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辑三芳草天涯(6)

　　我所就读的广州中山大学地处南国，紧邻港澳，多年来一直是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的前沿地带。因为家里有不少海外关系，我大概是当时同辈人中最早拥有卡带式录音机（1978年夏），并随后在1979年春天拥有属于自己的Hi-Fi立体音响的人。我的第一批古典音乐的收藏，是从香港《文汇报》前总编辑金尧如的大公子金渡江手中获得的、从立体声密纹胶木唱片上翻录下来的卡带——贝五《命运》、贝六《田园》、贝九《合喝交响曲》和比才的《卡门组曲》、老柴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悲怆》交响曲，等等。那时候，我自告奋勇担当了大学中文系首创的业余音乐欣赏讲座的主持人，第一次给同学开讲的欣赏曲目，中国曲子选用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因为俞丽娜的老版本录音太旧，用的还是日本西崎松子演奏的版本；西洋的曲子呢，用的就是老柴的《如歌的行板》。当时还有一个由上海译制片厂一批著名配音员录制的、描写柴科夫斯基和梅克夫人“高尚纯洁的爱情故事”（至少当时是这么介绍的）的广播剧，在大学里非常流行。我放响着《如歌的行板》，把围绕曲子的许多传说连同广播剧里真真假假的浪漫故事说了一遍，说到老托尔斯泰在首演现场听到《如歌的行板》时老泪纵横的段子，我自己被自己感动。同学则被旋律所感动。我那盘效果可怜兼可疑的《如歌的行板》卡带录音，后来不知被多少同学转录过。说来“惨烈”，那时还没有双卡转录机，开始甚至还未掌握对机线录的技术，所谓“转录”，不过就是两部录音机的喇叭口相对，还得关起门来把同学赶出宿舍以避杂音，其“伟大”效果则就可想而知——这一代人的“爱乐”生涯，就是从这样音效磕磕巴巴的《如歌的行板》开始的！

　　爱乐烦恼：“党小组长找你谈话”

　　我的真正爱乐“发烧”生涯，其实是从我在1979年春天，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高保真”（当时的说法）Hi-Fi立体声音响设备才开始的。我那时是有着10年农垦知青工龄的“带薪”大学生。带着三四十块钱的月薪上学，无疑使我成为班上的“大财主”之一——出门掏钱请同学吃冰棍永远是我的事情；我的自行车和半导体收音机，也一直是77级同学的“公产”。虽然平素对钱很少上心，但我当时却暗暗攒着钱，一门心思，是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级立体音响——当时的时髦年轻人最牛气、喜欢提着招摇过市的“四个喇叭立体声”收录机，早已不能满足我的已经被训练得挑剔起来的听觉。1978年冬天，我和同宿舍同学顶着寒风蹬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广州友渲剧院听过一场“高保真音响”现场播放示范音乐会，那种“先锋”、“山水”牌子的、让我们匪夷所思的“比现场更现场的音响效果”，让我当下就发了誓、许了愿：不拥有自己的音响组合，誓不罢休！借助于神通广大的二哥的帮助，我终于以五六百元人民币的积蓄加上二哥的贴补，从一位马上要出国的侨眷手上，买到一套八成新的二手音响组合。从此，广州家中我那个狭小黑暗的房间，才真正成为我和我的朋友们可以痴迷沉醉的音乐天国了。

　　今天已成为一方名家的大学同学陈平原和杨煦生（李泽厚入室弟子），是我们这个非正式的“爱乐小组”的三个铁杆成员。有那么一段时间，每天中午吃饭，他们二位排队打了饭，就会跑到我的宿舍兼学生文学杂志《红豆》编辑部报到——我那时兼任《红豆》主编，有一点小特权，和另一同学合住楼道厕所隔壁的渗水单间（一般学生宿舍至少住七个人），那就不必担心我们的“爱乐”初恋太打搅别人了。那是我们每天中午雷打不动的一小时，属于我们几位的午饭兼西方古典音乐的补课欣赏时间。近几期《爱乐》随刊赠送的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那些今天耳熟能详的著名曲子，我们最早就是在滴滴答答渗着水的宿舍、啃着“东四食堂”的清水白菜，以我那台砖头小收录机，津津有味地听过来的。

　　听完还喜欢发发议论，“这个作品太抽象，听不懂”，“莫扎特太贵族气”，“贝多芬比较大气”，诸如此类。受当时的“宏大叙事”之流风影响，我们那时候几乎完全听不进莫扎特而独尊贝多芬，“老柴”的偏于甜腻，倒是从一开始就感受到的。这样的“午饭音乐欣赏”当然只是预习。真正的高潮戏，是周末相约坐轮渡，再蹬车半小时回到我家的那个幽暗小间——那是我们自己的“音乐城堡”，关起门，调暗灯光，我们的“王国”渐次浮现——我喜欢把那套杂牌“高级音响”的音量调到可能的最大，以享用我们自己的“比现场效果更现场效果”的音乐盛宴。一般每次的起首曲，我都喜欢选老柴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因为旋律有起伏、富戏剧性、更有炮声和人声合唱，可以充分显示那套组合音响精微俱现的效果。（那年代流行的《一八一二年序曲》版本都有人声合唱，特别是以合唱作为开场和结尾终曲，近些年的各种演奏好像都喜欢把人声拿掉，变成纯器乐曲，听起来反而不过瘾了。）

　　有了这样的音响没备，我们才真正开始稍稍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西方古典补课”，开始一个个作品完整地听，从一个个作家到一个个时期，再分一种种器乐、人声的不同音响类型的作品，听完了再大发一通自以为高深、从音乐而宏论天下的高论，并在同学面前暗暗制造出一种“不迷邓丽君而迷交响乐”的优越感。兴之所致，是享受完“音乐盛宴”以后蹬车出去找“解馋盛宴”。今天我们三人的青春记忆里都有一个“狗肉宴三结义”的故事——那是在那时刚刚兴起的珠江边一溜个体户“大排档”上，还记得那个档口叫“阳光餐室”，我们三人一边蹲着吃狗肉火锅，一边很“阳光”地放言畅谈着音乐与人生理想，从此结成莫逆。

　　这样的“音乐聚会”渐渐就不只限于我们三人，甚至聚会的成员，也超出了77级。更加上我自己热心肠、“人来疯”的天性，我的家常常成为了同学好友们的校外聚会点。每次聚会，自然又必然是以听我的“发烧音响”贯穿始终的。于是，便开始隐隐听到各种耳语和流言。终于有一天，“党小组长”找我谈话来了。

　　记忆还很清晰：那是1981年暮春发生的故事。从小就是乖孩子出身，从班干部到“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干部）当过来，养成了听话、驯顺的个性，所以从当知青到上大学，我一直都是“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只是因为“出身问题”（父亲是“民主人士”），“入党”一直成为自己一个遥远的梦想。万万没想到，这个梦想，却因为我的“爱乐发烧”发生问题了。“党小组长”开门见山地问我：“听说你这个春节，请同学到你家里听音乐、包饺子？”“是呀。”我一愣，有点警惕起来，“这有什么问题吗？”每年春节，班上都有一些家境贫寒的外省、本省的来自农村的同学，因为没有回家的路费，留在学校宿舍过年。我自己因为家在广州，便常常请他们到我家来一起包饺子，听音乐，略解年节的寂寥。“党小组长”的下一个问题，激得我几乎整个跳了起来：“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对同学这么好？总是请同学到你家里听音乐、包饺子？”我冷冷问他：“你说这是为什么吧？”小组长倒是心直口快，话说得“一针见血”：“你这是跟党争取群众！已经有同学向组织反映了，你对同学好，用西方音乐拉拢群众，出发点有问题！”我一听就火了：“你这是代表组织找我谈话吗？对同学好不行，难道要对同学不好，才是出发点正确吗？！我告诉你，你这不是共产党，你这是农民党！封建狭隘、小生产农民意识……”双方随后冲口而出的重话狠话，这里不宜细表，总之，他拍了桌子，我也拍了桌子。他给我上“资产阶级腐朽音乐”的纲，我给他上“小农经济小生产意识”的线，那次谈话最后不欢而散。我的“遥远梦想”，也因之从此夭折、破碎。现在想来真有点玄乎——有一句流行的话说：爱音乐的孩子不会学坏。我呢，在那以前，倒真是一个不敢有什么叛逆、出格、异端的“乖孩子”，就是因为那一场“爱乐”麻烦，哈，却让我从此“学坏”啦！

　　时代的进步有时候是不动声色的。今天有幸享用着豪华精美的《爱乐》杂志的年轻人，会觉得此乃理所当然，而对笔者这样的“爱乐”麻烦，听起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其实在日后，我曾跟一些年长朋友聊起这个“听音乐、包饺子”惹麻烦的故事，他们都嗤笑我：你这算什么“麻烦”？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年头，既不伤筋又不动骨的，若是放在早两年——“文革”中或者“文革”前，你这种邀朋友回家听西洋音乐的行止，本身就构成“非组织小集团活动”，说不定要坐班房、掉脑袋呢！——郭沫若的一个儿子，就是为这个死的！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LP狂热：UCLA的“三剑客”、“四大天王”与“五大金刚”

　　前面的烦恼故事里，还来不及述说当时“爱乐发烧”的最大烦恼：在20世纪80年代初年，尽管拥有自己的组合音响已经实属“举世罕见”，但最稀罕难得的，却是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不是限时刻、限条件辗转借来的LP-33转立体声密纹胶木唱片。那时候，要么是有钱没地方买，要么是有地方买却没钱。当时各个外文书店非常有限的进口西方古典音乐唱片，完全是天价——记得买一张要100多块人民币，普通人两三个月的工资！我是连一张都买不起，仅有的十几张原版的“心血珍藏”，都是厚着脸皮千恳万求，先后托香港亲友偷偷“走私”夹带进来的（唱片那时属文化宣传品，根本不许带过海关）。所以可以想见，任何在唱片上留下的划痕，都一如划在我心上的刀痕，创痛滴血，恒久不止。

　　于是，就可以想象，当我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放洋留学的自费生，在1982年春天“77级”甫一毕业就踏出国门，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名研究生的时候，骤然面对眼前铺展开来的广阔无边的爱乐世界的那种狂喜——大学音乐厅里那一场场原汁原味的免费或低收费的现场音乐会，西林区(Westwood)那几家不时抛出各种“出血减价”的唱片店，曲目版本浩如烟海，是怎样一下子让我这个痴迷古典音乐的穷学生着魔、疯狂、迷醉沉溺、寝食不安。“君子固穷”，但用打工、当“住家男佣”和吃隔夜“便当”（台湾话——饭盒）千辛万苦省下来的钱，每月要泡几次西林区的“塔儿”(Tower)唱片店淘LP，还是“消费”得起的。除了盯准了特别的大减价日子，我一般是选择每个周五下午，把一周所有的上课、打工全部打发了以后，优哉游哉，自己一个人陷身到西林区那三家唱片店里淘金。反正“东方不亮西方亮”，同一个公司版本的唱片，只要货比三家，总能找出一家最低的“出血”价位来。那时候，一般每张LP的新货价是$9.99，也就是10美元，那是我打死也没花过的价钱——除了一两张死不降价的音乐剧唱片以外（如“Cats”——猫）；中位正常价是$6.99或$7.99，那就是我们穷学生的“奢侈价”了；我们的基本“目标价”呢，是$4.99；“狂欢价”则是$3.99。除了二手片子或者杂牌货，$2.99以下的价钱从来没出现过。杂牌货我们当时是从来不买的（其实那是听“版本”的耳朵段数还不够的原因），于是专录西洋古典唱片的那几家大公司的招牌——DG呀，RCA呀，EMI呀，TELARC呀，DECCA呀，等等，我们都盯得死紧，它们的录音个性、大师和乐团组合甚至价格策略，我们都耳熟能详。我们爱乐发烧的“版本学”耳朵，其实最早就是从认唱片公司的牌子开始的。

　　我已经听见读者诸君发笑了：怎么说了半天“爱乐发烧”，没见你谈音乐却专谈价钱和公司招牌呀？其实，这才是“发烧”的本意所在哩！对于爱乐者（还不仅仅是穷学生），所谓淘唱片之乐，永远是——首先是：“淘价钱”之乐。能以最低的价位，得到最心仪的版本，那才是最可以“牛逼”的赏心乐事。手头相对宽绰如大教授李欧梵者，那一年听我说，普林斯顿有一家“全美第二大”的旧唱片店，可以花$0.99就买到一张二手的LP或CD，乐得手舞足蹈的，两人结伴逃会去狂淘一气的样子，至今想来仍觉莞尔。须知，古典音乐世界，基本上已经是固态的：大师就那些大师，曲目就那些曲目，指挥家、演奏家和乐团的类型素质，也大体是眉目清朗的。对于我们这些音乐消费者，区别的只是公司的牌子和价钱。至于“淘版本”之乐——不同版本的演释之间的微妙差别及趣味异同，除了特殊需要以外，那常常是真正的“发烧”阶段过去了以后的事情。从我自己的经验历程看，“发烧”阶段，是古典音乐的入门初恋，惊喜辨识的阶段。到了“淘版本”阶段，已经是进入彼此会心欣赏、可以谈婚论嫁、洞房花烛夜的蜜月阶段了。而现在呢，坐拥曲目甚至版本的金山银山，音乐反而听得无欲无求、无章无法，有一搭没一搭的，则就是老夫老妻，相濡以沫，老伴老伴，老来做伴的阶段了。

　　言归正传，我就是在每个周五下午课后淘唱片的“独乐乐”时光，发现自己“吾道不孤”的——原来跟我一样发烧的“老中”大有人在！中国大陆人的异乡见同乡，一般是两部曲：先是彼此戒备、保持距离，冷瞄一眼，便矜持十分地仰脸侧走；一旦看对了眼呢，放下身段点头打个招呼，马上就一竿子插到底，一下子俨如前世故人，交情急速升温，恨不得马上搂肩搭背、掏心掏肺得肝胆相照。这中间可以完全没有过渡。第一步如果破不了冰，则就永远形同陌路。一旦化冻，则立见红霞满脸，万紫千红。我们UCLA“老中”圈子里几位在唱片店相遇相交的爱乐发烧友，就是这样成为深交至今的终生好友；并且，很快就从“哥俩好”变成“三剑客”，又从“四大天王”变成“五大金刚”的。这样一来，每次周五的淘唱片之旅，就变得浩浩荡荡招摇过市，既有团队观念还同时渗进了竞争意识，不但要比试发烧的手眼胆识，更要比试耳朵段数，最后则要比试腰包实力了。我们这一伙住廉价学生宿舍的“老中”，那时候都没有条件在音响器材上玩发烧。真正烧着的，其实是耳朵——在廉价的音响组合上练出来的对乐音质地的耳朵辨识功夫。那时候，同一个曲日版本，只要放上个五分、八分钟，我们就能很轻易地就听出究竟是卡拉扬、卡尔？伯姆、尤金？奥曼迪、伯恩斯坦或者小泽征尔指挥的，并且哪怕从来没有听过的版本，也大体能从乐队风格、曲式处理、节奏与力度、弦乐部、管乐部和打击乐的细微组织变化等方面，大体猜出个谱儿来。我们曾为此作过互相的测试，竟然几乎是“一说一个准儿”，连我们自己都啧啧惊奇。当然，我也发现，这种“听力段数”的发烧需要有一个“感应场”。一旦烧退了，这种能力就会急骤退化。若干年后我和其中一两位发烧“天王”相遇，我们曾重新玩这种“版本辨识”游戏，发觉时过境迁，大家都已经武功尽废，功力不再了。这让我想起，在海南岛当知青的年头，练就的一身只要抬头看天色，辨落日流霞，马上就可以准确预测一、两天内以至一周内气象天候的本领，其准无比。这些年在水泥森林里呼吸人工废气，离了气象预报就不知明天该穿什么衣服，这种“看天吃饭”的本领，早就不知退化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