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坚甫：中国当代农民中的古典诗人
——一个被沉埋的诗人和一个被沉埋的诗道
“逢人说项斯”
此文的写作，有一个故事套故事的缘起。
旅居旧金山的散文家刘荒田兄，传来一篇他记写广东故乡台山一位已故老诗人程坚甫的诗词创作和人生故事的文字。一读之下，大惊失色：程坚甫何许人也？诗风沉郁，笔力遒劲，直见性命，劈面惊人。闻所未闻，却又是一个“甫”——原来是一个真正躬耕乡野并终老荒村的农民诗人。其诗其人，行状风格，确乎逼肖大历夔州时期的杜甫——简直就是中国农民中的“当世老杜”呀！
从文中悉知，令人感佩的是，发现、整理并多次自资印行程坚甫诗作的，是一位今年已年过八十、旅居美国的华侨老诗人陈中美。陈老先生自1995年起经常归返故乡广东台山组织诗社活动，有“明园玉楼咏诗会”定时雅集，吟诵诗词，刊发诗作。因缘际会，他于偶然间发现程坚甫遗稿《不磷室诗存>，以后又陆续发现了程坚甫的其他篇什遗稿，为程诗所达到的超拔水平震惊不已。陈中美先生于是不顾年迈，大洋两岸往复奔走，潜心搜集、整理程诗，自资编印了程与另一位台山诗人合集的《洗布山诗存》。
程坚甫诗因《洗布山诗存》而小范围地流传海外，引起台湾旅美老一辈“祭酒级”散文大家王鼎钧——人称“鼎公”的激赏。他先后在海外、中国台湾发表了《慕旧惊新读残篇》长文，从程诗的意境、意象到音节，逐联逐句地加以行家的赏析，赞曰：“了不起的好！”“朝露初凝，新桐乍引”，程坚甫乃律诗一代传人，“律诗这种文学形式，自经唐宋大家缔造以来，伏脉万里，蛰龙不死，笔者也在此向他的生命力致敬！”因王鼎钧之文，程坚甫诗又引起台湾读者的瞩目，并合作捐资在台山石窟诗林刻制程坚甫诗碑。自此，程坚甫诗名渐为台山当地乡老所重，甚至发生过一位耆老在“明园玉楼咏诗会”上吟诵纪念程坚甫的诗词后，因情绪激动而倒地身亡的感人奇事。粤中旅美文化人于是集资为无子嗣而晚景凄凉的程坚甫重修墓园、墓碑和建立诗碑。这就引出了刘荒田文中提及的他与陈中美先生自美结伴返乡，为程坚甫扫墓的纪行感怀，其间还穿插着程坚甫晚年的女弟子、下乡知青陈惠群以义女身份为程的孤独晚年守孝送终的动人故事。今天存世的程坚甫的唯一遗照，就是晚年他与陈惠群及其子女的合影。
“兵马纵横闲看弈，江天俯仰独扶犁。”“晚风吹皱寒堂水，遥映山翁额上纹。”“客囊似水贫难掩，妇面如霜笑更稀。”“十年空惹一头雪，独坐惭看两腿泥。”“被有温时容梦熟，饭无饱日觉肠宽。”“廿年事往难回首，一笑唇开有剩牙。”“岁不宽人头渐白，天能容我眼终青。”“半世穷能全我节，百篇慧不拾人牙。”“续命丝难灯草代，伤心泪并纸钱飞。”“热不因人还有节，愁来溷我太无端。”“弄笔无文铭陋室，窥窗有月笑狂夫。”……
我在美东新英格兰早春的茫茫雪夜中，读着这些笔力沉熟、意象悲沉、对仗工整、别出新境的辞章诗句，我知道我遇见了一位被岁月尘土掩埋多时，可以上承古人、后启来者的一代诗词大家。手头边恰好有一本上海华东师大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毛谷风编，沙盂海题签，钱仲联作序，1993年出版），收诗人、词人470家，诗词2500余篇。近日又得友人相助，借读近年新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胡迎建著，饶宗颐题签，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此书几乎将自1912至1949年各界各流各派的旧体诗家及其代表作品一网打尽。把程坚甫存世的这些共约800余首诗词——尤其是律诗，放在上述两书所展示的自晚清迄今的世纪名家的诗作之林中，程诗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显得木秀于林，自成高格，非常值得向世人推重。可以这么说，就自己虽然相当有限、但毕竟浸淫旧体诗词多年的阅历而言，我以为，程坚甫诗作，得杜子美、陆放翁真传，诗风奇峭，别树一帜，是完全可以上承唐音宋韵，下接明清诗流，比肩于陈三立、陈寅恪父子以及郁达夫、聂绀弩等这些20吐纪旧体诗词一代大家的，另一座当代诗界奇峰和诗苑奇葩。
我从刘荒田兄手中辗转得到他托亲友万里迢迢从台山带到美国的《洗布山诗存》，一读惊艳，二读盈泪，三读则卧不安枕、食不安席，为这位被岁月尘埃沉埋多时的一代诗翁的才情和身世感怀不已。便立即向在海外华文界颇有影响力的“二闲堂”中文网站推荐了刘荒田绍介程坚甫的文章，希望引起世人对这位“中国农民中的当世老杜”的关注；又忙着向国内一些出版界的老友极力推荐，希望能借大出版社的力量，使这位“当世老杜”的诗作得以弘扬传世。但是，坦白说来，我几乎听不到任何回应。或者，即便是微弱的回应，都被今天俗利滔滔的市场法则所吞没了。
就在这时候，听闻我对程诗的激赏，远在加州的年迈的陈中美先生很快就把面貌更加完整的《程坚甫诗存》整理出来了，并作为“海外孤本”寄到了我手上。去年暑假，我揣着这个“孤本”在祖国南北的士林书林转了一圈，几乎到达“逢人说项斯”的地步，但言者凿凿，听者邈邈，一如细沙落潭，沙落无声，水过无痕。我才忽然发现，自己近时为程坚甫诗的奔走努力之所以显得有点徒劳可笑，不自量力，乃是因为——其实说来崦巉惊人：一个在千年诗国传续了千年、几成文明主干的传统诗道（“以诗文取仕”——不是“文明主干”是什么！），早已被时代激变的泥石巨流所断裂腰斩，不分青红皂白地沉埋淹没多年多时了！以至今日，“严肃正派的读书人”中，还在写作或欣赏、研讨或出版“旧体诗”者（想想这个噎人的“贬称”吧），几乎就成了落伍背时、冬烘守旧、不识时务、自讨没趣的代名词了！
“新诗兴，旧诗废”？
“新诗兴，旧诗废。”似乎此乃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定论。自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借鉴西方翻译诗作而出现的全新诗体——汉语白话新诗从兴起、鼎盛到蔚为诗界主流，使得传统诗词从文学正宗一变而成“旧诗”——从失焦、冷门、低迷到日渐式微，最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旧诗废”乎？今天说来甚至有点匪夷所思：自20世纪下半叶迄今，流行数千年、蔚为文学正宗与文明主干的中国传统汉诗（这是日本人的说法，恕我暂时回归这一称谓），在神州华夏本土，竟然失去了存在的基本合法性。偌大杏坛文苑，一度曾经除了毛泽东、陈毅、郭沫若、胡乔木等少数几位高层人物的诗词之外，“旧体诗”报刊不登，论者不问，史书不载，“旧体诗的死亡”，似乎也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事实”了。
然而，果真如此么？
“旧体诗”这一称谓，据说，最早源自胡适之（见《民国旧体诗史稿》）。已有论者明确指出过：“旧体诗”文学地位的丧失和白话新诗主流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得力于两个地位特殊而功力了得的旧体诗大家——鲁迅和毛泽东。作为文坛、政坛的两大巨人，鲁迅的“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和毛泽东的“旧体诗词束缚思想不宜提倡”二说，从1919之后到1949之后，均被视为历史的、官式的定论，这就等于宣判了旧体诗的死刑，影响极为深远。（见杨剑峰《被遗忘的诗歌史》，《读书》2006年第11期）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宁馨儿，白话新诗来潮汹涌，群峰崛起，新人新体新声新境，确实一新国人耳目。传统诗词变称“旧体诗”之后，似乎受形式格律的约束，于表现新时代新生活有碍，与新体白话诗相形见绌，于是诗家转向，旧体诗作骤减，写作、发表和阅读的圈子越来越窄，便逐渐退出新时代的文化视野了。
今天回头看去，“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整个20世纪大半叶，对传统中国文化摧毁性的激进批判，是有着明显的历史缺失的——不但要彻底“打倒孔家店”，将一切传统道德文化包括历史典籍、高雅艺术等统统视为“谬种”、“封资修”，甚至要消灭汉字，实行书写拉丁化，等等。传统诗歌一变为“旧体诗”而遭受世纪性的冷遇与埋没的命运，放在这样狂飙激进的时代背景之下观察，就既是“其来有自”的，却不是“理所当然”的，更不是“天经地义”的。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值得重视的是，在这样暗淡甚至惨烈的历史氛围之中，“旧体诗”（我们不妨就承接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自暴自弃”与“自生自灭”，反而以其自身倔强的生命力，对加诸自身的命运宣判，作出了历史性的回答。
完全可以这么说：形式，就是“旧体诗”的自救之本。
熟悉文艺学的朋友都会了解：在审美范畴，形式，是一种自恰自足、“大不吝”的奇特物体。形式一旦确立，常常会有远远溢出、超越内容的坚韧生命力。我在另一篇文字里曾以“文革”样板戏作为例证：今天人们仍旧琅琅上口的那些流行片断，大概没有谁会再对那些内容当真，除了它所附丽的岁月记忆之外，传世流行的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它几乎倾一国之力加以常年琢磨而完成的形式美感所带来的恒久魅力（因为动听，我就亲自听台湾票友说过：他们偶尔也喜欢选唱大陆样板戏的片断来自娱和娱人）。在这里，“所指”——“内容”或许死了，“能指”——“形式”却存留了下来。旧体诗作为一种流转千年的文明样式的顽倔生命力，则更是“样板戏”之类远远不可比拟的。它裹挟着形式的精粹、便捷、传统的丰腴沃土和草根性的广大受众，就更不是任何时势的阻遏、人为的风暴可以真正沉埋灭绝的。旧体诗的形式，完全可以充分表达当代现实生活的情感——有时几乎是非旧体诗无以表达的情感（想想聂绀弩的那些旧诗吧！），这更不是一个“理论命题”，而是早就在现实生活中一种广为人知且广为普及的一种文化事实。在风雨如磐的年代，旧体诗尚且可以凭借口吟笔传、沉潜掘进而蔚为一种气象——请看《民国旧体诗史稿》、《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两书所描述的如山诗作与如林诗家；一旦稍遇雨露华滋，她必定就会泼泼刺刺、斑斑斓斓地重生、复兴——请看今日《中华诗词》之类的平面诗刊飞速上涨的订数，以及互联网上如雨后春笋般生发、令人目不暇给的各种诗词网站以及各方出手不凡的新手名家。传统文明的这种“假死现象”——比如近年各种民俗文化、宗族文化的蓬勃复兴等——其实是值得史家论者精研深究的好课题，其中，这种“文明的假死现象”在“旧体诗词”上的表现，又是最为耐人寻味的。
正如梁实秋先生早年指出过的：“诗并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我们所谓新诗就是外国式的诗。”（同引自《民国旧体诗史稿》）毛泽东，在其晚年，如此批评新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后来还指出“把诗分成新旧是不科学的，就我的兴趣来说，我则偏爱格律诗”，“旧诗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见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原载《东坡赤壁诗词》1986年第6期，转引自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154页）有趣的是，此语所昭告的，正是若干年后的今天，这样一种从作者到读者、作品与受众之间的“新旧互换”的错位：新千年的世纪之交，正当白话新诗这个当初备受时代和公众青睐宠爱的“新时代的宁馨儿”，似乎历经几十年的实践探索迄无定型，反因为形式和表现都走入了“死胡同”：作者愈多、读者愈少，陷入了只能在小圈子里“自己写给自己看”的尴尬时期（如果我不愿意危言耸听地说“新诗死亡”，但至少也处在境况萧瑟的生死存亡之秋）；反之，多少年被称作“旧体诗”的传统中国汉诗的创作和阅读，正处在一种枯木逢春的景象。
今天，完全可以通过详尽的数字、图表和事实，毫不含糊地证明：不管从平面文字阅读到网上篇目点击，“旧体诗”的作者面和读者面，都一定比“白话新诗”面要宽、量要大；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是处在“旗鼓相当”的地步。据报道，近年来，已有50年历史的《诗刊》发行量从鼎盛时期的54万份降到3万余份；而《中华诗词》的印数却呈上升趋势，从开始的几千份发展到2万多份。不但各种旧诗网刊和各地的诗词雅集结社活动呈星火燎原之势，而且，据我所知，由个人挑头、民间协办的各种达到一定规格和规模的旧体诗词学术研讨会，也举行过多届多回了。因此，就中国诗歌的现状而言，新体诗、旧体诗，已是诗坛上并峙而立的双峰。
以上“新诗兴，旧诗废”与“旧诗热、新诗冷”的“朝代更迭”与“兴亡之叹”，难道不值得当今华夏大地上“严肃的读书人”——衮衮学院文坛的专家论者们，加以认真的关注吗？！
程坚甫其人其诗
程坚甫，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文史迭变、风潮兴替的思考背景中，走进笔者的视野的。
程坚甫(1899-1989)，1899年10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城西洗布山村的画工之家。台山为广东著名侨乡，物产丰饶而文风鼎盛。程自小出外求学，在广州中学毕业后，曾担任当时广东省长陈济棠辖下的燕塘军校图书馆管理员。此后历任广东省盐业公会秘书、韶关警察局文书、中山地方法院秘书、广东省高等法院汕头分院秘书。他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去职还乡务农，以种菜卖菜、采柴卖柴、养鸡卖鸡，为生产队收家肥和捡猪屎等维生。至1989年11月11日病卒，在农村躬耕劳作凡38年，享年88岁。
程坚甫一生贫寒，乡人称“三公”。因患有严重口吃，口齿不清，所以早年仕途不顺；又因嗜书如命，不事积蓄，据说解职回乡时连路费都没有着落。他返乡务农时已年过五十，曾因体弱多病且无子嗣被列为“五保户”却被他坚辞不受（在乡间，这含有“老绝户”之意，有辱家族名声）。村干部可怜老两口无依无靠，让他担任生产队劳力较轻的“称肥员”多年（即为各家各户送来肥田的屎尿登记过秤）。诗人暮年，则依靠年过七十的妻子何莲花进县城当保姆、做医院“陪床”维持生计。何莲花多年积劳成疾，于1983年七夕先他而去，程坚甫因1987年冬被村外一自行车撞伤，自此卧床不起，两年后辞世。
检视程肩甫贫贱卑微的一生，有这样两个因果循环的关系值得重视：对于程坚甫，诗思诗道，成了对于贫贱卑微的拯救；而贫贱卑微，又成了对于诗思诗道的拯救。在长达数十年每每三餐不继的饥寒穷困之中，以写诗吟诗充盈饥腹愁思与困顿生涯，成为程坚甫的自娱自救之道，同时也是诗作内容的主轴。“自笑狂如马脱缰，斗诗赌酒兴弥长。箧中检出无完褐，梦里吟成有断章。听尽莺呜余发亩，留些鸡食合分粮。蹉跎抱卷空山老，何似黄花晚节香？”（《寄怀》）“蚊雷聚响震三台，多少吟情被折摧？满架诗书垂老别，一天风雨突如来。惊摇山上陈晦梦，唤起江南庾信哀。半叟嗜花狂似昔，月明夜夜踏歌回。”（《偶成寄熙甫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诗思与诗道作为一种具体的生命实体存在，满腹诗书却贫寒失意的程坚甫，在漫长无涯的农事劳作之中，将如何打发自己毫无尊严、喜乐可言的卑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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