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论人生(7)

　　旅行对年轻人来说是教育的一部分，对老年人来说是阅历的一部分。如果对一个国家的语言还没人门就去该国旅游，这是去上学而不是去旅行。我很赞成年轻人随着导师或可靠的同伴去旅游，只要那导师或同伴以前曾经到过那个国家并且懂得该国的语言。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告诉同去的年轻人在所去的国家哪些景观值得一看，哪些人物值得结识，在那里可以学到什么。否则的话，年轻人到了外国，有如蒙上眼睛一样，很少能够看见外面的世界。奇怪的是，在海上航行时，除了蓝天和大海什么也看不到，然而人们却常写日记曰在陆地上旅行的时候，尽管有许多层出不穷的新奇事物，人们却常常忽略写日记，似乎偶然见到的事物比用心观察的事物更值得记载。所以，还是应该记日记。在游历中应该观察的是：君主制国家尤其是当他们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冤、法庭当他们开庭的时候冤、宗教法院教堂、僧院以及其中的纪念品冤、城市的墙垣与堡垒、商埠与港湾、古物与遗迹、图书馆、学院、辩论会、演讲如果有的话冤、航海业与海军、大城附近壮丽的建筑与花园、武库、兵工厂、国家仓库、交易所、马术训练、剑术、军操（以及与此类似的事物冤、上流人士所去的戏院、金缕玉衣般的珍藏、木器与珍玩，最后还有任何当地值得记忆的事物。关于这一切那当导师或仆人的是应当问清楚的。至于那些盛典、宫剧、宴会、婚礼、出殡、杀人以及此类的景象，是无须乎记忆的，然而也不可忽略。如果你把一个年轻人的游历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并且要他在短时间内收集到如此多的信息，有些事情是他必须得做的：第一，如上所述，他出发前一定要对那个国家的语言略知一二。然后他必须找一个熟悉那个国家风土民情的同伴或导师，如上面所说的那样。他还要随身带上有关所要去国家的地图或书籍，这些将成为他访问观察的最好向导。他还应当记日记。在一个城或镇中不能呆太久，停留时间的长短取决于那个地方的价值，但不可过长。不仅如此，当他住在一个城市的时候，他应当把住所由城市的一端或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端或另一个地方，这样他就会结识更多的朋友。他应当和他的同乡分开，不要来往过于频繁，而且还要去那些可以邂逅所在国家的上流人士的地方吃饭。在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应当设法让别人给介绍一些名流，并且住在有可能结识他们的地方。这样一来，这人就可以在想见或想了解的事物上替他帮忙。从而他就可以缩短旅程，同时又获得更多的益处。至于说在旅行中寻求友谊，最有益处的就是和各国使节的书记或私人秘书交往，这样，一个人虽在一个国家旅行却可以汲取到许多国家的知识。他也应当拜访一下各界在国外都很显赫的名流，这样他也许可以看出这些人的生活与他们的声名有多少相符之处。至于争斗，那是必须要小心谨慎避免的。争斗的原因通常是为情人、饮酒祝寿、地位以及语言。并且一个人应当注意如何与易怒和爱吵架的人交往，因为这些人会把他卷人他们的争吵中去。当一个旅行者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不能把曾经游历的国家完全置之脑后，而应当与他所结交的最有价值的异国朋友保持书信往来。而且，他的国外经历最好是在他的谈话中出现，而不是通过他的服装和举止来体现，即使在谈话中也最好是谨慎地回答问题，而不是急于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且他应当让别人看出，他并没有因外国的一些东西而改变本国的习惯，只是把从国外学来的精华，移植到了本国的风俗之中。

　　论王权

　　想要的东西很少，但却有很多顾虑，这是一种十分可悲的心理。然而，做帝王的很多便是如此情形。他们因为自己至尊巳极，所以没有什么可希冀的，这让他们的精神显得有些萎靡不振。同时他们的脑海中又有许多关于危难和灾祸的画面，这又使他们达不到心境澄明的境界。这也就是《圣经》中所谓“天难测，地难测，君心更难测”的原因之一。因为畏惧的东西很多，而想要的东西却没有多少，其余的欲望就没有了主脑，心智就不再那么井然有序，这种心理会使得任何人的心都难以揣测。因此有许多君王常常为自己寻找一些欲望，并醉心于一些琐碎之事：有时是一座建筑，有时是创立某种秩序，有时是擢升一个人，有时是专精于一门技艺，如尼罗善于操琴，达密善于射箭，可谟达斯善于击剑，卡剌卡拉善于驾驭，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可思议的是，有些人竟然不知道下列的原理院人们更乐意从事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且从中得到乐趣，而不愿意在大事上倾注心血。我们也常见那些早年曾幸运地征服他人疆土的帝王，因为不能永远保持进取，就遭遇到了一些挫折，幸运之神也就不再眷顾他了，在晚年变得很迷信而且郁郁寡欢。例如亚历山大大帝，代奥克里先，还有我们都记得的查理五世，以及其他的君王的所作所为即是如此。因为那些一贯战无不胜的人在后来碰了钉子的时候，都不免要自轻自贱，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他了。

　　现在来说说王权的真正气度，那是很少也很难保持的，因为真正的气度和失常的气度都是由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然而掺和相反的事物是一件事，交换相反的事物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阿波郎尼亚斯答维斯帕显的话是最有教育意义的。维斯帕显问他院野是什么造成了尼罗的颠覆·”阿波郎尼亚斯答道院“尼罗善于调弦弄瑟，可是在政治方面，他有时把螺栓拧得很紧，有时又放得太松了”。毫无疑问，有时恩威并施，忽然过度松弛，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平衡的政策变换更能破坏权威的了。

　　这是真的，近代人讲起国君的事情时，他们的智慧多在巧妙地避免和转移迫在眉睫的危险，一切都不是建立在坚固合理的基础之上，自然不能避免危险。但是这简直就是在和幸运之神争权夺利。人们也应当小心，不可忽视或容忍变乱的厚积薄发，因为没有人能防微杜渐，也没有人能够看出燎原的星星之火将从什么地方来。君主的事业中会有很多艰巨的困难，然而，最大的困难常常是在他们自己的心里。因为作帝王的人有矛盾的欲望实在不足为奇院野君王们的欲望多是强烈而又自相矛盾的。”权势的自然弱点就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却不肯忍受那必需的手段。

　　君主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跟邻国、王妃、子女、高级僧侣或教士、贵族、第二流的贵族或绅士、商人，平民和兵士。因为，假如他不谨慎对待的话，所有的这些方面都可能成为危难的发端。

　　先说他们的邻国。关于这点除了一条永远可靠的定理外别无其他普遍的定理可说因为形势总是变化多端冤。那就是院为人君者应当保持高度警惕戒备，不要使任何邻国通过扩张领土、贸易人侵、外交手腕等等此类的手段冤强大到比以先更能为威胁本国的程度。要预测并防止这种情形发生是某个政府部门永远的工作。在从前三大君主一就是英王亨利八世，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皇帝查理五世一当欧洲领袖的时候，他们之间互相监督制约，三位之中谁也不能得寸土之地，不然的话，其余的两位立刻就会把这种情形纠正过来，其方法或者是通过联盟，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会发起战争，无论如何也决不会贪一时之利而讲和。又如奈波尔斯王飞迭南，劳伦斯·麦地奇与卢道维嘻斯·斯福尔察（二人都是霸君，一个是佛罗伦斯的，一个是米兰的）缔结的那个联盟，即古察迪尼所说的意大利的保障，与之有些相似。还有经院学派中某些学者的意见，即使是因为先受到伤害或挑衅而宣战仍是不义之师，这种意见是不可取的。毫无疑问，因为敌人虽然还没有开战，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见临近的祸患，这也算是战争的正当理由。

　　至于后宫妃嫔，她们之中不乏一些残酷无情者。丽维亚因为毒害丈夫而臭名昭着；罗克撒拉娜，梭利满的王后，也就是杀害那位赫赫有名的王子苏丹穆斯塔法的人，并且虐待他的家人和子嗣；英王爱德华二世的王后带头废除并杀害了她的丈夫。因此，当后妃为了立自己的孩子为储君而施展阴谋诡计的时候，或者当她们有外遇的时候，这种危险是最应当防范的。

　　至于子嗣，同样的，由他们而来的灾难和所招致的不幸也不胜枚举。一般来说，如果父亲对儿子产生猜忌之心，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幸的。穆斯塔法之死前面我们巳经提到过这个名字冤对梭利满王室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土耳其王室自梭利满以致今日的王位继承都有不正之嫌，恐怕有外来的血统。因为有人认为塞利马斯二世是私生子。克瑞斯帕斯是一位非常温顺的年轻王子，却被康士坦丁努斯大帝所杀，这同样是他那个王室的致命伤。因为康士坦丁努斯的两个儿子，康士坦丁努斯和康士坦斯，都死于非命。他另外一个儿子，康士坦洽斯，结局也不怎么好，他虽然确实是病死的，但是他是在丘利安努斯起兵之后死的。马其顿王腓力普二世的王子德米垂亚斯的死，让他的父亲受到了报应，因为他的父亲是悔恨而死的。类此的例子很多，但是父王因这种猜疑之心而得到益处的例子却是很少或没有，唯有在做儿子的公然举兵反叛的时候，那可算是例外，如塞利马斯一世远征巴亚塞提，以及英王亨利二世的三太子。

　　至于高级僧侣，在他们有权有势的时候，也会带来危险，如安塞尔马斯和坎特白雷大主教汤玛斯·拜开提的时代尤其如此。这两个人几乎以他们的圭杖与帝王的刀剑相争，但是奇怪的是，他们所与之抗衡者竟是傲慢冥顽的君主，即威廉·鲁夫斯，亨利一世与亨利二世。这种危险并非来自僧侣阶层本身，只有在以下这些情形中，才是有危险的：当他们倚仗国外的势力的时候曰或者在僧侣们的人选当权不是由君主任命，而是由民众直选出来的情形之下。

　　至于贵族，哪怕是对他们稍为疏远一点，也不足为过。但是，如果压制他们，也许可以使国君的权力更加集中，但是却不太安全，也不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本人在拙着《英王亨利七世本纪》中提过这一点，即亨利七世是压制贵族的，因此他统治的时期充满了艰辛与祸乱。因为那些贵族虽然仍旧忠于亨利，但在事业上却不再与他合作了。因此，他就不得不亲自处理所有的事情。至于那第二流的贵族，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散漫的团体。他们有时候也许会大放厥词，但是那是一点害处也没有的；并且，他们对高级贵族来说是一种平衡力，使他们不能过于强大；最后，他们因为是与一般人民最接近的掌权者，所以他们也是最能缓和民乱的。

　　至于商人，他们可算是国家的命脉；要是他们不富有，那么就像一个国家也许有健康的四肢，但血管却是空的，严重缺乏营养。对国君的收益来说，商人所缴纳的赋税也是无所谓的，因为他在小处得来的在大处失去了，那就是各项税率虽然增加，而商业的总额却被减削了。

　　至于平民，除非他们有非常伟大英明的领袖，或者国君对于他们的宗教问题、风俗或生计加以干涉的时候，他们是不具有什么危险性的。

　　至于军人，当他们在一起过集体生活，并且惯于接受赏赐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危险的阶级。如此的例子我们参见土耳其之亲卫兵与罗马之护卫军。但是，将士兵分成等级，给以装备，由好几个将帅统领，并且不加赏赐，即便是用以自卫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为人君者有如天上的星宿，能造福天下也能招致祸端，虽然他极尽尊荣，却要整日操劳。一切关于帝王的箴言，实际是包含在以下两句铭语里院野记住你是人”和“记住你是神或者神的代表”。前一句话约束他们的权力，后一句话控制他们的欲望。

　　论议事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给予忠告的信任。因为在别人的信任中，人们不过是把生活的某些部分委托给他人院如田地、产业、子女、信用以及一些个别事项。但是，他们却会把自己生活的全部都托付给那些他们认为是浄友的人。由此可见，这些进言之人不得不肩负起所有的信赖和忠诚。最聪明的人君不会认为浄言会有损于他们的威信和才干。连上帝自己也是离不开浄言的，并且他把进言这件事定为圣嗣的尊号之一院野进言者”。所罗门曾经说过院“采纳忠言，才是安全之道。”凡事都有一个前因后果，果不因为言论的辩驳而横生枝蔓，必将会随着幸运的波涛而上下颠簸，自始至终都会飘摇不定，好像一个醉酒之人步履蹒跚的样子。所罗门的儿子发现了言论的力量，就如同他父亲发现了言论的必要性一样。因为上帝宠爱的那个国家是最先被谗言所分裂和颠覆的。这个谗言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可说是上天赋予它的，以教训世人如何可以看出谗言来冤院在人的方面，是年青人的意见；在事的方面，是主张暴力的言论。

　　早在古代，人们就巳经形象地阐明：帝王与浄言如何息息相关以及帝王应该如何善用浄言。其一，古人说丘比特娶了墨提斯，而墨提斯就是浄言的化身。他们借这个寓言表示君权与浄言是应该合二为一的。其二就是这故事的下文，古人说丘比特娶了墨提斯之后，她怀了他的孩子，但是丘比特却不肯等到她生产，就把她吞人了腹中，因此他自己竟然也怀孕了，后来就由头中生出了全副武装的帕拉斯。这个荒唐的神话暗寓为君之道的秘密，也即人君应当如何利用朝议。第一，做帝王的应当把事情交付给朝议，这就好像授胎怀孕的过程一样，但是通过论证，这些事情巳经孕育成型之后，帝王却不让朝议继续支配主宰这些事情，好像非仗着他们不可似的。反之，却要把这些事情收回自己的手中，并且要使世人看来那号令及最后的决断（这些号令及决断，因为它们发出的时候是审慎而且有力的，因此可以用全副武装的帕拉斯来比喻）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并且不仅是由他们的威权而来，而且还是他们的脑筋及智谋的结晶这样就更可以增加他们自己的威望了冤。

　　现在让我谈谈浄言的害处及其补救之道。人们认识到，征求和采纳浄言的害处有三：第一，泄露很多事情，因此也显得不是那么机密了。第二，君主的权威被减弱，好像他们不能自己作主似的。第三是谗言的危险，因为这些谗言对进言者来说比对纳言者更为有利。因为这三种害处，所以意大利的理论和法兰西在某几位君王执政时期的实践——创立枢密内阁制，这是一种比疾病本身更糟糕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