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希特勒的崛起

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所以我今天已记不得，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的。这个名字我们当时已经听了许多年，我们不得不每天，甚至每秒钟都联想到或者说出这个名字。这个家伙给我们世界带来的灾难比一切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不管怎么说，那肯定是相当早的事了因为我们萨尔茨堡离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可以说是它的邻近城市，只要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便会很快传到我们这里来。我只记得，有一天—我今天怎么也想不起那个日子来了—一位熟人从那里来，抱怨说，慕尼黑已经又闹起来了，尤其是那里有一个名叫希特勒的煽风点火的家伙，他用大打出手的方法扰乱会场，并用最下流的方式煽动人们反对共和国与犹太人。

当时，这个名字进入我的耳朵，是空空洞洞的、没有分量的，后来我也没有再去想它。因为正如今天早已消隐得无影无踪的许多煽动家和暴乱者的名字在当时混乱的德国出现一样，不用多长时间便又消失了。比如，带领波罗的海部队的上校艾哈特的名字，卡普将军的名字。政治谋杀者们的名字，巴伐利亚共产主义者的名字，莱茵地区分裂主义者的名字，志愿军头目的名字。几百个这样的小气泡在发了酵的泥塘里翻滚着，既不产生爆炸，也不留下什么，只是化作一阵恶气，把尚未愈合的德国伤口里的腐烂过程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份那个新纳粹运动的名叫《米斯巴赫报》的小报（那份报纸后来发展为《人民观察家》）。米斯巴赫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那份报纸也办得粗俗鄙陋。那么，究竟是谁这样关心它呢我几乎每星期都去国界那边的近镇赖兴哈尔和贝希特斯加登，后来有一次我在那里看到了穿着翻口长统靴和褐色衬衫的年轻学生队伍—排头是小个儿，后面是大高个—他们每个人的手臀上都佩带着颜色显明的卐字形袖章。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齐声喊着口号穿过大街，他们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并装饰以卐字符号，我第一次察觉到，在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乌合之众的背后一定有有钱和有影响的人物存在。当时希特勒还只能在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里发表演说，他一个人是不能把几千个年轻人武装成一支耗费如此浩大的队伍的。必然有更强有力的人物才能推动那个新运动。他们的制服是簇新的，在那个真正的老兵都穿着破旧军服走来走去的时代，从一个城市派到另一个城市的冲锋队员竟然拥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停车场：里面停的全是崭新的汽车、摩托和载重车。除此以外，显而易见的是军队领导人对那些年轻人进行了战术上的训练—或者如当时人们所说的准军事训练—而且肯定是德国国防部本身提供物质条件，来进行那种有计划的技术训练，希带动一开始就是德国国防部秘密情报处的密探。恰巧不久我有机会亲眼目睹那种事先训练过的战斗行动。在边境的门个小镇，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以和平的方式举行集会，突然有四辆大卡车急驰而来，每一辆车上都载满了手持橡皮棍的年轻纳粹党徒，完全如我在咸尼斯圣马可广场旁边看到的一样。那些纳粹党徒闪电般地对毫无准备的人群进行突然袭击。是从法西斯主义者那里学来的同一种方法，只是在军事上更加训练有素，用德国的话说，对细枝未节都作了系统的准备。冲锋队员随着一声哨响，迅猛地跳下汽车，用橡皮棍向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抡去，警察还没有来得及干预，或者工人们还没能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已经重新跳上汽车，飞驰而去。

使我惊异不已的是他们那些蹦上跳下攀登汽车的准确动作，那些动作每一次都是按那帮歹徒头目的一声尖厉的哨声完成的。看得出来，每一个年轻队员事先都已知道，用怎样的技巧、从汽车的哪一个轮子爬上去，跳到哪一个位置，以避免和下一个人碰撞，从而不致给全体造成危险，他们的肌肉和神经对此早已有所准备。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人的机敏所能做到的；手的每一个动作肯定早就在营房、在练兵场练了几十次、几百次了。一眼就能看出那支部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袭击、暴行和恐怖活动而训练的。

不久，人们便可听到更多的有关在巴伐利亚州举行的那些地下演习。当大家熟睡的时候，那些年轻的队员便悄俏地溜出房间，集合在一起，进行夜间野外训练，由国家或者党的秘密资助人出钱，由正在服役或已经退役的国防军的军官们训练那支部队，当局对那些难得的夜间演习并不太注意。

当局是真的睡着了吗或者只是闭上了眼睛当局对那个运动是袖手旁观呢，还是暗地里助长它的气焰不管怎么说，曾经暗地里支持过这个运动的当局后来自己也被那突然出现的运动所使用的那种残暴手段和快速行动惊骇得不知所措。当局在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慕尼黑已经落入希特勒之手。一切行政部门均被占据，报纸被枪逼着宣告革命已经胜利完成。一筹莫展的共和国只是象做梦似地眼望着鲁登道夫将军如救星一般从那云雾中升起，他是许多自以为能战胜希特勒的人物中间的第一人。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如愿，反而被希特劾愚弄了。那次想征服德国的着名的啤酒馆暴动是上午开始的，但到中午就完蛋，这是大家知道的（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讲述世界历史）。希特勒逃跑了，不久又被捕；那个运动也随之消失。到了一九二三年，卐标记不见了；冲锋队和希特勒的名字也几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再想到他可能会是一个掌权的人物。

若干年后，希特勒才又重新出现，是当时对现状不满的怒涛把他匆匆抬出来的。通货膨胀、失业、各种政治危机，还有外国的愚羹举动，使德意志民族人心浮动；此外，当时德国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是许诺建立秩序，一下子便会有几十万人随着他走。

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没有注意到危险。少数作家也真的花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去研究他的纲领，却只顾嘲讽他的枯燥无味的散文的华而不实的风格。民主主义的大报纸—不是去提高人们的警惕—而是每天抚慰自己的读者，说什么依靠用重工业和冒险借来的钱勉强维持着的那种耗费巨资的宣传运动是不可避免地要在明天、后天彻底破产的。然而在外国，人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理解那个基本道理，那就是在那些年里德国为什么会低估和轻视希特勒的为人和他不断扩大的权力的，这是因为德国从来不仅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而且在等级观念里还要加上根深蒂固的对学历的顶礼膜拜。除了一些将军以外，那个国家的高级职务都是由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任的；而当时在英国却有一个洛德乔治，在意大利有一个加里波第和一个墨索里尼，在法国有一个布里昂，他们都是从平民走向国家最高职位的。一个还没有读完市立中学、更谈不上读完大学的人，一个在成年男子收容所里度过夜、而且常年用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楚的手段过着不明不自生活的人，竟也能接近一个冯施泰因男爵。一个俾斯麦、一个比洛亲王曾经占有过的位子，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德国的知识分子是最看重学历的；在他们来看，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在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这使他们上了大当。他们认为，这个小丑绝不会变得非常危险，而希特勒却早已藉助他的幕后指使者为自己在广泛的阶层赢得了有力的支持者，不仅如此，即使当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当上了总理时，竟还有一大批人，甚至连那些把他推上那个位子的人，还只是把他看作是临时占据那个职位的人，把纳粹的统治看作是暂时的插曲。

希特勒的奸雄本色在那时才大量表现出来。多少年来，他向各方面许愿，争取到了各个政党的重要代表人物；那些代表人物都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无名小卒的神秘力量为自己的月的服务。后来，希特勒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正是采用了同样的伎俩，以发誓和以德国人的忠心和那些他想消灭和铲除的人结盟。他的上台，说明他的这种伎俩取得了初步胜利。所以，他完全知道，怎样用许诺来欺骗各方面的人；从而使他在掌权的那一天，即使在最对立的营垒里也竟然会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在多伦的君主政体主义者们认为，他是皇帝最可靠的开路先锋。在慕尼黑的古老的巴伐利亚维泰尔斯巴赫王族的君主政体主义者们也无不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也把他看成是他们的人。

德意志国家主义者们希望他为他们把木材劈小，以便添进他们自己的炉子里。他们的领袖胡根贝尔格根据事先的协议为自己在希特勒内阁里弄得了最重要的职位，他相信自己因此而站住了脚跟—当然，没过几个星期，信誉旦旦的协议犹在，他却被赶出了内阁。重工业家们感到，由于希特勒的出现，他们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他们巴望着他登上权力的宝座，他是他们多年来暗暗地用钱扶植起来的，而那些日益贫困的小市民们也同样舒了一口气，因为希特勒曾在上百次的集会上答应他们要打碎利息的桎梏。小商人们想起了要关闭大商店—他们最危险的竞争者—的许诺（这个许诺从未有实现过），而特别欢迎希特勒的，要算是军界，因为希特勒用军事眼光考虑一切，臭骂和平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非常不高兴看他青云直上，因为他们希望他将扼杀他们的死敌—那些挤在他们背后的令人讨厌的共产党人。最不相同、最对立的党都把这个对各阶层、各个政党、各种倾向的代表作过许诺并发过誓的无名小卒当作自己的朋友，就连德国的犹太人也并不感到十分不安，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一个当上部长的雅各宾派就不再是雅各宾派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总理当然一定会阻止反犹太主义煽动者的野蛮行径。再说，在那样一个法律已经牢牢固定下来、国会里多数人都和他对立、每个公民按照庄严宣布的宪法都享有自己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里，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接着，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撤出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当人们知道集中营就设在和平的环境之中，秘密审讯室就设在兵营里，无辜的人就在那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和手续就彼处死，都不觉毛骨谏然。有人心里想，可能只是一开始丧失理智的狂怒表现罢，那样的享不会在二十世纪继续存在。然而那才仅仅是开始呢。世界上的人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怀着侥幸心理。不相信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但是，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在夜间越过萨尔茨堡山地或者游过边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惶失措地盯着别人；躲避惨绝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从他们开始了，后来，那种逃亡一直蔓延到整个世界。在我看见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自的脸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的暴行的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儿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良知、欧洲良知、世界良知的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由于我试图在这里尽可能忠于事实，所以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我们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待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时候，每当一件事闯入到我们生活中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都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诚然，我们这些自由、独立的作家们对某些必然会来的困难、烦恼、敌对行动事先是清楚的。国会纵火案刚发生后，我便跟我的出版者说，我的书很快就要在德国成为过去的事了。我将不会忘记他当时那副惊愕的神情。谁会禁止您的书呢—他说这旬话是在一九三三年。当时还不胜惊诧—您可从来没写过反对德国的一个字或干预过政治呀。我发觉：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如几个月之启已经成为事实的焚书以及各种刑具的使用，在希特勒掌权一个月之后，对那些思想深远的人来说也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伺家社会主义惯于用卑鄙的欺骗伎俩，在时机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已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欧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暴行是在国界那一边进行—这有损于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文明的耻辱。希特勒并没有作出什么天才之举，但他却成功地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来针对一个在道德上、尔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孱弱的欧洲。就是那个早就决定了的行动：

消灭任何自由的言论和任何独立的书籍，也是按照那种事先试探的方法在德国取得成功的。当时，没有立即颁布一项公然禁止我们着作的法律—那项法律是两年之后才宣布的，他们开始没有颁布那种法律，只是先采取小心翼翼的试探，看看能走多远，对我们着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着作公开表示愤慨。

德国的大学生对任何能表现他们反动思想的机会都是很兴奋的。他们顺从地在每所大学聚众闹事，把我们的书从书店里取走，带着那些猎获品，举着飘扬的旗帜，向一处公共场所走去。他们有时候在那里按照德国古老的习惯，把书籍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中古时代的风尚突然变成了时髦，我今天自己身边就有一本曾被钉上过耻辱柱的我自己的书，那是一个友好的大学生在执行完任务后抢救出来，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有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可惜当时已不允许焚烧活人。虽然宣传部长戈培尔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最终决定赞成焚书，但是焚书一事始终还是一种半官方的措施。然而公众却没有从那些大学生的焚书事件和胡作非为中得出一丁点儿的教训仍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德国对这样一些举动是多么无动于衷。尽管书商们受到警告；不准再把我们的书放进橱窗，也尽管再没有。家报纸提到那些书，但是那些真正的读者却丝毫不受影响。在尚未设立监狱和集中营的那会儿，我的书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遇到过刁难和凌辱，然而销售量几乎和从前一样多。为了把几十万和几百万德国人与我们强行疏远开，才非得把那个保护德意志民族的赫然规定，即那个把印刷、出售和传播我们的着作说成是政治犯罪的规定变成法律不可，不过，那些德国人当时还是喜欢读我们的作品，而不喜欢所有那些突然冒出来的乳臭未干的诗人，他们愿意在我们的创作中忠实地陪伴我们。

能在德国和卓越的同时代人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尔、弗洛伊德、爱因斯但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认为他们的作品远比我的作品重要得多—起承当那种完全被剥夺文学创作的命运，与其说感到耻辱，不如说感到光荣。不过，无论哪一种殉道者的姿态都会令我非常反感，所以，我很不愿意提及那种相连在一起的共同命运。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使纳粹分子、甚至使希特勒本人处于特别尴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中间，正是我创作的文学形象在贝希特斯加登别墅里的高级人物和最高级人物中间一再成为他们最恼火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从而使我感到一定的满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高兴事，因为我让那个新时代一时最强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不时恼怒。

在新政权的最初几天，我就无辜地被安上一条捣乱的罪名。当时全德国正放映着一部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改编的、而且片名也叫《灼人的秘密》的电影。根本没有人对此表示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反感。可是在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徒妄图嫁祸于共产党人而未能得逞—之后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电影院招牌和《灼人的秘密》广告前聚集着一群人，他们互相挤眉弄眼，哄然大笑。不一会儿，盖世太保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个片名前天笑的缘故。当天晚上，警察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巡逻，并命令停映这部电影。从第二天起，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的书名也就从所有的报纸广告和一切招贴广告的柱子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禁止这样一句使他们感到不安的话，甚至焚烧和撕毁我们的全部书籍，在当时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

不过，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因为在关键性的时刻他们不能同时伤害另一个他们正极为需要用来维护他们在世界上的声望的人，他就是德意志民族最伟大、最闻名、当时还活着的音乐家里夏德施特劳斯。我当时刚巧和他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剧。

那是我第一次和里夏德施特劳斯合作。在此之前，从《埃勒克特拉》和《蔷蔽骑士》开始，他的所有歌剧的歌词都是由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写的，而且我也从未见过里夏德施特劳斯本人。霍夫曼斯培尔死后，里夏德施特劳斯通过我的出版商跟我说，他很想开始创作一部新歌剧，问我是不是愿意为他写一部歌剧的歌词。我对这样一种请求感到莫大的荣幸。自从马克斯雷格尔为我的第一批诗歌谱曲以后，我一直生活在音乐和音乐家的圈子里。我与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鲁诺瓦尔特、阿尔滨贝尔格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但我不知道，在我们时代的音乐创作家中，有谁能比里夏德施特劳斯更使我乐意为他效夯。里夏德施特劳斯是纯德意志血统音乐家的伟大后裔中最后一位了。这个伟大世系从韩德尔、巴赫到贝多芬、勃拉姆斯，一直延续到我们那个时代。我马上表示愿意，并在第一次会面时就向施特劳斯建议，用本琼生的《沉默的女人》作一部歌剧的主题。施特劳斯对我提出的所有建议理解得非常迅速、非常清楚，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我从未想到他身上会有一种如此敏捷的对艺术的理解力、一种如此惊人的对戏剧的知识。我还正在介绍那部歌剧素材的时候，他已经使它具有了戏剧的形式，更加今人惊异的是，他把那些素材和他自己最大的才能结合得珠联壁合。他对自己能发挥所长的地方，简直了如指掌。我在一生中遇到过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可是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有象他那样如此清醒、如此客观地看待自己。合作刚一开始，施特劳斯马上坦诚地向我承认，一个七十高龄的音乐家不再具有音乐灵感的原始力量。他说，他也许再也创作不出如《梯尔欧伦施皮格尔》或《死亡与神化》那样一些交响乐作品了，因为恰恰是纯音乐需要一种最高的创作活力。不过，歌词还始终会使他产生灵感。他说，他还能够将一种现成的、已经形成的主题用音乐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因为对他来说，音乐的旋津是自动从那些意境和诗歌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他到了晚年，就专门从事歌剧创作了，他说，他虽然清楚地知道，歌剧作为艺术形式本已过时。他说，瓦格纳是伟大的高峰，无人能够超越他。不过，他联想起国会纵火案的内幕，纳粹对此也十分敏感。

用粗犷的巴伐利亚人的笑声补充道，我可以绕开他走。在我们弄清剧本的基本轮廓之后，他又提醒我几点要注意的细节，他说，他让我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一部预先用威尔地的歌剧格式裁剪好的歌词永远也不会给他灵感，而只有一部富有诗意的作品才会令他灵感勃发。他说，如果我能构思出一些能使音色多变的形式，那他就太高兴了。他说：我不象莫扎特，能忽然产生长长的旋律。我总是先从短的主旋律开始。不过，我知道以后怎样去变奏那个主旋律，去自由装饰那个主旋律，把蕴藏其中的一切从主旋律中挖掘出来。我相信今天没有人仿效我的做法。我对他的这种坦率真又是惊愕不已；说实在，施特劳斯的作品几乎没有超过若干个节拍的旋律；可是那些节拍不多的旋律—如蔷蔽骑士的华尔兹一一后来又是怎样升华，怎样用赋格作曲法使它们变成完美绚丽的音乐的呵！

完全跟第一次相遇时一样，在每次新的晤面时，我总是对他满怀崇敬之情。赞赏那位年迈的大师在自己的创作中有这样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一次，我和他单独坐在萨尔茨堡会演大厅里聆听他的《埃及的海伦娜》的内部彩排。大厅里没有别人，周围是漆黑一片。他专心地倾听着。我忽然发现他在轻轻地、不耐焕地用手指敲击着坐椅扶手，然后小声地跟我说：不好，很不好！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几分钟之后，他又说：我要是干脆把它删掉呢！哦，天哪，那完全是空洞、冗长，太冗长了！又过了几分钟，他说：您看，这不错吧！他评判自己的作品是那样客观，那样实事求是，好象他第一次听到那音乐似的，好象那音乐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作曲家创作的。他衡量自己的那种令人惊奇的感情从未离开过他。他对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有多大能耐，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太感兴趣把自己和别人比较：比别人差多少或者比别人强多少。他也同样不感兴趣：自己在别人眼里的身价。

使他感到乐趣的是创作本身。

施特劳斯的创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过程。他没有那种精灵作祟的力量，没有艺术家的颠狂，没有那些沮丧和绝望—象人们从生活传记中所知道的贝多芬和瓦格纳似的。施特劳斯创作时既实际又冷静，他作曲的时候—象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样，象所有技艺高超的艺术大师一样安详而有条不紊。上午九点，他坐到桌边，继续在他昨天作曲时停顿下来的地方工作，象通常一样铅笔写初稿，用墨水笔写钢琴总谱，不停地一直写到十二点或午后一点。下午，他玩纸牌，誊抄两、三页总谱。晚上，他有时还要到剧院去指挥乐队。任何一种神经衰弱的病症与他都无缘。他的艺术智慧无论在白天还是在晚上都是同样的光辉、明晰。当仆人敲门，给他送来指挥乐队时穿的燕尾服时，他就放下工作，站起身来，乘车去剧院。他指挥乐队时是同样自信和安详，就象他下午玩纸牌时一样，到了第二天早晨，灵感又准确无误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施特劳斯是按歌德的话来指挥自己的灵感的：他认为，能力就是艺术，甚至各种能力都是艺术，诚如他用诙谐的话所说：一个真正的音乐家该是什么样，他也得能为一张菜单谱曲。困难吓不倒他，只会给这位正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巨匠带来乐趣。我今天还高兴地记得，有一次，他得意洋洋地跟我说：我给那位女歌唱家布下了疑团谜！她要是猜得出来，一定得费死脑筋。当时，他的一双蓝色的小眼睛多么炯炯有神呵！在那样难得的时刻，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你会感觉到，好象有什么神秘的魔力深深地隐藏在这个奇怪的人身上。他的工作方法是准时、按部就班、扎扎实实犹如手工一般、看上去心不在焉，刚开始会使人有点儿失望，恰似他的面孔一样。他的面庞属于一般的圆形，胖乎乎的、孩童似的脸颊，额角微微偏后，乍一看，毫无特色。可是你要是再看一下他的眼睛，那双明亮、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在那张平凡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一种特别神秘的力量。那双眼睛大概是我在一个音乐家身上看到的一双最清澈的眼睛，不是具有魔力的眼睛，而是一双显出睿智的眼睛，是一双彻底认识到自己使命的人的眼睛。

在那次令人振奋的会面以后，我回到了萨尔茨堡，接着便开始工作。自然是出于好奇，我想试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写的诗句。两个星期后，我就把第一幕的稿子寄给他。他很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句歌唱大师的名言：一鸣惊人。作为对第二幕的更为热烈的祝贺，他寄未了他的歌曲有开头几句：啊！我找到了你，你这个可爱的孩子！他的那种喜悦，或者悦对我的鼓励，给我以后的创作带来难以形容的快乐。里夏德施特劳斯在我写的歌剧脚本上没有改动一行字，只是有一次因为反向进行的声部需要，他请我再加上三四行字。我们之间就这样开始了最诚挚的关系。他到我们家来，我去他住的地方加米施。他在加米施用他细长的手指在钢琴上按照初稿断断续续为我演奏了整部歌剧。完全象预先商定好似的—其实，既没有协议，也不是义务：我在完成那部歌剧之后，又立即着手写第二部，而他也早已毫无保留地同意了那第二部歌剧的基本内容。

一九三三年一月，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之时，我们的歌删《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钢琴总谱已全部完成。可是几个星期后，当局下令，严厉禁止在德国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一个犹太人以某种形式参与的那些作品这一骇人听涧的强制措施甚至对死人也不放过，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立像被拆除了，此举激怒了世界上所有音乐界的朋友。这条禁令一下，对我来说，我们那部歌剧的命运也就完了。我似为里夏德施特劳斯自然会放弃和我继续合作而和别人另：搞一部作品。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相反，倒是他提醒我，说我应该为他的下一部歌剧准备歌词，因为他当时正在为第一部歌剧配乐。他表示，他并不想让任何一个人禁止他和我合作。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整个事情发展过程中，他一直对我恪守朋友的忠诚。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但对我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他接近权贵，常常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晤面，当富尔特温格勒还在公开对抗希特勒的时候，他竟接受了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的任命。

他那种公开投靠的行动，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当时不但最优秀的作家们，而且那些最着名的音乐家们都愤怒地对纳粹分子嗤之以鼻。那些与纳粹分子沈瀣一气或投奔纳粹的少数人，在那些最广泛的艺术家圈子里不过是无名小卒，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它给戈培尔和希特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施特劳斯跟我说过，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年代里，就用自己通过某种方法辛苦挣得的钱，去格拉茨看过《莎罗美》的演出，希特勒很尊敬他；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所有节日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作品之外，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但不同的是，施特劳斯和纳粹共事，是有很多重要打算的。对他任何时候都真诚、执着信奉的艺术唯我主义来说，哪一个政权对他都一样。

他曾作为宫廷乐队指挥为德国皇帝服务过，曾为皇帝的军乐配曲，后来又作为维也纳宫廷乐队指挥为奥地利皇帝服务，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和国，他也曾是受欢迎的人。他如此奉迎纳粹分子，还出于和他生命攸关的利益，用纳粹的话来说，他负有一笔巨债。他的儿子和一个犹太女子结了婚，他肯定担心，他最最喜爱的孙子们会被当作废物排斥在校门外；他的新歌剧受到了我的牵累，他早先的歌剧又受到非纯雅利安种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牵累，他的出版商是一个犹太人。他觉得，给自己找一个靠山是越来越迫切了，于是坚决地迈出了那一步。他到新主子们要他去的地方去指挥乐队，他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诣了一曲赞歌。同时，他在给我的那些阴郁而又直率的书信中说起他对那项委任并没有多少兴趣。事实上，在这个艺术家的神圣自我中，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让自己的作品发挥作用，首先是能看到那部新歌剧上演，那部歌剧跟他的心贴得特别近。

他向国家社会主义作这样的让步，对我来说，肯定非常尴尬。因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好象我暗地里参与此事，或者说，在联合抵制行动中，我只同意这一次例外。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责难我，公开反对在纳粹德国演出那部歌剧。可是第一，我原则上讨厌那些公开的、感情激动的姿态，此外，我也不愿意给里夏德施特劳斯那样一位天才设置困难。施特劳斯毕竟是当时活着的最伟大的音乐家，而且已是七十岁的年纪了，他为那部作品花了三年时间，在那三年时间里，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全是友好的情谊、正直和勇气。因此，从我这方面说，采取沉默的态度，让事情自己发展，我以为是对的。

再说，我知道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以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给德意志文化的新保护者们增添更多的因难。因为纳粹的国家文化局和宣传部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好听的借口以便能够让一项对他们自己的那位最伟大的音乐家的禁令得以成立。譬如说，他们把那部歌剧的脚本拿到所有官员和名人。那里去征求意见，暗地里却希望找到一个借口。要是在《沉默的女人》

里有一个类似于《蔷蔽骑士》里的场面，即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一个已婚女人的卧室里走出来，那事情也许就好办。多了！这很可能给他们一个必须扞卫德意志道德这样的借口。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我的剧本中没有伤风败俗的描写。后来，他们把盖世太保那里的所有卡片索引和我过去的着作、都翻了一遍。就连这些地方也没有发现我曾对德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的画家也一样）说过一句贬低的话或者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尽管他们一直在活动、在试探。可是所作的决定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他们自己手里。他们是否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剥夺那位年迈的大师—这可是他们自己把纳粹音乐的旗帜塞到那位大师手中的呵—上演自己歌剧的权利，或者，是否应该说，和里夏德施特劳斯的名字赫然并排在一起的词作者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象已经发生过多次那样，再次玷污了德国剧院的节目单—那真是国家奇耻大辱的日子！他们大操其心和他们苦不堪言的绞尽脑汁的情景多么使我暗自高兴呵，我预料到，即使我不参与，或者更确切他说，我不置可否，我的那部音乐喜剧也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政党色彩的刺耳音乐。

纳粹党在了结这件事以前，一直下不了决心。，可是，不管纳粹党是想违反自己的法律还是想反对那位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到了一九三四年初，不得不作出最后决定。因为时间不允许再继续拖下去。总谱、钢奉曲部分、歌词剧本早就印好了；道具服装已经在德累斯顿的皇家剧院预定好了，角色也分配好了，而且还作了排练，可是各级有关部门、戈林、戈培尔、国家文化局、文化委员会、教育部以及宪兵队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这一切显得十分荒唐，但《沉默的女人》事件终究成了一件轰动的国家大事。所有的部门，没有一个敢于承担那种打破僵局的同意或者禁止的责任，别无他法，只得将这件事交给德国的主人、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决定。

我的着作在此之彻就有幸受到不少纳粹分子的青睐；特别是《富歇传》一书，他们曾把它当作政治上毫无顾忌的榜样，一再加以研究和讨论。不过，继戈培尔和戈林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将不得不亲自下功夫研究我写的那部三幕抒情歌剧，我对此确实役有准备。作出决定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据我私下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说他们还举行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会议。最后里夏德施特劳斯被召到那位至高无上的权力者面前。希特勒亲自告诉施特劳斯，他将破例允许那部歌剧上演，尽管它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希特勒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大概完全象他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签署条约一样，不是出于本意，而是玩弄权术。

对纳粹德国来说不舒服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被纳粹摈弃的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又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戏剧海报上，各个剧院将再次上演他的一部歌剧。我当然没有出席那一次演出，因为我知道观众大厅里一定挤满了穿褐色制服的人，人们甚至估计希特勒本人也会出席其中一次演出。那部歌剧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必须向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敬意。因为我知道，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十分高兴地利用了那次好机会，以便再一次，最后一次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那种种族观的反抗。他们用尽友好的言词未评论我的那部歌剧脚本。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所有的德国剧院都立刻预告：那部歌剧下一次演出的时间。

在第二次演出之后，突然晴天霹雳。一夜之间，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接到通知：禁止上演那部歌剧。更有甚者，我吃惊地读到里夏德施特劳斯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的消息，每个人都清楚，肯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在我知道全部真相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事情是这样：施特劳斯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敦促我马上创作一部新的歌剧脚本，他在信中以惊人的坦率表示了他自己的态度。那封信落致了盖世太保手中。信被摆到施特劳斯面前，然后，施特劳斯不得不立即辞职，于是那部歌剧遭到了禁演。这样，那部德语歌剧当时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上演，不久又用意大利语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上演，那当然是得到当时还未拜倒在种族歧视脚下的墨索里尼的特别同意的，而德国人民却再也不能听到他们自己的、当时活着的、最伟大的年迈音乐家的那部颇为令人销魂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符了。

当那件事颇为喧闹一阵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因为我觉得奥地利的动荡使我无法安静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家离边界是那么近，我只要随便一望就能看见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住所就在那座山上。那真是一个今人扫兴和深感不安的邻居。靠近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当然也使我有机会比我在维也纳的朋友更好地判断奥地利的危险局势。在维也纳，坐在咖啡馆里的人，甚至还有政府各部的人，都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是那一边发生的事，认为它绝不会触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其严密的组织不是还在吗它几乎得到半数国民的支持。自从希特勒的德国基督教徒公开非难基督教并公开宣称自己的元首比耶稣基督还伟大的时候起，天主教党不就已经和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对敌了吗法国、英国、奥地利的民族联盟不是奥地利的扞卫者吗墨素里尼不是说要坚决承担保护人的地位吗他不是还说要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吗就连犹大人也漠不关心，他们装聋作哑，好象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权利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三小时路程那一边的同样讲德语的地方。他们愉快地坐在自己的家中；坐着自己的汽车行驶在马路上。除此以外，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句口头禅似的安慰话：那种情况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的。可是，我回想起了在我短暂的俄国之行时于列宁格勒和当时出版我着作的人的一次谈话。他跟我说，他以前曾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过非常美好的光景。我问他，为什么不象许多人那样在革命一爆发就立刻离去啊呀，他回答我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象一个委员会和士兵共和国这样的事情会超出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当时的奥地利人同他一样，出于同样的生活意志，自己欺骗自己。

在靠近边界的萨尔茨堡，人们看事物比较清楚。狭窄的边界河上开始不断有人来往，年轻人夜里悄悄地渡过河去接受训练；煽动家们坐着汽车，或者持着登山杖装作纯朴的旅游者越过边界；在奥地利各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基层组织。他们开始招募新成员，同时威胁说，谁不及时表态，谁以后就一定得受惩罚。这使警察和国家官员都战战兢兢。人们开始动摇。我越来越感觉到，人们的举止行为乱了方寸。的确，在生活中有许多亲身经历的小事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我在萨尔茨堡有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我和他有过三十年最密切、最友好的交往。我们互相都称你，我们互相赠书题词，我们每个星期都见面。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这位老朋友和一个陌生的先生在一起走，我看见他立刻在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橱窗旁站住，并把背朝着我站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指给那位陌生人看什么东西。好奇怪，我想：他肯定已经看见我了。但也可能是偶然吧。第二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他是不是可以下午到我这里来聊天。我答应了，但有些纳闷，因为我们过去总是在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是，他虽是紧急来访，却没有跟我说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我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想和我保持友谊，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作为我的青年时代的朋友而受到嫌疑。他在那座小城里不想对我表现得过分亲密。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便觉察到，平时常来的许多熟人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了。我的必境变得危险了。

我当时并设想到要彻底离开萨尔茨堡，但我终于和往常不一样，决定到外国去度冬天，以逃避一切小小的紧张气氛。可是我没预料到，当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离开我美丽的家园时，竟是一种告别。

我曾打算在法国工作，以度过一月和二月。我爱那个有文化的美丽国家，我把它当作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没有觉得我是外国人。瓦雷里、罗曼罗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丹杜加尔、杜阿梅尔、维尔德拉克、让里夏尔布洛克，那些文学界的领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书在那上拥有几乎与在德国一样多的读者。在那里，没有人把我当作外国作家，当作陌生人。我爱那里的人民，我爱那个国家，我爱巴黎这座城市，我在那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它是如此之深，以致每当我乘的列车开进巴黎北站时，便会产生这样的感情：我回来了。不过，那一次是由于特殊情况，我比往常提前离家，可是我又想在圣诞节后到巴黎。在这段时间里我到哪儿去呢我想起来了，自从我上完大学至今已过了四。分之一多的世纪，可是我还没有重访英国。我跟自己说，为什么老是待在巴黎呢，为什么不去伦敦待上十天或两个星期呢。为什么不用另一番眼光再去看看阔别多年的那些博物馆呢再育看那个国家和那个城市呢就这样，我没有去乘到巴黎的特别快车，而是坐上了去加莱的火车。在三十年之后的又。一个十一月的日子里，仍然是那样迷雾蒙蒙，我又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了。一到伦敦我感到惊奇的第一件事是，我将不再象从前那样坐马车而是乘小汽车到旅馆去。雾，阴凉、柔和灰色的雾，还是和从前一样，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那座城市看上一眼，我那过了三十年的嗅觉又已闻到那种包围在你身旁的特别呛鼻、潮湿、郁闷的空气。

我带的行李很少，同样，我也没有带多少期望。在伦敦，我几乎没有友好关系，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和英国作家在文学上的接触也不多。在他们和我们不完全相通的传统里，他们在自己的范周之内，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

我今天不记得，在从世界各地寄到我家、放在我桌子上的许多书籍中，能找到一本英国作家作为礼品馈赠给我的书。我曾在赫勒劳遇到过一次肖伯纳。

有一次，威尔斯在访问萨尔茨堡时到过我家，我自己的那些书虽然都已译成英文，但在那里不太出名；英国还一直是我的着作发生影响最小的国家。在我和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出版商结成私人友谊的时候，我还从未见过一位要在英国出版我的着作的公司经理。因此，我作好了思想准备，象三十年前一样在那里忍受陌生的感觉。

可是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几天之后，我在伦敦感到说不出来的舒适。不是伦敦大变样，而是我自己变了。我老了三十岁，在紧张和过度紧张的战争年代和战后年代之后，我渴求再次过上平静的生活，别再听到那些有关政治的事情在英国自然也有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保守党，一个自由党和一个工党，它们之间的争论和我毫不相干。不用说，在文学中也有门户之见与流派，各种争吵与隐蔽的竞争，但我完全置身于外。特别使我感到舒适的我终于又感觉到在自己周围有一种谦恭的、宁静的、没有仇视的市民气氛。

在前些年里，没有什么再比在农村和城市里笼罩着我的仇恨与紧张气氛更毒害我的生活了。我必须时刻小心提防自己被拽进那种争论中去。伦敦的居民没有那种张皇失措的表情，伦敦和我们那里不一样，在伦敦的公共生活中，诚实和温文尔雅有着较高的水准，而我们的国家由于充满了欺骗而变得不仁不义。伦敦的居民生活安详、满足；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花园、心爱的小玩意身上，他们不关心邻国发生的事。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但留我在那里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一部新作品。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好已出版，我正看着我写的《伊拉斯谟》那本书的校样，我在那本书中试图给一位人道主义者的精神面貌画像，那位人道主义者虽然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代的反动，可悲的却是他不能用自己全部的理智去阻止那种反动。在完成那部影时现实的作品之后，我打算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够多的了。可是到伦敦的第三天，我马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由于我对作家的手迹感兴趣，我在大英博物馆的公共阅览室里浏览着展出的手迹，其中有一份关于处死苏格兰玛丽亚女王的手写报告。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玛丽亚斯图亚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真的参预了谋害她的第二个丈夫或者不是她因为晚上没有什么可看的读物，我便买了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是一首赞歌，它象保护圣灵一样保护着她，一本肤浅而又愚蠢的书。出于无法医治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本，它说的几乎完全相反。我立刻开始对这件事件发生兴趣。我打听哪一本是真实可靠的书，但没有人能说得出来。于是我寻找，摸索，不知不觉陷入了两者的对比之中，而且在并不真正知道底细的情况下，开始写作一本关于玛丽亚女王的书。那本书后来使我好几个星期离不开图书馆。当我一九三四年初重新回到奥地利时，我就已决定，我想要在安静的环境中把那本书写完，我得回到对我来说已变得可爱的伦敦。

用不了两三天的工夫，我就看出奥地利的局势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已变得非常糟糕。从充满宁静、安稳气氛的英国到那个弥漫着狂热和好斗气息的奥地利，就象人们在纽约的酷热的七月天，从一间空气凉爽、有空调的屋子里突然走到炽热的大街上一样。纳粹的报纸开始慢慢破坏宗教界和市民阶层的神经；他们感到经济压力和迫不及待的德国的颠覆势力越来越大。多尔富斯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的独立、抵御希特勒，一直在拼命寻找最后一根支柱。

法国和英国太疏远了，而且它们对奥地利也极为冷漠；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怀着宿怨，在跟维也纳竞争—于是，只剩下意大利了，它当时正在争取成为奥地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为奥地利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关卡和的里雅斯特。可是墨索里尼却为这种保护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奥地利应该顺应法西斯主义的潮流，解散国会，从而也就结束民主。然而，如果不消灭或者剥夺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最有势力、组织最严密的政党—的权力，是不可能满足这一条件的。而要摧毁这个政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残酷的暴力。

多尔富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佩尔已针对那些恐怖暴行建立了一个组织，即所谓民团。从表面上看，可以想，它是一个极可怜的组织，它由外省的小律师、退役军官、不名身分的人、没有工作的工程师组成；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失望，并且互相疯狂仇视。他们终于在那位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亲王身上找到了一个所谓的领袖，那位亲王曾一度拜倒在希特勒脚下，谩骂过共和国与民主，现在却带着自己的雇佣兵作为希特勒的敌手东游西荡，并许诺：要罢许多人的官。那些民团到底想于什么，还不完全清楚。实际上，民团的目的，无非是想混一碗饭吃。他们的全部力量就是墨素里尼的拳头，是墨索里尼推着他们向前走。那些看上去好象是爱国主义的奥地利人实际上是在用意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着的树墩—自取灭亡，自己却不知道。

社会民主党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从本身来说，那个党不必畏惧公开的斗争。它有自己的武器，并能通过总罢工使所有的铁路、水厂、电厂陷于瘫痪。但那个党知道，希特勒正等着这样一次所谓的赤色革命，一旦有了这样的借口，他就可以作为救世主开进奥地利。所以，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比较恰当的做法，便是牺牲自己的大部分权利乃至国会，以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妥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奥地利正处在希特勒主义的威胁阴影之中，一切有理智的人都会支持这样一种折衷方案。甚至连多尔富斯那样一个多谋善变、雄心勃勃、但又完全是个现实主义的人，也倾向于团结一致。可是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法伊少校，他后来在谋杀多尔富斯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要求保卫同盟交出它的武器，并要求消灭任何民主、平等、自由的苗头。社会民主党人则反对这种要求，双方阵营接连不断互极发出威胁。人们感觉到，一场决战正迫在眉睫，我怀着大家都有的紧张情绪，充满预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如此混浊的天气没有一阵暴风雨是不会晴朗的。

我在萨尔茨堡只待了几天，便马上去维也纳。恰恰是在二月的最初几天，突然来了那场暴风雨。民团在林茨袭击了工会的驻地，他们以为那里是军火库，要夺走那里的军火。工人们以总罢工回答，多尔富斯再次命令，用武力镇压那次人为的被迫革命。正规的国防军用机枪和大炮逼向维也纳的工人住宅。进行整整三天艰苦的巷战；那是在西班牙之前欧洲最后一次民主和法西斯的较量。工人们在装备精良的强大优势面前坚持了三天。

那三天我正在维也纳，因而我是那次决战的见证人，也是奥地利的独立自杀的见证人，不过，由于我今天想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所以我不得不老老实实承认这样一件初看起来荒唐的事，即，我本人事先一点也没有看到那次革命。一个挺身而出，想要尽可能真实而又清楚他说明当时真相的人，必须有勇气揭穿那些浪漫主义的想象。我觉得，最能表现现代革命的技术和本质特点的，莫过于那场革命是在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发生，然而只涉及少数几个地方，因此绝大多数居民都看不见的革命。所以看起来非常奇怪：在那一九三四年二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里，我就待在维也纳，可是我丝毫没有看到在维也纳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什么也没看见，就连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毫无所知。大炮的轰击，许多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运走我却一具也没看到。每一个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都比显然是见证人的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经过。后来，我多次确凿无疑地发现了那种惊人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离那发生重要事件的地方只隔十条马路的人，也远远不及相隔在几千里之外的人知道得多。当几个月之后的一个中午多尔富斯在维也纳被暗杀后，当天下午五点半我就在伦敦街头见到了那条消息。我马上向维也纳打电话；使我惊异的是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更使我吃惊的是，我获悉，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官邪只有五条街道的人竞不如在伦敦每个街角的人知道得多。我也只能以我在维也纳经历的那次革命作为例子从反面来说明：与今天同时代的一个人要想看到那些改变世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件发生是多么不容易，如果他不是恰巧处在关键性的位置的话。我当时经历的全过程是：我晚上和一位歌剧院的芭蕾舞女导演玛加蕾特瓦尔曼相约在环城大道咖啡馆见面，我是步行去环城大道的，正当我漫不经心地想横穿马路时，突然有几个芽着旧军服的人端着枪匆匆向我走来，问我到哪里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去那家人咖啡馆，他们才放我过去。我既不知道那些卫兵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实际上，当时市郊已进行了好几小时的枪战，可是在市内却没有人知道。因为我想第二天早晨回萨尔茨堡，当晚我国旅馆结账，那时旅馆的看门人才跟我说，恐怕走不成了，铁路不通车，铁路工人在罢工：此外，市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天的报纸对有关社会民主党人的一次暴动的报道相当含糊其词，好象说它已经被平息。实际上，那天的战斗正处于白热化的状态，政府决定在机枪之后用大炮对准工人的住宅。可是我没有听到大炮的声音，我想，如果当时整个奥地利被占领的话，那么，它不是被社会党人、就是被纳粹党人、或者被共产党人所占领。我也许就象当时慕尼黑的人一样知道得极少，他们早晨醒来，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看到，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当时，市内的一切都象往常一样平静、有条不紊，而郊区的战斗却非常激烈。我们愚昧地相信了官方的说法，一切都已解决，一切都已结束。我为查阅一些资料到了国家图书馆，那里坐着许多大学生，在看书、在学习，跟往常一样，所有的商店都开着，人们完全没有不安的迹象。一直到第三天，一切都过去了，人们才零零星星知道一些真相。铁路交通几乎还未恢复，我就在第四夭的早晨启程返回萨尔茨堡。在萨尔茨堡的街上，我遇到两三个熟人，他们马上向我走来问我，维也纳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作为那次革命的见证人的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不清楚。你们最好去买一张外国报纸看看。

奇怪的是，在那些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要为我的生活作出抉择。

我从维也纳返回萨尔茨堡是下午到达家中的。家里的桌子上堆满了好多校样和信件，为把那些所有拖欠的事情干完，我一直工作到深夜。翌日早晨，我还在床上躺着，就有人敲门，是我们那位忠厚的老仆人—我要是不事先明确约定一个时间的话，他平时是从不来叫醒我的—他脸上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他说，请我下去一趟，警察先生来了，要跟我谈话。我有点儿吃惊，一边穿上晨服，走下楼去。楼下站着四个便衣警察，他们通知我，他们是奉命来抄家的，说什么我应该立即交出所有藏匿在家的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

我今天必须承认，开始的一刹那我惊愕得不知回答什么是好了。在我家里有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多么荒唐！我从未属于哪个党派，我也从来不关心政治。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在萨尔茨堡了，再说，这岂不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吗一个武器库正好设在位于城外一座山上的我的家中。

别人怎么会看不见有人把枪支或武器朝山上背运哩！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只是冷冰冰地说：请，你们搜查吧。那四个秘密警察穿过房间，打开一些箱柜，敲敲几处墙壁。从他们搜查时那种马马虎虎的神情上看，我马上明白了，那种搜查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人真的相信在那所房子里会有一个储存武器的仓库。半小时后，他们宣布搜查完毕,然后走得无影无踪。

那出闹剧在当时为什么会使我如此愤慨、恐怕需要从历史上加以说明。

因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和世界上的人已经忘记了个人的权利和公民的自由曾是多么神圣。自一九三三年以后，搜查、随便捕人、查抄财产、逐出家园和国土、流放以及各种形式的贬谪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在我认识的欧洲朋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那些遭遇。可是，一九三四年初，在奥地利搜查私人家庭还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要对象我这样完全脱离政治、多少年没有行使过自己选举权的人进行搜查，必须有特别的理由。事实上，那是典型的奥地利作法。萨尔茨堡的警察局长出于无奈，不得不对用炸弹和爆炸物每夜骚扰居民的纳粹分子采取严厉措施，然而那种监视当时得有很大的勇气，因为纳粹党已经采用恐怖手段。当局每天收到恐吓信，信中说，如果他们仍然迫害纳粹分子，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纳粹分子关于报复的话一直是百分之百地兑现。那些忠实的奥地利官员们在希特勒进驻的第二天就被送进了集中营。可想而知，在我家里的搜查表明，那些人会对任何人采取那种安全措施。不过，我在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插曲背后感觉到，奥地利的局势变得多么严峻，从德国来的压力是多么强大。自从那几个秘密警察来过我家之后，我不再喜欢我的家了。一种直感告诉我，那样的插曲只是更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小小前奏而已。当天晚上，我把最重要的文件捆成包，决定从此长期生活国外。那种离别比离开家园和祖国的意义更深远。因为我的家庭对那所住宅的眷恋胜于对自己的故乡，我家里的人热爱那片土地。但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个人自由。在我的朋友与熟人中，我跟谁也没有说我的打算，两天后我就重返伦敦；到了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萨尔茨堡当局，我已最终决定放弃我的住地。那是我脱离自己祖国的第一步。不过，我知道，自从维也纳发生事变那几天以来，奥地利已经失败—当然我还不能预测，我将因此失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