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的是不幸福的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幸福的人，这是一件较为轻松的事情。从我与友人们的闲聊，或其著作中，我同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中，幸福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却发现，内省、到国外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等，往往会将这一观点驱赶得无影无踪。在前面我已论述了我的那些文学界朋友的不幸福之处，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在我的生命途中，我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们。
虽说有中间的层次，但幸福大体可分成两类。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做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名称的选择要视被证明的论点而定。而眼下，我却不想证明什么论点，我只想进行描述。
也许区别这两类幸福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而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表示亲切。
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认识一个掘井的人。他好幸福！这个人身材高得出奇，肌肉发达，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当他在1885年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头一回知道存在着这么一个机构。他的幸福并不是源自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新教派之一的安息日会认为的最后胜利，或知识分子认为人生享受所必不可少的所有信条，更是基于身躯的活力，足够的劳动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
我那位花匠的幸福则是同一类的，他长年和野兔作战，他说起那些小动物，就像伦敦警察厅提及不安定分子一样：把他们描绘成行事诡秘、心怀叵测、凶恶残忍，只有同样伶利狡猾的对手才能和他们做一较量。犹如那些聚集在神话传说中凡尔哈拉大厅里的英雄们，他们每天都在追杀着一头能暮死朝生的野猪，我的花匠也能逐杀其死敌，而并不担忧第二天那死敌会毫无影踪。那花匠虽说已70好几了，可他整天不歇手脚。为了干活，他还得走上16里的山路，但欢乐之泉却是享用不尽的，那源头恰恰来自“那些兔崽子们”。
你会说，像我们这样知书达礼的人，享受不到这类单纯的欢乐，如果我们对兔子这般弱小的动物发动战争，我们能体验到什么欢乐呢？照我看来，这一说法实在肤浅。一只兔子要比黄热病杆菌大得多，然而，一个拥有知识的人却会从与后者的搏斗中获得乐趣。就情感内容而言，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得到的快乐，与我的花匠所体验到的是完全相同的，教育所造成的差异仅仅在于产生这种种快乐的活动形式不同而已。
成功的快乐需要一些困难相伴随，使成功最初看来是没有把握的，虽然最终大多是成功了。这或许就是为何不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便是幸福之源的一大原因。低估自身者常常为成功而感到意外，而高估自身者则往往对失败而觉得惊讶。前者的意外令人欢畅，后者的惊讶使人忧伤。因而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无端地自负，也不自卑得连进取心都没有。
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层次中，现今最幸福的人是科学家。其杰出者，感情纯洁，他们从工作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这样他们也能从饮食、甚至婚姻中获得快乐。艺术家们和文学家们将其婚姻生活中的愁眉苦脸看做是礼仪上的必要，而科学家则往往能尽享这古老的天伦之乐，其原因在于：他们智力的较高部分完全被其工作所占用，主人不许这部分智力涉足它们并不擅长的领域。
在现代世界上，科学是进步和力量的标志，因而其重要性既不为科学家、也不为普通人所怀疑，所以，在工作中，科学家是幸福的。由于较为纯洁的情感容易得到满足，科学家便不需要复杂的情感。复杂的情感犹如河水中的泡沫，平缓流动的河水遇上障碍便产生了泡沫。只要生机勃勃的水流没有受阻，那么它便不会掀起小小的浪花，粗心的人则会对其蕴藏的力量视而不见了。
科学家的生活具备了幸福的一切条件：他有一项能充分展示其能力的活动，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大众都是非同小可的。在这方面，他比艺术家要幸运得多。当大众不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时，他们便说这幅画如何糟糕，或这首诗如何蹩脚；当他们不理解相对论时，他们便说自己受的教育有欠缺。
结果便是：爱因斯坦万人敬仰，而丹青能手却在阁楼中饥肠辘辘。爱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画家们却是不幸福的。
以一贯的我行我素来抗衡大众的怀疑态度，在这种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们能把自己关在一个排外的小圈子里，忘却外面冰凉的世界。而科学家则不需要小圈子，因为除了同事，大家都器重他。相反，艺术家则处于要么选择被人瞧不起，要么选择做卑鄙者的痛苦不堪的境遇之中。如果这位艺术家具有一流的才华，那么他必定会招致非此即彼的厄运；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便会有前者的结局；如果他藏而不露，便会有后者的下场。当然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也有过这样的时代，优秀的艺术家们，甚至在他们年纪轻轻时，便为人们所尊重。
16世纪意大利教皇朱利阿斯二世虽说可能亏待了米开朗基罗，但他从不认为米开朗基罗不会作书。现代百万富翁，他可以给江郎才尽的老年艺术家抛掷万贯钱财，但他决不会认为，艺术家们所从事的活动，与他的一样重要。也许这些情况与下述的事实有点关联，即：一般而言，艺术家比科学家要不幸福些。
我以为必须承认的是，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富有才气的年轻人，往往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使其出众的才能得以充分展现的工作而感到不幸福。而在东方国家，情形便两样了。眼下，世界其他地方的青年大概总不如苏联的知识青年们那么幸福。苏联的青年们有一个崭新的世界要去建立，与之相应的，他们有热烈的信仰。老朽们或被处死了；或被饿死了；或被放逐了；或被清除了。这样，他们便不能迫使青年们要么作恶多端，要么无所事事，二者必居其一，就像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里一样。
对有教养的西方人来说，年轻苏联人的信仰或许是无情的，可对这信仰人们又能提出什么异议呢？他们的确在创建一个新世界，一个符合其意愿的新世界，这世界一旦建成，它几乎毫无疑问将使普通的苏联人比起革命前来要幸福得多。它或许不是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所乐于居住的世界，但那些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并不非得去那里生活。因而，从任一实际角度来判断，年轻苏联人的信仰是有理的，除了基于理论的种种批评之外，对这一信仰进行的谴责，说它惨无人道，实在没有任何理由。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外部的政治因素侵扰了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内部障碍。对青年人来说，存在着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而且只要这些活动取得成功，那么青年人便感到幸福。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的民族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着日夜追求的目标——虽说困难重重，但终究会实现。
而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玩世不恭，是安逸和软弱相结合的产物。软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则使这一痛苦的感受变得可以容忍。在整个东方，大学生能期望对大众舆论有更多的影响，但在现代西方，他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东方大学生发财赚大钱的机会比西方大学生要少得多。正因为既不软弱又不安逸，他才成为一个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个玩世不恭者。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来源于大众事业，但即使在将要被处死的关头，他或许比那些安逸的玩世不恭者享有更多的真正的幸福。
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来我校做客，并打算回去在反动势力的区域内建立一所同样的学校，他想，结果将会是他脑袋落地，然而他却是那般恬静与幸福，我只能暗自羡慕。
尽管如此，我又不想说惟有这些非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幸福只降临于少数人身上，因为这些人具有一般大众所缺乏的某种能力和广博的兴趣。并不是只有著名的科学家们才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也不是只有大政治家们才能从鼓吹其事业中得到欢愉。工作的乐趣对每一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他能在运用其技能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而并不要求获得满堂的喝彩。
我曾经认识一位少年时双腿残废的男子，但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却是那么地宁静、幸福。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幸福，是因为他写了一部长达五卷、有关玫瑰花枯萎病的专著，在我眼里，他是这方面的第一流专家。我无缘结识一大批贝壳学者，然而从认识他们的人那儿，我知道研究贝壳给那些乐此不疲的人带来了快乐。
我认识一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排字工，他是所有那些伏身于字体创新者的楷模。但是那些有声望的人对他的真挚敬重所给予他的快乐，还不及他运用技巧时的真实的快乐——这一快乐与优秀的舞蹈家从跳舞之中获得的快乐大致相当。我也认识其他一些排字能手，他们能排数学字体、宗教手稿、楔形文字，或任何冷僻和困难的文稿，我并没有探究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幸福，但在工作时间里，他们那富于建设性的本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人们通常会说，在我们这个机器时代，技术性工作所提供给手艺人的欢乐天地比过去小。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不错，现在的技术工人所做的工作，迥然不同于那些吸引着中世纪行会的活动。但在机器经济中，他仍然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还有那些制造科学仪器和精密机械的人，那些设计师、飞机机械师、司机，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几乎可让技能得以无限发展的行业。
就我以往的观察，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工人和农民并不像汽车或火车司机一样幸福。在自己土地上耕耘的农民，时而犁地，时而播种，时而收获，其劳动形式的确多种多样，但他得看老天爷的脸色，而且他深知这一依赖性。而制造现代机械的人则意识到力量，他感到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当那份工作对大多数仅仅是机器看管者来说是非常乏味的，他们机械地重复着某一操作，很少有变化。但是工作越来越乏味，它就越有可能让机器来操纵。机器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建成这样一种体制：机器做一切令人生厌的活儿，而人类从事变化多端和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在这样的世界上，比起农业产生后的任一时代，工作将变得不再令人厌烦，令人感到压抑。在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人类便决定屈从于单调、枯燥的生活，以减少挨饿的风险。当人们依靠狩猎能获得食物的时候，工作便是一种乐趣，人们不难从富人们仍以这些祖先们的职业为乐事的现象中找到例证。
然而一旦农业站稳了脚跟，人类便进入了平庸猥琐、痛苦悲惨和疯狂愚蠢的漫长时期，直到今天，他们才得以在机器的眷顾下解放自身。感伤主义者当然可以大谈什么与泥土的亲密关系，哈代笔下世故农民的老辣的智慧，等等，但是每个乡下青年人的愿望之一，便是要逃脱忍受风雨旱涝的奴役、漆黑冬夜的寂寞的境地，到城里找活干，工厂和电影院里的气氛却是实在的，有人情味的。友谊与合作是一般人幸福中的基本成分，人们能更充分地在工业、而不是农业劳动中得到它们。
对某一事业的信仰是大多数人的幸福源泉，这里不仅仅指受压迫国家中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而且也包括其他层次的信仰。我所知道的一些人，他们相信英格兰人是十个失传部落的后裔，他们几乎总是幸福的，而那些相信英格兰人只是埃弗雷姆和《旧约全书》中的故事马纳塞部落的人，也是同样的幸福。
但是，我可不想让读者对此产生信仰，因为我不会去鼓吹任何基于对我来说是虚假的信仰之上的幸福。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会怂恿读者去相信，人应该仅仅依靠癖好生活，不过要找一件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也是容易的，而对此事真正感兴趣的人们，则在闲暇时有了一份美差，它足以排解人生如梦的感觉。
与伏身平凡事业相近的是沉溺于某一爱好。在活着的、最杰出的数学家中，有一位将其时间平均分给数学研究和邮票收集。照我看来，当这位数学家在前者毫无进展时，后者便给他带来了安慰。当然集邮不仅仅能排除因难以证明数学理论中的命题而产生的苦恼，而且邮票也不是能被收集的惟一物品。
试想，古老的瓷器、鼻烟盒、罗马硬币、箭簇以及石器所展现的境界，该让你多么地欣喜若狂、心驰神往！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却对这些纯朴的欢乐不屑一顾。我们在小时候体验过它们，但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却认为它们与成人格格不入，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任何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快乐都应得到珍视。
就我而言，我收集河流：我为顺伏尔加而下和溯扬子江而上感到欣喜万分，又为从没见过亚马逊河和南美洲北部的奥里诺科河而百叹遗憾。这些情感可谓单纯之极，然而我并不为它们感到羞怯惭愧。让我们再看一下棒球迷们的激昂欢乐吧，他们以热情而又贪婪的眼光看着手中的报纸。我认识一位美国第一流的文学家，其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十分忧郁。然而和他第一次会面就产生了不同印象。我记得当时电台恰好在报道生死攸关的棒球赛的结局，这位文学家忘了我，忘了文学，忘了我们世俗生活的一切烦恼，他欣喜得狂叫起来，因为他所钟爱的球队获得了胜利。打这以后，我便能读着他的作品不为书中人物的不幸感到压抑了。
不过，一时的狂热和业余的爱好，在多数情况下不是根本幸福之源，它们只不过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暂时忘却难以面对的痛苦的手段。比起其他一切来，根本的幸福更有赖于对人和物的友善关怀。
对人的友善关怀为柔情的一种形式，但不是那种贪婪的、占有的和非得到回报的形式，后者往往是不幸福的祸根。能得到幸福的那一种形式，是喜好观察人们，并从其独特的个性中获得乐趣，它希望使那些与自己有接触的人能表现其兴趣，并得到乐趣，而不是想左右别人，或得到别人的狂热敬慕。
如果一个人以此态度对待他人，那么他便是幸福之源，同时他又是别人友爱的对象，他与别人的关系，无论密切或疏远，都会满足他的兴趣和感情，他不会由于别人的忘恩负义而满脸不欢，因为他将很少得到这种回报，并且即使有，他也不会在意。
在另一个人身上，相同的特性会使那个人怒发冲冠，暴跳如雷，而在他身上，则成为乐趣的来源，心平气和，别人苦苦奋斗所不能取得的成就，在他则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他幸福，因而他将是个愉快的同伴，而这又给他的幸福增添了许多幸福。
但这一切必须是真切的，它决不能产生于自我牺牲的想法，这一想法源自责任感。在工作中，责任感是有效的，但在人际关系中，它却是糟糕的，人们希望彼此喜欢，而不想让别人忍耐、顺从地去忍受。
自然而然、不费功夫地喜欢很多人，也许是个人幸福的最旺盛的源泉。
我在上一段也提到对物的友善的关怀。这说法也许有点牵强，人们或许会说，对物是不可能感到友善的。尽管如此，在地质学家对石块或考古学家对废墟所具有的兴趣中，存在着与友爱相似的东西。对于敌对的而不是友善的事物，人们不可能感到兴趣。一个人因为厌恶蜘蛛，想住到它们较少光顾的地方，所以他也许会收集有关蜘蛛习性的资料。但这一兴趣决不会产生像地质学家得自于石块的那种欢乐。虽然对无生命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不如对待同胞的友爱态度在日常幸福的成分中那么有价值，可是它仍然具有重要性。
世界广阔无垠，而我们自身的力量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幸福都局限于自身的情形之内，那么不向生活索要更多的东西就是很困难的，而贪求的结果，一定会使你连应得的一份都落空。一个人若能凭借一些真正的兴趣，例如16世纪的宗教曲伦特会议或是星辰史等，而忘却其烦恼的话，那么当他漫步回来进入一个无关个人的世界时，定会发现自己觅得了平衡与宁静，使他能用最好的方法去对付他的烦恼，而同时也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幸福的秘诀在于：使你的兴趣尽可能地广泛，使你对你所感兴趣的人和物做出的反应尽量地倾向于友善，而不是敌视。
这里我对幸福的种种可能性作了初步的探讨，下面将作进一步的论述，并对如何回避忧患的心理根源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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