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确实是。那么，正确的爱能让任何近乎疯狂与放纵的东西同它接近吗？不能。那么，这一类快乐与正确的爱无关，真正的爱者与被爱者也和这一类快乐无关。他说，凭天发誓，苏格拉底，它们之间断无相关之处。这样好，在我们正在建立的城邦里，看起来你将要立下一条法律：如果爱者说服了被爱者，并出于高尚的目的，那么爱者可以亲吻被爱者，与他一起消磨时光，并像父亲爱儿子一样抚摸被爱者。但除此之外他与被爱者就不能有其他进一步的关系，否则就要谴责他低级趣味，缺乏真正的音乐教养。他说，诚然。我们关于音乐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你同意吗？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这种教育的目的和顶峰显然就是对美的热爱。他说，我同意。音乐教育之后，我们的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当然。在体育方面，我们的卫士也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终生，我相信这种训练是这个样子的，但你自己也要加以考虑。因为我觉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凭着它的优点并不一定就能造就灵魂之善，相反，一个良好的灵魂凭着它的美德能使身体最有可能变得很好，你说对不对？我也这样想。如果我们给予心灵充分的训练，然后把照料身体的细节交由它负责，而我们仅仅向它指出标准或类型，不对它发表长篇大论，这样做对吗？我们务必这样做。我们说过卫士一定不能酗酒，在世上他们最不应该喝醉酒，忘了自己是谁。他说，是的，如果一名卫士还需要另一名卫士来保护他，那就太荒唐了。下面来谈谈他们的食物，好吗？他们就好比要参加盛大赛会的运动员，不是吗？是的。那么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些运动员的生活习惯能适应这一任务吗？
也许可以凑合。我说，啊，他们喜欢睡懒觉，这种习惯对健康有害。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一生几乎都在睡眠中度过，稍一偏离规定的作息时间，他们就会得重病？我注意到了。所以我们这些参加战争的运动员需要更加多样化的训练，因为他们有必要像通宵不眠的猎犬，保持极端敏锐的视觉和听觉，要能在多变的战争环境中适应各种情况，无论什么样的饮水和食物都能下咽，面对烈日骄阳、狂风暴雨都能泰然处之，而不至于生病。
我也这样想。那么，最好的体育与我们刚才所描叙的音乐教育不是很相近吗
你指的是什么？一种简单而又灵活的体育训练，尤其是专门为了备战而进行的训练。请问具体办法。甚至从荷马那里也能学到这些具体办法。你知道英雄们在战争间隙举行会餐，荷马从来不给他们吃鱼，虽然队伍就驻扎在赫勒斯旁海岸边，也从来不让他们吃炖肉，而是只让他们吃烤肉，因为这东西士兵们最容易弄，只要有火就行，什么地方都可以，而不需要携带铜锅或平底锅。确实如此。我相信，荷马也从来没有提到过甜食。每个接受军训的人都明白，要想保持身体的良好状态，这种东西是一定不能碰的，对吗？他说，他们明白这个道理，把这种习惯戒除，这样做是对的。我的朋友，既然你觉得这样做是对的，那么你显然不赞成叙拉古式的宴会和西西里式的菜肴。我不赞成。你希望男人保持身体健壮，要是看到有人弄个科林斯女郎来做情妇，那么你会皱眉头，对吗？确实如此。看到那些令人馋涎欲滴的阿提卡肉馅饼，你也会皱眉头吧？必定如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这些混杂的食物就好像用多种和声和各种节奏混合起来表现出来的音乐和诗歌。确实如此。复杂多样的音乐使人放纵，而简朴的音乐会在灵魂中产生节制，不是吗在体育训练中，复杂的食品使人生病，而简单的食物使人健康，对吗？非常正确。一旦人们放纵自己，并使疾病在城里流行，那么岂不是要开许多法庭和药铺？诉讼和医术将大行其道，连大多数自由人也不得不接受它们。不得不为这些疾病发明腹胀、腹泻一类他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一个城邦需要第一流的医生和法官，不仅一般的民众和手艺人需要他们，而且那些被认为是接受过自由民教育的人也需要他们，那么你还能找到比这更明确的证据来表明这个城邦所进行的教育是邪恶与可耻吗？由于你们自己缺乏公正的品性，竟然需要从别的城邦引进一些人来维护公正，让他们成为你们的主人和法官，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是你们的教育不好的一个显着标志吗？这是世上最可耻的事。我说，是吗？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呢。一个人不仅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法庭上打官司，做原告或被告，而且还因为不知道这种事情到底有什么价值，一天到晚耍滑头，颠倒是非黑白，使用各种推论、借口、诡计、阴谋，无理也要说出理来，而所有这些努力都只是为了无聊的争执，凡此种种现象的出现，都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比较高尚和良好，以至于根本就不需要法官的评判。他说，你说的这种事情比前面讲的事情更加可耻。我说，至于对医药的需求，不是由于受了伤或偶然得了某种季节病，而是由于游手好闲和我们讲过的那种好吃贪睡的生活方式，结果把身体弄得像块沼泽地似的充满风湿水气，迫使阿斯克勒庇俄斯那些能干的子孙们的名称来，你认为这种事可耻吗？他说，这些名称确实很古怪。我说，我认为阿斯克勒庇俄斯本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这些病，这一点可以从下述事实推论出来，在特洛伊，那位妇人给受伤的欧①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医神，他的子孙指医生。律庇卢斯喝了一大盅调有大麦粉和山羊奶酪的普兰那酒，这确实是一副热药，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们并没有说她有什么过错，他们也没有指责当时在场的帕特洛克罗。他说，给受伤的人吃这种东西确实很古怪。我说，要是你记得希罗狄库以前的医生并不使用我们现在这些药物治病，那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希罗狄库是一名教练，后来变得多愁善感，老是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发愁，他把体育和医术混合在一起，结果是首先对他自己进行折磨，然后又折磨许多后来者。
他说，怎么会这样？我说，他长年不断地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因为他得了不治之症，而又无法找到根治的办法，于是他就不断地给自己治病，忍受那些该死的疾病的折磨，除此之外什么也干不成。就这样，他居然活了好多年，而且凭着他的医术赢得了高寿的桂冠。他说，这可是对他的知识的崇高奖励啊。我说，这个奖励是很恰当，阿斯克勒庇俄斯并非由于不知道或不熟悉这种被希罗狄库发明的医术才没有把这种医术传给子孙，而是因为阿斯克勒庇俄斯懂得在治理有序的城邦里，每个人都有指定的工作，没有工夫生病，医生自己也没有工夫整天生病。这一点是希罗狄库不知道的。如果在手艺人那里看到有人说自己有工夫生病，那么我们会觉得荒唐，可是在有钱人和所谓有福之人中间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觉得荒唐了。他说，怎么会呢？我说，一个木匠病了想要医生给他药吃，把病呕出来或拉出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马卡昂，他喜欢无缘无故地指责他人。①参阅荷马：《伊利亚特》，卷，行以下。文中提到的医生是来，或者想要医生用烧灼法或者动手术的方法为他驱除疾病。但若医生给他开一个长长的处方，再加上包扎头部那一套办法，那么他马上会说自己没工夫生病，如果要他把当前的工作搁在一边，整天想着治病，那么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没有价值的。他会同这种医生说再见，然后仍旧按照习惯的方式生活，这样一来也许他的身体会康复，又能照常工作了，也许他的身体恶化，最后死掉了，也就省去了所有的麻烦。他说，这种人对医术的使用好像是正确的。我说，他有工作要做，如果不能工作，生活对他就没有价值，他之所以这样做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他说，显然是的。但是我们说，有钱人没有这种非做不可，不做就会觉得活着没意思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富人有规定的工作要做。你有没有听说过福库利德的话，发财以后必须实践美德他说，我认为发大财之前也必须实践美德。我说，我们不要在这一点上和他争吵，让我们自己先来弄清这样一个问题：美德是不是有钱人实践的某种东西，如果不实践美德，生活是否就没有意义；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假定一天到晚疑心自己身体有病而对一心一意专门做木匠或从事其他技艺是一种障碍，但这并不会妨碍人们听从福库利德的劝告。他说，对，确实如此，在进行简单的体育锻炼之外还要过分关心身体是一种最大的障碍。这给家务、军务、城里的案牍公事都带来不少累赘。更有甚者，它使任何类型的教导、思维、沉思、冥想都变得困难，一天到晚老是怀疑自己头晕目眩，并把这些毛病的根源归咎于学哲学。因此这种品质无论表现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一种障碍。因为它使他们像对待欧律庇卢斯人老是觉得自己有病，整天为自己的身体担忧。他说，这是很自然的。由于阿斯克勒庇俄斯早已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对那些体质好、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只有一些小毛病的人，他就把医术教给他们，用药物或外科手术把病治好，然后吩咐他们照常生活，不得妨碍各人尽公民的义务，他这样做为的是保持那种习惯的生活方式；而对那些身体内部有严重疾病的人，他不想用节食、逐步排泄、输液的方法来给他们医治，让他痛苦地继续活下去，让他生下体质同样糟糕的后代。我们难道不能这样说吗？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无法过一种健全有序的生活，那么他认为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医治，因为这样的人对自己和对国家都没有什么用处。他说，你正在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极为政治化了的阿斯克勒庇俄斯。
我说，他显然具有这种品性。他的儿子们也一样。你难道没看到在特洛伊战场上，他的儿子们都是好战士，而且用我上面讲过的这种医术治伤？你难道不记得，美尼劳被潘达洛斯射伤，他们把淤血吸出，敷上一些解痛的草药一样没有给潘达洛斯规定什么饮食，他们认为那些受伤前体质原来就很好，生活也很简朴的人，受伤以后这么医治一下也就够了，即使偶尔也让他们喝一些奶酒。但是他们认为那些不断地生病，生活又无节制的人活着对他们自己和对别人都没有什么用，医术不是为这种人服务的，哪怕这种人比弥达斯还要富裕，他们也不给他治疗。他说，照你这么一说，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们真的很聪明。我说，这样说是适宜的，但是那些悲剧家和品达的说法与我们①荷马：《伊利亚特》，卷，行。的原则不合。他们尽管说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的儿子，但却受贿去医治一个要死的富人，因此被霹雳打死。根据前面我们讲过的原则，我们不相信这些说法。我们会坚持，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就不会贪心，如果他是贪心的，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说的对极了。但是苏格拉底，我还有一个问题，看你有什么话要说？我们的城邦要不要有好医生？你要知道，与大量健康人和病人打过交道的医生最有可能是好医生，就好像与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的法官最有可能是好法官。我说，我确实希望他们是好医生和好法官，但你知道我讲的好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了。我说，那么好，我就来试试看。你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
他说，怎么会呢？我说，医生从小就学医，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人，如果他们自己体质不好，生过所有的病，对各种疾病有着亲身体验，那么这样的医生确实可能成为最有本事的医生。因为你瞧，他们并不是在用身体医治身体。如果他们是在用身体医治身体，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让他们的身体有病或者身体很差。他们是在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他们的心灵是邪恶的，那么他们也就不能很好地治病了。他说，对。至于法官，我的朋友，你要注意他是在以心治心。心灵决不可以从小就与邪恶的心灵厮混，更不可犯罪作恶去获得第一手经验以便判案时可以很快地推测犯罪的过程，就好像医生诊断病人一样，如果想要法官的心灵真的美好，判案公正，那么他们的心灵从年轻时开始就不应该受到污染。不过这样的人在年轻时会显得比较天真，容易受坏人的欺骗，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坏人的那些想法。
他说，他们的确会有这样的体验。我说，正因如此，所以一名好法官一定不是年轻人，而是老年人，他们很晚才知道不正义是怎么回事，他们以前知道不正义，但并没有把它作为自己心灵里的东西来接受，而是在长期的训练中把不正义当作其他人心中的一种东西来认识，他们仅仅通过知识，而不是通过本人的经验来认识不正义这种邪恶有多么巨大。他说，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法官好像是最高尚的法官。我说，不仅是最高尚的法官，而且是一名好法官，你的问题的要旨就在这个好字上，因为有一颗好灵魂的人是好的。而那种多疑的狡诈之徒，还有那种自己干过许多坏事并认为自己手段高明的人，由于他总是提防自己的同类，并关注自身所属的那种类型，因此在与自己的同类打交道时，他就显得更加能干。但是当他和好人或长者相处时，情况正好相反，他会显得很蠢。在他不该怀疑的时候他也怀疑，见了好人他也不认识，因为他自己心里根本就没有好人的原型。由于他碰到的坏人比好人多得多，所以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就都以为他是个聪明人而不是笨蛋了。他说，你说得没错。我说，我们理想中的聪明的好法官一定不会是这种人，而是前一种人。因为邪恶决不会懂得美德和邪恶本身，而天生的美德通过教育最终能够懂得邪恶和美德本身。因此我认为，我们已经证明了这种人才是聪明的，而坏人则是不聪明的。他说，我同意。那么你要不要在你的城邦里为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医术以及与其相关的实施正义之术制定法律呢？这些技艺关心的是那些生来就体格健全的公民的身体和灵魂，而对那些体格不健全的人，比如说身体有缺陷，那就让他们去死，而那些有着邪恶的灵魂而又不可救药的人是一定要处死的。他说，这样做对他们个人来说是最好不过了，对城邦也是一件大好事。我说，你的年轻人接受了我们所说的那种简单的音乐教育，养成了节制的良好习惯，因此他们显然能够自我节制，不需要打官司了。
他说，是的。我们这些受过音乐教育的青年如果在体育中也刻苦锻炼，那么他们不需要什么医术，除非迫不得已，是吗我是这样想的。即使在艰苦的体育锻炼中，他们也着眼于通过锻炼来增进他的灵性，而其他一般的运动员锻炼身体仅仅是为了增强体力，在他们眼中，规定饮食和接受训练只是增强肌肉的方法而已。他说，你说得对极了。我说，那么建立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的那些人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在用一种技艺来照料身体，用另一种技艺来照料灵魂。格老孔，我可以这样说吗？他说，为什么？我说，他们建立两种教育的目的似乎主要都是为了灵魂。怎么会这样呢？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一辈子搞体育而完全忽略音乐对心灵的气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反过来，专搞音乐而完全忽略体育？他说，你指的是哪些方面？我指的是，在一种情况下人会变得野蛮与生硬，在另一种情况下人会变得柔软与温顺。他说，我注意到了，那些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分野蛮，那些专搞音乐的人又变得过分软弱……我说，这种野蛮的品质确实是从我们天性中的激情部分产生出来的，如果正确地加以约束，就成为勇敢，如果不加约束，就会变成残酷和粗暴。他说，我也这样看。还有，温顺不就是从人性的爱智部分产生出来的吗？如果过分放松，人就会变得软弱，如果加以正确的训练，人就会变得温和而守序，是不是这样？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说过，我们的卫士需要两种品质兼而有之。是的。那么这两种品质一定要彼此和谐，对吗？对。经过这样的调适，他的灵魂既节制又勇敢。确实如此。如果调适不当，那么他的灵魂既怯懦又粗野。的确如此。当一个人沉湎于音乐，让各种乐曲，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甜蜜的、柔软的、哭哭啼啼的音调，醒醐灌顶似的以耳朵为漏斗注入灵魂，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婉转悠扬的歌曲，如果他的灵魂中有激情这个部分，那么最初的效果就是使这个部分像铁一样由坚硬变得柔软，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而不像原先那样脆而无用了。倘若这样继续下去，他就像着了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最后他会熔化和液化，直到他的激情完全烟消云散，他的灵魂萎靡不振，成为一个软弱的战士他说，没错。①荷马：《伊利亚特》，卷，行。我说，如果他的天性中本来就没有什么激情，那么这样的结果很快就会出现；但若他本来是一个有激情的人，那么他的激情经过软化会变得很不稳定，稍微受到一点刺激就容易激动，但也很容易平静下来。结果他就成了一个喜欢同人吵架的、爱发脾气的、喜怒无常的、性情乖戾的人。确实如此。再说，如果一个人辛辛苦苦地进行体育锻炼，胃口好，食量大，但从来不学音乐和哲学，那么他一开始会变得身强力壮，心里充满自信和激情，变得比原先更加勇敢，更加大胆，会吗他确实会这样。但若他除了体育之外，其他什么也不做，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与缪斯有过接触，结果会怎样呢？
即使他的灵魂中有某些热爱知识的原则，但由于他从来没有尝试过任何文化学习，对学习、研究、讨论一窍不通，那么他对知识的热爱会变得淡漠，他会变得又聋又瞎，因为他的心灵没有得到启发和培育，感觉接受能力也没有得到磨炼，不是吗？是这么回事。我认为这样的人会变得厌恶理论而又不懂文艺。他不再依靠语言用任何论证去说服别人，而是像野兽一样凭着暴力和蛮干达到自己的一切目的，在粗野无知中过一种不和谐、不光彩的生活。他说，完全正确。音乐和体育这两种技艺在我看来是某位神赐给我们人类的，它们服务于人的激情原则和爱智原则，用恰当的张力和松弛来调整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而不仅仅是为了人的灵魂和身体，尽管附带地也有所顾及。他说，对，好像是这样的。因此，那种能够把音乐和体育协调得最好，能以最恰当的比例把二者应用于灵魂的人，我们可以最正确地把他们称作最完善、最和谐的音乐家，远比称那些能够把不同的琴弦组合到一起的人为音乐家更合适。他说，你好像讲得很有理，苏格拉底。那么，格老孔，为了维护宪法，我们的城邦是不是也需要在这方面有一位常设的督察呢当然非常需要。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教育和培养公民的大纲。我们还有必要逐一详述公民们的舞蹈、打猎、赛狗、竞技、赛跑吗这些细节显然必须与基本原则相符，确定了大纲，细节也就不难发现了。他说，也许不难。我说，很好，那么下面我们要确定什么呢？是不是要决定在他们中间哪些人是统治者，哪些人是被统治者呢？当然要。统治者显然一定是年长者，被统治者显然一定是年轻人。是的。统治者一定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吗？也没错。农夫中间最好的人不就是最好的农夫吗？是的。就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来说，由于我们希望他们成为卫士中最优秀的，那么他们也一定是最优秀的卫士，最关心国家的人，是吗是的。那么他们一定要具有保卫国家的智慧和能力，还要关心国家的利益，对吗？是这样的。但是一个人总是最关心他所热爱的东西。必然如此。还有，一个人总是爱那些他自认为利益与他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愿与他们祸福与共。他说，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必须从卫士中进行挑选，在我们的观察中，他们显得最愿意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绝不愿意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他说，把这样的人挑选出来是妥当的。不过，我觉得我们还要在他们一生中的每一个时期对他们进行考察，看他们是否能够终生保持这种保卫国家的信念，不会在巫术和武力的作用下把为国效力的信念从心中排除。他说，你说的排除是什么意思？我说，好吧，让我来告诉你。我觉得，来自心灵的信念有自愿的，也有不自愿的。一个错误的信念离开学习好了的人，这是自愿的，每一正确的信念离开心灵，这是不自愿的。他说，你说的自愿我懂，但我需要你说明一下不自愿的。我说，人们总是不愿意失掉好东西，而愿意丢掉坏东西，你同意我这个想法吗？难道真理受到蒙蔽不是坏事，得到真理不是好事吗？你难道不认为就存在的事物发表意见就是为了得到真理吗？
他说，对，你说得很对。我同意人们总是不希望正确的意见被剥夺。
这种情况发生不就是因为被偷走，或中了巫术，或被暴力逼迫吗？
他说，你这样说我又不明白了。我说，我一定是在用悲剧的风格讲话。所谓正确的意见被偷走，我指的是有些人受到过分的劝说而放弃正确的意见，有些人，看他们受不受外界的诱惑，看遗忘了正确的意见，在一种情况下是时间，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论证，它们不知不觉地剥夺了人们原先的信念。现在你也许懂了吧？是的。所谓被暴力逼迫，我的意思是人们在受苦受难中改变了原有的信念。我也懂了，你说得对。至于作巫术的牺牲品，我相信你也会说某些人在享乐的诱惑下，或在恐惧之中改变了他们的信念。他说，对，凡是带欺骗性的东西，都好像是在对心灵发出咒语。好吧，我刚才说过，我们一定要寻找那些最优秀的卫士，他们心中坚信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我们必须从他们幼年起就考察他们，并且给他们指定一些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人们最容易遗忘这一原则或者受骗上当，最后我们要接纳那些牢记这条原则，不会上当受骗的人，而把不能做到这些的人从我们的名单上划掉。这样做对吗？对。还有，我们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在竞争的条件下考察他。他说，对。我说，那么我们一定还要设计第三种反对诱惑的考验，观察他们的表现，对吗？正好比人们把小马驹带到嘈杂喧哗的地方去，看它们会不会受惊，我们也要把年轻人放到艰难困苦、容易使他们产生恐惧的地方，然后再把他们放到锦衣玉食的环境中去，仔细观察他们，比用烈火制造金器还要小他们能不能守身如玉，保护自己，看他们能不能保持自己已经接受过的文化教养。如果在各种情况下都能维持自身心灵的和谐与节奏，那么这样的人对他自己和对国家都是最有用的。如果一个人在童年、青年、成年各个时期都经受了考验，无懈可击，那么我们要把他立为国家的统治者和卫士，活着给他奖励，死后给他举行公葬和其他的纪念活动。至于其他类型的人我们则必须予以排斥。格老孔，我想这就是我们选择和任命统治者和卫士的办法，当然这仅仅是个大纲，没有列举细节。他说，我的想法和你基本一致。在卫士这个词最完整的意义上，我们把这些人称作卫士，对外警惕敌人，对内注意朋友，使后者不愿意做坏事，使前者不能做坏事，而我们先前称作卫士的那些年轻人现在要称为助手，在执行统治者的法令中起辅助作用。我们这样的称呼难道不是最恰当的吗
他答道，我认为是最恰当的。我说，前不久我们讨论过说假话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虚构一个有用的假话，用这个高尚的谎言，如果可能的话，去说服统治者，如果不可能，也要说服城邦里的其他人，行吗他说，你要虚构什么故事？我说，这个故事并不新奇，而是一个腓尼基人的传说。这种事从前发生过，诗人也说过有这种事，并且想要人们相信它，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各地都没有这种事，或者不像会有这种事，因此也没有必要说服人们相信它。他说，你好像吞吞吐吐不愿意讲。我说，等我讲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太想讲了。他说，你快讲吧，不要怕。好吧，那我就大着胆子说。不过，我几乎不知道如何能够找到恰当的语言，首先说服统治者本身和他们的士兵，然后说服城邦里的其他人。我们在这里构思如何对他们进行训练和教育，而这些事情在他们看来真好像是一场梦，实际上他们是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塑造出来的，他们的武器和装备也是在那里制造的。他们成形以后，大地母亲就把他们送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把土地看做母亲和保姆，念念不忘保家卫国，御侮抗敌，而把其他公民视为亲兄弟，有着共同的母亲。他说，你吞吞吐吐不太想说这个谎言，看起来并非没有理由。我说，听完这个故事，你就全明白了。在我们的故事中，尽管所有人在这个城邦里都是兄弟，但神在塑造那些适宜担当统治重任的人时在他们身上掺了一些黄金，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最珍贵的，神在那些助手身上掺了一些白银，在农夫和其他手艺人身上掺了铁和铜。虽然他们都有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父亲就会生下什么样的儿子，但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金的父亲生下银的儿子，银的父亲生下金的儿子，其他的也有类似情况，可以互生。因此神给统治者下的命令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要他们精心保护和关注自己的后代，不让他们的灵魂混入低贱的金属，如果他们儿子的灵魂中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那么他们决不能姑息迁就，而应当把这些儿子放到与其本性相对应的位置上去，安置在手艺人或农夫之中。还有，如果手艺人和农夫竟然生了一个金的或银的儿子，那么他们就要重视这个儿子，提升他，让他担当卫士或助手的职责。须知有个神谕说，铜铁之人当政，国家便要倾覆。你看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故事？没有，这些人是不会相信的，不过我看他们的子孙后代、继承人、世上的其他人会相信的。我说，好吧，哪怕这样也能使他们比较爱护国家和相互关心。
你的意思我懂。就让这个故事代代相传吧。现在让我们来武装这些大地的子孙，让他们接受他们的统治者的领导。他们来到城里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最适宜的地方给他们扎营，从那里他们可以对内镇压不法之徒，对外抗击虎狼之敌。扎下营盘，向某些恰当的神灵献祭以后，他们必须给自己做个窝，这个说法不对吗？他说，对。这些窝一定要能冬暖夏凉吗？当然要。因为我想你指的是他们住的房子。我说，对，是士兵的房子，不是商人的房子。他说，你做这样的区别有什么目的？我说，让我来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对牧人来说最可怕而又最可耻的事情，实在莫过于他们自己喂养的、用来帮助自己放牧的牧犬竟然聪明到这种程度，一旦无人管束，或者饥饿，或者遇到别的情况，它们自己就攻击和伤害羊群，倒像是豺狼而不像牧犬了。他说，这种情况确实很可怕。那么我们要不要尽量使用一切办法来防止统治者的助手由于自己比公民强，就用这种牧犬的态度来对待公民，把自己从一个温和的助手变成一个野蛮的主子呢？他说，我们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们受过真正良好的教育，那么他们在这方面不就有了基本保证吗？他说，他们确实已经受过良好的教育了。我说，亲爱的格老孔，我们不能如此肯定，不过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还是可以肯定的，为了使他们相互之间能够友好，而且对他们所管辖的公民也很友善，他们必须要接受正确的教育，而无论这种教育是什么。他说，没错。还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说，除了对他们进行良好的教育，我们给他们提供的住处和个人物品一定不能妨碍他们去履行一名优秀卫士的本职工作，不能诱使他们去对其他公民为非作歹。对，他会这样说的。四卷我说，那么请考虑，如果要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品质，那么他们的住处和生活方式必须是我们下面说的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样子。首先，除了生活必需品，他们中任何人都不得再拥有什么私人财产。第二，他们中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其他人不能随意进出的私房或仓库。城邦要按照一名智勇双全的战士所需要的数量来向他们提供食物，他们必须得到这些食物，作为他们担负卫士职责应得的报酬，其标准是到了年终既不会多余，也不会有任何短缺。他们必须住在一起，就像士兵在战场上扎营一样。至于金银，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说，你们的灵魂中已经有了来自诸神的金银，所以不再需要凡人的金银了，你们不需要把神的金银同世俗的金银混在一起，使之受到玷污，因为世俗的金银是罪恶之源，心灵深处的金银是纯洁无瑕的至宝。城邦居民之中只有他们经手金银是不合法的，他们甚至不敢碰它们，不敢和它们同居一室，不敢在身上挂一点儿金银首饰，或者用金银酒器喝酒。过这样的生活，他们才能拯救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
要是他们为自己搞到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他们就会成为业主和农夫而不是卫士，他们就会从同胞公民的助手蜕变为公民的敌人和暴君，他们会生活在仇恨和被仇恨、打倒和被打倒之中，在恐惧中度日，他们会惧怕人民超过惧怕国外的敌人，其结果自然就是他们和国家一起走向毁灭。根据上述理由，让我们宣布，必须为我们的卫士提供这样的住处和其他供给，还要为此而立法。你看我们要不要这样做？格老孔说，务必如此。这个时候阿狄曼图插话了。他说，苏格拉底，如果有人反对你的主张，说你这样做并不是在使这些卫士非常幸福，而是在使他们成为自己不幸福的原因，那么你将如何辩解？因为这样一来，城邦确实属于他们，但他们不能从城邦得到任何好处，不能像平常人那样拥有土地，建造漂亮宽敞的住宅，置办各种适用的家具，用私人的献祭来讨得诸神的欢心，款待宾客，也不能享有你刚才所提到的金银财宝，以及那些期待幸福的人通常所拥有的一切。人们会说，他们在城里无所事事，就像一些雇佣兵，除了站岗放哨以外就没别的事可做了。我说，没错，人们还会说，这些人除了食宿免费以外，不能像其他人那样领取薪酬，如果他们想去旅行，想给情妇送礼，或者想要像其他被视为幸福的人那样在别的方面花钱，他们都无法凭自己的积蓄来做到。诸如此类的指责我还可以说出许多来。他说，好吧，就算还会有这么些指责。那么你会问，我们该如何辩解？是的。我认为，只要明白提出这些指责的思路，我们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回答。如果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并被证明是最幸福的，那并不值得奇怪，然而在建立我们的城邦时，我们关注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为整体的城邦所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这样构成的城邦中我们最有可能发现正义，就好像在一个统治得最差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一样，而我们一旦找到了正义和不正义，就能对我们长时间讨论的问题下判断了。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定一个幸福城邦的模型，我们不能把城邦中的某一类人划出来确定他们的幸福，而要把城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现在可以来考虑一下相反类型的城邦。就好像我们在给一座塑像着色，而有人走过来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给塑像最美丽的部分涂上最美丽的色彩，因为眼睛作为塑像最美丽的部分没有涂成紫色，而是涂成黑色了。我们会回答说，好朋友，你别指望我们会把眼睛涂成这种样子，以至于使它们根本不像眼睛，也别指望我们对塑像的其他部分这样做，请你注意我们给塑像的各个部分涂上的颜色是适宜的，能使整座塑像显得美丽。这样的回答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公正的。因此你现在一定不能要求我们赋予卫士如此这般的幸福，以至于使他们根本不成其为卫士了。
你要知道，以同样的方式，我们也能让农夫身穿官员的袍服，头戴国王的金冠，而地里的活他们愿意干多少就干多少，我们也能让陶工斜倚卧榻，围着火炉吃喝玩乐，至于制作陶器的事情则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使所有人幸福，而这样一来，也许整个城邦就幸福了。但你别催着我们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们听从你的意见，那么农夫将不成其为农夫，陶工将不成其为陶工，其他各种人也将不再是组成国家一个部分的那种人了。不过，这种情况出现在其他人身上都还问题不大。比如一个皮匠腐败了，不愿干皮匠活儿，但并不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巨大的危险。但若作为法律和国家保卫者的卫士如果不成其为卫士，而仅仅只是看上去像卫士，那么我要你注意，整个国家会由此而完全毁灭，反之，只要卫士还是卫士，他们就决定了国家的良好统治，决定了国家的幸福。如果说我们正在塑造的卫士是扞卫我们自由的真正卫士，那么他们最不会伤害国家，而那些与我们主张相反的人心里所想的只是在宴席上饮酒作乐的农夫，而不是作为城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农夫，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和我们想的是两码事，他心中想的不是国家。那么，请考虑，我们的目标到底是在任用这些卫士时注意他们最大可能的幸福，还是将这件事纳入作为整体的城邦的发展过程来看待，这些辅助者和卫士受到约束和劝导，要他们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对其他各种人也要这样做。这样一来，整个城邦将得到发展和良好的治理，每一类人都将得到天性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他说，我认为你说得很对。我说，我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想法，你也会表示赞同吗？什么想法？请你想一想，是否有这样一些原因既能腐蚀其他艺人，也肯定能使卫士腐败。什么原因？我说，富裕和贫穷。怎么会呢？是这样的！你认为一名变得非常富有的陶工还会去注意他的手艺吗？他说，肯定不会。他会变得比从前懒惰和马虎，对吗？肯定是这样。他会变成一个手艺比较差的陶工吗？是的，大大退化。回过头来说，如果他很贫穷，买不起从事这门手艺的工具和器械，那么他也不能做好工作，他的儿子或徒弟要是跟他学这门手艺，他也会使他们成为很差的手艺人。当然如此。因此，贫穷和富裕这两个原因都能使手艺人和他们的手艺退化，对吗看起来是这么回事。这些事情似乎就是我们的卫士必须小心提防的第二类事情，决不能让它们不知不觉地潜入城邦。
什么事情？我说，就是贫穷和富裕，富裕导致奢侈和懒散并会改变原有状况，贫穷导致粗野和低劣，也会改变原有状况。你认为听了这种建议的入有谁愿意去和精瘦他说，的确如此。但请你考虑一下，苏格拉底，我们的城邦要是没有钱财如何能够进行战争，尤其是被迫与一个富裕强盛的城邦作战。我说，和这样的城邦作战显然很困难，但要是与两个这样的城邦作战就比较容易了。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请你先告诉我，如果不得不打仗，那么这场战斗将是一批受过训练的战士与一群富人作战，是吗？他说，是这样的。再请你告诉我，阿狄曼图，一名受过系统训练的拳击手可以轻易地打倒两名对拳击一窍不通的肥胖的富人吗？他说，也许不能同时打倒。我说，如果允许这名拳击手后退，然后返身将两名对手中先追上来的那个击倒，如果他能在烈日下多次重复这样做，他也不能取胜吗？这样的拳击手难道还不能打倒多名对手吗？他说，无疑能够取胜，如果他能这样做，取胜当然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好吧，你难道不认为富人在拳击方面的技能和练习比战争方面的技能和练习更多吗他说，我看是的。那么我们的拳击手要击败两三倍于他的对手是容易的。他说，我不得不同意你的看法，因为我相信你说得对。那么好吧，如果我们的城邦派遣一名使节到另一个城邦去，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对他们说：金子和银子对我们没有用，拥有金银对我们不合法，但是你们可以拥有金银，所以和我们一起参战，取得战利品吧而结实的猎犬厮打，而不愿意在猎犬的帮助下攻击那肥胖而温和的绵羊呢？我想不会有谁愿意和猎犬厮打。然而请你考虑一下，把所有城邦的财富都汇聚到一个城邦里去是否就能消除这个没有财富的国家的危险。我说，如果假定你可以恰当地把城邦这个名称用于指称我们正在建立的城邦以外的城邦，那么我们就太天真了。他说，为什么，我们该如何称呼它们？我说，我们必须对其他这些城邦使用一个更大的名称。因为它们各自都由许多城市组成，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城邦只有一个城市。在这些城邦中，相互敌对的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穷人的城邦，一种是富人的城邦，各自还可以分成许多部分。如果你把它们都当作一回事来处理，那么你就根本不可能命中目标；但若你能分别考虑，把财产、权力、民众分别赋予不同的部分，那么你就总是拥有最多的盟友和最少的敌人。只要你们的城邦按照刚才已经提出来的秩序得到良好的治理，她就能够成为最强大的城邦。我说的强大不是名义上的强大，而是实际上的强大，哪怕她只有一千名卫士。你确实难以在希腊人或野蛮人中找到这种规模的城邦，而在实际中尽是一些比她大许多倍的城邦。或者说你有别的想法，是这样吗？他说，没有，我确实没有。
这岂不就是我们的统治者在考虑城邦规模或疆域时应有的最佳尺度，而不应当谋求更多的领土，对吗？这个尺度到底是什么？我说，我想统治者应当让城邦成长到还能保持统一为止，但不能再大了。他说，你说的好极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向我们的卫士交代的另一项使命，即用各种办法守护城邦，让她不要太小，也不要让她看起来太大，而要使她足够大而又统一。他说，这个使命也许并不难。我说，还有一个更加容易的使命，我们在前面说过，如果卫士的后裔变得低劣了，就应当把他降入其他等级，同样，如果较低等级的子孙天赋优秀，就应当把他提升为卫士，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使每个公民承担适合其天性的工作，每个人都完成他自己的职责，不是一个人做许多项工作，而是一个人做一项工作，这样一来，使整个城邦不至于分裂，而是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说，没错，这项使命比刚才那项还要容易。我的好阿狄曼图，我们责成他们去做的这些事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多，那样难，这些事其实都很容易做到，只要他们注意一件所谓的大事就行，或者说不称之为大事而称之为必要之事。是什么事呢？我答道，教育和培养。如果说正确的教育能使人通情达理，那么他们就很容易明白我们说过的这些道理，也能明白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及的其他原则，比如婚姻、嫁娶，以及生儿育女，所有这些事情都应当尽可能本着这样一条原则进行，即俗话所说的朋友间的利益是共同的。他说，对，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我说，还有，国家一旦运作起来，就会像轮子转动一样前进。我指的是，良好的培养和教育在国家中造就公民良好的品质，而具有良好品质的公民再接受这种教育成长为比前辈更加优秀的人，这一看法既适用于其他目标，也适用于生育后代，这种情况即使在动物中也一样出现。他说，你说得似乎很有道理。在音乐方面布防能让她不知不觉地腐败。他们必须小我说，那么简要地说来，我们国家的监督者必须高度警惕，不翼翼地守护她，不要让那些音乐和体育的新花样搅乱了已有的秩序。他们一定要尽力防范如新谱的曲子动人心弦这些东西，免得有人说人们非常喜欢聆听这支歌曲，它每次都有，要知道人们会误以为诗人在这里称赞的不是新歌，而是唱歌的新花样。但我们一定不要称赞这种事情，也不要误解诗人的意思。因为我们必须明白，音乐的花样翻新可能带来的危险是无法预测的。如果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大法没有变动，那么音乐的类型也决不能改变，这是达蒙说的，我相信他这话。
阿狄曼图说，你把我也算作相信这句话的人吧。我说，我们的卫士看来就得在这里设哨。
他说，这种非法的事情确实会悄然潜入，不容易被发现。我说，是的，因为人们以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游戏，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他说，人们也认为它不会起什么作用，而实际上它慢慢地向人的心灵渗透，悄悄地改变人的性格和习惯，再以逐渐增强的力量改变人们的处世方式，然后肆无忌惮地反抗法律和政治制度。苏格拉底，最终它会摧毁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方方面面。我说，啊，是这样的吗？他说，我相信是的。那么，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我们的孩子必须参加那些更加符合法律的正当游戏，如果这些游戏变得违法，那么孩子们也会变得违法，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了。①荷马：《奥德赛》，卷，行。生他说，当然如此。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如果孩子们从小在玩耍中就通过音乐养成遵守法律和秩序的精神，那么与前一种假设相反的事情就会发这种守法精神会时时处处支配他们的行为，并影响他们的成长，一旦国家发生什么变革，他们就会起来恢复固有的秩序。他说，确实是这么回事。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自己就能重新发现那些已被前辈全部废弃了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规矩。有哪些规矩？比如说年轻人看到长者到来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坐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要注意发式、袍服鞋履的穿着得体、行为举止得当，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要注意。你难道不这样想吗？我也这样想。但是我认为要把这些规矩制定成法律是愚蠢的。这样的规矩如果仅仅变成法律条文写在纸上，那么它们既得不到遵守，也不会持久。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遵守这些规矩呢？我说，阿狄曼图啊，一般说来，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已经决定了他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决定了他今后行为的性质。他们不就像受到召唤一样吗？确实如此。我想最终会有一个结果：要么成为一个非常优秀、健壮的好人，要么正好相反。他说，当然会这样。我说，由于这些理由，我不想再把这种事情制订成法律。他说，你的理由是充足的。我说，但是，以上苍的名义发誓，我们难道要对商业事务立法无论谁对他们说这些话，他们就会把他视为自己最可恶的吗？如果你愿意，人们在市场上的相互交易、与工匠订立的契约、侮辱和伤害的诉讼、民事案件的起诉、陪审员的选举、市场和海港可能需要征收的赋税，或者市场、治安、港口的一般规则，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不是都要由我们来立法呢？不需要，把这么多法律条文强加给这些好人和高尚的人是不恰当的。我认为，如果这些事情需要有什么规章制度，他们自己就会轻易地发现其中的大多数。你说得对，朋友，只要神能保佑他们保存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法律准则。他说，对，否则的话，他们将永无止境地制订这类繁琐的法律，并且为了使它们完善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修正这些法律。我说，你的意思是说这种公民的生活很像那些病人，他们由于缺乏节制而得病，但又不愿抛弃他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确实如此。我说，没错，这些人还会以一种最迷人的方式继续下去。他们虽然就医服药，但毫无效果，只会使疾病更加复杂和加重。他们老是希望有人能向他们推荐一种灵丹妙药，吃了就能恢复健康。他说，你说得很完整，有这种病的人都是这副样子。而且有趣的是，这世上无论谁对他们说实话，对他们说如果不停止大吃大喝，寻花问柳，游手好闲，那么无论是药物、烧灼法、外科手术，还是咒语、护身符，或别的任何方法，都不能治好他们的病敌人。
他说，我倒并不觉得有趣，因为对一名提出忠告的人生气，既不光彩也没有什么趣味可言。我说，你似乎对这种人没什么好感。我可以发誓，确实没有。如果整个城邦也以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人的方式行事，你大概也不会赞同城邦的行为，或者说你会认为这样的行为正好就是那些统治不良的坏城邦的行为，这样的城邦禁止公民触动整个国家制度，任何企图改变国家制度的人都要处以死刑，但同时无论什么人只要能极为热忱地为生活在这种不良统治之下的公民服务，奉承巴结他们，窥探他们的心意，巧妙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就会把这种人当作好人，说他聪明，并给予尊敬，难道不是吗他说，是的，我认为这种城邦的行为和病人的行为是一样的，对此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表示赞同。但你对那些渴望为这种国家热诚服务的人又怎么看呢？你能不称赞他们的勇敢、忠诚，不计较个人得失吗？他说，我会称赞他们，但不会称赞其中那些缺乏自知之明，自以为是政治家的人，因为有许多人称赞他们。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对他们就不能宽容一点吗？如果一个人不知如何测量身高，其他许多人也同样不知道，但却对他信誓旦旦地说，你有四肘高，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他会不相信吗？他说，这种情况下他怎能不相信呢？那就别对他们太苛刻。世上确实有这么一种人自有其迷人之处，我们刚才说过他们不断地制订和修正法律，希望能找到一个办法来杜绝商业方面和我讲过的其他方面的欺骗，他们实在不明白自己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想要砍去许德拉的脑袋。他说，确实如此，他们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我说，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立法家不应当把力气花在制定法律和宪法上，无论是一个治理得不好的国家，还是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因为在一种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无济于事，而在另一种国家里，无论谁都能自己发现某些类似法律和宪法的东西，而其他一些法律和宪法则会在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探讨过程中自动产生。他说，那么在立法方面还有什么事要我们做的呢？我答道，没有了，不过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还有事要做，他要制定最主要、最公正、最重要的法规。他说，有哪些呢这些法规涉及如何建造神庙，如何献祭，如何崇拜诸神、精灵和英雄，还有如何安葬死者以及荣耀死者所必须举行的仪式。这些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作为一个城邦的创建者，我们如果有头脑，也不会把关于这些事的规定委托给别的解释者而不托付给我们祖先的这位神只。因为确实是这位神只向全人类解释了人类祖先的宗教律令，这位大神的宝座设在位于大地中央的那块脐石上，他就是在那里作解释的。他说，你说得好极了，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说，那么，阿里斯通之子，到目前为止，你们的城邦可以说终于建立起来了。如果说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发现这个城邦什么地方有正义，什么地方有不正义，正义与不正义有什么区别，幸福的人必须拥有正义还是不正义，诸神和凡人是否知道这种人的情况，那么我们接下去要做的事情就是到某个地方去晒晒太阳，独自想一想，你可以叫上你的兄弟，还有波勒玛库斯以及其他人。格老孔说，胡说，你曾经夸口要亲自找到正义，还说自己要是不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正义，就是不虔敬的。我说，你提醒得好，我必须这样做，但你们也要助我一臂之力。他说，我们愿意。我说，那么我希望用如下的办法找到它。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城邦已经正确地建立起来，那么她是全善的。他说，必然如此。那么她显然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显然如此。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些性质中的某一种性质，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没有找到的性质，对吗？没错。让我们以任何四样东西为例。如果我们在某个事物中寻找四样东西中的一样，而我们找到了要找的目标，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但若我们首先找到了另外三样东西，这也足以使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寻求的东西。它显然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剩下来的那样东西。他说，你说得对。由于我们现在要寻找的东西也是四个，所以我们也必须使用同样的方法。这很清楚。还有，我在其中清楚地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智慧，而它看起来有点奇特。他说，奇特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这个城邦的确有智慧，因为它有很好的计划，不是吗是的。好的计划确实是智慧的一种形式。人们能提出好的计划不是由于无知，而是由于拥有知识。显然如此。但是在一个城邦里有许多知识，或有许多种知识。当然。那么城邦是否由于有了她的木匠的知识而被称作有智慧、有很好的计划呢？绝对不是。凭这种知识只能说她是木作之邦。这样看来，一个城邦不能因为拥有制造木器的知识，或能制造最好的木器而被称作有智慧的，是吗？我向你保证，不能。那么城邦能不能由于擅长制造铜器或其他一些器物而被称为有智慧呢？他说，不能，无论哪样都不行。城邦也不能由于拥有从地里生产谷物的知识而被称为有智慧的，但她可以被称作农业之邦。我想是这样的。我说，在我们刚才建立起来的这个城邦里，是否在它的某些公民身上有这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用来考虑城邦的具体事情，而是把城邦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如何改进她的对内和对外关系呢？
是的，有这种知识。我说，这种知识是什么？在谁身上可以找到它？它是保卫国家的知识，或者称作统治的知识，在城邦的统治者身上我们可以找到这种知识，这里说的统治者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完整意义上的卫士。那么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汇来描写拥有这种知识的城邦？他说，我会说她有很好的计划，是真正有智慧的。我说，你认为在我们的城邦里哪一类人较多，铜匠多还是这种真正的卫士多？他说，当然是铜匠多得多。和拥有某种专门知识并有特定称呼的各行各业相比，统治者是不是人数最少的呢？少得多。由此可见，一个按照自然原则建立起来的城邦，之所以能够整个地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因为她那个起着领导和统治任务的害怕什么，害怕什么样的事物。我说在任最小和人数最少的部分，以及她所拥有的智慧。这个部分按照自然的原则人数最少，但在各种形式的知识中，只有这个部分所拥有的知识才配称为智慧。他说，你说得很对。我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四种性质之一，但我不知道它本身是什么，它在国家中有什么地位。他说，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充分地发现了它。接下去我们要发现勇敢本身，以及使国家能被称作勇敢的东西究竟处在国家的哪个部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何以见得？我说，把一个城邦称作怯懦的或勇敢的，说这种话的人除了关注保卫城邦，为城邦而打仗的那部分人以外，还会去关注别的人吗？
他说，不会。我说，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其他人的怯懦或勇敢并不能决定国家是否具有这些品质。不能。那么，国家也是由于她的某一部分人拥有这种品质而被说成是勇敢的，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这样的信念，知道什么事情是真正可怕的，就像他们的立法者在教育中谆谆教诲过的一样。这不就是你所说的勇敢吗？他答道，我还没有完全听懂你的意思，请你再说一遍。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勇敢就是一种坚持。一种什么样的坚持？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那些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的信念何情况下，用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勇敢的人无论处于痛苦还是快西着色快，洗涤时无论是不是碱水，乐，处于欲望还是恐惧，都不会从灵魂中排除这种信念。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打个比方来说明一下。我喜欢。你知道，染匠如果想要把羊毛染成紫色，一开始总是从有许多颜色的羊毛中挑选白色的羊毛，然后再加以精心的整理，只有经过这个预备性的阶段，才能使羊毛最佳程度地染上颜色，然后要做的事只需将羊毛放入染缸就可以了。经过这样染色过程，被染的东都不易褪色。但若不这样做，那么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要么是染花了，要么是未经整理而极易褪色。他说，我知道衣服褪色会变成什么可笑的样子。我说，通过这个比喻你一定会明白，我们挑选战士，并对他们进行音乐教育和身体训练，这也是在尽力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努力所要达到的惟一目标就是要他们信服和接受我们的法律，就好像给羊毛染色，由于他们有适当的天性和教养，所以他们的信仰和信念可以很快地染上一定的颜色，知道哪些事情是可怕的，也对其他所有事情抱有信念，他们的信念不会被快乐这种对信念具有强大褪色能力的碱水所洗褪，也不会被苦恼、恐惧和欲望这些具有比任何染料的染色能力都要强的染料染上别的颜色。灵魂的这种力量，坚持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的这种合法而又正确的信仰，就是我所谓的勇敢，除非你还有不同的意见要说。他说，没有了，因为我认为你对勇敢的看法是正确的，至于那些并非由教育造成，在野兽或奴隶的身上也会显现出来，但与法律毫不相干的事情，你不会称之为勇敢，而会用其他的名称。我说，你说得对极了。①古人用草木灰泡成的碱性水洗衣服。正义。他说，好吧，我接受你的解释，把你说的坚持当作勇敢。我说，你的接受是正确的，这种坚持是公民的勇敢。如果你有兴趣，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可以再作更加充分的讨论。目前我们要寻找的不是勇敢而是正义，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我们说这么些已经够了。他说，你说得对。我说，还剩下两种东西要在我们的这个城邦里寻找，一个是节制，一个是我们整个研究的对象正是。要是有什么办法能找到正义，我们也就不需要去理会节制了。他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正义，如果这样做意味着不再继续思考节制，那么我也不希望首先发现正义。如果你愿意让我高兴，那就先考虑节制。我说，我怎么会不愿意让你高兴呢？这样想肯定是错的。他说，那我们就继续吧。我答道，我必须继续下去，从目前来看，节制比其他美德更像某种协和或和谐。何以见得？人们说，节制是某种美好的秩序和对某些快乐和欲望的控制，用一个短语来说，就是所谓做自己的主人，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回事，此外还有一些相同的表述说的都是一回事。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说得很对。做自己的主人这个短语看起来很荒谬，不是吗因为一个人是自己的主人当然也是自己的奴隶，一个人是自己的奴隶当然也是自己的主人。无论怎么表达，说的都是同一个人。当然。我说，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的含义是，一个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部分和一个比较坏的部分，而做自己的主人这种说法意味着这个较坏的部分受到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不管怎么说，这是赞美之词。但若由于教养问题或某些交往问题，这个较小而又较好的部分被较坏而又较大的部分控制，那么我们就要进行谴责，把处于这种境况中的人称作无节制的和放纵的。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现在把你的目光投向我们的新城邦，你会看到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因为，既然由较好的部分统治较坏的部分就可以称作有节制的或自主的，那么你会说，这个城邦是自己的主人。他说，我看到了，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快乐和痛苦主要出现在儿童、女人、奴隶和那些名义上被称作自由人的下等人身上。正是这样。但是那些在理智和正确意见的帮助下，由人的思考指导着的简单而有节制的欲望，只能在少数人中见到，只能在那些有着最好的出身而又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中间见到。他说，对。在你们这个城邦里，你不是也能看到这种情况，而且为数众多的下等人的欲望被比较优秀的少数人的欲望和智慧所支配吗？他说，我看到了。那么如果有什么城邦可以被称作是她自己的快乐和欲望的主人，是自主的，那么这个城邦配得上这个称号。他说，一点也不错。在所有这些方面，她不是也可以被称为有节制的吗？他说，确实可以。然而还有，如果有什么城邦，它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必须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上具有一致的信念，那也只有这个城邦了。你难道不这样想？他说，我一定会这样想。既然是这种情况，那么你说节制的美德会存在于哪一类公民中呢？存在于统治者手中还是被统治者手中？他说，我认为在两部分人中都存在。我说，那么你看我们刚才的直觉还不错，节制就是某种和谐，是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节制的运作和勇敢、智慧不一样，勇敢和智慧分别存在于构成城邦的不同部分，一部分是聪明的，另一部分是勇敢的。节制的运作不是这样，它延伸扩展到全体公民，把各种各样的公民联合到一起，无论是最强的、最弱的，还是中等的，如果你乐意，你还可以说无论是在智慧方面，还是在体力方面，或按人数、财富，以及诸如此类的标准来判断的强弱。所以，在国家或个人的天性优秀部分和天性低劣部分中，应当由哪个部分来统治，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节制，我们对此加以肯定是非常正确的。他说，我完全同意。我说，好极了，我们已经依据当前的最佳判断，在我们的城邦中找到了三种性质。剩下的那个能使我们城邦再具有一种美德的性质是什么呢？因为剩下来要寻找的显然是正义。这很清楚。格老孔，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像猎人包围野兽藏身处一样密切注视正义，别让它从我们的视野中溜走和消失。它显然就在附近。把你的眼睛睁大些，努力去发现它。如果你先看见了，请你赶快告诉我。他说，要是我能先发现正义，那我会告诉你的，但我想你最好还是把我当作一名随从，能看见你指给我看的东西，这样你就能非常有效地使用我。我说，为了胜利，那就请你跟我来吧。他说，你只管头里走，我会跟来的。我说，说实话，这地方好像无法靠近，一片漆黑。没错，这是个黑暗的隐蔽处，不容易把野兽赶出来。无论如何，我们总得前进。好吧，继续前进。我略一思索，又招呼格老孔说，格老孔，我想我们已经发现了这只野兽的踪迹，我不相信它能从我们眼前溜走。他说，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我说，真的，我们的确太马虎了。为什么为什么？你想想看，我们要找的这样东西从一开始就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但我们却总是视而不见，就像有些人寻找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一样可笑。我们不看眼前，只向远处了望，这也许就是我们找不到它的原因。他说，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我答道，我的意思是我们一直在以某种方式谈论它，但却不明白或不知道自己正在谈论它。他说，对一个性急的听众说来，你这番开场白太冗长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我说，那么你听着，看我说得对不对。当我们建立这个城邦时，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确定了一条普遍原则，我想，这条原则，或这条原则的某种形式，就是正义。你还记得吧，我们确定下来并且经常说到的这条原则就是每个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都必须承担一项最适合他的天性的社会工作。对，我们说过。还有，正义就是只从事自己的职业而不兼做其他职业，我们听许多人这样说过，而我们自己也经常这样说。我们说过。我说，那么，我的朋友，做自己的事这条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正义。你知道我是怎样推导出这个结论来的吗？他说，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我想，在考察了节制、勇敢和智慧之后，剩下要说的城邦美德就是这种品质了，它使其他所有品质能在这个政体中产生，并使之有可能在这些品质产生以后一直保持它们。我几乎没有必要再提醒你我们说过的话，如果我们找到了三样东西，正义就是剩下的那一样。
他说，你的结论是必然的。我说，但若有人要我们决定，显现在我们城邦中的这四种品质哪一种在使我们的城邦成为一个好城邦方面贡献最大，那么很难决定到底何者是城邦之善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一致意见，是在战士的心中保持由法律产生的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的信念，是卫士高度警觉的理智，还是那个体现在儿童、妇女、奴隶、自由人、工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每个人身上的原则，即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不去干涉别人分内的事。他说，确实很难决定。要说哪样东西对国家的完善所起的作用大，就是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这条原则在与城邦的节制、智慧、勇敢进行较量。他说，确实没错。与导致国家美德的这些品质进行较量的不就是你会用来命名这条原则的正义吗？正是。再从这样的角度考虑一下，也许你就会信服了。在你们的国家里，法律案件不是指定由统治者来审理吗？当然是的。无人可以占有属于他人的东西，而他拥有的东西也不能被剥夺，这不就是审理案件的主要目的吗？这个目的是惟一的。我们可以假设这就是正义吗？这就是正义。那么由此可见，正义就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是这么回事。现在请你考虑是否同意我的下列看法。假定一个木匠做鞋匠的事，或者一个鞋匠做木匠的事，假定他们相互交换工具或荣誉，甚至企图一个人从事两种职业，混淆他们的全部作用，那么你不认为这是对国家的巨大危害吗？他说，这种危害不算大。我想，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是工匠或商人，但却在财富、权力、体力，或其他类似的优势的诱惑下，试图进入军人的等级，或者一名军人试图进入议员和卫士的等级，尽管这些工作对他并不合适，但相互交换工具或荣誉的事还是发生了，或者说一个人同时承担了各种功能，那么我认为，你也会相信，这种交换和干涉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必定如此。三个现存等级的人相互干涉、相互取代他人的事务，这是对国家的最大危害，可以最正确地确定为主要危害国家的事情。完全正确。对一个人自己的城邦起着最大危害作用的事情，你难道不斥之为不正义吗？这种事当然是不正义的。那么这就是不正义。让我们再换个方式来把这个意思说清楚。与我们刚才所说的情况相反，如果商人、辅助者和卫士在国家中都做他自己的事，发挥其特定的功能，那么这就是正义，就能使整个城邦正义。他说，我想城邦正义的原因就在于此，没有别的原因了。我说，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得那样斩钉截铁，如果我们对个人也能使用这一定义，而这个定义也能适用，那我们就同意这个观点，其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完成它，我们假定过，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一个较大的包含正义的事物，看到这个事物存在，那么我们要在个人身上发现正义的性质就会比较容易。我们同意过，这个较大的事物就是城邦，所以我们尽力建造了一个最好的城邦，因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这个好城邦里当然能够找到正义。现在我们要把在城邦里发现的东西应用于个人，如果二者是一致的，那么万事大吉。但若正义在个人身上的表现与在城邦中的表现不同，那么我们还得回到城邦中来，对正义再作考察，把个人身上的正义与城邦的正义两相对照，互相砥砺，就好比火石碰撞发出火星，照见了正义，当它这样显露出来时，我们就可以在心中确认它了。
他说，听起来这个办法很好，我们必须这样做。我说，如果你用这个相同的名字称呼一个事物，无论这个事物是大还是小，那么它和拥有同样名字的事物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他说，是相同的。那么一个正义的人就其正义的表现形式来说与一个正义的城邦根本不会有任何区别，而只能是相同的。对，是相同的。这个城邦之所以被认为是正义的，乃是因为城邦里天然生成的三种人各自履行其功能，还有，城邦之所以拥有节制、勇敢和智慧，也是由于这三种人拥有这些情感和习惯。他说，对。那么，我的朋友，我们期待个人也在他的灵魂中拥有同样的构成，各部分所起的作用与城邦中拥有相同名称的部分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他说，必然如此。我说，天哪，我们又碰上一项微不足道的考察，这个问题是：灵魂是否真的在其自身包含这三种品质。他说，在我看来，它并非微不足道，要把它弄清楚并非易事，苏格拉底，诚如俗话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说，显然如此。但让我来告诉你，格老孔，在我看来，用我们现在讨论中使用的方法无论如何不可能弄清这个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段更加漫长和艰苦的道路要走。不过，我们也许可以在我们先前的陈述和研究的水平上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这不就够了吗，我对目前的进展相当满意。我答道，我确实也很满意。他说，那么你就别感到厌倦，让我们继续探讨。我说，好吧，要想不承认处在城邦中的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和城邦一样的构成和性质并非不可能，对吗？因为，除了来自个人，城邦的品质不可能有其他来源。如果假定城邦的激情并非来自城邦拥有此种品质的公民，那是荒谬的，比如说激情属于色雷斯人、西徐亚人，以及一般的北方人，爱智的品质主要可以归结为我们居住的区域，而爱钱的品质我们可以说很有可能在腓尼基人和埃及人那里看到。他答道，这还是有把握的。我说，那么这是一个事实，要理解它并不困难。当然不难。但要是你问出这样一些问题来，事情就麻烦了：我们讨论的这些品质属于同一事物，还是三样不同的东西？我们是在对它们逐个进行讨论吗？或者说，我们学习时使用我们自己的某个部分，愤怒时使用另一个部分，想要满足进食、生殖一类的自然欲望时用的是我们的第三个部分，对吗？或者问，整个灵魂从一开始就在参与我们的各种活动，是吗？这才是真正难以做出恰当决断的地方。他说，我也这样想。那就让我们试着把界线确定一下，看它们是否以这样一种方式相互等同。我们怎么办呢？同一事物显然决不会在同一方面同时实施或承受相反的东西。因此，只要我们发现心灵的功能出现这种相反的情况，我们就会知道，这不是同一事物在起作用，而是有许多不同的事物在起作用。
很好。那么请考虑我的话。他答道，你继续说吧。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有可能同时既静又动吗？决不可能。让我们理解得更加准确一些，省得开始论证后又陷入争端。如果有人说，一个人站着不动，但他的手和头在动，因此可以说他既静又动，那么我们不会说这种表达是正确的，而会说他的一部分在静止，一部分在运动。难道不是吗？是这样的。如果争论的对方以更加巧妙的方式把这种玩笑开下去，说陀螺固定在一个地方旋转，整个陀螺同时既动又静，对其他任何围绕同一地点旋转的物体也都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也应当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的静止和运动并非与这个物体的同一部分相关。我们会说，这些物体有一贯穿轴心的直线和边线，论及这条直线，如果它不向任何方向倾斜的话，那么它是静止的；如果着眼于边线，那么它在作圆周运动；但若物体的轴心线在转动时前后左右地摆动，那么这个物体也就无论如何谈不上静止了。他说，这样说才对。那就别让诸如此类的小聪明把我们搞糊涂，使我们相信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或同一关系有可能同时承受或实施相反的事情。
他说，我保证不会糊涂。我说，尽管如此，我们没有必要逐一考察诸如此类的所有看法，确信它们是错误的。让我们设定它们都是错的，然后继续我们的论证，但若我们发现这个假设不对，那么从这个假设中推导出来的结果也都应当视为无效。他说，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说，那么你不会把赞同和异议、追求和拒绝、吸引和排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当作相互对立的，无论是行为还是欲望都没有什么区别吧？他说，一样也不会，但它们是相反的。我说，那么，口渴、饥饿，一般所说的欲望，还有愿望和希望，你不会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归到刚才说的那些类别里去吧？比如，你难道不会说想要实现他的愿望和要求的那个人的灵魂正在追求他所希望的东西，或者说，对任何呈现于他的事物点头认可，就好像有人在提问，努力想要得到这样东西吗？他说，我会这样说的。但你对不愿意、不喜欢、无要求又会怎么看呢？我们难道不会把它们归入灵魂的拒绝和排斥，算作与前面所说的那些事物相反的一类事情吗当然应该这样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要说欲望构成了一类事物，这类事物中最惹人注目的成员就是我们称之为渴和饿的欲望。他说，我们要这样说。这两种欲望不就是一个要求饮料，另一个要求食物吗？是的。那么，就渴而言，我们除了说渴是灵魂的一种欲望之外，还会是别的什么吗？我的意思是，渴就是想要得到热的或冷的饮料，想要得到多一些或少一些，简言之，就是想要喝一口具有某种性质的饮料，如果热这种性质附加到渴上去，就会产生进一步的欲望，如果有了热的性质以后再附加冷的性质，还会产生想要冷饮料的欲望，不是吗？如果渴的程度大，所要求的饮料也就多，如果渴的程度小，所要求的饮料也就少。但仅就渴本身来说，除了想要喝饮料以外，它永远不会要求别的什么东西，饿对食物的欲望也是这种情况。
他说，是这样的。每一种欲望本身只要求得到自己本性所要求得到的那种东西。特定的欲望要求特定的性质。我说，那么就别让有些人会提出来的反对意见把我们搞糊涂了。他们会说，没有人会只要饮料而不要好饮料，只求食物而不要好食物。他们还会继续证明说，这是因为所有人都想要好东西，所以，如果渴是一种欲望，那么无论这种欲望是什么，它都想要好饮料和好食物，其他欲望也一样。他说，这些反对意见看起来好像有些道理。我说，我几乎没有必要提醒你，由表示相对的术语来限定的那些事物总是与某些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就某个事物本身来说，严格地说来它仅仅与其自身相关。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你难道不明白所谓较大的事物就是比另一个事物更大的事物吗？我明白。较大的事物不就是不比另一个事物小的事物吗？是的。说一个事物大得多，那么它一定与另一个小得多的事物相关。难道不是吗？是的。我们还要不要添上某个时候较大的事物与某个时候较小的事物相关，将要较大的事物与将要较小的事物相关？肯定要。同样的情况还有较多和较少、一倍和一半、较重和较轻、较快和较慢，还有较热和较冷，等等，不都是这样吗？确实如此。科学怎么样？也是同一个道理吗？科学就其本身而言，它就是科学，就是对知识的拥有，或者说我们还必须假定科学要有一个相关的对象。但是一门具体的科学拥有关于某种具体的知识。我的意思是，被称作建筑学的这门造房子的科学与其他科学不同。
当然是这样。它之所以被称作建筑学，不就是因为它具有其他任何科学所不具有的知识吗？是的。之所以如此，不就是因为它具有特定的对象吗？对其他科学与艺术来说，不也是一样吗？是这样的。我说，那么你现在可能会明白我前面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我在前面说的是，一切与某些事物关联的事物都会与其他事物相关，而就某事物本身而言，它与其他事物无关，只与其自身相关，但是属于某一类的事物会有它所属的那个类别。不过你千万别误解，我的意思完全不是说它们与什么事物相关就属于哪一类，以至于假定一门关于健康和疾病的科学可以是健康的科学或有病的科学，一门关于善与恶的科学可以是善的科学或恶的科学。我的意思仅仅是说，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并非因为它与使之成为科学的一般事物有关，而是因为它与某些特定的事情有关，比如像健康与疾病，正因如此，科学才不再是一般的科学，而是变成某种具体的科学，正因为添加了这一类特殊的事物，才被称为医学。他说，我明白，我同意你的意见。我说，那么我们再回到渴的问题上来，你难道不把它归入与事物相关的一类事情，并说它与某些事物相关吗？我假定它属于这一类事情。他说，我也这样认为，它与饮料相关。那么，如果说饮料是特定种类的，那么与之相关的渴也是特定种类的，但我们要看到渴本身之所以成为渴，与饮料的多少好坏无关，也与饮料是什么种类的无关，渴本身只和饮料本身有关。确实如此。那么渴的灵魂，就其渴而言，想要的无非就是喝饮料，它渴望喝饮料，有着实现这一目的的冲动。这很明显。如果当灵魂渴的时候能有一样东西将它拉回来，就好像把一头口渴了去喝水的牲畜拉回来，那么这样东西一定是与渴不同的另一样东西。因为我们说过，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在同一时候的同一行为上不可能有相反的举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说某个射手的手既拉弓又推弓，这样说是不妥当的，应当说他的一只手在推弓，另一只手在拉弓才对。他说，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可以说有些人在某些时候虽然口渴但并不想喝水。他说，这种情况倒是常有的，而且很多。我说，对这种情况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这岂不表明灵魂中有一种东西在吩咐他们喝水，有另一种东西在禁止他们喝水，而且禁止他们喝水的那个东西支配着吩咐他们喝水的那个东西吗？我也这样认为。当这种东西从理智的算计中产生时，对行为的阻止就出现了，而牵引和拉动欲望的东西则来自情感和疾病，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显然是的。我说，那么，我们有理由断定它们是两样东西，而且彼此不同，也就是说，一个是人们用来进行思考和推理的灵魂的理智，另一个是人们用来感受爱、饿、渴等等欲望之骚动的非理性部分或欲望，与各种满足和快乐相伴。他说，我们这样想不仅有道理，而且非常自然。那就让我们明确下来，这两种东西确实存在于灵魂中。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激情，亦即我们用来感受愤怒的那样东西，它是理智和欲望之外的第三种东西呢，还是与前两种东西中的一种是同一种呢
他说，它有可能与其中的一种相同，也属于欲望。我说，但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并且相信它是真的。阿格莱翁之子勒翁提乌斯从庇莱厄斯进城去，路过北城墙下，发现刑场上躺着几具尸体，他感到想要去看个明白，但又感到害怕和厌恶，他忍了又忍，并且把眼睛蒙上，但最后终于屈服于他的欲望，他睁大双眼冲到那些尸体跟前，并恶狠狠地咒骂自己说：看吧，你这个邪恶的家伙，让你把这美景看个够！他说，我也听说过这个故事。我说，然而，这个故事的寓意确实表明，愤怒的原则有时作为欲望之外的一样东西和欲望发生对抗。他说，是有这个意思。我说，我们不是还在许多其他场合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当一个人的欲望超过了理智并支配着他的行为时，他会咒骂自己，对支配着自己的内心的欲望表示愤怒，而激情就好像在一场派别斗争中成了理智的盟友，是吗？但当理智喃喃自语时，激情也会因为某种共同的原因而与欲望结盟反对理智。我想，你一定从未在自己身上觉察到这种事情，其他任何人也不曾觉察到。他说，我凭天起誓，不曾有过。再说，当一个人认为自己错了，那么他愈是高尚，他对自己所受到的饥饿、寒冷或任何其他诸如此类的苦楚就愈少可能感到愤怒，因为他相信把这些苦楚施加于他的行为是正义的，照我的说法就是，他的激情拒绝被发动起来反对这种行为，这样说对吗？他说，对。但若一个人相信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同样是由于受到饥饿、寒冷，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激情就会发动起来，加入到由他判别是正义的那方面去作战，不是吗？由于灵魂高尚，他会坚忍不拔，争取胜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至死不渝，或者说，要像牧羊犬听到牧人的呼唤方才折回一样，他要听到内在的理智的呼唤方能平静。他说，你的比喻很贴切，进一步确证了我们前面说过的话，在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辅助者就像狗一样听命于统治者，而统治者就好比是城邦的牧人。我说，你对我的意思理解得很透彻。但你也注意到另一个问题了吗？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对激情的看法和刚才的印象正好相反。刚才我们假定它是欲望的一种，但是现在大不相同了，我们得说，在灵魂内部的分歧中它宁可站在理性一边。他说，必然如此。那么激情和理性还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它只是理性的一种，因此在灵魂里只有两种东西而不是三种，即只有理性和欲望；或者说，就像一个城邦由生意人、辅助者和谋划者这三种人组成，灵魂也有一个第三者，亦即激情，它是理智的天然辅助者，除非它被不良的教养所败坏，对吗？他说，我们已经假定激情是第三者了。我说，要说明它是第三种东西，除非证明它与理智不同，就好像我们已经证明它是欲望以外的另一种东西。他说，这不难证明。从儿童身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几乎一出世就充满激情，而理智则姗姗来迟。我想有些孩子甚至从来没有使用过理智。我答道，确实如此，你说得很好。进一步说，在动物身上也能看出你说的话是正确的。此外，我们还可以把前面曾经引用过的荷马的一句诗拿来作为佐证，他捶胸叩心责备自己。这行诗里，荷马分明认为判断好坏的理智在斥责感受到愤怒的那个东西，这就表明后者是另一样东西。
①荷马：《奥德赛》卷，行。本篇第三卷处引用过。他说，你说得完全正确。我说，我们跋山涉水，终于艰难地取得了相当一致的意见：在国家和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中可以发现同样的东西，而且数目相同。是的。那么我们据此不是马上就可以推论：国家的智慧和个人的智慧是同样的，使国家得以智慧的那种品质也就是使个人得以智慧的品质？当然可以这样推论。同理，个人的勇敢和国家的勇敢是同样的勇敢，使个人得以勇敢的品质和使国家得以勇敢的品质是同样的，个人和国家的其他美德也都有这种关系。必然如此。那么，格老孔，我认为我们还得说使个人得以正义的方式与使国家得以正义的方式是一样的。这个推论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千万别忘了，国家的正义在于构成国家的三个阶层的人各司其职。我认为我们没忘。那么我们必须记住，每个人都要使自身的每个部分各司其职，这样的话，一个人就是正义的，也就是做他分内的事。他说，我们确实必须记住这一点。既然理智是聪明的，能够代表整个灵魂进行谋划，那么还不应该让它来领导，让激情服从它，协助它吗必定无疑。那么我们说过，音乐和体育的混合作用会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协调，音乐用文雅的言辞和学说强化着这种协调，体育又用和谐与韵律使激情变得温和而又文明，难道不是吗？他说，没错。这两样东西既然受到这样的哺育和教养，学会了真正意义上的各司其职，那么它们将会监管欲望，而我们知道欲望占据着每个人的灵魂的大部分，欲望的本性是贪婪。理智和激情会监视欲望，以免它会由于被所谓的肉体快乐充斥或污染而变得非常强大，不愿再守本分，乃至于试图控制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的部分，从而颠覆人的整个生命。他说，必然如此。那么，这两样东西联合在一起就能最有效地保卫整个灵魂和身体，一个出谋划策，另一个投入战斗，凭借它的勇敢去完成统治者的意图，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么回事。那么我认为，依据一个人的这个部分的性质可以把他称作勇敢的，也就是说，他无论处在快乐还是痛苦之中，他的激情都能保持不变，能够牢记统治者通过理智教给他的应当惧怕什么和不应当惧怕什么的信条。他说，对。我们也因为每个人身上这个起统治作用的和传授信条的这个小小的部分的性质而称他为智慧的，它拥有知识，知道什么对个人和整体有益，人就是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小小的社团。确实如此。再说，一个人的这些部分的友好与和谐难道还不能使我们称之为有节制的人吗？也就是说，这个起统治作用的部分和它的下属都一致相信，理智必须起统治作用，而其他部分不能反叛。他说，没错，节制的美德无论在城邦里还是在个人身上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确实也已经一再说明过一个人由于什么样的品质才算是正义的人。这也是必然的。我说，那么我们对正义的看法会以某种方式而变得模糊，以至于看起来不像它在国家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吗？他说，我不这样想。我说，我们必须坚定地确认你的回答，如果我们心中对我们的定义还有疑惑，或者有人用一些很平常的事例来证明我们的看法有问题，那么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念。你说的平常事例是什么？举例来说，有人问，对一个正义的国家或正义的人，我们是否能够把一大笔金银财宝托付给他保管，是否能相信他不会侵吞盗用它们，正义的人是否比其他人更会干这种事，对这些问题我们该怎样回答呢？他说，正义的人不会干这种事。这样的人也和盗窃圣物、偷东西、在私人或公共事务中当叛徒这类事毫无关系吗？是的。
还有，他无论如何都不会不守信，不管是格守他的誓言，还是遵守别的协议。他怎么会违反呢？尽管别的人会通奸、不孝顺父母、不履行宗教义务，但正义的人决不会这样做。没错。这些事情的原因不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的灵魂中的各个部分都在各司其职，分别起着统治与被统治的作用吗？对，不可能有别的原因了。那么除了这种人和这种城邦的这种品质，你还想在此之外寻求正义吗？他说，凭天发誓，我不会这样做。那么我们梦想已经实现了。在建立这个国家之初，我们就猜测过，由于某种天意，我们可以碰巧发现正义的初始原则和正义的某种类型。确凿无疑。没错，格老孔。鞋匠只做他生来适宜的鞋匠的活，而不去做别的事，木匠只做木匠的活，其他人也一样，这条原则是正确的，它确实已经把正义的轮廓勾画出来了。这很清楚。看起来，正义的真相确实就是我们所描述的这样一种东西，它与外在的各司其职似乎关系不大，而主要涉及内在的各司其职，在其真正意义上，它只和人本身有关，只和个人自己的事情有关。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定不能允许自己灵魂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做其他部分该做的事，而应当按照正义这个词的真实意义，安排好自己的事，首先要能够成为支配自己的人，能做到自身内部秩序良好，使灵魂的三个部分相互协调，就好像把最高音、最低音、中音，以及其间的各个音符有序地安排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一个人，而不是许多人。这个时候，如果他必须做些什么，那么他就可以转入实践，无论是挣钱、照料身体，还是从事某种政治事务或私人事务，所有这些行为都堪称正义的和高尚的，都能保存或帮助产生灵魂的这种状态，智慧或知识则指导着这样的行为；而那些试图颠覆这种精神状态的行为都可以称作不正义的，指导着这种不正义行为的是愚昧无知。苏格拉底，你说得完全正确。我说，那么好，如果我们肯定自己已经找到了正义的人和正义的国家，正义确实存在于它们之中，那么我想我们并没有什么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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