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在两本书中都谈到过自己对钱钟书的一些看法。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围城》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原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和现代文学的阅读中，这本书都像从来不存在过一样。我在进入大学之前，自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以及优秀作品还算是读得比较多，但我居然一点也不知道有《围城》这本书、不知道有钱钟书这么一个人。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这本书就突然浮出历史地表，受到评论界非常高的评价，然后拍成电视连续剧。紧接着，钱钟书其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像《管锥篇》、《谈艺录》这些，也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后好评如潮。
被掩盖的金子，总有浮出历史水面的一天。这种现象在文化史上还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近年来我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把钱钟书看成这个时代唯一的文学大师和学术大师，我觉得这个评价不太妥当。包括对《围城》这本书，我承认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小说，但从心底里说，读完两遍之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它。
钱钟书在写作这本长篇小说的时候，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最艰难的时刻，中华民族面临一个亡国灭种的时刻。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从海外留学回来不久，就写作这么一本书，在书中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持一种嘲讽和调侃的态度。从官员到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到最底层的民众，都没有正面的描写。小说写方鸿渐逃难的那一段，即使写到马车夫、客栈的主人、农民和逃难者，都是无一例外地抱冷嘲热讽的态度。当然，我不是说不能抱这种态度来写作，因为中国的国民性问题的确非常严重，但我觉得在嘲讽之后，必须还得有一种东西，一种大悲悯、一种宗教般的关怀和同情。这种悲悯、关怀和同情，在钱钟书的作品里，包括《围城》在内的许多作品里，都很难找到。
但是，我读鲁迅的作品就体验得非常真切。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就是鲁迅在写《藤野先生》的时候，其中就有寥寥的三五句话吧，写他一抬头，看见挂在墙上的藤野先生的照片，就想起当年受教于藤野先生的岁月。我读到那一段话，心里非常感动，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但是，在整部《围城》中，我没有发现有像一个这样的段落。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当与自己的同胞一起共同度过历史的苦难、一起反思残酷的现实。当然，你实在不愿意承担、你要当鸵鸟也可以，这是你个人的自由，但是你对那些艰难地承担历史苦难的人，都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局外人的态度，来进行刻薄的调侃，我就觉得这种思维有很大问题。何况还有人说，《围城》小说的人物，影射了当时在流亡的西南联合大学中若干与钱钟书不和的学者，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认为作者就太不厚道了。
八十年代末以来，钱钟书晚年的很多表现，我也很不喜欢。前两年，某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钱钟书在《管锥篇》中的一些学术观点提出批评。这是两个山东的青年学者、两个刚刚毕业的博士联名写的短文。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鸣。虽然人家是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你是成就卓著的老人，但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钱钟书处理得很不好。据说，钱钟书让夫人杨绛女士通过特殊渠道，把这篇批评文章送给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然后，通过这个高级官员来对两名青年学者进行打击和压制，导致他们的职称评定被冻结。我认为，这样做就成为一个“学阀”了。钱钟书已经有了尊崇的学术地位，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从这个事情当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内在的缺陷性。
问：学术界有很多人批评你的文章偏激，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答：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批评文章中认为我的观点“偏激”。什么是“偏激”？老实说，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词。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偏激的地方，我的每个观点都是经过自己的选择和思考，经过比较周密的论证得出来的。当然，因为人生经历和知识水平的限制，肯定不可能每个观点都是对的。
我回头推敲自己的几本书中的内容，确实也发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存在着前后不一样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我会不断修正提高自己。但是，我认为这些缺陷不是致命的，用比较自信的说法就是“瑕不掩瑜”。我认为，对于一个作者和一篇文章，最重要的看有没有提出同代人没有的新思路和新观点。对同一个问题，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存在。但是，这恰恰是我们这几十年来教育的最大的缺陷。对一件事情、对一个人物、对一篇文章，老师从小就告诉你，必须只能有一种看法。我认为，我自己所努力做的，就是给读者提供另外一种看法，当然这种看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启发大家，把原来一元化的思维模式给突破掉。
我的文章有缺点，有情绪化的地方，但并不偏激。我只是说出了部分的真话而已。那些给我戴“偏激”的帽子的人，其实就是那些看见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却一言不发的人。当一个孩子说出真相之后，他们才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于是皇帝还没有表态，他们就开始向孩子扑了过去、准备惩罚孩子了。（掌声）
问：现在有很多人批评说，你文章中的很多观念，只是对鲁迅先生思想的一种机械的重复。对此你怎么看？
答：我把鲁迅先生当作我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不说这叫“崇拜”，我只是说“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我的许多想法，确实是从鲁迅的思想中生长出来的。现在，我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一次梳理，发现自己能够超越鲁迅的地方，确实像许多评论文章说的一样，非常非常少。我觉得这不仅是我的悲哀，而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鲁迅先生提出那么多学术的、思想的、文化的、很多范畴的命题，到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没有解决，甚至连他提出问题的深度我们也没能超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中国的这几代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命运。本世纪，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就是鲁迅先生；但是，我们只有他一个人值得我们骄傲，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百年来中国最大的悲哀吗？（掌声）
鲁迅当年热情呼吁“精神界之战士”的产生，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能够产生一批又一批的、真正的精神界的战士。（掌声）
问：听说最近你与几位同学和陈平原教授一起在地理意义上“重走五四路”，这算不算是一次“行为艺术”呢？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具体情况？
答：前几天我跟我的研究生导师陈平原和夏晓虹两位教授、包括我们几个同门的师兄弟、师姐妹，亲身实践了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坐车从现在的北大到老北大、也就是沙滩的红楼。然后，我们从红楼步行到天安门，接着再从天安门走到五四时候学生们烧赵家楼的地方。
在这次活动之前，我们做了许多准备，查找很多史料，画出一个当时学生游行的路线。这样才开始沿着当年的那条路脚踏实地地走了一遍。陈老师特别强调“触摸”当时的历史境况，因为仅仅看材料、看回忆录、看文字资料，始终有一种比较隔膜的感觉，如果能够沿途走上一圈，感觉肯定不一样。我们找到了许多当年的历史遗迹，像原来的美国使馆、日本使馆，现在都变成某些机关单位的办公室和宿舍了。一路上，我们不断参照当年的地图和现在的地图，不断停下来谈论和问路。走了这一趟，我自己的感受非常深刻。
我不禁想，我们今天重新走五四的道路，但是五四的那些命题，可以说已经走过八十年，这些命题实现没有呢？没有实现，我们交了一张白卷。所以，我们最迫切需要做的还是五四那代人已经做过的事情，也就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
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地、沉下心来，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我选择的是文化启蒙、文化传播的工作，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先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梳理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公民权利……表面上看，这些观念进入中国已经一百年了，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实际上还像是游离体一样，就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而不是像盐融入水里一样。这些观念还远远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中的“有机体”。
我认为，做这样的思想文化启蒙的工作，比从事一些实际操作的工作更重要。中国没有经过西方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法国启蒙运动这样一次漫长的文化转型，西方的文化转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几代人前仆后继地参与，工作做得非常充分。而我们呢？这一百年循环往复的历史，是暴力取代暴力的历史，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和战争，经济发展被打断、文化被毁灭、民众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到了最后，任何收获也没有，我们又走到起点上去了。
我赞成走改良的道路，我赞成用一步一步的、渐近式的方法，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改良不改良，这件事不是知识分子说了算，而是权力者说了算，愿不愿改良还是他们的事。就像晚清时候，知识分子发动戊戌变法，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既得利益阶层却不愿意出让一点点的利益，他们把改革扼杀在摇篮之中。
前一段时间，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对五四运动进行一种所谓的“反思”，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上面讲到的刘再复和李泽厚，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说五四运动带来激进主义，救亡把启蒙压倒以后，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变成一种纯粹的政治层面的操作。从这个角度出发，海外的一些学者，甚至在把五四运动否定掉以后，把历史再往前面推，进而把辛亥革命也给否定掉了。李泽厚在前两年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把中国推向一个激进的道路，实际上使中国倒退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并不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把中国推向一条激进的道路，而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腐败的满清王朝，他们坚决不愿意走改良的道路。戊戌变法难道不是一次很好的改良的机会吗？结果怎样呢？戊戌六君子连人头都落地了。不是孙中山、宋教仁他们不愿意走改良的道路，而是专制政府断绝了他们改良的希望。他们的革命是被逼迫出来的。怎么能够轻轻放过对慈禧的谴责，而片面地指责孙中山他们呢？只要满清王朝有一点的自知之明，主动进行改良的话，也不至于爆发辛亥革命了，中国社会也许会走向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他们自己把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走的机会放弃掉了，他们自己把希望扼杀在摇篮中。最后，导致的结果只能是那样的，只能是以暴易暴的。
但愿中国的未来不要再发生同样的悲剧了。
问：有人说你是中国大陆的李敖，你同意吗？
答：这个说法我是从来都不同意的。这是书商进行的商业包装、商业炒作。书商遵循商业的原则，他要想方设法让一本新书、一个新人被市场所注意、所认同，所以他要采取这种夸张的、不真实的说法。书商将我与李敖和王小波排在一起，我觉得我跟李敖和王小波都扯不上关系。对于这种广告术语，我建议大家不要太当真。
我可以告诉大家《火与冰》的出版过程。我是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独立的思考和写作的，到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积累了将近一百万字的东西。这些文字在同学和朋友中间被广为传抄，也受到包括钱理群教授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的肯定。但是，结集出版却相当困难。我做过一些努力。虽然我说过自己是“为抽屉而写作”，报刊发不发表我仍然坚持写，但我还是认为，有出版的机会依然要去把握和争取。在经过几次努力都失败以后，我就只好把文章放到抽屉里了。
到了一九九七年九月底，在北京召开一次鲁迅思想的讨论会。那时，我刚上研究生还不到一个月，钱理群老师把这个消息通知我，让我去参加。这在学术界是破天荒的一件事情，因为参加类似的学术讨论会的，基本上是那些在学术界很有地位的中老年学者，而我那时候刚上研究生一个月。钱老师告诉我，他希望在会上听到一些青年人对鲁迅研究的看法，让大会吸收一些新鲜的血液。
在这次会议上，我就把一些打印的手稿给了与会的一些学者看。其中，有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先生。孙郁先生跟出版商贺雄飞认识，他知道我还没有找到出版社，便把我的书稿推荐给了贺雄飞。贺雄飞看了以后，非常希望能把这本书出版。他觉得这本书既有文化价值又有商业价值。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他认为我当时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刚上研究生的学生，外界没有人知道，如果不对这本书做一点包装的话，在商业上很可能难以取得成功。所以，他从商人投资的获得回报的角度出发，对这本书作了许多“包装”，这些包装有不少过火的地方，包括像称为“北大怪才”。我对这个说法也是深恶痛绝的，我觉得自己从头到脚没有哪个称得上“怪”的地方，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啊。（笑声）从我的人到我的文章，没有任何一处能和“怪”这个字挂上钩。但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和炒作的需要，书商坚持要这样做。我无法左右，也能够部分地理解。现在对我的批评，有很大的部分并非对我的观点的批评，而是对几本书的包装、商业宣传的批评。
我再次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为什么要作出这些妥协和退让呢？我有自己的原因。我想谈谈对“炒作”的看法。说到“炒作”，我们一直把它看成是一个有贬义的词，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它既没有褒义也没有贬义。说“炒作”，关键看它炒作的对象是什么——假如炒作的是一部内容比较好的、有价值的书，那么炒作就是一种好的行为；假如炒作的是一本很坏的、毫无价值的书，那么炒作就是一种比较坏的行为。我们不能完全把商业运作的东西排斥在外，而应该对它有一分宽容、有一份理解。这种商业的手段，在今天有它的价值，不然，在汗牛充栋的出版物之间，读者哪有时间和精力自己去辨别呢？好的东西就应当宣传、就应当让大家都知道。但是，宣传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度”，不能让人家反感。我认为，贺雄飞某些时候做得比较好，某些时候做得不太好。当然，中国的图书市场还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中国的书商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让我们一起努力。我的几本书全部都是通过书商操作出来的，这在中国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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