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很少有人会是幸福的。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全体居民分成道德观和信仰极不相同的群体。这种情况始于宗教改革运动。或许有人会说，从再早一些的文艺复兴时代就开始了，自此以后，分化更为显著。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不仅在神学，而且在许多更为具体的事情上都产生了分歧。贵族所允许从事的各种活动，却是资产阶级不能容忍的。还有那些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他们不承认宗教仪式的礼拜。
今天，在整个欧洲大陆，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明显地分化为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各种派别。
在欧洲国家，分化更是多种多样。在有的群体里，艺术得到尊重；在别的群体里，只要是现代的，都被视做邪恶。在有的群体里，对英帝国的忠诚是最高尚的道德；在别的群体里则被看做不道德，或是一种愚蠢。保守型的人认为通奸是极其邪恶的罪行，但是现在有许多人则觉得这即使不值得赞扬，但却是可以原谅的。在天主教里，离婚是绝对禁止的，但在大多数非天主教派里，则把离婚看做是婚姻生活的一种必要的缓解手段。
由于上述这一切观念上的差异，一个具有一定兴趣和信念的人会发现，生活于某一群体中时，自己实际上成了一个被驱逐者；在另一个群体中，则又作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而被接受。许许多多不幸，尤其是青年人的不幸，即由此而产生。
一个青年男子或女子接触到某些新思想，但是却发现这些思想在他或她生活的环境中受到诅咒。于是这个青年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把自己所熟悉的惟一环境当做整个世界的代表。他们难以相信，在另一个地方，在另一个群体中，他们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而不敢申言的观点会被当做普通常识而接受。正是由于对世界的无知，人们经受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痛苦，有时只是在青年时期，而且也使人面对敌对环境，为了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这一不必要的任务，消耗浪费了巨大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他们的逻辑推理，99％的人会产生胆怯心理，不敢去接受这些思想。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简爱》的作者勃朗特姊妹，在她们的书出版以前，从未遇到过任何同她们意气相合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艾蜜莉。她很勇敢，具有高尚的气质，但是却影响了夏绿蒂，尽管她很有才华，但她的世界观大体上依然属于家庭教师这一类。
布莱克同艾蜜莉·勃朗特一样，生活在精神极为孤独的环境中，但也同她一样，他的勇气足以抵挡其消极影响，因为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正确和评论家们的错误。
他对舆论的态度从下面几行诗中可以看出来：
我曾经知道的惟一那个人
他几乎没有使我呕吐
是富塞利：他既是土耳其人又是犹太人
因此，亲爱的基督朋友们，你们又如何？
但是没有多少人在他们的内心生活中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同情的环境为幸福所必需。当然，对多数人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具有同情心的。这种环境把流行的偏见灌输到青年头脑中，使他们本能上同周围到处都接触到的信仰、习惯合拍适应。但是对为数不少的人，其中几乎包括了所有具有聪明才智、艺术才华的人来说，这种默认态度是难以接受的。
比方说，一个人生长于某一乡村小镇，在年纪很轻时就发现自己为一种敌对态度所包围，它对一切有益于心理健康发展的事物都加以敌视。如果他想读一些严肃正经的书，其他孩子就瞧不起他，老师则说这种书是蛊惑人心的；如果他对艺术发生兴趣，他的同辈人会觉得他没有男子汉气质，年长一些的则认为他不正经。不管他向往的职业如何体面，只要他生活的那个圈子里是很少见的，别人就会说他想出人头地，还会说，他父亲干的那一行对他来说才真正合适。要是他稍稍显出一点苗头，企图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是政治倾向，他就很可能碰上大麻烦。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对大多数具有特殊才能的青年男女来说，青春期成了一个不幸的时期。对那些更为普通的同伴来说，则是一个高兴快活欢乐的时期，但是前者希望学习更为正经、严肃的东西，而这一切在他们所生长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在他们的兄长或是同代人身上都无法寻到。
当这类年轻人上了大学，他们可能会找到志趣相投者，并度过几年幸福时光。如果他们很幸运，那么在大学毕业后，他们可能会找到这样的工作，这种工作能使他们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侣伴：一个有才智的人，在伦敦、纽约一类的大城市中，一般总能找到志趣相投的一群人，在那里他不必故作虚伪束缚自己。
不过要是他的工作迫使他居住在一个更狭小的环境里，尤其是要求他对普通的人们表示出尊敬恭顺，比方说，当一个这样的医生或律师，他或许会发现，在自己整个一生里，都不得不对自己天天见面的那些人隐匿自己的真正兴趣和信念。
在美国，由于土地辽阔，这种情况尤为普遍。在那些极为偏僻的地区，无论是东南西北，都有那么一些孤独的个人，他们从书本上知道，在别的地方，他们会不再感到孤独的，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到那里去生活，只是难得有机会同人作一次志趣相投的交谈。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气质上比布莱克和艾蜜莉·勃朗特稍微弱些的人来说，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使幸福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舆论的独断专横得以减轻或消除，只有这样，具有聪明才智的少数人才能够互相了解，并从各自的社交活动中得到乐趣。
在很多情况下，不必要的胆怯使得问题更为严重。有的人显然对舆论很害怕，有的人则对此漠然置之，对前者来说，舆论总是显得更为恐怖专横。一只狗在人们对它表示害怕而不是轻蔑时，它会叫得更凶狠，也更会咬人。人类社会也同样有这一特点。要是你显示出害怕他们，你等于给了别人捕猎追获的机会，而要是你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因而倾向于对你不加干涉。
当然我不是在提倡极端的蔑视挑战的态度。要是你在英格兰大伦敦皇家自治市肯辛顿持有在俄罗斯很流行的观点，或是在俄罗斯保持在肯辛顿作为传统接受的观点，你得自己为这一后果负责。我考虑的，不是这些极端的形式，而是那些较为和缓和与传统习俗相对的过失行为，诸如穿着不合潮流，不参加某一教派，或是不去读某些智慧之书。
这类过失，如果是情绪轻松地、慢不经心地去做，不是带着挑衅，而是自发随意去做的话，即使在最为保守的社会中也会得到容忍的。渐渐地它就可能取得被默认的精神病患者这样一种地位，允许他去做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就显得难以原谅了。这多半成了某种好心肠与友善态度的问题。
保守的人为人们与传统的决裂所激怒，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决裂是对他们自己的批判。如果一个不因循守旧的人，他能够以友好轻松的态度，向他们，向即使是最愚笨的人说清楚，他并不准备去批评他们，那么他们是会宽恕他的。
但是这种躲避非难指责的方法，对那些兴趣见解完全不可能得到大众同情的人来说，是没有作用的。他们的缺乏同情使得这种人很不安，并且采取一种好斗的态度，尽管表面上他们保持一致，尽量避免尖锐的冲突。因此，那些和自己所处的群体传统习惯不协调的人，往往显得很刺人，不安宁，缺乏广泛的幽默感。同样是这些人，让他们处于另一个别人并不因其观点不同而责怪的群体中，就会完全改变他们的个性，使他们从原来的严肃、羞怯和谦恭转变为愉快、轻松、充满自信；从固执、刚愎，变得平易近人；从以自我为中心变为善于社交，性格外向。
因此，只要有可能，那些发现自己与环境不协调的年轻人，应该积极去选择这样一种职业，这种职业给他们寻找志同道合的伴友提供了机会，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损失一大笔收入。由于他们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常常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他们会很容易想像，自己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偏见全世界都有。在这方面，老一辈的人可以给年轻人不少指导，因为这需要相当的社会经历。
在目前心理分析很盛行的时代，人们往往习惯于这么假定，任何年轻人，如果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原因一定在于他的某种心理失调。我以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举例来说，我们假设有个年轻人，他的父母认为进化论是邪恶的，在这种情况下，使他失去他们同情的惟一原因便是知识问题。当然，一个人与周围的环境失去和谐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并不总是值得花一切代价去加以避免的。当这一环境充满了愚蠢、偏见和残忍时，与它的不和谐倒是一大长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都存在上述情况。
伽利略和普勒有过“危险的思想”（在日本是这么说的），我们时代最有聪明才智的人也是如此，以为将社会意识大大发展，让那些人对由他们的思想意识所激怒的社会敌视态度表示恐惧，这是不可取的。值得去做的是，寻找出一些方法来，使得这种敌视尽可能削弱，尽可能失去其影响。
在今天，这一问题主要见于青年人身上。要是一个人一旦处于合适的职业岗位和合适的环境中，他多半可以逃脱社会的迫害，但是在他尚年轻、他的长处还未经过考验时，他往往处于那些无知者的掌握中，他们以为自己能够对那些一无所知的事情作出判断，当他们知道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有广泛阅历的人懂得还要多时，不禁勃然大怒。许多最终逃出了这种无知独裁的人，经过艰苦的斗争和长期压抑后，他们感到痛苦失望，精神大受挫伤。
有这么一种颇为轻松的说法，似乎天才反正会成功的。根据这种观点，许多人以为对年轻人才能有的迫害不会造成多大危害。但是无论如何，决没有理由接受这种观点，这无疑等于说谋杀终将暴露。显然，我们知道的谋杀案都已经被发现了，但又有谁知道，有多少谋杀案人们从来都没听说过呢？
同样的情况是，我们听到的那些天才都是在战胜逆境后才取得成功的，但是也有许许多多的天才是在青年时期凋萎消失的。
此外，这不仅是个天才问题，还是一个才能问题，这对社会也是同样需要的。而且这不仅仅是个出头冒尖的问题，又是一个既出头又冒尖但又不受失望、能量不遭削弱损伤的问题。基于以上种种理由，不应该对青年的发展横加阻拦。
理想的情况是，老年人应该尊重青年人的希望与追求，但要求青年人去尊重老年人的希望与追求，这是不足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上述任一情况下，是青年一代，而不是老一辈的生活需要关注。当青年人企图去干涉长辈的生活，如，反对丧失配偶的父母再婚，这同老一辈企图去干涉青年人的生活一样是错误的。无论老人还是青年，到了不惑之年，都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有必要，还有犯错误的权利。
如果劝告年轻人在任何大事上都应屈从老一辈的压力，这是不对的。比方说，你是个青年，很想学习舞台表演，父母表示反对的理由是，做演员不光彩，或是社会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他们可能会施加种种压力迫使你就范：他们会说，如果你不听他们的劝告，就把你赶出去；他们说你过不了几年肯定会后悔的；他们会举例来说明，那些年轻人因为匆忙草率作出自己的选择，结果落得个不幸的下场。他们认为舞台演出并不适合你的职业，这当然可能是对的，或许你没有表演才能，音色不好。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不久就会从演员身上发现这一点，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另择职业。
父母的意见不应成为自己放弃努力的主要理由。如果不管他们怎么说，你依然坚持自己的追求，他们很快就会转变想法，而且这种转变比你或他们自己料想的来得还要快些。
另一方面，如果你听到那些内行的人不支持你这么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这种内行的意见对初学者来说是值得听取的。
我觉得，一般说来，除了专家们的意见以外，人们对他人的意见是过于专注了，而且无论事大事小都这样。在不受饥饿、不犯法进监狱这类事上，我们当然应该尊重舆论意见，但是除此以外，在任何事上都对那种不必要的专横独断意见表示自愿屈从，这就很可能在种种方面影响人的幸福。
我们以消费为例，许多人花钱的方式同他们自己的喜好兴趣大相径庭，只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想法，以为要赢得邻居的尊敬，就看自己能否拥有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能否办得起盛大宴请。其实，任何一个有钱买得起汽车的人，如果他宁愿徒步走路，或是去办个图书馆，比起他来，最终会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
当然，我们不必有意去嘲弄舆论，这样将在一种更混乱的情况下，被置于其控制中，但是对它采取真诚的不偏不倚的冷淡态度，就会成为幸福的力量和源泉。一个由这样的男女组成的社会，他们对传统习俗没有过分的屈从，这比起人人行动划一的社会来更加丰富多彩。当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了发展，各种类型的特征都得到保留，这就使我们值得去会见各色新人，因为他们不是我已经见过的人的翻版而已。这曾经是贵族阶层的一个特权，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的地位，允许其作出各种怪僻无常的行为。
在现代世界，我们正在失去这种社会自由的基础，因此很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一致性的危险。我并不是说人们有意去做出什么怪僻行为来，这同因循守旧一样是无意义的。我只是说，人应该顺其自然，只要他自发的兴趣爱好不是反社会的，就应让其自然流露表现出来。
在现代世界，由于交通工具的创造发明，人们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仅仅与自己的近邻来往了。那些拥有汽车的人可以把方圆20英里内的任何人看做自己的邻居。因此他们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来选择自己的朋友。
在一个人口聚居的地区，一个人如果在20平方英里内找不到志趣相投的朋友，那一定是很不幸的。在人口密集的中心，一个人应该熟悉自己的隔壁邻居的观念已经消失，但是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这已经成了一种愚昧的观念，因为在社会交往中已经没有必要依靠近邻了。
现在根据人的志趣爱好、而不仅仅根据地理位置来择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与志趣、见解相同者的交往，增进了人的幸福。可以预期，社会交往有可能进一步朝着这些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还在困扰着人们的孤独会逐渐消去。无疑，这一定会增进他们的幸福，但是这对那些通过摆布他们来得到快乐的因循守旧者来说，这样做肯定会削弱其虐待狂的快乐。
不过，我想这种快乐我们没有必要去关心、或者保护。
对舆论的恐惧，同其他形式的恐惧一样，是压抑性的，它阻碍人的发展。只要这种恐惧心理仍然很强烈，就很难取得任何伟大成功，更不可能取得精神自由，而真正的幸福即源于这种自由，因为只有当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出自于自己的冲动刺激，而不是出于碰巧成为我们邻居、亲戚等人的一时的趣味爱好时，才有可能得到幸福。
对近邻的恐惧无疑比过去减少了，但是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恐惧，即对新闻报纸的恐惧。这同中世纪对行巫者的搜捕是一样令人可怕的。
当报纸找一个或许与人无害的人作替罪羊时，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默默无闻摆脱了这一命运，但是随着宣传手段的日益改进完善，这种社会迫害新形式的危险性也就越来越大。这对作为其牺牲品的个人来说，绝不是一桩靠蔑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不管人们对新闻自由的原则怎么看，我认为应该制订出比现存的诽谤罪更为严厉的法律来，任何使无辜者生活难以忍受的事情都应予以禁止，即使他们偶然做了或说了某事，也不允许恶意地渲染、公开而使他们蒙受不名誉。
然而，根治这种邪恶的惟一办法是，公众方面应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加强容忍态度的最好办法在于，使这样一类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他们享受着真正的幸福，因此不会把对人类同伴的痛苦折磨作为自己的主要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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