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脑门子上刻了三道纤细的皱纹，但是这些皱纹时常舒展平整，让人看不出来，我极想知道，这个人在思忖着什么……
“是该回去的时候啦！你揉第个面团，我同时揉第三团。”
我们把一大堆揉好的面分成一块块了，又和好了第团，尔后就坐下来喝茶。加那瓦洛夫把手伸到怀里，并问道：
“你识字吗？哎，把这拿去念念。”说着便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脏纸条。
“亲爱的萨沙！”我念道，“你好，在信上吻你。日子真难熬，没有一点儿意思，真难盼到和你一道儿去或是和你一块儿过日子的那天。这种该死的生活我可过腻味了，虽然开头儿它还挺合我意。对这一点你心里明镜似的，打和你相识，我也开始想明白了。请你性急点给我捎个话来，我可想煞了能收到你的信。就说再见吧，我可不说，别啦，我的心肝，我的心上人大胡子。我可没在信里责怪你什么，尽管是你让我寒心，因为你不是个薄情郎—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拍屁股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你身上我只看到了好的方面，除此以外什么也没看到。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让我割舍不下的人。萨沙，你可不可以想点法子把我给赎出来。那些女郎跟你说什么要是我赎了身，我会蹬了你的，这可都是她们瞎诌，简直是胡说八道。只要你心疼我，从良后我会跟你形影不离的，就像你的一条狗一样。你知道对你来说，这样做一点也不难，可对我来说就难于上青天。你在我身边的时候，一旦想到我只能如此这般过下来，就眼睛发酸，不过我并没有说过我的这些苦衷。再见，你的卡皮多丽娜。”
加那瓦洛夫从我手中把信拿过去并若有所思地把信捏在一个手的指间转动着，撚着他的大胡子。
“你能写字吗？”
“能……”
“你有墨水吗？”
“有的。”
“你给她写个信，成吗？要不，说不定她会以为我是个坏东西，会觉得我已把她忘到脑后了……写吧！”
“请问，她是干什么的？……”
“是个卖身的……你瞧，她信里头不是要从良吗？也就是说我得向警察局去保证，我会和她成亲，这样他们就会把公民证退还给她，并收回她的妓女营业执照，那当儿她就获得自由了，弄明白啦？”
过了半个小时就给她写好了一封感人的信。
“嗯，念一念，看看写得咋样？”加那瓦洛夫急不可耐地问。
信的内容如下：“卡芭！别把我看成是个没心肝的家伙，把你给忘了。没有，我没有忘，只是大喝了起来，把什么都给喝没了。眼下我又找到了活干，明儿个到老板那儿预支点工钱，就汇钱给菲里普，他会去给你赎身的，路上的盘缠够你用了。暂时就—再见吧。你的阿列克山德拉。”
“嗯……”加那瓦洛夫搔了搔脑袋说道，“你写得不咋样。你信里没有同情，眼泪也没有。而且，我请你用各种各样的话儿骂我，这你也没有写……”
“干嘛要这样做？”
“这样她就可以看到，我在她面前是有愧的，让她知道我自知自己对不起她。可这是写的什么话！像撒豌豆儿似的，三下两下就写完啦！可你也得搁点泪珠进去呀！”
我不得不在信里掺点泪水，这样才能圆满地写成这信。加那瓦洛夫心满意足，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亲切地说：
“现在这不就好极啦！谢谢！看得出，你是个棒小伙子，咱们在一块会很开心的。”
我对这一点不怀疑，我想要他谈一谈卡皮多丽娜。
“说一说卡皮多丽娜吗？她是个小姑娘，简直是个孩子。是维亚特省一个做买卖人家的闺女……但是走上了斜门歪道。后来就越陷越深，末了，就上了卖春院……我一瞅，她根本还是个小孩子！天啊，我琢磨着这怎么能行呢？哎，这不就认识她了。她总是哭。我说：‘没事，再忍一忍！我会把你弄出来的，你等着吧！’我做好了一切准备，钱呀什么的……可我突然发了酒瘾，不知不觉到了阿斯特拉汉。之后又到了这块儿。有一个人跟她说了我的情况，她就给我来了这封信。”
“你准备怎么着，”我问他道，“和她成家吗？”
“成家，那咋成？我爱酒如命，哪能当丈夫呢？不，我不行。把她给弄出来，之后四面八方随她去。她会给自己找个地儿的，没准，还会重新做人。”
“她想跟你一块儿过……”
“这不过是她犯傻。她们都是这个样……这些个娘儿们……我可太了解她们了。我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女人，而且还有个商人的婆娘……那当儿我在马戏团当饲马员，她瞄中了我。‘走，’她说，‘当马车夫去吧。’那时我在马戏团呆厌了，便拿定了主意，走了。哎，后来……她就开始跟我热呼起来了。她家有房子，有很多马，有女佣，过着贵族一样的日子。她男人长得又矮又胖，跟咱们老板一个样，她却长得那样瘦，那样灵巧，就像猫一般，而且还充满热情。有时候她搂着我，跟我亲嘴儿，真像是心头揣了一块热炭。弄得你浑身发颤，甚至都让人发怵。时不时地还会在亲嘴的时候，独自哭个不歇气，甚至连她的肩膀都发抖了。我问她：‘你这是怎么啦，薇伦卡？’可她说：‘你就像个孩子。’她说：‘萨沙，你一点都不明白。’她真招人爱……说不定还真的让她说中了，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很笨，这我有自知之明。我做了些什么我闹不明白，也不想自己过得怎样！”
他不再言语，圆睁着眼睛瞧着我，双眸里闪现的既不是惊讶，也不是疑惑，而是某种忐忑不安，他那张迷人的脸因而显得更加忧郁和楚楚动人……
“哎，你跟商人的婆娘后来怎么样结束的？”我问道。
“你瞧，我可烦死了。老弟，我告诉你吧，我可恼火得没法子活了。整个世上好像只有我一个活人似的，除我以外，哪儿也没有什么活的玩艺儿了。那时候一切都让我讨厌，我连自己和所有的人都觉得是个负担，哪怕他们都死绝了，我连哼都不会哼一声！说不定我是犯病了。自那以后，我就喝上酒了……我便对她说：‘薇拉·米哈依洛夫娜！你饶了我吧，再这么下去我可不行啦！’‘咋啦！’她说，‘你嫌弃我了？’她随后笑了起来，你知道，这笑有多么别扭。‘不，’我说，‘不是你让我厌烦，而是我自己力不从心啦。’开始她没明白我的意思，甚至开始对我嚷，破口大骂……末了她弄明白了。她低垂着脑袋说道：‘既然是这样，你就走吧！……’说着就放声大哭起来。她眼珠儿乌黑乌黑的，一头鬈发也同乌云一般。她不是做买卖的人家出生，她府上是当官的……哎……我可怜她，那当儿我讨厌我自个儿。她和那样的丈夫在一起过日子自然没什么味道。他活像是一袋面粉……她哭了好一阵子。她和我处惯了……我很疼爱她，老用手抱着她摇呀摇。她睡着了，我就坐在她身旁瞧着她。睡梦中的人总是让人看不够，也总是那样子朴实，除了呼吸和笑脸，别的什么也没有了。而且有时候—就在我们住在郊外的时候，时常一块儿外出游玩。她喜欢周围所有的气味。我们乘车到林子里，把马随便拴好在角落，走到草地上的阴凉地方。她叫我躺下，把我的头放在她的膝头上，便给我念一本什么书。我听着，听着，随后就睡着了。她念的是些个动听的故事，特别地动听。我今生今世都忘不了一个关于哑巴盖拉辛和他的狗的故事。他是一个哑巴，一个受迫害的人，除了一条狗之外，什么人也不爱他，他遭人笑话的时候，就马上到狗那儿去……这是一个凄惨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农奴制时代……女主人对他说：‘哑巴，去把你的狗淹死算了，它不然会老叫个没完。’哎，哑巴就去了……他划了条小船，让狗坐在上面，就把船开走了……我一听到这，就全身发抖。天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世上仅有的一点点乐子也要被夺去！这算是什么世道呀？绝妙的故事！没准，只有这么才叫好呢！还是有这种人，在他的心里，整个世界只有一件什么东西，比方说，狗什么的。可为什么只有狗呢？因为没有什么人会爱他这种人，可狗却爱他。没有了爱，人就难于活下去。人为什么天生有爱，这不就是为了他能够爱……她给我念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她真是惹人爱，现在我可怜……如果不是我受命运的摆布，我不会离开她，除开她想这样，或是她男人知道了我和她的事。她很温柔，这是最主要的，这种温柔不像是赐与似的，而是一种出自内心的温柔。她和我亲嘴的时候，她身上的一切就像是个女人，女人总归是女人嘛……有时候在她身上还能发现一种柔情蜜意，国色天姿，她那时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她有时候瞅着你，简直像能瞅到你的心，讲故事的时候，那神情就像一个保姆或是母亲。每当这个时候，我在她面前就像一个五岁的小娃。可我终究还是离开了她……真让人苦恼呀！我老想着上什么别的地方去……‘别了’，我说，‘薇拉·米哈依洛夫娜，请原谅我。’‘别了，’她说，‘萨沙。’后来，这个怪女人，把我的袖子扯到胳膊时，在上面咬了一口！我险些儿惨叫起来！连整个一块肉差点儿都被咬掉了，痛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现如今还落下了咬的疤印呢。
他撩起袖子把那只又白又中看的肌肉鼓鼓的手伸给我看，脸上露出善良而又苦涩的笑。在胳膊肘弯曲部附近的皮肤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道疤痕—两个半圆形的，尾端几乎粘连在一起的牙印。加那瓦洛夫看看了疤印，微笑着摇了摇头。
“好一个怪婆娘！她这么咬一口是想让我记着她。”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类事情，差不多每个流浪汉以前都有过“商人之妻”或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太太’，而且所有的流浪汉在谈到这种商人之妇和太太时说法各不相同，但她们都是以十分高尚的人物出现的，她们能奇妙地将自己迥然不同的肉体上的和心理上的特征揉合在一起。如果今天她是碧眼睛的，凶狠的和快乐的，那么就可以预想得到，一个礼拜之后您就会听说她是黑眼睛的，善良的和眼泪汪汪的。而且流浪汉在扯到她时总带着一种怀疑的语气，讲许许多多有损于她的细微末节。
但是从加那瓦洛夫所讲的事里听得出某种真实可信的东西，个中有我不热悉的特征，诸如给他念书，把加那瓦洛夫这么彪形大汉称作小孩子……
我想象着一个灵巧的女人，睡在他的手臂上，把头依偎在他宽阔的胸上—这有多么动人呀，而且这样也能更让我坚信他所讲之事的真实性，还有，他在回忆“商人之妇”时的那种凄婉和柔和的声调也非常耐听。真正的流浪汉不管是谈及女人还是其它事情时，从来都不用这种声调—他总爱炫耀，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骂的。
“你干吗不吭声，是不是觉着我在吹牛？”加那瓦洛夫问道，他嗓音里流露出某种不安。他坐在面粉袋上，一只手端着一缸茶，另一只手则在慢悠悠抚摸着他的大胡子。他的那双蓝眼睛在探询似地，疑惑地注视着我，额头上横着的条条小皱纹格外显眼……“不，你该相信……我干嘛要吹牛？假设我们的流浪汉弟兄全是讲故事的高手……不行呀，朋友，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没有任何美好的东西，假使他自己给自己编一个故事，并把它当作确有其事而讲给别人听，要知道这也不损害谁的一根毫毛呀。他讲给别人听，并且自己也相信确有其事，这样他就信以为真了。嗯，他也就快活点。很多人就靠这个活着。有什么法子呀……我给你讲的可是真人真事，是有过这么一档子事。莫非这事有什么特别之处？一个女人活着，觉得没意思。假设，我是一个马车夫，这在女人看来都是一个人，因为马车夫也好，老爷也好，军官也好，这些人还不都是汉子……在她们眼里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图的都是同一个玩艺儿，并且每个人总算计着如何只进不出，多捞点儿。平民百姓还讲点良心。我就是个平民百姓……娘儿们在这点上可太了解我了—看得出我不会欺负她们，不会笑话她们。女人一旦有了罪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只怕被人取笑，被人挖苦。她们可比咱们脸皮薄得多。我们达到了目的便拣着热闹的地方去讲，使着劲儿吹自己如何有招儿：‘瞧瞧嘿，’他说，‘一个俊妞到手了嘿！……’可女人就没地儿去，没有谁会把她的罪孽当作是什么勇气。老弟，就是她们之中最没治的人，也比咱们要知羞害臊得多。”
我听了他讲的这番话，便估摸着：“他讲的这些个对他来说有损体面，难道这些真可信？”可他却若有所思地用他那双孩童般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所有这一切越发使我对他的话更加感到惊讶。
炉子里的柴火燃尽了，一堆木炭的耀眼的红光投射到面包房的墙上，映出了一轮粉红色的光环……
一小块点缀着两颗星星的蔚蓝的天空在向窗里张望。其中一颗—大一点的—闪烁着绿宝石般的光泽，相距不远的另外一颗—则朦朦胧胧。
过了一个星期，我和加那瓦洛夫成了好友。
“你是个朴实的小伙子！这可太好了！”他对我说，咧着嘴笑，用那双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干起活儿来很有一套。瞧他怎么样处理土普特的面团，他把它擀薄或是弓身伏在木箱上，把强有力的手齐胳膊肘插进富有弹性的面团，面团在他如铁爪般的指间吱吱作响。开头，当看到他把我费了好大的力才赶上从盘子里一拨一拨放到他铲上的湿面包一下就扔到炉子里，我还担心他可别把它堆成团了；当他烤好三炉，１２0个大圆面包—个个松软软，红彤彤，鼓溜溜—没有一个是“挤成团”的，我这才知道，我的这位同行是个能工巧匠，有他自己的一套。他喜欢干活，干起活来不顾一切，碰上炉子烤得不好或者面团发慢了，他就没精打采，要是老板买来受了潮的面粉，他就会气不打一处来，逮着老板就骂，如果出炉的面包圆鼓鼓的，“发得够劲”，颜色红得适度，面包皮又薄又脆，他就会像个孩子似的又快乐又满足。有时候，他从铲子上拿下一个做得最好的面包放在手上，烫得他从这只手换到那只手，快活地笑着对我说：
“哎，咱们做的这个漂亮宝贝没得说啦……”
看到这个身高体壮的孩子全神贯注地投入他的工作，我也觉得高兴，—人人都该像他这般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有一次我问他：
“萨沙，听人说你歌唱得不错？”
“是啊，我只不过偶尔唱一唱……哼上一小段。碰到心烦的时候，我就唱唱……要是我一张嘴唱歌，那就说明我心烦了。你可别再说起这个，别撩拨我。你自己不会唱歌？哼，你啊—你这坏家伙！你最好还是耐着性子等我……以后咱俩一块儿唱。成吗？”
我当然赞同，我想唱歌的时候，就吹吹口哨。可是有时候在揉面和滚动面包的时候，一来劲就忍不住开口哼哼几句。加那瓦洛夫听到我哼后，嘴巴也微微动着，过不多一会儿他便会给我提个醒儿，别忘了自个儿答应过的事。而且有时候还会扯着嗓门对我嚷嚷：
“闭上你的嘴！别哼了！”
有一日我从我的箱子里拿出一本书，挨着窗户坐着，开始看起来。
加那瓦洛夫挺直着身子躺在放面团的木箱上在打盹，但是我在他耳边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使他睁开了眼睛。
“什么书呀？”
“这是一本叫作《波德利波波沃的人们》的书。”
“念出声来，好吗？……”他说道。
于是我就坐在阳台上念了起来，而他刚坐在木柜上，把头枕在我的膝头上听着……有时我隔着书看着他的脸，我的目光和他的眼睛相遇—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这是一双圆睁的、注意力集中的、全神贯注的眼睛—他的嘴也微张着，露出两排齐整洁白的牙齿。向上扬起的盾毛，高高的额头上弯曲的小皱纹，抱着膝头的双手，那整个凝然不动，聚精会神的样子使我震动，我也尽量把彼拉和瑟索伊卡的悲惨故事讲得更加通俗易懂和栩栩如生。
最后，我觉得倦了，于是合上了书。
“就这些？”加那瓦洛夫悄声地问。
“还没到一半咧……”
“把它全念完，成吗？”
“好吧。”
“嗳！”他坐在木箱上，抱住脑袋并且摇晃着。他像是想说什么，嘴巴张开又合拢，像风箱一样叹着气，也不知道为啥双眼眯缝着。我没料到会有这么一种效果，也不明其意。
“你念得可太好了！”他低声说道，“用各种不同的声音……所有这些人都像是活生生的一样……阿普罗西卡！彼拉……这些人真是蠢到了家！我听了就想笑……那后来呢？他们都去了哪儿？我的老天爷！要知道这可都是真的。都是些真正的人……真正的庄稼汉……声音和模样完全是活鲜鲜的……听我说，马克西姆！咱们把面包搁到炉里—你再接着往下念！”
我们把面包放到了炉里，准备好了另一炉，然后又念了一小时四十分钟。后来又歇了一会儿—一炉面包完全烤熟，取出来，又把另外一些面包放进去，又揉了一团面，还发了面……所有这些事几乎是在不声不响中急速做完的。
加那瓦洛夫，皱着眉头，偶尔温和地自我发出简短的命令，而且他在不断地加快速度……
天亮前我们才念完书，我觉得舌头都发麻了。
加那瓦洛夫坐在一袋面粉上，用奇怪的眼神瞅着我的脸，一声不吭，双手抱着膝盖……
“好听吗？”
他眯着眼睛，摇了摇头，不知道为什么又仍旧低声问：
“这是谁写的？”
他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难于言表的惊讶，脸上突然显出一种强烈的情感。
我告诉他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啊，可真是个了不得的人！写得呱呱叫！啊？简直厉害极了。写到人心窝子里了—这才叫生动咧！他怎么啦，这位作家，写这书他得到什么没有？“什么？”
“嗯，比方说，给了他奖或什么的？”
“为啥要给他奖？”我问道。
“什么为什么？一本书……就如同一份警察局的状子。现在大家都在看……说长论短：彼拉，瑟索伊卡……这是些什么人？人们都会同情他们……人们都愚昧无知。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呀？嗯，但……”
加那瓦诺夫怪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并胆怯地说：
“得制定出某种规定。人们应该得到支持。”
为了回答他的问题，我给他讲了一大通道理……可是，唉！可这些并未能造成我所预料的影响。
加那瓦洛夫思忖起来，耷拉着脑袋，晃动整个身子，开始唉声叹气，没有用说话来打断我。后来，我疲惫不堪，就闭嘴不言语了。
加那瓦洛夫抬起头，满怀忧郁地看着我。
“就是说，什么也没有给他？”他问。
“给谁呀？”我问道，把列舍特尼科夫忘到了九霄云外。
“就是给作者呀？”
我没有回答他，对这位听者感到生气，很明显，他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解决世界性的问题。
加那瓦洛夫并没有等我的回答，他拿起书放在手里，小心翼翼地翻动着，打开然后又合上，又放回原来的地方，深深地叹了口气。
“所有这一切有多聪明呀，我的老天爷！”他轻声地说，
“一个人写成了一本书……一张纸并且在上面弄上点圆点—就算完事了。写完了就……他归天了呀？”
“是啊。”我说。
“人去了，书则留了下来，千人看，万人读。人们用眼睛看，而且嘴里还说出各种各样的话儿。你听了，也就明白：世上曾有过这样的人儿—彼拉、瑟索伊卡、阿普罗西卡……而且同情他们，虽然你从未见过他们—这不碍事！或许街上就有几十个这样的活人走来走去，你看见他们，却对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也和你毫不相干……他们走他们的……可在书里面他们却让我同情得甚至都要心痛欲绝。这是为什么呢？……可作者连个奖都没拿就一命呜呼了？他不是两袖清风什么也没得到？”
我不高兴了，并给他讲了有关给作家奖励的事……加那瓦洛夫听我说着，惊讶地圆睁着双眼，怜悯地吧嗒着嘴。
“说得没错。”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咬住左边的胡子，忧伤地低垂着头说。
后来我开始说到在俄罗斯文学中酒馆所起的不幸作用，说到那些极富天赋和诚挚的天才是如何因伏特加酒而遭致毁灭—伏特加酒是他们艰辛生活中仅有的一点乐趣。
“难道这种人也喝酒？”加那瓦洛夫低声问我。他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对我的怀疑，对那些人的诧异和同情。
“喝酒！他们怎么……写完书后就开始喝酒？”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不妥，故而没有回答他。
“当然，后来就，”加那瓦洛夫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有些人活着，看着别人生活，体尝着他人生活中的病苦。他们的眼睛肯定和我们的不同……心也不同……把生活看了个够，就苦恼起来……于是把苦恼写到书里……这样做也没什么用，因为心已被感动，心中的苦恼儿就是拿火烧也烧不尽……只剩下一个法子—借酒消愁。嗯，这不就喝上了……我说得咋样？”
我同意他的这种说法，他好像精神为之一振。
“嗯，说实话，”他继续在剖析着作家的心理，“就为这他们就该得奖。对不对？因为他们比别人懂得更多，还给人家指出了各种不正常的现象。比方说，我现在是什么？流浪汉，穷鬼，酒鬼，精神不正常的人。生活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除了看看这个世界，我干吗要活在世上，世上又有谁会需要我？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婆娘，没有娃儿，甚至对这些连兴趣也没有。活着，痛苦着……为啥？弄不明白。我的心里没有什么想法，你明白呀？这怎么说呢？我心里没有火花……没有力量，是不是？我缺少一种东西，就是这么回事？你懂了吗？我活着，并寻找这种东西，想念这种东西，它究竟是个什么人—我并不知道……”
他用一只手撑着脑袋，注视着我，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得出他在极力思考，并想表达出来。
“哎，还有呢？”我追问道。
“还有？……我可没法对你说……但我想要是某个作家观察了我，或许能给我说明白我的生活，你说呢？你这么认为吗？”
我琢磨着，我自己就能够向他解释他的生活，便立即干起这件在我看来并不难且又明朗的事。我开始谈及条件和环境，不平等，谈到人—生活的牺牲者和生活的主宰者。
加那瓦洛夫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坐在我对面，用一只手撑着腮帮子，他的那双大大的蓝眼睛睁得老大老大的，流露出凝思和聪明的样子，渐渐地如被一层淡淡的薄雾笼罩着，额头上的小皱纹愈发明显，他仿佛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地听着，渴望能听懂我所说的。
这使我心满意足，我热情地给他描绘他的生活并且证明他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并不是他的错。他—生活条件的可悲的牺牲者，实际上，天生就是和所有的人一样是平等的，由于被一系列历史的不公正的事情而变成了社会上的微不足道的人。我结束时这样说：
“你对自己无可指责……你是被凌辱者……”
他一声不吭，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的眼睛里闪现出善良的喜悦的微笑，我急不可耐地等着他对我的话的反应。
他温柔地哭了起来，以一种女人般的轻柔的动作走到我的面前，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老弟，你说得可真轻巧！你是从哪儿知道所有这些个事的？全都是从书？你书可读得真多。要是我跟你一样看了那么多书就好了！……不过只要是—你满怀着同情讲的……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么跟我说。太好了！所有的人自己不走运，却怪别人，而你则归罪于整个生活，整个制度。照你的话说人本身并不要自怨，而是命中注定要成为流浪汉—所以他就成了流浪汉，你对罪犯的描述真是一针见血：他们之所以偷东摸西，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又要糊口……所有这些在你看来多让人同情呀！看得出来，你的心肠很软！……”
“先别忙着下结论，”我说，“你觉得我说得对？我说得有道理？”
“对还是不对，你该更清楚—你是文化人……这，没准拿别人来看是对的……可这是我……
“你怎么啦？”
“哎，我—与别人可不一样……我喝酒，这得怪谁？巴维尔卡，我的老弟，他滴酒不沾—在别尔姆有自己的面包房。但要论干活我比他出色，可我是个流浪汉，是个酒鬼，可我却没名没利……我们可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他比我岁数小得多。看来，我自个儿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也就是说，我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你自己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而我走的却是一条特别的生活之道……也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许多人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无论哪一类都容我们不下，我们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人……连法则都是特殊的，很严厉的法则—以便把我们从生活中铲除出去！因为我们一无是处，而我们却在生活中占着一个位子，站在别人的生活之道上……有谁对不住我们呢？是我们自己对不住自己……所以我们对生活没有兴趣，对我们自己也没有感情……
他—这个有着小孩般明亮眼睛的大人—以一种轻松的口吻把自己从生活中划分出来，划到那类生活所不需要的应该被铲除出去的人之中，还带着这么一种忧伤，这种自暴自弃真使我大为震惊，在这之前我还没有见过流浪汉这么自暴自弃，这些人大多与一切隔绝，敌视一切并随时准备对一切都试试他们的凶狠怀疑论的力量。我只看见过这种人，他们成天怨天忧人，埋三怨四，一再证明自己是完全正确的，而对那些足以驳倒他们的明显事实却顽固地避而不谈，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种种不幸归罪于默默无言的命运和凶恶的人……加那瓦洛夫不怨命，也不怨人。对于个人生活中那一切的杂乱无章的现象他只怨自己，我越是想努力向他证明，他是“生活环境和条件的牺牲者”，他却越是倔强地要使我相信他悲惨的命运都是他自己所招致的……这是很特别的，但这使我很生气。可他却以鞭挞自己为乐，当他用洪亮的男中音对我嚷嚷时，他双眸中闪现的就是这种以此为乐的眼神：
“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如果我是一个下流胚，这也没人可怪！”
这话若是出自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之口，我还不会觉得惊讶，因为在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复杂而混乱的心理状态中，是不难发现这种弱点的。但是这句话出自一个流浪汉之口，—虽说他在污浊的城市贫民窟里那些被命运欺辱的，衣不蔽体的，忍饥挨饿的，凶神恶煞的半人半兽的人里，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从一个流浪汉嘴里说些这话让人听着奇怪，最后得说，加那瓦洛夫确实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可我并不希望是这样。
从外表来说，加那瓦洛夫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流浪汉，但是我越是细看他，就越确信，他是另外一种流浪汉，他打破了我对那些人的看法，这些人我早就该看作一个阶级而引起注意，他们是如此贪得无厌，十分凶狠，但这不是愚蠢……我和他争论更为激烈。
“哎，等一等，”我叫道，“各种黑暗势力从各方面向他袭来，他怎么能站得住脚呢？”
“牢牢记住！”我的论敌激动地说，眼睛炯炯发光。
“往哪儿顶呢？”
“找着自己的立足点顶呗！”
“可你为什么没能顶住呢？”
“我不是说了嘛，你可真是个怪人，我的不幸是我自己的事！……我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我在找，我苦恼—没找到！”
可是我们该关照一下面包了，于是我们就一边着手干活，一边接着互相证明自己的看法对不对。当然，谁也没能证明出什么，我们俩都兴奋不已，干完活，就倒下睡觉了。
加那瓦洛夫伸直身子躺在面包房的地板上，一会儿就睡着了。我躺在面粉袋上俯视着他那庞大的长着长胡子的身子，巨人一样地伸开四肢躺在放在木柜近旁的席子上。弥漫着热面包、发醇的面团和氧化碳的气味……天放亮了，灰色的天空透过蒙上一层面粉的玻璃窗向里张望。大车在轰隆作响，牧人在嬉戏，围集着畜群。
加那瓦洛夫在打着呼噜。我看着他那宽阔的胸脯在一起一伏，并思虑着各种最快地使他和我的信念一致的招儿，可一无所获，于是就入睡了。
早上我和他一道起床，发了面，洗漱完就坐在木柜上喝茶。
“哎，你有书吗？”加那瓦洛夫问道。
“有啊……”
“给我念一念？”
“行……”
“这太好了！你看怎么样？我干一个月的活儿，在老板那拿了工钱把一半—给你！”
“干什么？”
“你去买书……买你喜欢的书，也给我买—两本也行。给我买一些—讲庄稼汉的书，像彼拉和瑟索伊卡这类的……要买，你知道的。带着同情心写的，不要那种逗乐的……有些书—尽瞎胡扯！藩菲尔卡和菲拉特卡—第一页上就有画儿—蠢透了。一些个落后愚昧的人，各种各样的童话。这种我不喜欢，我不知道，你手头有些什么书？”
“想听斯坚卡·拉辛的吗？”
“斯坚卡的？好听吗？”
“太好听了……”
“去拿来！”
我马上就给他念了科斯马罗夫的《斯坚卡·拉辛的暴动》。开始是充满才气的专论，几乎是一首史诗，这些我的大胡子听众不爱听。
“可为啥这里没有对话？”他瞅了瞅书问道。接着，当我正要解释—为什么时，他甚至打起哈欠来，他本想掩饰一下，但没有成功，他难为情地、抱歉地对我说：
“念吧—没事！我这是—”
但当这位历史学家用画家的笔法描绘斯坚卡·拉辛的形象和使“伏尔加自由逃民团之大公”跃然纸上时，加那瓦洛夫的神态完全改变了。开始他一副乏味和不感兴趣的样子，睡眼朦眬，—他后来渐渐地，在我没有留意之中，在我的面前展现了一副让人吃惊的新的神态。坐在我对面的木柜上，双手抱膝，把下巴搁在上面，他的大胡子都遮住了他的腿，他用那双在紧皱着的粗眉毛下奇怪地闪烁着的充满渴望的双眼看着我，在他身上那种孩子般的天真已荡然无存，这使我感到惊奇，他一切都是那么朴实，透着女性般的温柔，他那双蓝色的慈善的眼睛，—此刻也暗淡无光和细小，—这一切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在他那缩成一团的肌肉鼓鼓的身躯里有着某种狮子般的充满激情的东西。
“念吧。”他悄声却又威严地说。
“你怎么啦？”
“念吧！”他重复了一句，他声音里既有请求又夹杂着不快。
我接着往下念，时不时地瞟他一眼，他愈发激动了。从他身上透出一种让我亢奋和陶醉的气息—就像某种热气腾腾的雾。于是我念到了斯坚卡是如何被捕的。
“被捕啦！”加那瓦洛夫叫了起来。
这叫声里充满了痛苦、委屈、愤怒。
他额头直冒汗，眼睛奇怪地圆睁着。他从木柜上一跃而下，高耸在我对面，激动不已，把手放在我肩上，急匆匆地大声说：“等一等！别念了……说一说，接着怎么样？不，停一停，别说！处死他了？啊？快念！马克西姆！”
可以认为是加那瓦洛夫，而不是弗洛尔卡—才是拉辛的亲兄弟。似乎三百年来，某种至今没有中断的血缘关系把这个流浪汉和斯坚卡连接起来，这个流浪汉以活生生的、结实躯体的全部力量，以“无比”苦恼的心灵的全部激情感受到三百年前被捕的自由之鹰的痛苦和愤怒。
“念吧，看在基督的份上！”
我兴奋而又激动地念着，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与加那瓦洛夫一道体尝着斯坚卡的苦恼。我们这就念到了刑讯的那一段。加那瓦洛夫把牙咬得喀喀作响，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在闪烁着，像炭火一样。他在后面扑到我身上，眼睛同样也没离开书。他的呼吸声响彻我的耳际，把我的头发从头上吹到了眼前，我甩了甩脑袋，想把头发弄开。加那瓦洛夫看见了我的这一举动，便把他那只重重的手掌放到我的头上。
“这时拉辛把牙咬得喀喀响，把牙和血都吐在了地上……”
“得啦！……见他的鬼！”加那瓦洛夫叫道，把书从我手中一把抢过去，用力扔在地上，然后就瘫坐在上面。
他哭了，由于不好意思落泪，他号着，为的是不致哭得太厉害。他把头埋在膝盖里，一边哭着，一边在那脏兮兮的斜纹布裤上擦眼泪。
我坐在他前面的木柜子上，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
“马克西姆！”加那瓦洛夫坐在地上说。“简直可怕极了！彼拉……瑟索伊卡，还有斯坚卡……啊？这是什么样的命运呀！……他居然把牙齿都吐出来了！……啊？”
他全身颤抖了起来。最让他吃惊的是斯坚卡那吐出来的牙齿，说到牙齿，他时不时地痛苦地抖动着双肩。
在我们面前展现的这幅痛苦而又残忍的场景使我和他像是喝醉了似的。
“你再给我从头到尾读一遍，成不？”加那瓦诺夫从地上把书拾起，递给我，说服我道，“还有，指给我看看，哪块儿写到了牙齿？”
我指给他看了，他用眼睛盯着这几行。
“是这样写的：‘把自己的带血的牙齿吐了出来？’可这些字和别的字一样……天啊！不把他给痛死啦？啊？连牙齿都……后来怎么样啦？处死了？哎呀！天啊，还是把人给处死了！”
他显得充满激情，快活无比，眼睛里洋溢着满意之情，极力希望受苦受难的斯坚卡快点死的怜悯之情使我不寒而栗。整整这一天我们都被一种奇怪的雾笼罩着，我们老是谈论斯坚卡，追忆他的生活，写他的那些歌儿和他受的严刑拷打。有两三次加那瓦洛夫用他那洪亮的男中音唱起歌儿来，但又突然不唱了。
从此以后我们彼此更加亲密了。
我又给他念了几次《斯坚卡·拉辛的暴动》及《达拉斯·布尔巴》和《穷人》。达拉斯同样引起了我的听者极大的兴致。但是达拉斯没有科斯多马罗夫的书那样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加那瓦洛夫不理解马卡尔·杰乌什金和瓦利娅。马卡尔信里的语言只让他觉得可笑，而对瓦利娅他则抱着怀疑的态度。
“真有你的，对老头儿这么钟爱！狡猾的女人！……可他—是个这么个丑八怪！马克西姆，你可别再念这些个无聊的玩艺儿！这有啥意思！他给她写信，她给名写信……真是糟践纸张……让他们见鬼去！既不可怜，也不可笑，干吗要写？”
我向他提起波德里波沃村的人们，可他并不同意我的看法。
“彼拉和瑟索伊卡—这是另一种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儿，他们生活着，战斗着……而这些人都干了些什么？光知道写信……无聊透顶！这些人都不能算是人，写得不咋样；是凭空想出来的，瞧达拉斯和斯坚卡，要是他们凑在一块儿……我的天啊！他们会干出多大的事。那时彼拉和瑟索伊卡—会振奋精神是吗？”
他搞不清时代，在他的想象中他所喜欢的英雄都生活在一起，只是其中两个在乌索里埃，一个在霍霍尔，一个在伏尔加……我磨破嘴皮子才使他相信，哪怕瑟索伊卡和彼拉顺着卡马河而下，他们也不会遇上斯坚卡，斯坚卡就是走过顿河高加索到霍霍尔，在那儿他也找不到布尔巴。
当加那瓦洛夫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十分不快。我试着给他讲一讲布加乔夫暴动，想看看他对叶美尔卡的反映。加那瓦洛夫对布加乔夫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哎，头号骗子，—真有你的！冒充沙皇作乱……毁了多少人，狗杂种！……斯坚卡呀？—这，老弟，就是另一码子事了。而布加契—只不过是个卑鄙小人而已。真够劲儿！我说还有没有像斯坚卡这样的书？去找一找……但你把这个让人肉麻的马卡尔搁在一边儿—没意思。你最好再念一遍，斯坚卡是怎么被处死的……”
在过节的时候我和加那瓦洛夫过河到草地去。我们随身带上一点伏特加酒，面包和书，照加那瓦洛夫对这种旅行的说法是，我们从一清早就到“自由的空气中”。
到“玻璃厂”去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称呼这栋坐落在不远处的田地上的建筑。这是一栋石砌的三层楼的房子，屋顶已经坍塌，窗框已经变了形，有几个地窖整个夏天到处都是湿气熏人的泥泞，这栋房子呈绿灰色，一半已受损，仿佛要倒下来一般，它从田野上用它自己那些黑漆漆的，凹进去的，残损不全的窗子眺望着城市，可怜巴巴，行将就木。春讯时，这栋房子年复一年被河水冲洗，可整栋房子从窗框到地基都盖上了一层绿霉，仍旧岿然不动，四周都是水洼，挡住了时常来访的警察，—它耸立着，虽说没有窗框，却给形形色色来历不明和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了安身之处。
楼房里总有很多人，衣衫褴楼的，忍饥挨饿的，怕见阳光的，他们像猫头鹰似的生活在这栋破楼里，我和加那瓦洛夫是他们的座上客，因为他和我，从面包房出来时，总是带了又大又白的圆面包，在路上还买了一俄石伏特加酒和一盘“热菜”—肝呀，肺呀，心呀，肚呀什么的。只需花上两三个卢布我们就能请加那瓦洛夫所称的“玻璃厂的人们”美食一餐。
作为回报，他们给我们讲故事，所讲的故事中，惊心可怖，撼人心魄的真事和最朴实的谎言神奇地交织在一起。每个故事在我们眼前仿佛如一条条花边，上面多半是黑线—这是真事，色彩艳丽的线—是谎言。这种花边落进了脑海和心田，并用它那各种各样残酷的，让人心痛的画面紧压着脑子和心，压得它们发痛。“玻璃厂的人们”用他们的方式爱着我们—我时常念书给他们听，而且他们几乎总是聚精会神，若有所思地听我说书。
这些被生活所抛弃的人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使我惊讶不已，我如饥似渴地听他们的故事，加那瓦洛夫听的目的是想驳斥讲叙者的高论并且把我也拽进去争论一番。
听了一个衣着奇特，看上去不好惹的人所讲的生活和堕落的故事，—听了这种带有证明和辩护意味的故事，加那瓦洛夫若有所想地微笑着并摇了摇头。这一举动被人察觉了。
“你不信，廖沙？”讲叙者叫道。“不，我信……怎么能不相信人呢！就是你看到—他在撒谎，也得相信他，听他讲，并且尽力去理解他干吗要说谎。有时候说谎比说真话更能说明一个人……而我们对自己又有什么真话能说呢？只能是一些污言秽语……可说谎要好一些……是吗？”
“是呀，”讲故事的人赞同地说道，“可你为什么仍摇头呢？”“为什么？因为你推论得不对……你说起来好像是你的伙伴们和各式各样的路人而不是你自己导致了你整个一生。可这段时间你又上哪儿去了呢？你为什么没有力量来自控你的命运呢！结果是我们总是怨天忧人，可我们也是人呀！也就是说，我们也同样可以被人怪罪，别人妨碍了我们的生活—意味着我们同样也妨碍了别人的生活，对不对？哈，这又怎么解释呢？”
“应该建立一种无拘无束的无人妨碍的生活。”别人对加那瓦洛夫说。
“又由谁来建立生活呢？”他得意洋洋地问道，担心别人会抢先回答，又立即答道，“我们，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建立生活，建立得不好，那我们又如何建立生活呢？归根结蒂，我的弟兄们，关键全在—我们！嗯，可是显而易见，我们是些什么人……”
他遭到他人的反对，为自己辩护，可他一味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人在什么地方有负于我们，人们都是咎由自取。要他放弃这种论点的根据是极为不易的，要接受他对人们的看法也很难。一方面，他认为他们在法律上有能力建立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是如此软弱，脆弱，一无所长，只会你怨我我怨你。
大多数时间，这类争论总是从中午开始，几乎要到半夜才能作罢，然后我和加那瓦洛夫一道从“玻璃厂的人们”那儿踩着齐膝深的泥泞，摸黑回来。
有一回我们险些儿陷入这类泥坑中，还有一回我们碰上了围捕，并在警察区同２0个“玻璃厂”的各种朋友过了一夜，在警察局看来他们都是些形迹可疑的人。有时候我们不愿大放厥词，便到远处河对岸的草地上，那里有一些小湖，湖里满是春汛时游来的小鱼儿。在其中一个小湖的岸上灌木丛里我们燃起篝火，我们点起篝火，无非就是想把环境弄得美一点，我们不是念书就是探讨生活，有时加那瓦洛夫若有所思地建议道：
“马克西姆！让我们看看天空吧！”
我们仰卧着，望着我们头顶上深邃的蓝天，开始我们听到四处是树叶的沙沙声和湖水的拍击声，感觉到自己身下的大地……随后，渐渐地，蓝天仿佛在把我们吸引到它那儿，我们失去了存在的感觉，像是脱离了土地，在无边无际的空中遨游，处于一种迷迷糊糊、无忧无虑的境地，我们为了不破坏它，尽量不言语、不活动。
我们就这样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随后就回家干活，身心感到焕然一新。
加那瓦洛夫喜欢大自然，爱得那样深，无以言表。在田野或者在河边，他总是洋溢着某种安详和温柔的情绪，使他益发像个孩子。有时他凝望天边，深深地叹息说：
“啊！……真好啊！”
在这赞美声中，饱含着比许多诗人的诗句更多的含义和情感，诗人们赞美大自然，与其说是因其对大自然的无法言表的柔和的美发自内心的膜拜，倒不如说是出于保持自己作为对美有着细腻感触的声誉……
正如一切事物，诗被当成一种职业，诗也因之丧失了其神圣的质朴。
日复一日，过了两个月。我和加那瓦洛夫谈了许多，也念了很多书。我时常把《斯坚卡暴动》念给他听，他已经都能灵活自如地用自己的语言一句一句从头至尾表述这本书了。
这本书对他有时候如同一个富有魔力的神话对于一个敏锐的孩子一般。他称呼那些和他打交道的对象，用的就是书中人物的名字，而且还有一次当一个装面包的盘子从架子上掉下打坏了，他气恼地、恶狠狠地叫道：
“哎，你这个普洛佐罗夫斯基将军！”
烤得不好的面包他称之为弗洛尔卡，酵母他叫作“斯坚卡的小枕头”，而斯坚卡其人却成了所有不同凡响的、巨大的、不幸的、不成功的同义词。
在我第一天认识加那瓦洛夫那天，他叫我读她的信和回她信的那个卡皮托里娜，这段时间几乎没听他讲起过。
加那瓦洛夫寄钱给她是寄给某个叫菲利普的人，并求他到警察局去替姑娘作保，菲利普也好，姑娘也好，都杳无音讯。
突然，有一天晚上，正当我和加那瓦洛夫准备烤面包时，面包房的门开了，并从漆黑的潮湿的门廊里传来一个低低的女人的声音，这声音胆怯同时又充满热情：
“对不起……”
“找谁？”我问道，此时加那瓦洛夫把铲子搁在脚边，不好意思地扯着自己的胡子。
“面包师加那瓦洛夫在这儿干活吗？”
眼下她站在门口，吊灯的光亮正落在她的头上—头上戴着一条白毛线织的头巾。头巾下是一张圆圆的、迷人的、鼻子略为翘起的小脸蛋，面颊鼓起，丰满的红唇微笑时面颊上透出两个小酒窝。
“在这儿！”我回答她道。
“在这儿，在这儿！”忽然加那瓦洛夫高兴得大声说，他扔下铲子，大步走向女客。
“萨申卡！”她迎着他深深地出了口气。
他们互相拥抱，为此加那瓦洛夫还深深地弯下身子。
“怎么样？还好吗？来了很久吗？瞧你！自由了？太捧了！你瞧瞧？我都说过的！……现在你又有路啦！勇敢地走！”加那瓦洛夫急不可耐地向她诉说着，仍旧站在门口，双手搂着她的脖子和腰不放。
“马克西姆……你，老弟，今儿个你独自弄吧，我这就去办点娘儿们的事儿……卡芭，你在哪儿歇脚？”
“我直接来这儿找你的……”
“这儿？这儿可不成……这儿烤面包而且……怎么说也不行！我们这儿的主人是个很严格的人。得另去找个地儿过夜……好比说，去开间房。走呀！”
接着他们就走了。我留下来应付这些个面包，可别指望加那瓦洛夫会在天亮前回来，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才过了约摸三个小时他就回来了。更让我惊奇的是，原以为在他脸上会看到快乐之光，我看了他一眼，脸上有的仅仅是不快，烦闷和疲惫。
“你怎么啦？”我问道，我十分在乎我朋友的这种不正常的心绪。
“没啥……”他心灰意懒地回答，随后便一声不吭，狠狠地啐了口口水。
“到底怎么啦？”我坚持刨根问蒂。
“咋对你说好呢？”他有气无力地答道，伸直身子躺在木柜上，“终归……终归……终归是娘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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