝大多数国家进行合作，包括互换相关情报、合作封存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银行账号等。中美在合作反恐中，除了互派相关情报人员进驻对方使馆外，美国同意将中国新疆的“东突”组织，列入国际恐怖主义的名单。中国封锁与阿富汗交界的边界，防止“基地”组织分子逃入中国境内。
2.消除日益扩大的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全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涉及到国际分工、国际价格体系、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各国的经济基础及发展政策与体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两者差距日益扩大。前者的财富占有比例日益增加，后者则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逐年增加，包袱也越来越沉重。要最终消除南北问题，就必须实现南北对话与合作，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不合理的国际价格体系、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与国际分工。消除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必须依靠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合作。
3.某些国内问题的彻底解决也需要国际合作。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深化，使国家的内政与国际合作的联系加强。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所面临的不少国内问题，要得以彻底解决，尚依赖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合作。例如，人口增长过快与计划生育问题，发展中国家亟需国际社会在资金与技术等方面的援助；经济发展困难，社会问题加剧，失业人数增加，需要国际社会提供资金与市场，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缓解社会问题；而国内民族、宗教与政治冲突等尖锐问题，尽管属内政，但往往有国际背景，或者本国政府无力独自解决，常常需要国际组织或某些地区强国的援助，加以解决。
波黑内战、卢旺达种族残杀、阿富汗内战等，都需要联合国维和部队参与，或某些国家的合作。
2.国家间合作的主要形式与特点
解决国家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等问题，国家间合作是十分必需的。国家间的合作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有关国家确认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某种互相认妥的措施，一般以协议形式加以确认。
我国云南省的澜沧江流入老挝便是湄公河。由于湄公河的合理分配与使用，涉及越、泰、老、柬四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为此四国与1994年11月28日就此问题达成共识，签署了四国分享与保护湄公河协定。
印度与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长期为水资源而发生纠纷，1996年12月12日印孟签署共享恒河水资源的为期30年的协定，从而解决了两个邻国间存在20年之久的水资源争端；与此同时，尼泊尔与印度之间也签署了类似条约。
为了减少CO2排放量对空气与环境污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控制CO2排放量。发达国家除了减少自身工业CO2排放量之外，还提供资金与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控制CO2排放量。日本环境省、通产省、外务省，于1994年12月与中国政府协商成立两国减少CO2排放量的联合研究会，并向中国提供高效发电技术与资金，合作解决CO2污染问题。美国与哥斯达黎加政府也达成类似协议。
为了阻止非法移民大量偷渡美国，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共同制止非法移民偷渡美国的有关协议。1994年1月三百余名中国某地渔民搭乘巴拿马籍商船“金色冒险号”非法偷渡美国，在纽约布鲁克林海滩被抓获并被美国政府全部遣返，中国不久便制定了严惩偷渡与非法出境的法规。
为了打击国际逃犯，实施国际合作，不少国家便互签双边引渡逃犯条约。欧盟15国互签欧洲理事会引渡法，所有犯有经济罪行的犯罪，包括挪用公款、偷漏税、贿赂等犯罪，一旦逃离国境，欧盟其他国家政府都有责任将其拘捕并引渡到其母国。但是，巴西、巴拉圭等南美国家，加拿大与南非等国法律往往没有引渡经济犯罪的规定，因此成了此类犯罪逍遥法外的天堂。
2.在解决某些共同关心问题时，如果某种政府协议并不起更有效作用，国际合作组织的建立便是理想选择。
日中减少CO2排放量问题的处理，除了签署有关协议之外，还专门成立了联合研究小组。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为了共同抵御西方军事集团的威胁，而签署华沙军事同盟条约，并建立“华约”。为了共同对付国际犯罪与恐怖活动，不少国家签署有关公约，并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当今世界数千个政府间国际组织，都有某种特定的宗旨或目标。
3.如果所遇问题涉及两个以上国家，那么多边协议与多国政府的协调合作便是必需的，成员更广泛的国际组织也会随之而生。
世界贸易和关税问题，涉及所有国家。要实现世界自由贸易与国际间合理公平竞争，制定与签署公正合理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便十分必要，同时为了及时处理有关贸易争端，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便成了各国政府的共同要求。
为了实现欧洲发达国家间的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西欧12国在欧洲共同体基础上，又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欧共体发展为欧洲联盟。同样，美、加、墨则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
国际合作一般以互利与自愿为基础，主要采取双边或多边协议，以及相应的国际组织形式。冷战时期，不少国际合作组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冷战后时期，意识形态淡化，利益（安全利益或经济利益）色彩加浓。任何一种国际合作，由于缺乏国内那样统一有力的机构来保障协议的实施，只能依赖各成员国的自我约束，因此国际合作的程度与组织的约束力均是有限的。
4.国际合作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认为，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外事务，这是其基本的国家权力，但全球问题突破了主权国家人为所划疆界之限制，模糊了内外事务之界限与国家主权之范围。例如，韩国有权使用其国内一切资源，包括燃烧高硫煤，别国无权干涉，但燃烧散发的CO2越出了国界，加剧了邻国酸雨状况与气候变暖。经济区域集团化与跨国经营，使各国经济依赖加深，各国经济自主权逐渐被削弱，欧洲联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使成员国间的民族国家的观念淡化，关税、货币、劳务、知识产权的一体化使各国有关方面的经济权利转让给了经济联合体。总之，国家间合作，正促使传统主权观念发生深刻变化。
三、国家间讨价还价与争端
主权国家间交互作用的形式，除了常规性官方交往、协调合作之外，还有一种讨价还价（bargaining），或称争端的形式。国家间的利益、目标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从整体上分析，是较少的。大多数情况下，国家间的目标、利益或愿望是不尽一致的。当国家间的需要与利益暂时难以协调一致，但又不至于诉诸武力或对簿公堂时，国家间的交往便表现为争端与讨价还价的形式。与合作或兵戎相见比较，讨价还价与争端的形式，是国家间交往中最常见的形式。
1.国家间讨价还价的性质特点
为了实现本国的最大利益，或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目标，国家间的矛盾处置，首先应当以最明白无误的信号，表达自己的意愿，尽量避免对方误解而加剧矛盾。例如，如果A、B两国为某一问题发生矛盾与争端，并相互不信任时，A国自以为主动采取某些行为，就能达到防御与避免矛盾激化的目的，比如疏散人口、构筑防御工事等；但这一行为所表达的信号并不清晰，B国可能会误认为A国在准备先发制人的进攻而更加紧张，两国矛盾也会因此进一步激化。中美关系在战后处于紧张状态，为了缓和两国关系与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曾主动提出改善关系。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在亚洲八国代表团长会议上发表与美政府举行谈判的声明。美以让台湾当局也参加会谈为由，加以拒绝；以后美国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同意对华谈判。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我方代表为驻波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为驻捷大使尤·阿·约翰逊。由于在台湾与对华禁运等问题上美坚持反对立场，谈判进展艰难，1957年12月12日美代表通知王大使，美下次谈判改派无大使身份的代表马丁出席，借以表明美将中断对华大使级会谈。
国家间争端，双方政府立场在初始阶段，往往难有灵活性表现，立场一般较僵硬。但是经过协商与讨价还价，总有一方率先表现某种灵活性，以便达到某种妥协、缓和或解决争端。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与欧盟关于农产品价格与取消政府补贴问题，经历了8年的持续讨价还价，终于以欧洲联盟的妥协而结束争端。美苏核裁军谈判，在60年代中期开始，但并无实际效果。80年代初，双方重新进行核谈判，但重点由限制转为削减。
1988年12月，美苏终于签署了削减中程核弹条约，同意双方全部销毁中程导弹，由于苏联要销毁的核弹头3倍于美国，美国占了便宜，双方最终结束了中导核谈判。在古巴导弹危机谈判中，赫鲁晓夫与肯尼迪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赫鲁晓夫被迫妥协，撤出古巴导弹，结束了两国核危机。
2.国家间讨价还价的主要方式
在处理国家间争端时，讨价还价实际上是一门高超的政治手段与谈判艺术。通常采取的方式有：争执（argument）、承诺（promises）、威胁（threats）与使用武力（useofforce）四种。
1.争执。国家间发生争端时，各国政府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必然会为自己的政策与行为辩护。他们通常会诉诸本国的道德标准与法律，以社会安定与发展、国民的福利等为理论依据，与对方争辩。但是不同的民族国家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难有一致的是非标准，各国争辩时所依据的理由，也往往有其局限性。国家间发生争执时，唯有一个词具有普遍说服力——“和平”。因此，“和平”往往成为国际争端中被各方共同利用的证词，其中也不乏以“和平”为由，亵渎和平的言行。
在发生争执时，各自为了强调自己行为及其理论依据的合理，往往采取重复的方法，或加深世人印象，或混淆视听，以售其奸。例如，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国政府以“人权”为幌子，每年度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加以重新审定，美国坚持以西方人权标准来评判中国人权状况，双方就人权问题发生严重争执。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人权的多样性与各国人权观的不统一性。美国政府则强调个人的财产权、生存权、思想言论自由权、人身安全权等个人的经济与政治权利，并以此标准评判、指责别国侵犯人权状况，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反复强调各项人权中有三项基本人权，即生存权、民族自决权与发展权。它们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命运。中国在论述人权时更注重集体人权，认为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前提，强调个人人权的同时，必须重视集体人权。
在寻找某一外交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争执是一种必须使用的手段，舍此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的外交目标，但是各执己见、顽固不化地要求对方完全接受自己的立场，就无法最终解决争端，这时双方必要的妥协退让，并作出相应的承诺便成为适宜的选择。
2.承诺。国际争端过程中，要最终消除争执，实现某一外交目标，争执双方都必须在适当时机，作出妥协，并向双方作出某些庄严的承诺。如果说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承诺便是实现政治妥协与和解的必由之路。当然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承诺的前提条件不一，其承诺的有效性也难以保证，监督的执行往往也有一定困难。国内政治中，相对稳定与有限的环境条件，为争执各方作出承诺创造了有益的氛围；国内统一的法律制度、强有力的监督执法力量，也为承诺的兑现、契约的签订与履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大众舆论的压力也是承诺的有效性的一种保证。国内政治力量或个人双方，在争执过程中所作的妥协与承诺，事后若发生毁约食言的行为，就会遭到国内法律与社会舆论的惩罚，因此人们更多运用法律手段，通过修改某些政策，以便为自己在争执中作出承诺或修改承诺内容，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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