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计算了一下位置和距离，告诉自己：‘只有炸弹直接命中，我才有可能被打死在这个又深又窄的散兵坑内。’于是，我又算出了直接命中的比率，大概还不到万分之一。这样想着，过了两三夜，我平静下来，后来即使敌机来袭的时候，我也睡得非常安稳。”
美国海军也常常利用平均率统计出来的数字，来振奋士兵的士气。一位以前曾当过海军的人告诉我，当他和他船上的伙伴被派到一艘油轮上的时候，他们都吓坏了。这艘油轮运的都是高标号汽油，因此他们都认为如果这艘油轮被鱼雷击中的话，就会爆炸，每个人都难逃一死。
可是美国海军有他们的办法。海军部队给他们发了一些统计数字，指出被鱼雷击中的100艘油轮里，有60艘并没有沉到海里去；而真正沉到海里的40艘里，只有5艘是在5分钟之内沉没的。那也就是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跳下船逃生，在船上丧命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样对军队的士气有没有帮助呢？“知道了这些平均数字之后，就使我的忧虑一扫而光。”住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克莱德·马斯说，“船上的人都感觉轻松多了，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是机会，根据平均数字来看，我们大概是不会死在这里的。”
因此，要在忧虑摧毁你以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下面是规则的第三条：
“让我们看看以前的记录，让我们根据平均率问问自己：现在担心会发生的事情，可能发生的机会是多少？”
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对必然的事轻快承受，就像杨柳承受风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们也要承受一切事实。
小时候的一天，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在北密苏里州一栋荒废的老木屋的阁楼上玩耍。从阁楼爬下来的时候，我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儿，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当时带着一枚戒指。就在我跳下去的时候，那枚戒指钩住了一颗铁钉，结果我的整根手指都被拉断了。
我吓坏了，立即尖叫了起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是我的手好了之后，我再也没有为这件事烦恼过。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我现在根本不会想到我的左手只有三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
几年前，我碰到了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中开运货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整个左手都没有了。我问他缺了那只手是否觉得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穿针的时候，我才会想起这件事情。”
如果有必要，我们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种情况，使自己适应它，然后完全忘了它。
我经常想到刻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纪老教堂废墟上的一行字：“事实就是这样，而不是别样。”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们是这样，就不可能是别样。当然，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不可避免的情况而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否则我们只有用忧虑来摧毁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弄得精神崩溃。
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给过我们这样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能够接受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南的伊丽莎白·康黎，却是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个道理的。下面是一封她最近写给我的信：
“在美国庆祝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那封信上说，“我接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一封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过了不久，又有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命运对我很好，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努力将这个侄儿抚养成人。在我眼里，他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以前的努力，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然后却来了这封电报，我整个的世界都被无情地粉碎了，觉得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漠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爱的侄儿会死？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活——却要让他死在战场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离开家乡，把自己淹没在眼泪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备辞职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经忘了的信。这封信是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侄儿写给我的。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给我写了这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你就能挺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教给我的那些美丽的真理：不论在哪里，也不论我们离得有多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要勇于承受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反复读着那封信，觉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对我说话。他好像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坚强些，挺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掩藏在微笑之下，继续活下去。’
“于是，我再度回去工作，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告诫自己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将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给前方的士兵写信——他们是别人的儿子；晚上，我又参加了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新的变化。我不再为已经发生而且永远过去的事情悲伤，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黎学到了我们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道理，即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无法回避的事情。这一课可不是很容易学会的。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也常常会提醒他们自己必须这样做。例如，已故的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的宫殿墙上挂有下面这几句话：“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后悔。”叔本华则以下面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时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受。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要战胜它们。也许我们会认为自己办不到，但事实上，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这样说：“人生加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样——失明，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忍受的。”
但是这种不幸偏偏降临了，在他60多岁的时候，他低头看地上的地毯，色彩整个是模糊的，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个眼科专家，证实了那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在他身上发生了。
塔金顿对这种“无法忍受”的灾难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于还能运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时时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他的视线，可是现在，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它要到哪里去。”
当塔金顿完全失明以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哪怕是我五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无论我们是否清楚这一点。”
塔金顿为了恢复视力，在一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没有，他知道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所以惟一能减轻他痛苦的办法就是勇敢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他住进大病房里，和其它的病人在一起。他试着去使大家开心，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的手术时，他竟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里动了些什么手术——他总是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有了这种技巧，能够为像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东西动手术了。”
一般人如果经历12次以上的手术和长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都会变成神经质了。可是塔金顿却说：“我可不愿意把这次经历拿去换一些更开心的事情。”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灾难，使他了解到生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了富尔顿所说的“失明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这句话的道理。
相反，如果我们因此而退缩，或者是加以反抗，或者是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知道，因为我就亲身试过。
有一次，我拒绝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结果我失眠了好几夜并且痛苦不堪。我开始让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这样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这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应该在好几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诗句：
咦，要像树和动物一样，
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干了12年放牛的工作，从来没有看到哪一头母牛因为草地缺水而干枯，或者天气太冷，或者是哪头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恼火过。动物都能很平静地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或者是胃溃疡，它们也从来不会发疯。
这是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俯首帖耳呢？不，绝对不是这样，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那么，为了保持我们的理智，我们就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了。
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霍基斯院长曾告诉我，他为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他的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数都数不清，
有些可以救，有些难治好。
如果有希望，就应把药找，
要是没法治，干脆就忘了。
在写这本书书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美国许多有名的商人。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压垮。下面就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创设了遍及全国的潘氏连锁商店的潘尼告诉我：“哪怕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也不会忧虑，因为我看不出忧虑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我会全力以赴争取做好自己的工作，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欣然接受。”
亨利·福特也告诉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我没办法处理的事情，”他说，“我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当我问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凯勒先生，他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碰到很棘手的情况，凡是想得出办法解决的，我都努力去做。要是我不能解决的，我就干脆把它撇开。我从来不替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能说这些影响都从何而来。既然这样，何必为它们担心呢？”如果你说凯勒是个哲学家，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困窘，他只是一个很好的商人。可是他的意思，正和19世纪以前，罗马的大哲学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论相似。“快乐之道无他，”依匹托塔士告诫罗马人，“我们的意志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要去忧虑。”
莎拉·班哈特可以说是最懂得如何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了。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可是后来，她在71岁那一年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还告诉她必须把腿锯掉。
事情是这样的：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遇到暴风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伤，染上了静脉炎和腿痉挛。那种剧烈的痛苦，使医生觉得她的腿必须锯掉。这位医生有点怕把这个消息告诉脾气很坏的莎拉。因为他认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一定会使莎拉大为恼火。可是他错了，莎拉只是看了他一阵子，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真的非这样不可的话，也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
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泣。她却朝他挥了挥手，面带微笑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在去手术室的路上，莎拉一直在背她演出过的某场戏中的一句台词。有人问她这样是不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她却说：“不是，我是想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的压力可大得很呢！”
当手术完成，恢复健康之后，莎拉又继续环游世界，她的观众又为她着迷了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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