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西·麦克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节省精力，创造更丰富的生活。”
任何人都不会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来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时又创造新的生活。你只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腰曲身，或者你可以因抗拒它们而被摧毁。
我在密苏里州自己的农场上就看过这样的情景。当时，我在农场种了几十棵树，起先它们长得非常快，后来一阵冰雹下来，每一根细小的树枝上都堆满了一层厚重的冰。这些树枝在重压下并没有顺从地弯下来，却很骄傲地硬挺着，最后在沉重的压力下折断了——然后不得不被毁掉。它们不像北方的树木那样聪明。我曾经在加拿大看到过长达好几百英里的常青树林，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柏树或是一株松树被冰或冰雹压垮。这些常青树知道怎么去顺从，怎么弯垂下它们的枝条，怎么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情况。
日本的柔道大师教他们的学生“要像杨柳一样柔顺，不要像橡树一样直挺”。
你知道汽车的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忍受得了那么多的颠簸吗？最初，有的人想要制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颠簸成了碎块。后来他们做出一种轮胎，可以吸收以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这样的轮胎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们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颠簸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得更长久，并能享受更顺利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顺服，而是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种挫折，那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简单：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忧虑、紧张，并且急躁而神经质。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抛弃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梦幻世界中，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心神不宁了。
战时，成千上万心怀恐惧的士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要么在压力之下精神崩溃。让我们举个例子，说的是威廉·卡赛流斯的事。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说的一个得奖的故事：
“我加入海岸防卫队之后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这边最可怕的一个单位。他们让我管炸药。想想看，我不过是一个卖小饼干的店员，现在居然成了管炸药的人！光是想到站在这千万吨的TNT顶上，就会让我吓得连骨髓都冻住了。我只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而我所学到的那些知识更让我内心充满了恐惧。
“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奉命执行任务的情形。那天又黑又冷，还弥漫着浓雾，我奉命到新泽西州的卡文角露码头。我负责船上的第五号舱，和五个码头工人一起工作。他们身强力壮，可是对炸药却一无所知。他们正将重2000～4000磅的炸弹往船上装，每一个炸弹都包含一吨TNT，足够把那条旧船炸得粉碎。我们用两条铁索把炸弹吊到船上，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万一有一条铁索打滑了，或者是断了，噢，我的天呀！我可真是害怕极了。我浑身颤抖，嘴里发干，两条腿发软，心跳得几乎从胸中蹦出来。可是我不能跑开，那样做就是逃亡，不但我会丢脸，我的父母也会跟着丢脸，而且我可能因为逃亡而被枪毙。我不能跑，只能留下来。我一直看着那些码头工人毫不在乎地把炸弹搬来搬去，心里总是想着船随时都会被炸掉。
“在我担惊受怕、战战兢兢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开始运用我的普通常识。我跟自己好好谈了谈，我说：‘你听着，就算你被炸死了，又怎么样？你反正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死法倒痛快得很，总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吧。不要做傻瓜，你不可能永远地活着，这件工作不能不做，否则就要被枪毙，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做得开心些。’
“我这样对自己说了好长时间，然后觉得轻松些了。最后，我克服了忧虑和恐惧，让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况。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经历。现在，每当我要为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而忧虑的时候，就会耸耸肩膀说：‘忘了吧。’”
好极了，让我们大声欢呼，为这位卖饼干的店员欢呼。
“对必不可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399年说的。然而在今天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人们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对必不可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
因此。要在忧虑毁了你以前，先改变忧虑的习惯，下面是规则的第四条：
“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让忧虑“到此为止”
假如我们能给生活中的各种忧虑划出一个“到此为止”的界限的话，我们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快乐。
你是否想知道如何在华尔街赚钱？当然，恐怕至少有100万以上的人想知道这一点。如果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本书恐怕就要卖一万美元一本了。不过，这里却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而且很多成功的人都加以应用。讲这个故事的人叫查尔斯·罗伯茨，他是一位投资顾问。
“我刚从得克萨斯州来到纽约的时候，身上只有两万美元，是我朋友托付我到股票市场上来投资用的。我原以为，我对股票市场懂得很多，可是后来我赔得分文不剩。不错！在某些生意上我赚了几笔，可结果全部都赔光了。
“如果我只把自己的钱都赔光了，倒不怎么在乎。可是我认为把朋友们的钱赔光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虽然他们都有足够的钱。在我们的投资得到这种不幸的结果之后，我实在是很害怕再见到他们，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对这件事情不仅看得很开，而且还乐观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开始仔细研究我所犯过的错误。我下定决心，在再度进入股票市场以前，一定要先弄明白股票市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找到一位最成功的预测专家波顿·卡瑟斯，和他交上了朋友。我相信我从他那里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多年以来一直是个非常成功的人，我知道能做出这样一番事业的人，不可能全靠机遇和运气。
“他先问了我几个问题，问我以前是怎么做的。然后告诉我一个股票交易中最重要的原则。他说：‘我在市场上所买的每一宗股票，都有一个到此为止、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比方说，我买的是每股50美元的股票，我马上规定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是45美元。’这也就是说，万一股票跌价，跌到比买进价低5美元的时候，就立刻卖出去。这样就可以把损失只限定在5美元。
“‘如果你当初买得很聪明的话，’这位大师继续说道，‘你的赚头可能平均在10美元、25美元，甚至于50美元。因此，在把你的损失限定在5美元以后，即使你半数以上的判断错误，也能让你赚很多的钱。’
“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个办法，从此便一直使用，这个办法替我的顾客和我挽回了不知几千几万美元。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所谓‘到此为止’的底限原则，也可以用于股票市场之外的地方。我开始在财务以外的忧虑问题上也给自己划下‘到此为止’的界限，我在每一种烦恼和不快的事情上，都加了一个‘到此为止’的限制，结果真是太妙了。
“举个例子吧：我经常和一个很不守时的朋友共进午餐。他以前总是在我的午餐时间过去大半后才赶来。而现在我告诉他说：以后等你‘到此为止’的限制是10分钟，要是你在10分钟以后才赶到，那我们的午餐就算告吹——你来也找不到我了。”
我真希望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就学会了将这种“到此为止”的限制用在我的每一个方面——我的缺乏耐心、我的脾气、我的自我适应的欲望、我的悔恨以及所有精神与情感的压力上。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要抓住每一个可能会摧毁我思想平静的情况呢？为什么不会对自己说：“这件事情只值得担这么一点点心——没必要去操更多的心……”
不过，我至少觉得自己在一件事上做得还不差，而且那是一次很严重的情况——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危机——当时我几乎眼看着我的梦想、我对未来的计划，以及多年来的工作付诸流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决定终生以写小说为职业，想做个弗兰诺、杰克·伦敦或哈代第二。当时我充满了信心，在欧洲住了两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用美元在欧洲生活，开销算是很小的。我在那儿过了两年，从事我的创作。我把那本书命名为《大风雪》，这个题目取得实在太好了，因为所有出版家对它的态度都冷得像呼啸而刮的大风雪一样。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这部作品一文不值，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天分和才能的时候，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
我茫然失措地离开他的办公室，哪怕他当时用棍子当头敲我，也不会让我更感到吃惊，我简直是呆住了。我发现自己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必须作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往哪一个方向转呢？几个星期以后，我才从茫然中醒来。在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过“给你的忧虑划下‘到此为止’的限制”的说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所做的正是这件事。我把费尽心血写那部小说的两年时间看做是一次可贵的经历，然后从那里继续前进。我回到组织和教授成人教育班的老本行，有空的时候写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书。
我是不是很高兴自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呢？现在每当想起那件事情，我就得意地想在街上跳舞。我可以很坦诚地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哪一天或哪一个小时后悔我没有成为哈代第二。
在100年前的一个夜晚，当一只鸟在华登湖畔的树林里鸣叫的时候，梭罗用鹅毛笔蘸着自制墨水，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件事物的代价，也就是我称之为生活的总值，需要当场交换，或在最后付出。”
换个方式来说：如果我们以生活的一部分来付出代价，而且付出得太多的话，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傻子。这也正是吉尔伯和苏里文的悲哀：他们知道如何创作出快乐的歌词和曲子，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他们写过许多世人非常喜欢的轻歌剧，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脾气。他们有一次竟然为了一块地毯的价钱而争吵了好多年：苏里文为他们剧院买了一块新地毯，可是当吉尔伯看到账单时，非常恼火。这件事后来甚至闹上了公堂，从此两个人到死都没有再交谈过。
苏里文为新歌剧写完曲子之后，就把它寄给吉尔伯；而吉尔伯填上歌词之后，再把它寄回给苏里文。有一次，他们不得不同时上台谢幕，于是他们站在舞台的两边，分别面朝着不同的方向鞠躬，这样才不至于看见对方。他们就不懂得在出现矛盾和不快的时候，划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却做到了这一点。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次，林肯的几位朋友攻击他的一些敌人，林肯说：“你们对私人恩怨的感受比我更多，也许我这种感觉太少吧。可是我向来以为这样很不值得。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把时间花在争吵上，要是哪个人不再攻击我，我也不会再记他的仇。”
我真希望我的伊迪丝姑妈也能有林肯这样宽以待人的胸襟。她和姑父法兰克住在一栋被抵押出去的农庄上。那里的土质很恶劣，灌溉条件也差，收成自然不好。他们的日子很艰难，每一个小钱都得省着用。可是伊迪丝姑妈却喜欢买一些窗帘和其他的小饰物来装饰家里，她曾向密苏里州马利维里的一家小杂货店赊购这些东西。姑父法兰克很担心他们的债务无法还清，而且他是个很注重个人信誉的人，不愿意欠债，因此他私下里告诉杂货店老板，不让他太太再赊账买他的东西。
当她听说这件事之后，大发怒火——那时离现在差不多有50年了，可是她还在发脾气。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她说起这件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快80岁了。我对她说：“伊迪丝姑妈，法兰克姑父这种做法的确不对，可是你没有觉得，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你差不多埋怨了半个世纪，这难道比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坏吗？”
伊迪丝姑妈对她这些不愉快的记忆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她付出的是她自己内心的平静。
富兰克林小的时候，也犯了一次70年来一直难以释怀的错误。当他7岁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一个哨子，于是他兴奋地跑进玩具店，把他所有的零钱放在柜台上，也不问问价钱就把那个哨子买了下来。“然后我回到家里，”70年后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吹着哨子在整个屋子里转着，对我买的这个哨子非常得意。”可是等到他的哥哥、姐姐发现他买哨子多付了钱之后，大家都来取笑他。而他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我懊恼地痛哭了一场。”
很多年之后，富兰克林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做了美国驻法国的大使。他还记得因为他买哨子多付了钱，使他得到的痛苦多过了哨子所给他的快乐。
富兰克林在这个教训里学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当我长大以后，”他说，“我见识到许多人类的行为，我认为我碰到很多人买哨子都付了太多的钱。简而言之，我认为，人类的苦难部分产生于他们对事物价值作了错误的估计，也就是他们买哨子多付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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