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让小s真正学有所得，我只好在作业功课中给他略略开点“小灶”——洋学生们交的是“论述文”或“叙述文”的命题作文，我后来要求他写的则是围绕一个课文主题的小型读书报告。比如从鲁迅的《孔乙己》、《故乡》和老舍的《黑白李》，讨论“国民性”问题与传统文化问题；从茅盾的《春蚕》，谈谈“五四”时代的“乡土小说”和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关系，等等。
要命的事情出现了：我发现，他几乎完全对80年代以来许多代表性的中国作家和文学事件闻所未闻，在行文中经常出现类似“发生在‘文革’中的反右悲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句子——在现当代一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上，简直处在空白状态！就举一个相对“轻松”的例子吧：设若对“文化热”与“《河殇》热”完全一无所知，你让他怎么进入“寻根文学”的具体讨论？自然，就只能用不知所云的大话、套话充数了！
课程最后发生的小尴尬，是在学期结束前夕的“Presentation”（演讲、演示、表演）环节上。此间大学的文科尤其是语言课程，每个学期都有相应的“Presentation”作为课程内容的小结，学生也每每全力以赴，各出奇招来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如今的电脑多媒体手段如此丰富发达，学生们每年花样百出的“Presentation”，常常要看得我这个老师目瞪口呆，叹为观止。比方，我的课上最经常发生的故事是：学生围绕所给的一个题目，自己充当编剧、摄影、演员和导演，几个人串联好了拍一部由电脑播放的小电影，并且常常还把任课老师作为开玩笑的对象，在里面出尽洋相。这个学期，根据课文内容，我给学生的题目是：“关于故乡——回忆与思考”。这一回，学生们倒是没有拍电影。这些从美国各地，也包括从韩国、日本来的学生，便挖空心思，用各种组合、影像、实物和化装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与“故乡”相关的主题。当然，也有人不做任何花哨的表演，只用学到的中文侃侃而谈的方式讲述他们对故乡的回忆与思考的。小s因为中文水平实在太高，没有同学可能跟他做组合，我便安排他最后一个上台。
他的“Presentation”是一篇精心准备好的散文诗体的朗诵。“故乡”又是这么一个让人动感情的话题，小s一开口，自然就是声情并茂的——对于我的“中国大陆背景”，小s所使用的朗诵腔调和语言方式，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我的亲爱的祖国母亲啊………‘万里长城万里长……”“滔滔黄河滚滚长江……”“黄土地儿女……”“龙的传人……”，这些关于“故乡”的标准化“大词儿”，带着充沛的感情从小s口中“喷薄而出”，语音铿锵，调子高亢，却实实在在把在场的所有学生都吓住了。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前面的故事里，学生们会把小s在课堂讨论中的“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看作“Weird”（怪异）了！他们一个个咧着嘴，直着眼睛，真的像注视一个怪物一样地盯着眼前沉醉在激情朗诵中的小S。自然，他们也极有涵养，没有交头接耳或戏谑逗趣，沉默着听完，满场还是一片尴尬的沉默。
其实当时，表情最尴尬的是我——我本来照例需要对每一个学生的“Presentation”做一点讲评的，可对于这样一个语言准确、却内容空洞夸张的“Presentation”，我能“点评”什么呢？在满场的“目瞪口呆”之中，小S却似乎无所察觉，静静走下台，坐回到他的座位上去。我最后便只能哼哼哈哈地说几句“不错”、“很好”之类的客套话，宣布下课。
这门课总算“有惊无险”，让小S在休学一年回来之后顺利修完了。我真的大大松了一口气。应该说，从一个语言课教师的角度，我不能不给他一个“A”。无论从考勤、作业、学习态度到实际水平，小S确实都是一个“好学生”，我心里对此倒是心安理得的。只是我不知道，这个缺乏知识血色与质地的“A”，一定和小S学生生涯中得过的众多“A”无异；是否，又成了对他的一种误导？
课程结束那天，不经意地，我听到的一个学生的小声嘀咕，让我心头冷然一震：
“唉，跟一个‘Robot’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也真有意思！”直到最后一刻我才知晓：原来班上的同学，一直以来悄悄把面容端重、独来独往的小S，叫做“Robot”——机器人。
“机器人”？
我知道，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认为我“夸张”——可是，更“夸张”的，还在后面——至此，小S的故事并没有完。
世人都听闻过耶鲁校园里有各种“秘密社会”(SecretSociety)，尤其一个叫“骷髅会”的秘密社团，更被渲染得绘声绘色。其实，那只是耶鲁学生绵延百年的一种自发性的精英组织的形式。在校园内，除了那几个传统的秘密社团，学生里多的是由各种名目组成的秘密和半秘密的精英组织。据我所知，与中国和中文有关的这一类小团体，就不止一个。我的一位学生是其中一个团体的发起人，参与其不定期组织活动的，既有美国本土的学生，也有中国大陆学生。它的宗旨是——着眼于未来50年的美中关系发展。
这一天傍晚，应这位美国学生邀请，我和这个xx社（遵守承诺，我不对外公开它的名字）的成员们一起共进晚餐，天南海北地聊着各种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不知怎么的，聊着聊着，就谈到了小s。
“我们当然知道他！但是不认识他，他不会跟我们来往的。”几个中国大陆男女本科生，七嘴八舌地说。
“为什么？”
“大概他认为我们太落后了。”
“落后？你们怎么会落后呢？”我很吃惊，“这么关心中国的发展，参与这么多学校里跟中国有关的交流活动！”我知道，其中几位同学，都是近年来校园里接待中国各界来访人士——比如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研讨班等重头活动的活跃人物。
“人家呀，是xx市评选了多少年的‘十佳少年’呢！当然是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啰！”一个女孩子说，“我听说，他的爸妈，可是连中央台的‘焦点访谈’节目，都不让他看的！”
“凭什么呀？”我大吃一惊。
“那里有社会黑暗面哪！说是不宜让他太早接触社会上阴暗、消极的东西。”
“真的吗？！”我瞪圆了眼睛。那个经过层层过滤的“焦点访谈”节目，尽管办得活泼尖锐，深受老百姓欢迎，可是，实在是足够“光明”、“温暖”、“纯正”的了！后来稍微一打听，我更是“惊了一个踉跄”：原来当今滔滔天下，重视儿女考试升学的一般中国家长们，不让上中学的孩子观看“焦点访谈”之类的节目，竟然不是一个个案，甚至形成了一种普遍风气！
更让我生奇的，是他们后面告诉我的小S的“来历不凡”——原来，小S不但是“xx市十佳少年”，而且来自xx市这家全国知名的重点中学，并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每年这个全国最大都会之一的元旦、五一、国庆的升国旗仪式，他都是被选出来代表本市少年儿童向国旗立正敬礼的少数代表之一！“出国前他可上过不少电视，登过报纸杂志的封面呢！”
我心中“豁然开朗”：由此，我总算稍稍找到小S何以变成班上同学口中的“Robot”（机器人）的大致答案了！
显然，小S，是按照当今一种制式化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好学生”的标准件。其成因有二：一是“小皇帝”式的独生子女家庭氛围，为他（她）修筑起一道足够遮挡各方风雨、过滤各种“阴暗”病菌的安全而透明的保护墙；二是，尽管身处一敲键盘就出去十万八千里的信息时代，从“重点”到“重点”的应试教育体制，又让他的阅读面和知识结构，始终停留在学校教科书讲授的和指导老师认为“正确”与“高考有用”的那些范围层面。甚至，那种“重大节日站在国旗前面敬礼”的光荣历练，都成了制造出这具“Robot”的巧手了——因为是“十佳少年”、是某某全国重点中学的领头人物，这种“代表中国少年儿童”、“代表祖国尊严”以至“代表中华民族”的自我期许，就是自然而然的；以至，日常生活里那种永远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CCTV朗诵腔，在小S看来，也是这种“好学生代表”应有的说话方式——因为，在他参加过的众多“富有代表性”和“崇高荣誉性”的活动中，他从来就是以这个样子的腔调说话的！
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小S，我曾经不止一次为近期出国的某些中国大陆年轻学生喜欢用的这种不自然的“CCTV”腔调说活感到困惑：某一年，我的课上请过一位新到此邦的研究生做“TA”（助教），日常里她就喜欢这么端着朗诵腔跟我说话。新学期开始的第一课，我照例请她到我的课堂上，向学生做一点自我介绍。万没想到，她站起来，向前迈出半步，身板笔挺，仪容端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认真准备好的讲稿，用标准的CCTV朗诵腔，一五一十，从自己的姓名来历到自己担任中文助教对于中美文化交流的意义和责任，一直到五千年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伟大，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学中文的意义深远广阔，等等，非常“正确”而“切题”地，抑扬顿挫念了足足10分钟。听得我和学生们两眼发直，一片鸦雀无声。
下一回，到了年底，我因为“网技”不佳，请她代我向学生们“群发”一个电邮通知，告知班上学生们学期末到我家包饺子的集合时间和地点（这是“苏老师”课上行之有年的保留节目）。结果，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通知，当我打开她向学生群发的文件（确实是一个“文件”），着实吓了一跳：那是一篇长达大半页纸的介绍饺子和“交子”和“元宝”和中国新年和伟大祖国悠久历史文化关系的宣传文稿，最后的关于包饺子的时间、地点，被挤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学生们非得要读完这篇伟大饺子的文稿，才能知道“苏老师”家的伟大饺子，如何才能顺利地吃下肚子去。
显然，我的这位尽责的好“TA”，也是上面那种制式化的模式教育出来的“好学生”；她是随时随地，见缝插针地，都要“代表中华民族”，“宣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呢！
对不起，我发现自己还是忍不住，在行文中使用了调侃和戏谑的语气。为此，我终于需要道出这个让我犹豫多时、又促使我最后向你们言说小S故事的具体因由了！
“荒芜感”
说实在的，我自己，曾经就是这么一个如假包换的小S。
“……在我今天看来，‘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是建立在‘我是中国的一个人’这样一种内涵之上的。这并非文字游戏。首先去正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种种，然后再去认识‘中国’，或许要比把‘个人’与‘中国’淹压成一片，要来得‘通情达理’一些。”
这是我自己在早年的留美生涯结束之时，写于一本留学生小说集的后记中，一段有感而发的话（见《远行人》，北京出版社，1988）。
它源自自己早年一段不无沉痛的留学经验。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77级）和第一批出国留学生，我在1982年春，甫踏出国门时，同样是满怀着“中华民族优秀代表”的自豪感和自我期许的。我在当时罕见“大陆人”面孔的此邦土地上所感受到的那种超常的热情和温暖，更加让我这个从小到大的“乖孩子”，加深了这种“为中国人争光”“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的自我确认。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我的这种心态，让我无法面对国门大开之后，那种悬殊、强烈得不可思议的现实对比与黑白反差，更无法面对“文革”结束后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在海外传媒中所呈现的各种真实影像。一部当年获奥斯卡奖的音乐纪录片《从莫扎特到毛泽东》，看得我在电影院里垂泪终场，每一个画面都让我心弦颤抖，但我却不敢、也不愿和我的美国室友正面讨论影片中呈现的那些“寒伧”和“尴尬”的“恶意片断”。（我曾在当年写的<乡愁的滋味》一文中，表达过这种复杂、悲酸的乡土情结。前不久我在北京电视频道上重看《从莫扎特到毛泽东》——那是一部多么真实温馨、感人至深的好片子哪！）
我那时一心只想为自己的国家护短，哪怕护到“文革”也“在所不惜”，同样被我的老美室友用“相当客气”的“Weird”（怪异）名之。我们当时在校园里为数不多的“大陆学生”，最喜欢跟人数压了一头的台湾学生、香港学生们“舌战群儒”，辩论各种关于中国的话题。每每争到最后，发现自己在许多最基本的史实上完全一无所知，被他们一句话就呛得个舌头打结：“你们除了重复那些报纸上现成的话，还能说点自己的话么？！”
怎么能够想到，二三十年过去，今天四通八达的“信息高速公路”与我们当初那个如饥似渴偷读《参考消息》的时代（因为那是达到一定级别的人才有资格谈的“机密级”报纸），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我竟然会在耶鲁校园中自己任教的班级上，又遇见了仿佛是镜子里的当年自己——被班上同学称呼为“Robot”（机器人）的小S！
记得当年，当我们终于学会一无忌讳、一无挂碍地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会舒心地笑，自然地说话，打碎附着在自己身上那种种样样魔障似的硬壳儿，我才惊觉：自己这一代人视野的狭窄、知识的残缺和灵魂的荒芜——那真是一种沙漠似的、废墟似的荒芜啊！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从禁锢走向开放心路历程的这一代过来人，应该对这种荒芜感，很不陌生。我怎么会想到，今天，面对信息时代和消费时代成长起来的小S们，这种荒芜感，又一次像尘网一样藤蔓一样沙漠一样，爬满我的困惑迷茫的视界呢？
没有“一竹篙打翻一船人”的意思。应该说，我今天在耶鲁校园里遇见的俗称“80后一代”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大都是一些视野开阔、脑筋灵便、适应能力奇强的人物，像小S这样“水土不服”的，绝对是极少数、极偏颇、极夸张的“个案”。早在三四年前，身边朋友们就听我言说过这个小S的故事，曾一再催促我动笔而未果，即是因为：我怕自己笔头粗率，闹不好，就会以偏盖全还兼伤了人。
哦，今天正是西方人的复活节。希望对本文的主人公小S们，也具有某种寓言性的意义吧！
那块刻镂着浮雕的铜牌
一
若不是小李一言，我不会注意到这块刻镂着人像浮雕的铜牌。实在是因为，耶鲁校园里的建筑物上，刻满浮雕的各种铜牌太多太多了。
位于主校园中心侧角的这座乌希大厦(WooseyHall)，是耶鲁几座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曲尺形的高楼延伸成两个长型的直角横跨路端，曲尺上头顶着一个灰色头盔似的巨大圆顶。左边的长楼是罗马大柱连绵、挑高拱顶的学生大饭厅，那气势格局，十足像是个“人民大会堂国宴厅”；右边的长楼，则是内含三层环形厢座的古典式音乐大堂，每周都有各种高规格的音乐会在这里上演。就在直角大圆盔下面，镶满金珠似的顶灯而显得金碧辉煌的圆形大厅，却被耶鲁人称为“学生过道”——每天在校园各个教学楼之间“跑课”的学生们，总喜欢把这里作为穿越校园中心的一条捷径。其实，这里正是耶鲁的“先贤堂”：环绕大厅的汉白玉墙壁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各个年代为国捐躯的耶鲁先贤的名字。小李提到的那块铜牌浮雕，就镶嵌在先贤堂侧边当门的大墙上。
“纪念赫瑞斯崔希彼克金，1869年出生于费城，1888年毕业于易克斯特中学，耶鲁学院1892届毕业生。从1896年开始在中国担任传教士工作三年，1990年七月一日在保定府被义和拳杀害。
（后面引用了一段《圣经》文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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