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句。
释迦曾说“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我今此身，永绝后有”。中江藤树疑惑地认为，释迦应不至讲那样傲慢之语。然而这话并非傲慢之语，是人的自觉，文明的自觉。
这与埃及的狮身人面斯芬克斯之谜语的答案“是人”，有一脉相通之处。与古人来自文明的这种人的自觉相比，后世欧洲人由权利产生的个人主义，完全是小气的。中国的天地人，把人与天地并立。《易经》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样的大人，与权力者或神的使者先知无关。
文明若是达到无的境地，就成了绝对的东西，人已经超越生物进化论，从生死轮回中解脱，这正是“我今此身，永绝后有”。
中国汉朝的文明并非比尧舜时代进步，只是变化了。
又到了唐宋以后，仍是没有进步，只有变化。日本文明亦是今天与圣德太子时代相比亦没有进步，只有变化。孟子言必称先王，我们先王已悟得文明的极意，所谓三世诸佛就是说在过去世中已出现诸佛。
《古事记》里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就是神，亦相当于我们在过去世的佛。相形之下，旧约圣经中亚当与夏娃是有罪之人，在西洋人的生活中没有过去佛，亦没有现在佛与未来佛。
现今学校里的历史教育若有文明的体会，则应先拜过去世诸佛。不仅是对历史上的圣贤豪杰，亦对我们先人的那些工匠们。保田与重郎先生所着《日本美术史》中提到，正仓院与当时铸造大佛的工匠们，冬日工作时亦只着单衣，啜稀粥，嚼生菜，比起这样的工作态度，今人坐在电暖垫上摹写佛像，是太过轻薄了。过去世的工匠们亦与诸佛同在。
然而，只凭着敬拜过去佛，是不足以了解一个人的，务必看他对现在佛的认知，才能看出其人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毕竟是孔子，他礼敬担任过周王室守藏吏的老子，也赞美郑子产，乃至对农夫长沮与桀溺亦能欣赏。又释迦到处说观音菩萨的修行与功德，完全是像明治维新的志士对同志一样的热情。唐人的诗里“到处逢人说项斯”，因为敬佩叫项斯的诗人，逢人只与其说项斯，这就是礼敬现在佛。
我今春三月末与梅田女士去京都保田家做客，在主人的书房里礼拜了古代文殊菩萨画像与菅原道真公画像，彼时站在一旁的保田与重郎先生简直像是文殊菩萨与天神现前。在早晨的好天气里，梅田女士与保田先生谈笑风生的模样，典子夫人端茶来的姿态，对我而言一一都是现在世诸佛菩萨的妙相庄严。
孔子说《孝经》，必首称先王。又着《春秋》，第一句便说“春，王正月”，奉当世周天子以纪元。拜过去佛是孝，拜现在佛是尊皇。
明治维新制定纪元节，是大孝之道，又尊当今天皇，一下子成了诸佛菩萨之世。中国辛亥革命当年的孙文等志士，印度独立运动当年的甘地与尼赫鲁等志士，都是现在世的诸佛菩萨。民国初年，青年学生向往胡适之、鲁迅、周作人、梁漱溟等人，不选学校，唯选教授，教授一转任学生亦随之转学。这与日本过去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人对吉田松阴与藤田东湖的向往，诚然是时代的活力。若现在世中有佛，则诸佛菩萨亦会示现，且不是凭靠群众的组织与权力，更不是藉由宗教的力量。
再说未来佛。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大约每隔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起，如今是否正值此时期？这个疑问也形成了对志士们的激励，不同于宗教那种“救世主再来”的软弱。未来佛今日明朝随时可能出现，指的是眼前之事，是故亦称三世诸佛都在现前。
释迦不认为现在世是无佛之世，他悟得自己便是现在世之佛，孔子孟子亦以自己为现世圣贤而求问天意。
而对于眼前的乱世，释迦以慈悲，孔子孟子以敬与亲，对谁都有礼，孔子编选当时的诗三百首，欣然称之曰“思无邪”。
上面说的三世诸佛亦称“三世十方诸佛”。按爱因斯坦所说，时间与空间不过是源自运动的物质，有别于来自文明的悠悠光阴与荡荡天下。去年元旦《读卖新闻》英国历史学者汤恩比撰文说，“此后的世界只有靠着一统才可得救，而这世界一统的观念与经验唯中国民族才有。”
但这不是观念与经验的问题，只有东洋的悠悠光阴与荡荡天下，才能出现三世诸佛菩萨，把来开启世界一统的无限风景。
三世诸佛都依这一智慧度彼岸而获得无上正等正觉。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无上正等正觉。
《论语》中亦讲了同样的事。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又孟子亦说：“先圣后圣，其揆（法）一也。”
我在明治神宫看到明治天皇的书桌上放着《论语》这本书，便想起现在的父母与老师，对下一代应怀有更大的自信去教育才好。此后即便到二十一世纪，亦应不至变成异质的文明。
纵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文明的极致，在于等正觉的正。挂在衣架上的和服，看起来几近正方形，但拆下来重新缝制乃至浆洗时候，就只见长方形的一片片布条，几乎还原成原来的布匹。何以这么简单不刻意的和服能生出那样无限的风姿呢？这即是由于达到了无的境地。其简单不刻意使我明白有天意，而非人力。不知无的境地，不能使用正形正色正音，而费尽心思扭曲使之成为一种趣味，只能说是无明的作为。
正，首在正名，端正名义。子路曾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又孔子回答鲁哀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君者应尽君之本分，为臣者应尽臣之本分，为父者应尽父之本分，为子者应尽子之本分。那不是关系和权利义务之名，而是名位之名。君臣父子之位就如数学的点，有位置而无面积，就是无，就是“如”。
因此，天皇一即位，即成为至善，是世上的绝对的尊严。双亲之位亦是至善，有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日本家庭教导孩子以“嗨”回应，就是这个缘故。
正是真，果若是真花，则菊花樱花莲花亦都是绝对的，没有阶级。若这是正，则自然而然便可平等，所谓等正觉。
释迦当时的印度，因困扰于希腊、巴比伦、波斯的无明的侵袭，首先掀起了一场正名的省悟。
古代西洋在文明消灭之际，没能为物正名，遂出现了怀疑哲学，影响所及，直到后世仍有因正教对异教的憎恶而来的对正名的偏差认知。在印度，从怀疑论到最深刻的否定论，亦即一切无常、一切不真的观念，对此释迦提出“常乐我净”为之正名。而日本与中国的文明未曾濒临那种危境，也就不至走到怀疑论与无常观的地步，直接得到了正名。
觉亦可说是无差别智，归根究底就是明。后世的论师虽常把无差别智比作大圆镜，但显然忘了当初镜子与太阳的联系。我们《易经》有“圣人出而万物睹”，一旦圣人出现，万物顿时展现出来清爽的文明之姿。等正觉犹如我们中国与日本的礼乐，礼即是正名，乐即是平等，礼乐是《易经》所谓的“天下文明”。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咒是日本所谓的“言灵”，又是中国道教所说的“真言”。春秋时鲁大夫叔孙豹说“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言不是工具，而是行。
关于中国古人三句话的解释，我与紫垣隆翁在路经博德时，曾被九州岛岛电力公司的员工问及，我当场回以：
“丰臣秀吉可以说代表立功，圣德太子是立言。圣德太子毕竟比丰臣秀吉伟大。立德指的是日本的天皇陛下。”听了这个回答，紫垣隆翁亦很高兴。
然而，今日言之堕落甚矣。父母、师长都不为子弟立言。日本民族亦不对现今世界立言。前此大东亚战争之败就是因为没有立言。不管有多高的武功，或有某种和平产业的工作，若没有立言就残缺不全。在此我感慨之余，想起了杜牧的诗句：
忽发狂言惊四座。
两行红袖一时回。
真想对这个时代发出一番惊人之语。
要有言，则应有文，文以载言。“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人也要庄严神圣了。中国旧时教人敬纸惜字，若见了今日的光景，对古人更要感到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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