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朱生豪论述了第一方面：“蔡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几千年来蒙蔽于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时代开始觉醒了，当时蔡先生居北大校长的领导地位，对于此一运动的推进实有莫大的功绩。我们也可以说少年中国的萌芽，实在蔡先生的多方面嘘爱之下长成起来的。”在《蔡元培影集》中，作者援引了诸多“五四”运动时期的史料，生动地描述了蔡先生当时不避艰险，为被捕学生获得自由之身而奔走的经过。当学生们被释放之后，蔡先生亲自为学生削梨子。这份拳拳的关爱，后世有哪个大学校长能够企及？
接着，朱生豪谈到第二个方面：“蔡先生是一位有中心思想而无门户之见的学者。他的为学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古今中外，极左极右，都有其深到的研究，自己虽有确定不移的主张，但并不排斥他人的见解，这种宽大能容物的精神，正是为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值得我们效法的。”与这一观点相印证，《蔡元培影集》中谈到蔡元培与胡适之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场争执。胡适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并于短短数年之内即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离不开蔡元培对他的破格任用、离不开蔡元培为他提供的北大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舞台。而胡适并没有因为蔡元培的知遇之恩，就唯蔡氏而马首是瞻，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蔡元培苦心经营的《石头记索隐》是“无稽之谈”。蔡元培则不以为忤，撰文与胡适进行商榷。胡适依然坚持己见，撰文继续批评蔡元培的影射说。这段学术公案让后人神往。在胡，“吾爱校长，吾更爱真理”，学术论争并不伤害私人的情谊；在蔡，笃信并身体力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终于在北大营建出健康的、宽松的学术氛围。
最后，朱生豪概述了蔡先生在教育上的成就：“蔡先生是一个教育家，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虽然历官显要，但始终尽瘁于树人大业。及身的门墙桃李不用说，就是未及亲受教益的，亦莫不受到他的人格，学问，与思想的涵煦。要是新中国的建立是在现在我们这辈青年的手中，那么蔡先生便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一个辛勤的保姆。”作为民国的开国元勋，蔡先生不贪恋权位，一生以教育为己任，开创了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两大教育和学术机构，其影响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将泽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爱因斯坦一生最崇拜的人是甘地，他说过：“后世的人们也许不相信，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与之相似，我们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是：在我们的现代历史上，也出现过蔡元培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郑勇在本书的前言中说：“就是这样一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却直到世纪末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这是蔡先生的悲哀，抑或我们民族的悲哀？”然而，我比郑勇还要悲观——即使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真正发现并认识到蔡元培的意义的国人，究竟有多少呢？蔡先生的墓地，依然孤独地隐没在香港一隅。即使是北大的学子，又有几个人深味了老校长的风骨与神采呢？
流动在网络上的文字
网络就像是阳光下树的影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拉越长。它进入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每一天都会比前一天更加深入。我们渐渐变得像离不开穿衣吃饭一样，离不开网络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开始尝试着把网络一块作为发表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的处女地。看见自己的文字在汹涌的网络中流动，不禁使我想起了一种很久没有玩过的童年的游戏。小时候，我与弟弟一起来到河边，将折叠好的纸船小心翼翼地放进水中。然后，我们充满希望地看着纸船在清澈的流水中缓缓地远去。到了河的下流，小小的纸船，会不会遇到一个真正的有缘人呢？
流动在网络上的具有灵性的文字，一定会收到同样具有灵性的回音。这些回音有可能来自身边，也有可能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
在印刷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发表的禁忌”和“身份的制约”，让有名者更加有名，让无名者更加无名。这所有的一切，都被网络神奇地颠覆了。在八十年代，那个文学成为天空中最闪亮的星辰的年代，刚刚开始文学道路的写作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忍受诸多的屈辱——或者是一封铅印的、冰冷的退稿信，或者是稿件如同黄鹤一去、渺无音讯。那时，发表作品只有唯一的途径，而要敲开那扇紧闭的大门，仅仅依靠作品本身的优秀是不够的。一名粗心的、缺乏鉴赏力的编辑，很可能扼杀一个天才的诞生。即使是金子，也有可能发不出光来。
然而，谁会料到，短短的十多年后，网络会为我们架设起一道彩虹般的桥梁？牛郎可以通过它去寻找织女，书生们也不必担心他们的著作被秦始皇焚烧。上网吧。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在网上随心所欲、走马观花地浏览。我不是网虫，颇少在网络上聊天，但我喜欢网络上的气氛。平等的、民主的、轻快的、自由的，这正是我们真实生活中最缺乏的氛围。我们的日常生活被森严的等级秩序所“格式化”，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见了上级是什么表情，见了下级又是什么表情……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同一套规矩。但是，在网络上，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网络上没有高官显贵，没有巨商富贾，没有“著名”的作家，只有一个又一个面目模糊的、却完全平等的生命个体。他在说话，你可以插嘴；他在骂你，你也可以回敬他。你贴上去的文章，有可能片刻之间便随风而逝，因为你的文章的确写得不好；也有可能一夜之间被网友们贴满大大小小的网站，因为你的文章太好了。这里是最公正的擂台，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权力平等的评委。这里，“著名”的身份帮不了你的忙。
网络使得每一个有天赋的人都能够圆自己的作家梦，也使得每一个有点闲情逸致的人都拥有了涂鸦几笔的场所。而那个“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终于开始崩溃了。在旧时的岁月里，由于偶然因素莫名其妙地成名的老作家们，突然发现他们仿佛从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被甩了下去。世界归根到底还是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像飞鸟、骏马和游鱼一样，在网络上纵情飞翔、奔腾和游弋。
你也许不习惯于网络的芜杂、粗糙，你有可能接受不了网络的零散、变异，但这都将是暂时的。你加入它，适应它，也改变着它。我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临渊羡鱼”到“退而结网”，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网上一日，人间一年”并非夸张的说法。是的，与其让手稿被埋葬在抽屉的深处，还不如让文字闪烁在网络的某一个角落。像搁浅的贝壳回归大海一样。文字是有生命的，它会自动地寻觅另一些跟它有血脉关联的生命。
智慧遇到了智慧，智慧取代了愚昧，在网络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这样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正如《圣经》中所说：
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智慧的人眼目光明，愚昧的人在黑暗里行。
（《传道书》2∶13—14）
午夜时分，在网络上发现还有另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穿越森林般茂密的城市，那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啊。
我很喜欢“互联网黑暗中绽放的花朵”安妮宝贝的文字，网络成就了她，而她的血肉也融进了网络。她让那些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文字垃圾的制造者们感到惊恐，她也让那些跟她一样在爱与痛中决然绽放的生命感到无比亲切。安妮宝贝那像波罗的海般忧郁的文字，伴随着许多人度过了不眠的漫漫长夜。安妮宝贝曾经把网络上的文字比喻为“暗地的孩子”，她说：“网络文学和传统纸质媒体传播的文学始终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像一个关在笼子里的孩子，和一个在笼子外面自由奔跑的孩子，他们的眼神是不同的。他们的笑容也会不同。只是笼子里的孩子会比较温饱，而奔跑中的孩子常常会双手空空，也会显得比较脏和粗暴。”
那么，朋友，你愿意在笼子里，还是在笼子外——假如你还有选择的勇气？
王安忆：白头宫女的闲话
王安忆是一位我曾经很喜欢的作家。说“曾经”，因为现在我已经不喜欢她了。
最近，一连读了王安忆的三本新书《妹头》、《富萍》和《剃度》，一本比一本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我不禁想问：当年那个才华横溢、思想锐利的王安忆到哪里去了呢？
这三本新作中的王安忆，仿佛是一名“闲话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唠唠叨叨地说些散发着腐烂气味的陈年旧事。不，她比白头宫女还不如，因为白头宫女诉说的至少是自己的往事与随想，而王安忆讲述的则是她自己也捉摸不定的故事。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王安忆是中国当代女作家中最有潜力、也最大器的一位。然而，在九十年代的喧嚣与骚动之中，王安忆已然停止了自己的独特思考，毫不掩饰地向市民文化抛媚眼；她已然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仅仅是在诉说中寻找着浅薄的快乐。她的写作，已经与她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连；而她的生活，也日益定格在书斋之中而日益枯竭。
丹麦思想家齐克果曾经说过：“在我们时代，著书立说已经变得十分无聊，人们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思考过，更不必说亲身经历了。所以，我决心只读死囚写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而王安忆自己也在复旦讲稿《心灵的世界》中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再阅读王安忆。她已经成为了大上海一名平庸的中产阶级——不是年轻的、充满活力和叛逆精神的、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是中年以后的、基本丧失了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凝固”的资产阶级。在她最近几年的小说乃至在报刊上发表的若干散文随笔中，我看不到王安忆有任何的激情，而激情正是包括王安忆在内的所有文学创作者的生命所在。
今天的王安忆，已经不再是昔日那个纯朴大器、个性鲜明的王安忆了。昔日，王安忆在《荒山之恋》中展示过观念创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也通过元气淋漓的《小鲍庄》一跃成为“寻根文学”的一员大将。在《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则为我们展示了她作为学者和思想者的才华。《纪实与虚构》是一部遭到读者和评论家双重的忽视和拒绝的作品，但恰恰是我最看重的作品。她是较早走出“寻根”阴影的作家之一，她由“寻根”走向创造。在洋洋洒洒三十多万字的《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与其说是在搜寻和考证自己的家族历史，不如说是在拓展与创造自己的心灵历史。她在后记中说：“我虚构我的历史，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这是一种生命性质的关系，是一个浩瀚的工程。”她找到了近代以来已经被奴化的上海与跃马横戈的古代漠北之间的血脉关联。在这部“不像小说”的小说中，王安忆全面地展示了她在当代中国女性作家中独一无二的思想方式和思想能力。“好的小说就是好的神话”，不管成功与否，她至少在主动地作这样的尝试。
再后来，就是风靡一时的《长恨歌》了。在才情挥洒自如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王安忆明确表露出欲与张爱玲争锋的雄心。在《长恨歌》之前，讲述旧上海的故事，几乎是张爱玲一个人的专利；在《长恨歌》之后，王安忆则拥有了这座殿堂中一把稳固的交椅。虽然数十万言的《长恨歌》开篇不凡、最后却草草地收了尾，并没有真正超越张爱玲那些透视人情世故的短篇，但它刚刚摘取了茅盾文学奖，毕竟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在当代作家中，没有谁比她更有资格来为上海命名，王安忆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王安忆的上海”，这种说法并没有丝毫的夸张。
其实，在《长恨歌》中已经蕴含了一种“王女才尽”的危机。读这部长篇，越到后面，我便感觉到她语言的｀隆⒕渥拥娜叱ぁ⒍温涞恼沉、思路的迟钝。《长恨歌》开始于一个遥远的时代，王安忆运用她的想象力，能够在那个她没有生活过的时代之中挥洒自如；《长恨歌》结束于一个触摸得到的时代，王安忆却对这个自己也生活在其中的时代失去了基本的把握——她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个故事了，只好匆匆地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悲惨死亡的命运。这是一部“虎头蛇尾”的小说。
王安忆缺少张爱玲的那种对孤独和寂寞刻骨铭心的感受，王安忆的生活太热闹、也太顺当了——知青时代，她下乡也是在离上海不远的乡村里，没有吃过什么苦。张爱玲的贵族味道是天生的，王安忆的贵族味道则是自己调制出来的。张爱玲的苍凉是“落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的苍凉；而王安忆的苍凉则是在咖啡馆里看老月份牌的苍凉。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王安忆走不出上海。上海人很少愿意离开上海的，即使是短暂的离开——当然去欧美和日本除外。王安忆也走不出她既定的生活圈子。她赶上了新时期以来任何的一个文学潮流，她从来没有落伍过。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追赶之中，她的独特性、她的天才被挥霍掉了。这是一种作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得不偿失的“追赶”——通过这种追赶，作家个人诚然获得了荣誉，但作家的作品却失去了最本质的东西。王安忆在复旦的第一堂课中就强调说：“我们也许会发现，在现代的文学中，做出更大贡献的往往是身处现实边缘的作家，比如犹太人，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倾向者，残疾者，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所处位置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缘故，他们比较自由一些，可以纵情他们的想象，背叛真实和自然。”这段话讲得很好。但在讲这段话的时候，王安忆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老是处于聚光灯的中心？
我不禁为王安忆担忧：她已经进入了中年，进入生理上的“更年期”；而作为一名优秀的女作家，她能够逃避开文学的“更年期”吗？
读《妹头》，读《富萍》，我更像在读池莉的文字。池莉代表了某一类型的女作家——为市场而写作。池莉写的是武汉的小市民，王安忆写的是上海的小市民。武汉的小市民，俗便俗到底了，在这种彻底的庸俗中，倒也透露出一种善良且真诚的可爱来；而上海的小市民，虽然骨子里极俗，却还得装出一种优雅和高贵来，即使穷得家徒四壁了，还要在头发上抹上点猪油，油头粉面地走在淮海路上，这种伪善令人厌恶。然而，王安忆却充满着赞赏、把玩的态度来描述这一切——她一点也没有想从中挣脱出来的意思。
王安忆被自己悬在了半空中。她既不了解最底层的惨痛的生活真相，也不了解真正的“上海老贵族”们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传统。她是上海的外来人。她写不出如同茅盾《子夜》里的那些资本家来——而在这个变动的时代，这些生机勃勃的资本家才是上海的灵魂。她只好去写苏北来的小保姆。
最后总是无奈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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