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和平的垂死挣扎

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

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黑云、夜露和危险正在袭来，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

莎士比亚：《裘里斯凯撒》跟那个时候高尔基在索伦托一样，我在英国的最初几年很少觉得是一种流亡，即使是在那次所谓革命和紧接着那次革命纳粹企图用突然袭击和暗杀多尔富斯来占领那个国家以后，奥地利依然继续存在。我的祖国又继续挣扎了四年。我自然每时每刻都可以国家。我没有行动不自由。我没有被驱逐。我的书还完好无损地在萨尔茨堡的家中。我身边还带着奥地利的护照，祖国还是我的祖国，我还是那里的公民—而且是有全部权利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亲身经历过永远体会不到的、失去祖国的处境还没有开始。那是一种搅乱神经的感情。睁着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虚中浑浑噩噩，心里知道，无论你在哪里落脚，随时都会遭到白眼。而我才处于这种境遇的最初阶段。

当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时，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决心要在那里长期居住的城市，和一座只是去作客的城市，看上去就是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将在伦敦住多久。对我来说只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又可以从事自己的创作了，又可以维护我的人身自由和内心自由了。因为一切财产都已意味着累赘，所以我没有为自己张罗住宅，而只是租了一套简单的公寓房间，大小将够，那些少量书籍可以藏在两个壁橱里。我是离不开书籍的。房间里还可以放一张写字桌。这样，我就有了一个脑力劳动者所需要的一切。要是来客人，当然是没有地方了。我真的宁愿住最狭小的房间，以便可以随时出去旅行。我的生活无意之中已经变成临时性的了，不能再作长远安排。

第一天晚上—天色已黑，墙壁的轮廓在昏暗中逐渐模糊起来，我踏进那间终于整理好了的小居室，我吃了一惊。在那一瞬间，我以为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布置的那个小房间。因为房间是同样的小，墙上同样贴着那句对书籍的祝辞，同样挂着那幅布莱克的画：《约翰国王》那张画到处陪伴着我，国王梦幻般的眼睛一直望着我。我确实需要一点时间镇静一下，因为多少年来我再也没有想起过维也纳的那第一套小房间。难道那是我的生活—相隔那么长的时间—退缩到过去的象征是我自己变成幽灵的象征当我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选上那间斗室时，我的命运已经开始。当时，我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来，或者说，还没有创作出什么重要作品来：我的着作、我的名字还没有在我的祖国生根。

现在—在惊人的相似环境中—我的着作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重新消失了。我所写的一切，对德国来说已非常陌生。朋友们都已疏远，昔日的联系已被破坏，贮有着收藏品、绘画和书藉的住房也已失去，完全和当时一样，我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围。我当初努力干过的、学到的、享受过的一切，看来都已飘逝，我已五十岁了，但又要从头开始，我又要坐在写字桌前当学生，早晨疾步走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

对更多他讲述有关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我在英国的情况，我总感到有些犹豫。因为我已踏进我们今天的时代，而且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过那个时代，怀着同样由广播报纸煽动起来的不安，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今天很少会怀着骄傲的感情回想自己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怀着可怕的感情回想那个时代曾把我们引向何方；要想说明过去的人，他必然要控诉，可是今天，我们谁有这种权利呢！再说，我在英国生活是非常小心谨慎。

我知道自己不善于克制内心的无限惆怅，所以我在那半流亡和流亡的全部日子里，断绝了一切社交活动。我想，当他们讨论时局。的时候，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是不可以说三道四的。我在奥地利对那些领导人物的愚蠢举动尚且无能为力，我怎么可以在英国信口雌黄呢我党得自己在那美丽的岛国只是一个客人，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用我们知道的比较清楚、比较可靠消息指出希特勒纷世界带来的危险，那么他们就会把它看作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眼看着那些明显的错误而缄口不语，有时候是很困难的。看到英国人的高尚道德、忠心耿耿、毫无猜忌地信赖每一个人的真诚意愿，竟被事先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是多么伤心的事呵。他们一再受蒙蔽，说什么希特勒只是要把边界周围的德国人弄到自己身边，然后他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感谢他会把布尔什维主义铲除，这样的诱饵确实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效果。

只要希特勒在演说中说出和平这个词，报纸就会热烈欢呼而忘记了他犯下的全部罪行，并且也就不再过问德国如此疯狂地武装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从柏林回来的旅游者称赞那里的秩序和设计新秩序的大师，那是因为那些旅游者的参观访问都经过预先安排，他们受到的是奉迎的款待。英国人开始渐渐默认那位新领袖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是有道理的—没有人理解，奥地利是欧洲大墙里的一块基石，要是有人把它从墙上挖掉，欧洲必将崩溃。

我以焦虑的目光觉察到在英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当中存在着那种被人诱骗的天真和高尚的轻信，因为我曾在自己的家乡亲眼目睹过冲锋队员的脸，并听他们唱着：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将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越紧张，我越是避免和别人谈话，避免任何公开的行动。我在英国从未在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和时局有关的文章，也从未在电台讲过话，从未参加过公开的讨论；在昨日的世界上，咱有对英国，我是这样，我生活在那间斗室里，比我三十年前作为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那间小屋里，更加无声无息。所以，我今天没有权利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去描述英国；当我后来不得不承认，我在战前从未真正认识到英国最深沉、最内在、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会表现出来的力量，那时，我就觉得更没有权利了。

我在英国也没有见到许多作家。我刚开始接近的那两位作家：约翰德林克沃特和体士沃尔波尔，又恰巧提前被死神带走了。较为年轻的作家，我更不常遇到。由于那种不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外国人的不安全感，我避免去俱乐部、宴会厅和公开场合。不过，我还是经历了一次真正令人难忘的特别场面。我看到两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肖伯纳和HG威尔斯进行了一次私下成见极深、但表面上文雅得体的。

争论。我事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他们之间那么深的隔阂；但两位大作家之间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他们互致问候时便让人感觉出来了，彼此都象半开玩笑似的嘲弄对方。所以我当时的处境是既尴尬又极感兴趣。他们之间必然有过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可能不久前已经消除，或者，要通过那次午宴来加以消除。那两位在英国都享有声誉的大人物半个世纪前均在费边社为当时尚且年轻的社会主义并肩战斗过，自那以后，他们都按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发展，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威尔斯坚持自己积极的理想主义，坚持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而肖伯纳则相反，他越来越用怀疑、嘲讽的眼光观察未来和当代的现实，以检验自己冷静的愉快的戏剧。他们的身形外貌也随着岁月而形成对照。肖伯纳，那位精神矍铄得惊人的八旬老人，当时只吃些核桃和水果，嘴巴还发出格格的响声。他身材高大、瘦长，从不知倦怠，在健谈的嘴边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比以往更热衷于自己的奇谈怪论。威尔斯，那位乐天的六旬老人，比以往更追求享受、安逸，他身材矮小，面颊红润，在偶尔轻松愉快的表情背后蕴有一股无情的严肃。

肖伯纳善于进攻，他迅速而又巧妙地变换着攻击点；威尔斯在战术上长于防卫，他不动声色，犹如一个教徒、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我很快得到这样的印象：威尔斯来这里不仅是为了一次友好的午宴谈话，而是为了一场原则争论。

正因为我不知道有关那次思想分歧的背景，我不免感到气氛有些紧张。那两个人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目光、每一句话，都表现出一种傲慢而又相当认真的好斗情绪：就象两个击剑手在互相激烈交锋以前，总要先用小小的试探性碰击来试一试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肖伯纳思路敏捷。每当他回答一个问题或者避开一个问题时，在他浓密的眉毛下目光闪烁，他喜欢幽默和玩弄词藻，并以此自豪，在过去的七十年里，他在这方面可谓已登峰造极。他的浓密的白胡子有时在轻声的长时间的笑声中颤动，他的头稍微偏斜，好象总是注视着自己手里那把剑的剑头是否击中了对方。面颊红润、有着一双沉静的眼睛的威尔斯，言词更尖锐、更直截了当；他的理解力也是敏捷非凡，但他不施展那种高深莫测的手腕，而喜欢单刀直入。那场舌战宛若剑击，进行得非常尖锐、非常迅速。剑光晃晃，一来一去，你砍我挡，我击你闪，好象其乐无穷，使得在旁观战的人对那场击剑比赛、熠熠剑光以及你来我往的技艺赞叹不已。但在那场敏捷的、始终在最高水平上进行的对话背后却藏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它是以英国人高贵的风度，通过最文雅的辩论形式表现出来。

那就是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两个极端对立的人的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似乎是由某件事引起，但实际上早就有着我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不管怎么说，我看到了两位英国最优秀的人物所进行的一场十分精彩的争论。

而后来在《民族周刊》上继续进行的几个星期的论战并没有引起我百分之一的兴趣。文字论战远不如那次激烈的对话引人入胜，因为在抽象论据的背后再也见不到活生生的人，那些实质性的问题也不再显得那么清楚。然而，才智很高的人和才智很高的人发生摩擦，是十分难得的。那场争论使我大开眼界。我在那以前和那以后，也从未在喜剧里听到过那么精彩的对话艺术。因为他们的对话艺术并不是有意要追求什么戏剧效果，而是极其自然完成的。

可是在那几年里，我只是在英国占着一个空间，我的整个灵魂并没有在英国。恰恰是对欧洲的忧虑，那种痛苦的、压迫着神经的忧虑，促使我在从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里经常出去旅行，甚至两次渡过大西洋。我出去旅行，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只要轮船还能在大海上平安行驶，我就应该为以后更黑暗的时代积累印象和经验，使我下如此大的决心的，也许还有那种渴望：要想知道，当我们自己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样进行建设的，甚至还有这样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料：我们的未来，以及我本人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洋彼岸。一次横越美国的演讲旅行使我有极好的讥会看到那个强大的国家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看到那个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内部团结一致。不过，我对南美的印象也许更强烈。我是愉快地接受国际笔会的邀请，到那里去参加代表大会的。在那种时刻，我更觉得，强调超越国家和语言的思想团结，是多么重要。

在那次旅行之前，我待在欧洲的最后几个小时，用令人担忧的警告送我上路，一九三六年夏天，西班牙内战已经开始，从表面看，那次战争只不过是由那个美丽而又悲惨的国家的内部不和而引起的，但实际上却已经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势力集团为自己未来的冲突进行预先演习，我是从南安普敦乘一艘英国轮船启程的，我原以为，为了避开战争地区，轮船要绕开往常停靠的第一站维哥。但出乎我的意料，我们还是驶进了那个港口，甚至我们旅客还被允许上岸待几个小时。维哥当时掌握在佛朗哥的党徒手中，离真正的战场还远。就在那不多的几个小时内，我还是看到了一些确实会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厅飘扬着佛朗哥的党旗，市政厅前站着不少年轻人，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排着队，大多数是中牧师带领着，那些年轻人显然是从附近农村来的，我开始还不明白，当局对那些年轻人有何打算。他们是招来应急的工人他们是来领救济金的失业工人可是一刻钟之后，我看到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一批年轻人从市政厅里走出来，但己变了样子，他们身上穿着簇新的军服，佩着枪和刺刀；在军官们的监视下，他们拥上同样崭新锃亮的汽车，汽车疾驶过街道，出城而去。我感到一阵可怕。我不是曾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情景吗第一次是在意大利，后来是在德国：那些簇新的军服、崭新的汽车和机枪突然在这里和那里出现。我又问自己，是谁提供那些新军服是谁付的钱是谁把那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是谁驱使他们反对现政权、反对选举产生的国会、反对他们合法的人民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国库掌握在合法政府的手中，军火库同样也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下。那么，那些汽车、那些武器肯定是从外国弄来的，毫无疑问，它们是从邻近的葡萄牙越过边境运进来的。那么，到底是谁提供、是谁付的款呢那是一般新的要想取得政权的势力，它在这里和那里活动，它是一股喜欢暴力、需要暴力的势力，我们所信仰并为之毕生奋斗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那股势力看来，都是过时的弱点。那群人诡秘地隐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他们的垄断企业里，他们阴险地利用青年人的幼稚思想为自己的权力欲望和阴谋服务。他们信奉暴力，企图用新的、诡谲的伎俩把古老的野蛮战争带给我们不幸的欧洲。一个通过亲眼目睹、自己感觉到的印象往往会比千百篇报纸文章和小册子对心灵产生更大的力量。我看到那些无辜的年轻小伙子被那些神秘的幕后操纵者用武器武装起来，让他们跟自己国家的同样无辜的年轻人作对。我突然预感到，那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欧洲面临的现实。轮船停了几个小时之西班牙西部海港城市。

后又起锚了，我赶快上船，走进舱内。要是再看一眼那个美丽的、但遭到外国罪恶蹂躏的国家，定会使我非常痛苦；我觉得，欧洲由于自己的疯狂已濒临死亡。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走向死亡。

这以后看到的阿根廷国土上的景象当然令人更加欣慰。那里是另一个西班牙；西班牙的古老文化在那一片新的、辽阔的、没有流过血、没有彼仇恨熏染过的土地上得到了保护和保存。那里有丰足的粮食、过剩的财富，那里有无限的空间和未来的粮食。我感到莫大的愉快和一种新的信心。几千年来，文化不就是从一个国度传播到另一个国度的吗纵然树木被斧头砍倒，只要种子被保存下来，不就又会有新的繁茂、新的果实吗我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只是人们必须学会从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从长远的时间去计算。我对自己说，人们应该开始再也不要单从欧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是要超出欧洲去思考问题，人们不要把自己埋葬在正在渐渐死去的过去，而是要共享历史的再生，在那座新的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所有居民都对我们的大会表现出满腔热情。我从中感到，我们在那里不是外人，在那里，对思想统一的信仰—我们把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都献给了这种信仰—仍然具有主命力、仍然有价值、起作用，我感到，在我们那个有了新速度的时代，纵然是大洋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在那里一个新任务代替了旧任务：那就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在更大胆的设想中建设我们梦想的共同事业。如果说，自从我看到准备战争的那最后一瞥以后，我对欧洲已经失去信心，那么，我在南方的十字星座下又重新开始有了希望和信仰。

巴西给我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不小的希望。那片得天独厚的土地有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在那片广袤的国土上，至今还有铁路、公路，乃至飞机未曾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历史被保存得比在欧洲更加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野蛮还没有在那里侵入民族的凤尚和精神。人类在那里和平地一起生活，他们懂礼貌，不象在我们欧洲，不同种族之间的交往含着一种故意。那里的人不是由人们用荒谬的血统论、种族论和出身论来划分。一种奇怪的预感使我事先就觉得，我可以在那里安宁地主活，那里的空间为未来无限的繁荣作好了准备，可是在欧洲，国家之间为了最可怜的一点儿空间就要大动干戈，并使政治家们抱怨无穷。那里的大地期待着人们去开发官、用自己的能力去充实它。欧洲在文明方西创造的一切能够在那里以其他新的形式得到辉煌的延续和发展。那里新的大自然以它的千姿百态使我赏心悦目，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但是旅行，继续不断地到另一个星空下、到另一个世界去。旅行，不等于摆脱了欧洲、摆脱了对欧洲的担忧。看来，大自然对人的报复几乎都是凶狠的，当人类通过技术把大自然最秘密的威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所有的技术成就又会同时搅乱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我们的最坏的咒语，莫过于它会阻止我们逃避哪怕只是一刹那的现实。过去的祖先们在遭受灾难的时候，便逃遁到孤独和偏僻的地方去，可是现在，我们在同一个时刻便可知道和感受到我们地球上某个地方发生的坏事。尽管我离欧洲多么远，但我随时可以知道欧洲的命运。在佩尔甫布戈登岸的那一天夜里，南方的十字星座就在头巴西城市。

顶，黑色皮肤的人群在我周围的街上行走，我感到疲劳不堪，忽然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轰炸巴塞罗那和枪杀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那位朋友几个月前曾和我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在得克萨斯州，我坐在一辆飞驰的普尔曼式的车厢里，行驶在休斯顿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用德语大喊大叫，原来是不知哪位旅伴把列车里的收音机拨到了德国电台。列车的车轮正在得克萨斯的平原上滚滚向前，我却不得不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总一直怀着痛苦的忧虑思念着欧洲，一直想着在欧洲的奥地利，难以摆脱。在许多令人惊骇的危险地区中—从中国到埃布罗河和曼查那雷斯—唯有奥地利的命运特别令我关心，这大概就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吧。但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全系在那个小国家身上—它恰巧是我的祖国。如果我今天回过头来试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政治错误，那么我会认识到最大的错误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没有执行简单明确的威尔逊计划，而是歪曲了它。

他的思想是给小国家以自由和独立，不过他正确地认识到：那种自由和独立只有在所有大国和小国参加的一个有约束力的统一组织内才能得到保证。由于人们没有建立那种组织—真正的、全面的国际联盟，而只是实现了它的纲领的另一部分，即给小国家以自主权，因而人们制造出来的不是平静，而是接连不断的紧张局势。因为没有什么再比小人的狂妄欲望更危险的了，那些小国家刚一建立起来，它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争我夺的搞阴谋，为自己获得小块土地争吵不休，波兰人跟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跟罗马尼亚人作战，保加利亚人跟塞尔维亚人开火，而在所有那些竞争中，作为最弱者的小小奥地利却跟庞然大物的德国对抗。那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国家—奥地利，它的统治者曾一度在欧洲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现在—我今天不得不一再重复—它成了欧洲墙上的一块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英国百万人口的城市—伦敦，所有人都不会觉察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都要先后被希特勒公然并吞。他们不会觉察到纳粹主义能够用维也纳—依靠维也纳的特殊组织已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根杠杆把整个欧洲撬起，翻个个儿。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是什么样的怨恨激起的欲望驱使希特勒向维也纳进军，那座城市是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的见证人，他要以凯旋而归的统帅身分进入那座城市。

因此，每当我匆匆去一下奥地利，然后又越过边界回来时，我总要舒一口气：幸亏这一次希特勒还没有来，而回头一看，好象那就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到了灾难的来临将是不可避免的；在那几年里，当别人早晨自信地拿起报纸时，我却有数百次从内心害怕这样的大写标题：奥地利完了。唉，当我装作我早已不关心奥地利的命运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呵！我每天从遥远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国的朋友们更为奥地利缓慢而心切的最后挣扎而痛苦，他们用爱国主义的游行来欺骗自己，每天互相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抛弃我们，而首先，墨素里尼绝不会答应。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象病人相信贴有漂亮商标的药一样。他们无忧无虑地、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更加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我最后一次去奥地利，没有别的理由，而是我内心对那越来越近的灾难的态惧的自发表现。一九三七年秋，我为探望我的老母亲去过维也纳。因为我在伦敦有较长一段时间波有事干；更没有什么急事。几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我横过摄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那天是哈里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的日子，他第一次试图和希特勒本人谈判。在那份《旗帜晚报》的第一版上—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右边版面上的文章是黑体字—列举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几点内容。

其中也有一条是谈到奥地利的。在那些字里行间我感觉到或者我以为我已经看到：出卖奥地利。因为和希特勒谈判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呢我们奥地利人完全知道，希特勒在这一点上是绝不会让步的。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讨论内容归纳为那几点的纲领，唯独出现在那份午间出版的《旗帜晚报》上，而在下午晚些时候开印的报纸上却又不见了。（我后来听到谣传，说报纸的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馆帮助弄到的，因为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国和英国背着它搞联合。）在那份《旗帜晚报》上的消息—大概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注意到—本身是否确实，我无从判断。我只知道，我个人对那个想法吃惊非小，就是说，希特勒和英国已经在谈判有关奥地利的问题了，我今天不羞于说，当我拿着那份报纸时，我的手颤抖着。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几年来我还没有那样激动过，因为我知道，只要那条消息有一点真的话，也就意味着完蛋的开始。欧洲大墙上的那块基石就会塌下来，欧洲也随着崩溃。

我马上回转身，跳上第一辆上面写着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向帝国航空公司驶去，想打听一下是否还有明天早晨的机票。因为我还想再去看一次我年迈的母亲、我的家庭、我的故乡。巧极了，我得到了一张机票，我迅速将一些东西塞进箱子，飞往维也纳。

我的朋友们对我如此迅速、如此突然回到维也纳很是奇怪。但是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是如何嘲笑我的呵；他们讥讽我，说我还是那位老耶利米。说我是不是不知道，奥地利人现在是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不厌其烦地称赞祖国阵线规模巨大的游行，而我在萨尔茨堡就已看到过，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都把规定的统一徽章别在罩衫的衣领上，以便不给自己的地位造成危险，与此同时，他们又都为谨慎起见早已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了记—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我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然而，在维也纳所有我与之交谈的人都表现出了真正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根本不知道，他们不久就要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奔忙于购买圣诞节礼品，布置自己漂亮的家（没有人预料：几个月后那些东西都会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维也纳永远是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欢它的逍遥自在，真的，我整个一生都梦想那种无忧无虑，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岑格鲁贝尔曾把那种无忧无虑概括成这样简洁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的。—那种无忧无虑现在第一次使我感到痛心。但最终说来，他们所有那些在维也纳的朋友—也许要比我聪明，因为他们在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才感到痛苦，而我呢，我事先在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灾难降临时，我又第二次痛苦。我再也理解不了他们，我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干吗要让那些不想让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不过，如果我今天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条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时，是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了！的无声绝望，人们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是事后添油加醋的说法，而认为完全是真实的。我拥抱我的母亲时，就带着那种隐藏的感情，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对那座城市里的一切、那个国家里的一切都带着永别了：的感情。我意识到那是一次告别，永远的告别。列车驶过萨尔茨堡，那里有我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列车进了火车站，我都没有下来一下。我虽然可以从车厢的窗户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忆那些消逝的岁月，可是我没去看。看了又有什么用呢—我永远也不会再住进那所房子了。在列车越过边界的时刻，我象圣经中的老祖宗罗得一样，知道我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一切凝结成了象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我以为，当希特勒将要实现自己仇恨的梦和作为凯旋而归的统帅占领那座曾经遗弃过他—一个穷愁潦倒、一事无成的年轻人—的那座城市维也纳的时候，我预感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爆发了惨无人道的事件，那一天，奥地利以及欧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战利品！但我本人对那种惨无人道的想象、以及每一个人的想象，是显得多么保守、多么怯弱、多么可怜！现在假面具撕下来了。由于其他国家公开表现出畏惧，残暴不必再顾忌任何道德的约束了，它不再需要—英国、法国、世界还算得了什么利用应该从政治上消灭马克思主义者那种虚伪的借口了。现在已不单单是掳掠抢夺，而是每个人都在恣意放纵自己的复仇私欲。大学教授必须用赤裸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寺庙，由狂叫怒吼的年轻人逼着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那些年轻人把大街上无辜的人象兔子一样抓在一起，押着他们走，要他们打扫冲锋队营房的厕所，病态的、卑劣的仇恨狂人在多少个黑夜里所痴心妄想的一切，如今在青天白日里发泄出来了。他们冲进居民的住宅，从发抖的女人们那里抢走耳朵上的装饰珠宝—类似这样的洗劫城市在几百年前的中世纪战争时期也曾发生过；不过那种公开折磨别人的无耻私欲、对心灵的摧残、花样翻新的侮辱都是新的。所有那一切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千千万万遭到折磨的人记录下来的，到了一个比较平静、不象我们今天这样道德已经沦丧的时代，人们将会毛骨悚然地读到那些记录：一个空前绝后的仇恨狂人在二十世纪的那座文化城里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因为那是希特勒在他各种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中最最可怕的胜利，那样一个家伙竟然成功地运用不断升级的作法，砸碎了每一条法律。在那种新秩序面前杀害一个人不需要法庭审判，而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则会令世人咋舌，拷刑在二十世纪是不堪设想的，人们当时还把没收财产明白无误地称之为抢掠。可是现在，在又一个接叵而至的圣巴托罗缪的夜晚之后，在冲锋队的营房里和铁丝网的后面每天把人拷打得死去活来，这以后，还谈什么非正义呢还谈什么人世间的痛苦呢一九三八年，在奥地利之后，我们的世界已经非常适应惨无人道、无法无天和野蛮粗暴的行为了，那是几百年前所没有的现象。要是那座不幸的城市—维也纳在以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就足以遭到国际的唾弃，可是在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良知在忘却和原谅那些暴行之前，就已沉默，或者只是咕哝了几句。

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有从祖国传来的尖叫的呼救声；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今天，我不羞于说，当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当时把老母亲留在维也纳，我并不感到吃惊，我没有悲哀—时代已把我们的心变得如比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种宽慰，因为我知道，她已不会再遭受各种痛苦和危险了，她已八十四岁了，双耳几乎全聋了，她就住在我们家的住宅里，根据新的雅利安人法律，她可以暂时不被驱逐，我们曾经想，再过些时候通过什么办法能将她接到国外。然而很快，在发布的维也纳第一批法令中有一条规定击中了她。八十四岁的她，腿力已经不支，她每天都要作一次小小的散步，在费劲地走上五分钟或十分钟之后，总习惯在环城大道旁或者公园的长凳上歇一会儿。希特勒在那座城市还没有当上八天主人，残暴的禁令就已下达；犹太人不准坐在长凳上—这是专为那些恣意折磨人的肉体的残酷目的而想出来的许多禁令中的一条。不管怎么说，抢劫犹太人的财物总还有一点他们自己的逻辑，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可以把从工厂、私人住宅、别墅里抢来的东西、把那些已空缺的职位赐给自己人，奖赏给老部下；戈林的私人画廊之所以富丽堂皇，要归功于那种大规模的抢劫行动。但是不让一位老妇或者一位精疲力尽的老头坐在一条长凳上喘一口气，那也只有二十世纪和那个家伙于得出来的事，而千百万人却把那个家伙敬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

幸运的是我的母亲不用长期忍受那些野蛮行为和侮辱了，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她去世了。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踉她的死有联系的小事写出来；我觉得，正是那些细节对一个正在到来的时代是重要的，类似的事在今后的时代一定不会发主。一天早晨，八十四岁的老太太突然失去知觉，被请来的医生很快就说，她可能过不了那个晚上，医生还雇来一个女看护—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守护在老太太临终的床边。我母亲仅有的两个儿子我和我的兄弟—正好都不在身边，当然是回不来了，因为即使回到一位临终的母亲的床边，对德意志文化的维护者来说也是一种罪行。于是我们的一位堂兄决定在那屋里过夜，这样，在她断气的时候，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场。

我们那位堂兄当时已六十岁，自己身体也不太好，事实上一年之后他也死了。

当他正准备在隔壁房间搭床过夜时，女看护出现了—我今天说这件事，对她是相当不光彩的，她解释说，遗憾得很，按照纳粹的新法律，她是不能留在要死的人旁边过夜的。她说，我的堂兄是犹太人，她作为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即使是在一位要死的老太太身边，也是不可以和他在同一个住所里过夜的—按照那位挑剔者的心理，一个犹太人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不要给她带来种族上的耻辱。她说，当然，我对那种规定也感到非常苦恼，但她必须遵守那些法律。于是，为了能让女看护守留在我要死的母亲身旁，我的六十岁的堂兄被迫于当晚离开了那所房子；人们也许现在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庆幸我的母亲没有在那些人中间长命下去。

奥地利的那种局势也给我个人生活带来变化，起初，我把它看作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我失去了奥地利的护照，我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分证。我曾常常在我世界主义的梦幻里为自己偷偷地描绘过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义务、从而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啊！多么符合我自己的内心感情啊！可是，我不得不再次认识到：我们人世间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十年前，我曾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向我抱怨说，他的书在俄国遭到禁止，没有经历过那种事的我当时还心不在焉地想安慰他几句，不过，面对那种国际上流行的世界通病，说也无济于事。但是，当我后来自己的书从德语界消失时，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呀！因为我写的那些书只能通过翻译、即通过冲淡了的、改变了的媒介形式出版。同样，我在那一瞬间—当时，我在前厅申请人的长凳上坐等了一阵子之后，正被允许进入英国官员的房间才懂得，把自己的护照换成一张外国人身分证意味着什么。因为以前我曾有权要求得到我的奥地利护照。每一个奥地利领事馆官员或者警察局官员都有义务立即给我这个享有一切权利的公民填发护照。相反，我想得到那张英国的外国人身分证，我必须去申请。那是一种申请得来的照顾，而且还是一种随时都可能被收回的照顾。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级。昨天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位有身分的绅士，我在那里支付我的外汇并纳税，现在我却成了流亡者，一名避难者。我被降至即使还不是不名誉的那类少数人中间。此外，从此开始，每到一个国家，那张白色身分证上的签证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别申请。因为所有国家都对我突然属于那类没有法律保护、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那些人不象其他人，如果我们在那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留住时间太长，必要时，我们就会被驱逐或者被遣返自己的国家，我不得不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跟我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样被对待。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启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跟年轻人叙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的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张表格，你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象越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面、右面、侧面、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到看得见耳朵，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拇指，后来是所有十个指头，此外，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琐事。可是由于那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我们那一代人也就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时写了不知多少声明、税赋说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日许可证明、申报和注销，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春、有的无聊、有的过于热情，我在边境线经历了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失掉了多少呵。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用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书籍。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象往昔那样，第一条路是通往那里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去领事馆、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过去，当我们这些人坐到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菜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谈论的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否要提出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和一个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结成友谊更为重要。人们得始终凭着天性知道，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人们不停地受到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时至今日，我，作为一个出生于比较自由的时代、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里的公民，还一直觉得我的护照上的每一个图章犹如犯人额上的一个烙印；每次盘问、每次检查犹如一种侮辱。那是一些小事情，始终只是一些小事情，我知道那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情。不过，只有当人们紧抓住那些小小的症状，往后的时代才能将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临床表现记录下来，那种精神失常笼罩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

我大概从很早开始就放纵惯了。我的敏感大概也由于近几年来激剧的变化而渐渐受到过分的刺激。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已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认，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分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谨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时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现在一定要对每一口被我这个外国人吸走的空气特别感恩戴德似的。我心里自然很明白，我知道这种奇怪的想法是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能战胜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干事。

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哦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

但并非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整个欧洲。

自从希特勒入侵奥地利那一天起，政治局势始终不明朗。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辟道路、希望能以此来换取自己国家和平的人，现在开始变得慎重了。从一九三八年起，在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不再有什么议论，不管那些议论的话题开始多么偏僻，但最终都要说到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样才能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当我今天口顾战争恐惧在欧洲不断上升的那几个月，我只记得总共只有两三天的时间真正有信心，在那两三天里，人们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感觉：阴云总会稍散，人们又会象往常一样和平、自由地呼吸。奇怪的是，那两三天正是今天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就是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谈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人们很不愿意回忆那一次会谈，在那一次会谈中张伯伦和达拉第自投罗网，向希特勒和墨素里尼投降。可是由于我要在这里忠于事实的真相，我得说，每一个在英国经历了那三天的人当时都觉得那次会谈好极了。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最后几天，局势才令人绝望。张伯伦刚刚第二次从希特勒那里飞回来。几天之后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伯伦到那里去，是为了在戈德斯贝格毫无保留地同意希特勒以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希特勒在几个星期前还能感到满足的事，现在已填不满他的欲壑了。缓靖政策和争取再争取的政策可怜地失败了。在英国的轻信时期一夜之间结束了。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希特勒的无法改变的权力意志面前屈服，要么用武器同他对抗。看来英国下决心豁出去了。人们不再对备战保持缄默，而是公开示威。工人们忽然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公园里、在海德公园、摄政工公园，特别是在德国大使馋对面筑起了防空洞，以对付轰炸的威胁。舰队也作了战时准备，总参谋部的军官经常在巴黎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以便共同制订最后措施。开往美国的船只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及时到达安全地带，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英国尚未有过这样的觉醒。人们走起路来显得更加严肃和沉思。大家眼望着房屋和繁华的街道，心里暗暗想着：炸弹会不会明天就落在它们上面人们在屋内围着收音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收听晚间新闻。笼罩着全国的可怕的紧张气氛一直留驻在每个人的身上、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

接着召开了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国会会议，张伯伦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他曾再次努力，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并且再次，即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为了拯救受到严重威胁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任何一个地方去会见希特勒。

但对他的建议的答复尚未到达。接着，正在举行会议期间—安排得太戏剧性了—回电来了，电报说希特勒和墨素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共同举行一次会议，在那一瞬间—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国会失去了控制。议员们跳将起来，喊叫着，拍着手，大厅里响彻了欢笑声。多少年来，在那庄严的大厅里，还从未象当时那样爆发出如此欢乐的情绪。从人的感情角度说，那是一出精彩的戏，为拯救和平的那种纯真热情是怎样战胜英国人在一般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那种老成持重的。但从政治角度说，那种欢乐情绪的爆发是否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国会仍国家通过那样无忧无虑的欢呼，暴露出它对战争是如何深恶痛绍，为了和平，它非常愿意作出一切牺牲、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成信。所以，张伯伦从一开始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去慕尼黑并不是为了赢得和平，而是为了乞求和平。但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面临着怎样的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认，也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张伯伦去慕尼黑是为了谈判，而不是为了投降。然后，焦急等待的两三夭来到了，啊，三天的时间，在那三天里，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呼吸。在公园里，人们挖着壕沟，兵工厂忙个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卫的大炮，防毒圃具也分发完毕，疏散伦敦的孩子也已作好安排，还做了很秘密的准备，有的人不理解那些准备，但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准备是针对谁的。早晨过去了，中午、晚上过去了，深夜过去了，人们等待着报纸，细听收音机里发出的消息。一丸一四年七月的那一刹那又重现了，人们忧心忡忡地、精神恍惚地等待着成还是不成。

接着，象突然袭来的一阵飓风把逼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得四分五散，心中的石头落地了，情绪轻松多了。消息传来了，希特勒和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素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张伯伦成功地和德国达成了一项协议，那项协议隐瞒了今后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冲突的办法。看起来，好象是一位本身并不重要、平庸的政治家用坚抓不拔的和平意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最初的时刻，所有的人都激动地感谢他。人们在收音机里首先听到的是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篇消息，它向我们受过考验的那一代人宣告：我们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可以逍遥自在，可以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每一个人都不说真话，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是怎样被那漂亮的词句迷惑的。因为谁会相信，一个吃了败仗的人竟要准备凯旋式呢倘若伦敦的广大群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那无早晨的准确时间，一定会有几十万人到克洛伊敦机场去向他表示祝贺，向他欢呼；正如我们当时所有的人相信的那样，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接着报纸出版了，报纸上的照片表现了张伯伦神气地大笑着在机舱门口挥动着那张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宣告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是把它作为珍贵的礼物带园来送给自己的人民的。张伯伦的面容平时是非常呆板的，一种类似痛苦的表情，显得神经过敏。当天晚上电影院里也已放映了那些场面；看电影的人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欢呼、喊叫。他们以为世界将会开始新的和睦局面，怀着那种感情几乎互相要拥抱起来，对当时在伦敦、在英国的每一个人来说，那是空前绝后、震撼人心的一天。

我喜欢在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在街上转悠，以便更强烈、更具体地去感受那种气氛，去真正呼吸那个时代的空气，工人们停止了在花园里挖防空洞的工作，人们笑着围住他们聊天，因为有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己成为多余的了。我听见两个小伙于在用流利的伦敦话嘲弄说，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公共厕所，因为伦敦的公共厕所不够用。每个人都高兴地跟着一块儿大笑。所有的人都象雷雨后的植物，显得更加精神饱满、生气勃勃。他们走路时胸脯挺得比一天以前更直了，肩膀显得更轻松了。平时显得非常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现在也闪烁着愉快的光辉。当人们知道那些房屋再也不会受到轰炸的威胁后，这些房子也好象变得更为明亮了，公共汽车也装饰得更漂亮了，太阳更加灿烂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也由于那令人陶醉的字眼而更加活跃、更加丰富。我感觉到自己也为此振奋不已。我不知疲倦地走着，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新的信心的浪潮也有力地、欢快地。

把我推向前去。突然有一个人从皮克第利拐角那边匆匆向我走来。他是一位英国政府官员。我们也只是萍水相逢。他完全是一个感情不易冲动、非常内向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只是礼貌地互相打个招呼，他从来不欢喜和我攀谈。可是现在。他的眼里闪耀着明亮的光芒，朝我走来。他说：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没有人相信过他，可是他做对了。他没有让步，他挽救了和平。他高兴得神采飞扬。

他们大家都是那种感觉，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种感觉。第二天又是幸福的一天。报纸仍然一致欢呼，在交易所，行情猛涨。多少年来又从德国第一次传来了友好的声音，在法国有人建议给张伯伦树立一座纪念碑。唉，可是那只是火焰最终熄灭以前的最后的熊熊燃烧。在以后几天里，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透露出来了，对希特勒的投降是多么彻底啊，多么卑鄙地出卖了自己曾郑重答应援助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啊。过了一个星期，形势更加明朗。投降已不能使希特勒满足了，条哟。上签字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已违反了条约的全部条文。戈培尔毫无顾忌地公开吹嘘，他在慕尼黑把英国逼得走投无路。

伟大的希望之光幻灭了，但它曾照亮过一两天时间，温暖过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几天。

从我们认识到在慕尼黑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起，荒谬的是我在英国反而看不到多少英国人。当然责任在我，因为我回避他们，或者确切些说，避免和他们交谈，尽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钦佩他们。他们对成群结队而来的难民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有高贵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但在他们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在这一方和那一方之间，内心上产生了隔阂：我们已经遭遇到的事情，他们还没有遭遇到。我们懂得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还不愿去弄懂—部分人是违心的—他们不顾一切现实，竭力坚持自己的幻想：说出来的话是算数的，条约就是条约，只要理智地、用人性去和希特勒谈话，是能够同他进行谈判的。几个世纪以来，英国领导人物由于民主传统而献身于正义事业，他们不可能承认或者不愿承认，一种蓄意欺世、无视道德的新伎俩正在他们身边形成，那个新德国在和各国人民打交道时以及在法律范屈内践踏了一切以前有效的准则，一旦它觉得那些准则碍事胸话。对那些早就把一切冒险行为弃置脑后、清醒而高瞻远瞩的英国人来说，既然那个家伙那么快、那么容易、达到了那么多目的，竟还要键而走险，觉得太不可能了。他们始终相信和希望，那个家伙将首先针对别的国家最好是针对俄国了然后在这段时间里能够和他达成某种谅解。而我们却知道，最可怕的事必将发生。我们每个人都见过一个被打死的朋友的照片，一个被拷打的同伴的照片，因此我们的目光比较严厉、比较尖锐，比较无情。

我们这些被歧视、被驱赶、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知道，只要事关抢掠与权力，任何借口都不会显得太荒：唐、太虚伪。所以，我们这些受过考验和正准备接受考验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和英国人说的话就不一样；如果我今天说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以外，我们是当时在英国唯一认识到全部：危险而不彼迷惑的人，我相信这话绝不夸大。正象当初在奥地。利一样，我在英国也肯定会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锐目光相当清楚地预见到那不可避免的事，只不过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被收留的客人，不能提出警告罢了。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预先尝到未来的苦味的时候，我们这些已被命运打上了罪犯烙印的人只能在自己人中间说说，我们为那个把我们亲切收留的国家而忧虑，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呵！不过，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谈话，也会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励，我在灾难来临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有幸和西格豪特弗洛伊德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使我难以忘怀。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到那位八十三岁、有病的弗洛伊德还留在希特勒占领的维也纳。后来，那位出色的玛丽亚波拿巴公主—他的最忠实的女学生—成功地将那位住在被奴役的维也纳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来，挞到伦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运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他踏上岛国。我本以为我已经失去我那位最尊敬的朋友，我却又看到他从阴间回来了。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伟大而又严肃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象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的精神的知识。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当时他在那里被看作一个固执己见、一丝不苟、十分怪癖的人而受到敌视。他狂热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象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他曾离开大学乃其学院式的谨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地向至今无人涉足和胆怯地回避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正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进军。乐观主义的—自由世界无意之中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其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的遁过理智和进步逐渐抑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以其无情揭开面纱的手法，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问题的研究法岌岌可危。然而，不仅仅是大学、不仅仅是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那些医生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位令人讨厌的叛经离道者—而是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思想、伦理常规、还有整个时代都在这位揭开面纱者面前感到恐惧。医生们开始慢慢地集体抵制他，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由于他的论点以及他提出的那些最大胆的问题在学术上驳不倒，他们就试图按维也纳人的方式：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的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忠实的信徒每星期聚集到这位孤独者的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精神分析学说这门新科学就是在那些讨论晚会上初步形成的。早在我本人知道那次由弗洛伊德的最初的奠基性着作准备的思想革命的全部规模之前，那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赢得了我对他的钦佩。他终究是一位科学人物，年轻人多么梦想能把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在他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和绝对的把握以前，他对每一个论断都是小心谨慎的。但是一旦他的假设得到证实，他就会对整个世界的抵制采取坚决对抗的态度。他本人非常谦虚，但是为自己学说的每一个信条而战斗，却是十分执着，他扞卫自己认识到的内在真理，至死不渝。

人们恐怕想不出还有比他在思想上更无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讲出自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这样清楚、不顾情面他说出来，会使别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从未想用最小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一妥协来改变自己的困难处境。我今天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准备谨慎地把这些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说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不要总是毫不留情地明说那些最后结论，而仅仅作出暗示，孤么，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而能把自己五分之四的理论发表出来。可是，凡是遇到他的学说和真理的地方，他从不迁就。外界的抵制愈强烈，他的决心就愈大。如果我今天要为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的概念寻找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我始终看到弗洛伊德那副有着一双目光坦率、安详的深色眼睛、具有男性秀丽的容貌。

他给自己祖国增添的荣誉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时代的，现在他从那个祖国逃到伦敦来，按照他的岁数，他早已是一个年迈、身患重病的人了。但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我曾有一点儿暗自担心，他在维也纳一定经历了全部痛苦的时刻，现在再见到他，想必愤懑填胸或者心烦意乱，可是我发现，他比以往更开朗，甚至更精神饱满。他把我领到他在伦敦一幢郊区住宅的花园里。我住的地方更漂亮了吧他问我，曾经是非常严肃的嘴角边露出轻松的微笑。他把自己心爱的那些埃及小雕像拿给我看，那是玛丽亚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待在家中了吗写字台上摊着他的手稿的大张对开纸，他已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仍用清楚的圆形字体写作，精神焕发，孜孜不倦，一切都象他在风华正茂的岁月时一样；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战胜了病魔、年迈、流亡，他在战斗的漫长岁月里没有外露的善良本性现在第一次从他身上自由迸发出来。只是年龄使他变得更加温和，坎坷的磨炼使他变得更加宽厚。我现在发现，他有时会做出温柔的姿态；这是我以前在这个善于克制的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他把一只胳膊诺在一个人的肩上，眼睛从光亮的眼镜片后面热情地望着你。在那几年里，我和弗洛伊德的每一次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学到不少东西，同时也对他钦佩不已，我觉得自己能理解这位毫无成见的人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种坦率的自白会使他吃惊；没有一种见解会使他激动，对他来说，教育别人清楚地看和清楚地感觉的愿望，早已成为他生活中的本能愿望。但是使我最感激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令人忧郁的一年—进行的那一次无法弥补的长时间谈话。当我踏进他房间的一刹那，外面世界上的疯狂仿佛消失了，斥残酷的事也变得抽象了，最混乱的思想变得清楚了，眼前的急事愿意服从全局的安排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他是一位超脱自己的真正的智者。他已不再把。痛苦和死亡看作是个人的经历，而是看作一种超越个人的现察、研究对象：他的死和他的生命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业绩。

弗洛伊德当时已病得很重，病魔很快会从我们这里将他夺走，看得出来，他带着假牙腭托说话很吃力，所以听他说话的人都感到汗颜，因为他每吐一个字，都要费很大的劲。但是抛不让一个朋友不说话就走。他对自己钢铁般的精神特别重视，他要让朋友们看到：和他身体上的小小痛苦相比，他的意志更坚强。他的嘴巴由于痛苦而扭曲了，他在写字台旁一直写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即使他夜里难受得睡不着觉—他平时睡得深沉、安稳，这是他八十年来力量的源泉，他也绝不服安眠药或注射麻醉剂。他不愿用这种减轻病痛的方法来抑制自己焕发的精神—哪怕是一个小时；他宁愿清醒地。让病痛折磨，他宁愿在病痛中思考，而不是被麻木。他要当精神上的英雄，直至最后时刻。这场痛苦的战斗延续得越长，也就越可怕、越了不起。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阴影越来越清楚地投在他的面容上，死神使他的面颊枯瘪干瘦，使太阳，穴从额角绽出来；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无法说话；可是死神对他的眼睛却无能为力，那是一座无法破坏的灯塔，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从这里观看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最后时刻还是那样明亮与清醒。有一次，那是我最辰几次看望中的一次，我带着萨尔瓦多达里一起去—我认为他是我们新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画家—他对弗洛伊德无限崇敬，在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就在一旁画速写。我从不敢把那张画拿给弗洛伊德看，因为达里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出来了。

最坚强的意志的那场斗争，即我们时代那位最敏感的思想家和死亡的搏斗变得越来越残酷；直至他自己清楚地认识到—清楚对他来说就是思想的最高境界，他将不能再写了、不能再工作了，他才象一位罗马英雄似的要求医生结束他的痛苦。那是一个伟大生命的壮丽结束，在那个残杀的时代，在死人的大祭之中，他的死是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枢埋进英国的土地时，我们知道我们把我们祖国的精华奉献给了那片土地。

我在那些时候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起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感到骄傲—他的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人们会找到一种至少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压制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作为不可根绝的和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紧张状态的力量而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在他最后的几天，他还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面临的悲剧。但是这位科学人物在这方面还没有想出什么方案，他的清楚的头脑还没找到答案。不久前。他发表了一本自己对摩西的研碗着作。他认为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他用这种在科学上几乎站不住脚的说法，既大大伤害了那些虔诚的犹太教徒，又伤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那本书恰恰是犹大民族面临最险恶的时刻出版的，这使他感到内疚，他说：现在有人夺走了犹大人的一切，我又粑他们的最优秀者夺走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每一个犹大人现在已变得非常敏感。因为就在这次世界悲剧中，他们是真正的牺牲品，在任何地方都是牺牲品。早在遭到这次打击以前，他们就已张皇失措，谁都知道，所有的坏事首先临到他们头上，而且遭殃最多。谁都知道，那位古今未有的仇恨狂人要凌辱和驱赶的正是他们，要把他们赶到世界的尽头，赶进地狱。

随着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过去，逃到这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后到的逃难者也比先来的逃难者越来越可怜，精神越来越颓唐。那些动作最快、最先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救出自己的衣服、箱笼和家什，有些人甚至还带了一些钱。但是，一个人相信德国的时间越长，越是舍不得离开可爱的祖国，他受到的惩罚也就越重。纳粹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不让他们去剧院、电影院、博物馆，不让犹太族的研究工作者去图书馆；那些犹太人有的出于忠诚，有的出于惰性，有的出于胆小，有的出于傲慢而留在家中。他们宁愿在祖国受欺凌，也不愿在他乡当乞丐受侮辱。接着，纳粹不让他们用仆人，拆走他们家中的收音机和电话机，然后没收他们的住宅，最后强迫他。们佩带大卫王之星的标志。任何人都会在街上认出他们来，把他们看作赶出门的人、无赖汉，象避开麻疯病人似的避开他们，嘲笑他们。

他们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任何摧残心灵和身体的强暴行为都被当作取笑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那句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谚语突然变成了严酷的真理，在讨饭袋和监狱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走的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里面，德国人的管教使最傲慢的人也屈服了，然后，纳粹把他们身上剥得只剩下一身衣服，口袋里只剩下十个马克，再把他们逐出家园而不管去向。他们站在边界线旁，然后到领事馆去苦苦哀求，可是几乎都没有用，因为哪个国家要这些被抢得精光的人呢要这些乞丐呢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有一次在伦敦走进一个旅行办公室时，我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呵；那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他们想，随便去哪里、哪个国家都一样，到北极的冰窟，或者到撒哈拉大沙漠滚烫的盆地，只要离开这里，只要能继续逃难，因为他们的逗留期限已满。他们必须继续往前走，带着妻子、儿女走到另一个陌生的垦室下、走到陌生的语育世界，到那些他们不认识的人群中去，到那些不欢喜他们的人群中去。我在那里遇到一个从前非常有钱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他也是我们最有知识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一开始，我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变得那么白，人已变得那么老，精神已变得那么沮丧。他颤巍巍地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他说，谁今天还会问我们的想法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到哪里。有人告诉我，这里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我的心头不禁一怔；一个带着儿孙的精疲力尽的老头战战兢兢地希望到一个他从前从未在地图上好好看一眼的地方去，只是为了继续到那里去乞求，继续过流落异乡、得过且过的生活！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急切地问，怎样才能去上海，他说，他听说中国人还会接受他们这些人。就这样，那里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拥挤不堪，他们是过去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每一个人都准备拖着自己生活中可怜的破烂越过大地与海洋；他们什么都干，什么都能忍受，只要能离开欧洲，远远地离开，远远地离开！

那是一群面黄肌瘦象鬼一样的人。可是最令我震惊的是这样一个念头：那五十个备受折磨的人仅仅是一支五百万、八百万、也许一千万犹太人大军的零星先头部队，那支大军已经在他们后面出发，蜂拥而至，所有那些被抢光、接着在战争中彼躁瞒的几百万人正等待着慈善机构的遣送，等待着当局的批准和盘缠，那巨大的人流若惊弓之鸟、丧家之大，在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面前仓皇出逃，围在欧洲各国边界火车站的四周。挤在监狱里。他们是一个完全被扫地出门的民族，人们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两千多年来只要求不再流浪，只要求有一块歇脚的安静、和平的土地。

不过，二十世纪犹太人的悲剧中最最悲惨的是，他们再也无法找到自己遇到的悲剧有什么意义，无法找到自己错在哪里。所有在中世纪被逐出门的人，他们的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何而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律法。他们把对自己真神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是灵魂的护身符—今天的犹太人早就把它丢掉了。他们在自豪的幻觉中生活和受难。作为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的一个优秀民族，命中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示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诫律和教规。要是有人把他们推进火堆，他们就把那本圣经贴在胸前，他们就会由于那内心燃烧的火而感觉不到残酷火焰的的烫了，要是有人赶他们出境，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故乡，那就是真神。

没有一种世间的权力、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把他们从真神那里赶走。在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因而仍然是一种力量；倘若有人驱逐和赶走他们，那是他们为自己的过锚而受罚，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宗教信仰、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隔离开来。可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与其说他们为自己是犹太人感到自豪，毋宁说感到一种负担。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们在生活中把从前自己神圣的书籍中的诫律抛在一边，他们不再说那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已经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围的各民族里；消溶在普遍的生活之中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愿望，为的是面对种种的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远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他们已溶化在其他的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现在，又粑他们赶到一起来了，把他们象街上的垃圾似的扫在一起，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华丽宅邸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哭灵的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的是音乐会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酿酒工人；有的家财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他们中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诚的教徒，也有思想开明的人，有高利贷者，也有哲贤之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同化论者，有德意志犹太人和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有正义者和非法者。在这些人后面还有一群以为早已逃脱了咒语的茫然不知所措的人，还有改宗的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现在，几百年来第一次，又把犹太人自己早就觉得不再存在的一种共性重新强加在犹太人身上，那就是从埃及开始一再出现的共性：驱逐犹太人。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呢而且总是一再单单降临到他们身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迫害原因何在，有何意义有何目的把他们赶出所有的国家，却又不给他们一块土地。

人们说：别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又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住在哪里。人们把罪责加在他们身上，可是又不让他们用任何方法来赎罪。所以他们在逃亡的路上总是睁着焦灼的眼睛凝视着—为什么我要逃亡为什么你要逃亡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我既不认识你，又不懂你的语言，我也不了解你的思想方法，我跟你毫无关系，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起逃亡没有人知道答案。即便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与之交谈的弗洛伊德。我们那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也不知道在这种荒谬中有什么目的与意义。但也许这正是犹太教的最终意义：通过犹太教谜一般的长期存在，当人们误以为在生活中早已死去和装进棺材的东西，突然以同样的形式和姿态重新向他们走去时，没有比这更可怕怕的了。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到了，慕尼黑协定连同它的短命的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的幻想早已过去，希特勒已经违背自自己的誓言和许诺袭击了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并吞并了它，梅梅尔已经被占领；被煽动得忘乎所以的德国报纸大嚣要得到但泽和波兰走廊。英国突然从自己真诚的轻信中痛苦地清醒过来。就连那些未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尽管只是从直觉上厌恶战争，现在也开始表示异常愤怒。任何一个平时十分矜持的英国人都会和另一个人攀谈起来。看守我们大公寓的门房、开电梯的服务员、打扫房间的女仆，都在谈论此故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发生的事，但每一个人都仍记得那一件事，那件不可否认、公开的事：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往德国拯救和平，但是如此曲意奉迎却没有使希特勒感到满意。曾经听到英国国会里有过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人们到处感觉到英国在为将来临的战争作准备（或者确切地说，为反对战争作准备）。浅色的防空气球又开始在伦敦的上空飘浮—它们看上去象孩子们的大灰象玩具，纯洁无邪。人们又在修筑防空掩体，对已经分发的防毒面具进行仔细的检查。局势变得象一年前那样紧张，或许更紧张。因为这一次作为政府后盾的不再是老实和轻信的人民，而是坚决和愤怒的人民。

我在那几个月里已经离开伦敦，隐居到巴斯乡间，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有象当时那样感觉到自己对世界发生的事完全无能为力。我在伦敦是一个清醒的、有思想的、远离一切政治的人，我献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锲而不舍地把耕耘，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但也有另外一些少数人，他们呆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人们不认识他们，也从未见过他们，他们就是呆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凯道赛、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人。这十个或者二十个人为人们不知道的事情谈话、写信、打电话、订条约。其中只有权少数几个人表现出特别的机智或才干。他们作出没有别人参预的决定，别人对那些决定中的细节一无所知。他们却用那些决定来左右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和我本人的生活。现在，我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他们毁灭或者爱惜我们三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赐予我们自由或者逼着我们受奴役他们为千百万人决定战争或者和平。而我在那个时候就象所有的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象一只苍蝇似的不能抵抗，象一只蜗牛似的没有力量。然而，那是关系到生死存亡仍的大事，关系到内心最深处的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脑子里正在形成的想法，关系到已经产生和尚未产生的计划，关系到我的起居和睡眠，关系到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所有的一切。当时，我象坐在自己小囚室里被判了刑的犯人眼望着空室，面对四壁静候着，陷入那毫无意义的、无能为力的等待。我左右的那些同伴们在打听、议论、烧舌，仿佛我们中间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他们要怎样支配我们。

电话来了，一个朋友问我，我在想什么。报纸来了，只是使我更加心烦意乱。

收音机打开了，听到的是前后矛盾的话。我走进小巷，遇到的第一个人问我这个同样一无所知的人，是否会发生战争。人们在不安中打听、议论、胡扯、讨论，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多年来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经验、预见，在那十几个不认识的人的决定面前毫无价值。他们知道，他们在二十五年之内第二次对命运感到束手无策，缺乏毅力，他们知道，那些使自己脑袋发痛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我终于再也忍受不了那座大城市—伦敦了，因为那里的每一个街角都贴着海报，那些刺眼的话象疯狗似地向我扑来；因为我无意之中从身旁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的每一个人的额角上看出，他在想什么。原来我们想的全是同一件事。只是想战争会不会爆发。只是想在那决定性的赌博中是赢还是输。在那决定性的赌博中，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最后几年岁月、我的那些尚未写成的书、以及我迄今感到是我的使命、我的生命意义的一切，都成了赌注。

可是在外交的赌盘上，弹子犹豫不决地滚动，慢得令人神经受不了，它滚去又滚来，滚来又滚去，一会儿黑，一会儿红；一会儿红，一会儿黑；希冀和绝望，好消息和坏消息，就是一直没有最后的决定。忘掉这些吧！我对自己说：躲开这里吧，逃避到你内心的丛林最深处，即躲进你的工作之中，躲进只有称一个人的地方去—你在那里不再是国家公民，不再是可拍的赌博对象，在一个变得疯狂的世界上，你的一点智力只有在那里还能理智地发挥作用。

我不缺工作任务。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写一部有关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两卷集巨着积累素材。但我从未有勇气去开始写一部范围如此广泛、涉及时间又长的作品。现在，恰恰是烦恼给了我勇气。我隐居到巴斯，为什么偏偏去巴斯呢，那是因为英国光辉文学中的许多佼佼者，首先是菲尔丁，是在那里写作的。那座小镇比英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另一个世纪—十八世纪恬静的面貌。但是，那种幽雅、秀美的景色和世界不断产生的不安以及我的思想又形成多么痛苦的对比呵！英国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和奥地利一九一四年美丽的七月完全一样—我今天仍能记得那七月的情景：迷人的美丽。天空还是那样湛蓝、一望无际，象上帝的和平帐篷，太阳温暖的光辉还是那样照耀着草地和森林，盛开的鲜花还是那样绚丽多彩世界是一片同样和平的景象，但世界上的人却在准备战争。面对那些茁壮、繁茂、静静的草木，面对弥漫在巴斯的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九一四年巴登景色的娇媚，相比之下，那种疯狂的冒险在当时显得多么不可思议。

我象过去一样，不愿相信那一切是真的。我又准备作一次夏季的旅行。

一九三九年九月的第一周，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由于我这个两栖人不再代表任何国家，瑞典的同行们请我作为贵宾参加；在后来的那几周，中午、晚上的每个小时，都披友好的东道主事先安排好了。我早就订好了船票，但紧急动员的消息接踵而至。按常理，我现在应该迅。速把我的书籍、我的手稿捆扎好，离开那个可能成为交战国的大不列颠岛，因为我在英国是一个外国人，况且，一旦战争爆发，我便是一个敌对的外国人，种种可以想得到的自由限制就会临到我的头上。但是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情绪在我心中反对我离去。一半是固执，我不愿一次又一次地逃难，因为我的命运到处都一样；一半是已经疲乏。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用莎士比亚的话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时代要降临到你头上，你这个快六十岁的人就别再和它抗拒了！你尽最大的努力，你用你的生命，也掌握不了这样的时代。

所以，我依然留在英国。我要尽可能先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由于我打算第二次结婚，我不愿耽误时间，以免一旦战争爆发，因为我属于交成国的公民而被拘留或者其他意料不到的措施和我未来的生活伴侣长期分离。

于是，九月一日（星期五）上午我去巴斯的民政局登记结婚。那位官员拿着我的证件，显得分外友好和热情。他象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一样，理解我们要求尽快办理愿望。结婚仪式打算安排在第二天；那位官员拿起笔，开始用漂亮的圆形字体把我们的名字写进他的登记簿。

就在那个时刻—十一点钟左右，里面套间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年轻的官员急速走进来，一边走一边穿着大衣。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声喊道：

德国人已侵入波兰，战争爆发了！那句话象重锤一样击在我的心上。可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心已经习惯了各种冷酷无情的打击。这还不一定是战争吧！我说，心里也确实这样想。然丽那位官员几乎怒不可遏。不，他高声喊叫着，我们已经上当够了！我们不能每隔六个月受一次骗！现在该结束了！当时，那位已经开始为我们填写结婚证书的官员又若有所思地搁下笔。

他考虑了一下说，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在交战的情况下自然也就成了敌对的外国人。他不知道，是否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结婚。他说，他感到很抱歉，他要向伦敦请示。接着是两天的等待。希望、担心，那是心情极紧张的两天。星期天上午收音机里宣布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上午。我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收音机传来了条将会历经数百年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攸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默默倾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对我们大家来说，那条消息是悲哀和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多少年后，那条消息才会有另外的意思。战争又降临了，一场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一个时代又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

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的房间里，互相国避着对方的目光。

外面传来鸟儿无优无虑的啁啾声，它们在和煦的软风里轻松愉快地作着亲呢的嫱戏，树枝在金色的阳光里摇曳，树叶象嘴唇一样在轻柔地互相舔舐。可是那古老的母亲—大自然又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她的造物的忧虑。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我的东西收拾进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一位有地位的朋友对我说的话应验的话，那么我们在英国的奥地利人应该算是德国人，所以等待着同样的限制：也许当天晚上我就不能再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又降了一级。自从消息传来一个小时以后，我在那个国家已不仅是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放邦的外国人，即一个敌对的外国人；我将被强行放逐到一个我搏动着的心不愿呆的地方。因为对一个早被赶出德国的人来说由于他的种族和反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缘故—现在在另一个国家，根据一项官僚主义的法令，硬把他划在一个他身为奥地利人从来不属于的集体里，这种处境岂不更荒唐大笔一挥，整个生命的意义变成了荒谬绝伦。我还一直用德语写文章、想问题，但我脑子里想的每一个念头、我感觉到的每一个愿望，都是属于为世界自由而战的国家。我的任何其他联系都被扯断了，所有过去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被粉碎了。我知道，在那次战争之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因为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发生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与精神上的团结一致，我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那受到严重排挤的处境而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为了最后看一眼和平的景象，我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镇走出。它安详地沐浴在中午的阳光下，在我看来，它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那里的人用自己习惯的步履走着自己习惯的路。看不出他们匆匆忙忙，他们也不聚在一起聊天。他们在星期天的表现是安详、从容不迫。我忽然问自己：难道他们到了最后还是不知道战争吗不过，他们毕竟是英国人，他们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不需要用大张旗鼓、不需要用喧嚣和音乐来增强自己坚韧、刚毅的决心。这跟奥地利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些日子那么不同呀！但是，话又说回来，当时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我和今天被这些回忆压在心头的我也是不大相同呀！我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熙熙攘攘、五光十色的商店时，我在一片幻觉中重新看见了一九一八年的景象，那些商店被抢劫得空空荡荡，好象睁着眼睛凝视着我。我在幻觉中看到惟粹的妇女在食品店前排着长龙；哀伤的母亲、伤员、残废者，从前在梦魇中出现的一切又都象幽灵似的回到了那天阳光灿烂的中午。我回忆起我们当年的那些老兵，他们衣衫褴楼、面容疲惫，他们是怎样从战场上走来的呵。我跳动着的心感觉到那次战争的全部过程。但今天开始的战争还掩盖着它的可怕景象。而且我知道：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欧洲、我们曾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破坏，远不止只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点儿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呵。

骄阳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前面自己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在现在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战争的影子将漫延过我们那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页。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