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使用尽可能纯正的色彩，通过艺术与绘画，实现哪怕投放炸弹（如果这样做就会被送上断头台）也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事情。
莫里斯·德·弗拉芒克
他们相识之后不久的一天，马克斯·雅各布问安德烈·萨尔蒙：“你听说过拉辛JeanBaptiste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宫廷官吏。、拉封丹LaFontaine（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和布瓦洛Nicolas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官吏。吗？”
“嘿，那不就是咱们嘛！”
萨尔蒙第一次来“洗衣船”时，发现毕加索正打着赤脚在他的画室里作画。室内很暗，只有一枝蜡烛照亮。见到他来，毕加索丢下手中的活，给来人看他的最新作品。他不辞辛劳，推桌子搡椅子、翻箱倒柜地满屋子翻腾，在全部的绘画作品中寻找想给人看的作品，并且一幅一幅递给来人。而萨尔蒙呢？与雅各布、阿波利奈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为这天晚上发现了天才的创造惊叹不已。
萨尔蒙是个瘦高个子，同样抽烟斗，既写诗，也做记者。他同保尔·福尔（仍然处于萌芽状态的蒙巴那斯艺术帮的支柱性人物）创办了《诗歌和散文》杂志。萨尔蒙以其表面上的严肃和生硬掩盖了他伟大的创作天才。他的这一天赋令“猎人馆”小世界的人们佩服与欣赏。安德烈·德朗在蒙马特尔的图拉克街有一间画室。出身于比较富裕家庭的德朗离开父母为他安排好的综合工科大学的路子，也走上了攀登蒙马特尔——绘画的蜿蜒曲折的道路。由于他具有工科专业的天分，所以尽管从事了绘画，但他仍然保留有对手工活儿的强烈爱好。他喜欢从跳蚤市场买一些旧仪器回家修理或重新组装。他最喜欢用来消磨时间的活动之一是用硬纸板制造小型飞机，并且还想方设法让它们飞起来。他爱好收集旧乐器，先把它们拆散，然后再重新安装好。由于认识到自己对所在时代的文学一无所知，他废寝忘食地阅读。他作的画深沉、有条理、功底扎实。人们从他的绘画作品中，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乡村气息。从他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他高大的身材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据他的模特儿们讲，他在工作过程中，有时让她们坐在他的膝盖上，一只手勒紧她们的腰，用另一只手作画。由此可以看出，他作画时，不仅仅需要用视觉观看，而且需要通过触摸寻找感觉。
在来图拉克街定居之前，德朗生活在他出生的村庄——萨图。他正是在那里认识了老朋友弗拉芒克。弗拉芒克同他一起在塞纳河边作画的时间很长，并且把他介绍给马蒂斯。一个丑陋的怪胎——“野兽派”正式诞生于他们三人的相识之中。
一天，弗拉芒克与德朗决定他们俩将来一定要成为名人。德朗在报纸上为弗拉芒克发表一张照片，让他名扬天下。而后者将向他的竞争对手德朗施舍一顿庞大固埃式Pantagruel，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胃口很大的人物。的晚餐。弗拉芒克手中拿着“小报”，带着饭菜送到德朗家，而德朗在报纸的第三版上看到的却是一则“画家莫里斯·德·弗拉芒克”大吹特吹轻泻胶囊“Pink”的广告，他简直惊呆了。
弗拉芒克、德朗、芒更、马尔凯、卡曼，特别是马蒂斯大闹“1905年秋季艺术博览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公愤。秋季艺术博览会创办于两年前的官方画展，其宗旨是为青年艺术家展出他们的作品提供机会。秋季艺术博览会和修拉Seurat(1859—1891），法国画家，印象派，后来从印象派中分裂出来，成为新印象派。与西涅克创办的“独立派画展”分庭抗礼，唱对台戏。对官方的学院派和各种协会、联合会不满的艺术家们，即使他们的作品不被查禁，他们也同样推出此类展出。这样一来，库尔贝Courbet(1819—1877），法国画家。、德加、毕沙罗和莫奈都选择拿破仑三世特许批准使用的展馆举办“被拒绝者画展”。
马蒂斯、弗拉芒克及其同伙，在第三次“秋季艺术博览会”期间，也去展览会场从事了一些捣乱活动：带来了他们从一个木匠手中赊购的木料制作画框的油画。这些油画背离了绘画界诞生于印象派和点画派的规则。按照弗拉芒克的说法，前两个流派的绘画已经进入了停滞不前的阶段，走投无路。马蒂斯的看法是：“特别是由于画展上展出的油画都属于分色画派，所以这种展览会彻底摧毁了绘画艺术。”
这些不安分的好事之徒主张色彩至上，认为只有色彩的力量才是无穷的，因为它代表光明。马蒂斯从东比利牛斯山的科利乌尔Collioure，位于比利牛斯山下地中海边的一个渔港。写信给德朗，催促他到东比利牛斯山看看他所在的那个小山村别致无比的光线。德朗接受了邀请。两位画家在那里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德加发现了能够反过来否定阴影的光的新概念。在写给弗拉芒克的信中，他说：“为了寻求光的概念，我抛弃现有观念，服从对光的新发现。”(图10)
德朗在1905年创作的《科利乌尔风景》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新观点。马蒂斯1905年创作的《戴帽子的女人》(图11)中鲜艳的红、蓝、绿色的奇特配合，引起许多保守观众的嘲笑与愤怒。怀疑论者安德烈·纪德对这一画作的评价是：完全脱离直觉的理论“推理”。
持新观念的这些画家更接近高更派系和凡·高的表现主义派系，而不是塞尚派系。在画展中，他们那些色彩浓重、明暗对比度极强、画面粗犷的绘画作品被集中展览在一个单独的展厅里，名气不小但拒不接受现代艺术的绘画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把这些作品视为狂野的兽群，他将这个展厅戏称为“兽笼”。野兽派Sauvisme，“野兽派”或称“野兽主义”，法国现代画派之一。1905年马蒂斯等画家在巴黎举行画展，因其画法超越绘画常规，被评论家称为“野兽群”而得名。野兽派的历史很短，1907年达到顶点。他们强调绘画表现主观感受，多用大色块和线条构成夸张变形的形象，以求得“单纯化”的装饰效果。由此诞生。
三年之后，以上的那位评论家与其他一些评论家将在卡恩维莱画廊里展出的勃拉克创作的绘画作品比做立方体，于是又产生了立体主义画派。而路易·沃克塞尔却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方式的幻想者……
野兽派绘画的出现在民众中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共和国总统拒绝为画展开幕式剪彩。面对这一事件，新闻媒体分裂了。《费加罗报》说这是“把一个导致绘画界分歧的屎盆子扣到了人民大众的头上”。有关对野兽派作品的评论纷纷出笼，在此引述弗拉芒克发表在1905年11月20日《鲁昂报》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
我们走进这个丰富多彩的画展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厅，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在此，任何描述、任何介绍和任何批评都变得不可能。大厅里的所有东西——使用的材料除外——一律与绘画不沾边；没有任何形象，全部是一些蓝色、红色、黄色、绿色的花花绿绿、色彩斑斓的斑点，它们在画布上十分随意地并排展开；简直就是一个孩童拿别人送他做礼物的颜料盒子，玩耍着拼凑而成的粗俗、天真而且十分幼稚的游戏。
［摘自1943年出版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的作品《死亡肖像》］
鉴于绘画艺术已经不再从客观上表现人和自然，一时间，批评界蒙了，对眼前的作品无法作出评论，绘画批评迟迟不能展开。糟糕的是，从19世纪以来艺术家们愈来愈脱离社会现实，都用他们各自的方式重组世界。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画布上反映自然界的人或物，而是一味地寻求“表现力”，在他们的创作生活中，对艺术的追求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方面，黑非洲艺术对他们的影响不小。
在临时性地采取强烈的光线之后和彻底不讲究绘画的形式之前，画家们手中挥舞着他们那些红色不算最刺眼色彩的作品，接受了挑战。马蒂斯、德朗及弗拉芒克受到了猛烈抨击（挨了一千枝投枪）。比德朗更穷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为加重色彩的明暗对比度，有时需要砸烂颜料管，充分利用其中剩余的颜料方可做到。他作画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完全凭借本能和突然的灵机一动。久而久之，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某种凶猛和暴烈，而他的伙伴们却相反，开始在这方面一点一点地约束自己。在德朗逐渐走上同其他官方的艺术流派及学院派相同或相近的道路之后，弗拉芒克同他断绝了来往。
弗拉芒克，红褐色头发，一张固执的面孔上带着天真单纯的目光，性格有时很开朗，高兴时又喊又叫、开怀大笑，吃起饭来狼吞虎咽。他不仅对各种官方流派、学院派十分反感，而且对博物馆、墓地和教堂中的艺术也毫无兴趣。他承认，的确是无政府主义一步一步地引导他发展成为野兽派。
这样一来，我为重新创建一个感性、生动活泼和自由的世界而摧毁一切老套路、抛弃“盲目顺从”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摘自1943年出版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的作品《死亡肖像》］
然而，他的结论是：他也仅仅是从事过绘画创作，野兽派最优秀的代表是拉瓦肖尔FrancoisClaudiusRavachol（1859—1892），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制造过数起谋杀事件。在被绞死之后，他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性人物……
弗拉芒克有不少见解，这只是其中之一。他在表述自己的意见时，总是慷慨激昂。他的朋友们总是赞同他的观点。乔治·夏朗索尔说过：有一天，沃拉尔德在他家吃午饭。他看见画家七岁的女儿在餐桌上点燃一枝烟时，顿时大失胃口。他客气地向她指出，在这个年龄吸烟不好。这个很不听话的小女孩儿转身对画商说：“你管得着嘛，老家伙？”［摘自乔治·夏朗索尔的《两岸》。］
弗拉芒克不是真正喜欢蒙马特尔。他时而去那里，也只是为了与他的伙伴们一起吃晚饭。天快亮时，他步行回到巴黎郊区的家。遇到毕加索的那个时期，他设法找些临时办法养活妻子和三个女儿。他从事自行车、划船等体育运动，或者在茨冈乐队拉小提琴。为了几个法郎，他曾经在集市上与别人串通行骗，同膀大腰圆的人打架。在第二回合结束之前，他就被对方打翻在地了。后来，他认为写作需要的物质材料比绘画少，于是就开始写作。他写了几本标题令人浮想联翩的小说：《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和《穿红短裤的生活》，之后，开始写回忆录。
当他首次成功地向独立派人士出售了他的绘画作品时，他相信命运之神终于朝他微笑了。后来经过了解，他发现其恩人来自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他买走了他觉得最难看的两幅画是为了送给他的女婿，第一幅的签名是弗拉芒克，而第二幅的签名是德朗。
野兽派的第三位代表人物是强壮结实的乔治·勃拉克。乔治·勃拉克是诺曼底人，出生在阿尔让特伊。他的祖父、父亲开了一家建筑涂料企业，两人都是业余画家。勃拉克在勒阿弗尔的美术学校学过绘画。在那里，他也同一位装饰画家一起工作过。1900年，他来到蒙马特尔，接着放弃了他父亲的绘画路子，投身于专业绘画道路。他住在三兄弟街。1904年，在距离“洗衣船”不远的奥塞尔街买了一间画室。他直到1907年才认识了毕加索，比其他所有人都晚。
勃拉克，大高个儿，体格健壮，肌肉发达，结实而有力量，浓密的头发带着自然卷，走起路来像只大胖熊。勃拉克颇招姑娘们喜爱，他常同她们在加莱特的红磨坊跳舞。当他乘马车跨越塞纳河去左岸时，他常常登上马车的顶层，边拉着手风琴边放声歌唱。
勃拉克十分容易辨认。他通常只穿蓝色工作服、金丝雀黄鞋子，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有几个月，蒙马特尔野兽派的画家们都戴上了同样的帽子。他一次共买了一百来顶这种帽子送给朋友。
1905年，荷兰人凡·东根住进了“猎人馆”。他与勃拉克同样健壮，红头发，大胡子。他什么职业都干过：街头卖报、粉刷房屋、杂务工、集市保安……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卖过讽刺画《黄油碟》及其他色情、淫秽画或者被查禁的只能藏在大衣里销售的印刷品。他是“洗衣船”的居民中少数几个画过蒙马特尔生活的画家之一。他创作的特点是，只从在蒙马特尔的马路边、加莱特广场的店铺里的妓女们中间或者加莱特红磨坊的舞女们中间寻觅他作画的模特儿。而其他画家虽然也是“洗衣船”的居民，却对凡·东根、维莱特、郁特里罗、布尔波特、图鲁兹·劳特累克的这一创作源泉不屑一顾。(图12)
凡·东根与蒙马特尔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但作画时却更像法国人。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远离现代绘画运动的大动荡（因为他反对一切艺术理论，他拒不参加在毕加索家里的晚上聚会），但他经常出现在上流社会妇女云集的巴黎沙龙。这些妇女都梦想能够让这位巨人给自己画一幅佩戴着珍珠、耳环的画像。不久以后，他在位于巴黎市内的当费尔-罗什罗街画室，组织了一些规模宏大的联谊活动。
安德烈·萨尔蒙批评别人时总毫不留情。他评论凡·东根绘画的色彩过重，并说凡·东根很可能把手中的调色板与模特儿的化妆盒子搞混了。毕加索不久以后便离开了凡·东根，或者因为凡·东根认为在老家多维尔的生活比任何地方都舒适，使其很快就成为上流社会画家，或者毕加索永远不能原谅东根为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画过数幅肖像，而且在作画期间他们两个还做过爱。（费尔南德自我辩护说毕加索也为其他许多女人画过像，她之所以要凡·东根为她画像是为了报复……）
凡·东根在“洗衣船”的生活也曾经十分贫困，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后来他永远不愿意再回那个地方去。那时，他与妻子、女儿一起住在画室里。他的妻子贵丝是个素食主义者，家里天天只吃菠菜；他家里的人都很好客；屋里太小，除了床外，还有几个画架和一张桌子；旁边邻居家的嘈杂声；室内，夏天酷热难忍，冬天结霜；衣袋内仅有的几个苏也只够勉强养活孩子。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和安德烈·萨尔蒙曾经多次凑份子，到最近的药店为他的孩子买爽身粉。等到襁褓中的女儿多莉吃饱终于睡着了，凡·东根夫妇数数剩余的钱，看他们能否吃点什么。但结论经常是：不能。
沃拉尔德买了他的几幅画后，凡·东根用他付给的钱，把家搬到拉马尔克街的一所公寓套房内，同时也为自己租了一间房子做画室。从此，他家与菠菜绝交了，人们在蒙马特尔山上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他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巴黎市区的王宫方向，开始有了下馆子吃带沙司的菜肴和带血的肉的习惯。饭馆的老板乘机在餐馆外四周墙上贴出大量的促销广告，自豪地打出“画家在此用餐”的招牌。
在何处能见到凡·东根把食物放入口中、嚼碎、消化它，并且吸烟呢？
请速到好孩子街10号
儒尔丹餐馆
胡安·格里斯在巴黎也是拖家带口。他于1906年来到“洗衣船”，住进了凡·东根腾空的房子。格里斯是一位年仅19岁的年轻人，面色晦暗，黑头发，黑眼睛。他在巴黎最好的朋友卡恩维莱后来描绘他时说：“一只生气勃勃的小狗，好心，多情，但有点笨手笨脚。”［摘自1946年出版的卡恩维莱的著作《胡安·格里斯》］
与其他人相同，格里斯也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一直在向一些画报社出售素描画，直至有一天克洛维·萨高特买了他的一批绘画作品，才算结束了一家人朝不保夕的拮据日子。在画室的墙壁上，他用炭笔写了许多数字，记录他在蒙马特尔山上的各家商店赊购物品的数量。一旦他收回一笔钱，立即要求勒韦迪结算一下，尽早清还一些债务。
格里斯住在“洗衣船”，但他逃避“机灵兔”嘈杂混乱的混沌生活。他很少喝酒，只喝咖啡。人们经常遇见他一个人情绪低沉、萎靡不振地蹲在“猎人馆”的过道里，用左手抚摩着其同胞家的小狗，看它是否咬他，右手仍然在继续作画。
毕加索对胡安·格里斯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嫉妒。他对热尔特律德·斯坦和格里斯之间的友谊、对卡恩维莱与格里斯之间的友谊一律耿耿于怀。在20年代，佳吉列夫Diaghilev（1872—1929），俄罗斯的芭蕾舞戏剧家。同格里斯签订了为他的新编芭蕾舞剧制作服装与布景的合同。接着他又出尔反尔，撕毁合同，将订货合同给了毕加索。这件事为这两位画家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除格里斯的独立性和他也是西班牙人之外，老大（毕加索）对小弟（格里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再次证明毕加索一心想成为他的同伙中的老大，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只服从他一个人，任何人不得闹独立。
格里斯在“洗衣船”住了十五年。在他的生活中，有过两个女人对他至关重要：1913年认识的约瑟特和他儿子的母亲。天气好，阳光充足时，他用襁褓布把儿子吊在窗户框上晒太阳。毕加索十分喜爱凡·东根的小女儿，也同样喜爱格里斯的这个孩子。
格里斯在40岁时死于白血病。在医治过程中，医生将白血病误诊为结核病。他死得很惨。那时他住在布洛涅，在卡恩维莱家的附近。卡恩维莱在他的花园里，常常清晰地听到他的朋友痛苦的呻吟和惨叫声。
得知其同胞去世的消息之后，毕加索很伤感。热尔特律德·斯坦非常气愤，严厉地训斥道：“请收起你那些迟到的眼泪吧！”……认为他不该在格里斯生前嫉恨他，死后才表现出假惺惺的痛苦。
在居住在“洗衣船”的画家们当中，格里斯是最不接近毕加索帮的人。其他人吃、住、活动都在一起，甚至衣服都可以换着穿。
星期天，这帮人到圣皮埃尔市场选购相同的衣服。他们一起在蒙马特尔大街上溜达时，简直成为街头一景，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
由于严格执行他们那个画派的绘画规则，德朗连服装都换成了野兽派画的色彩：绿色套装、红色坎肩、黄色鞋子、带黑褐色格子的白色大衣，这一切均为直接从英国进口；再晚些时候，他们的装饰稍微朴素一些，全部为蓝色：工作时穿蓝色工作服，为了外出活动时有套干净衣服，全蓝色套装按照干净程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衣柜内。
弗拉芒克也是萨图学校的弟子，穿着格粗花呢外衣，瓜皮帽上带有一根松雉鸟羽毛和一条木质的多色领带。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对这种领带的双重用途十分欣赏：受到打击时可以当警棍，反过来，可以弹响绷紧固定上面的猫肠子，当小提琴用。
应邀赴晚宴时，由于知道别人期望着他与众不同，马克斯·雅各布总是着意地精心打扮一番。他把自己装扮成魔术师：真丝披风、折叠高顶礼帽和单片眼镜。
安德烈·瓦尔诺穿一件丝绒披风，弗朗西斯·卡尔科戴雪白手套（这样的手套他有四打），马克·奥尔朗着彩色毛衣，穿自行车运动员的袜子。在蒙马特尔街上溜达时，身后紧跟着他的短腿猎犬。
毕加索为生产锌制品的工人选择的是蓝色工作服、草底帆布鞋、一顶帽子，以及同样是在圣皮埃尔市场上买的带白点的大红棉布衬衣。他曾经试图留胡须（在他于1906年画的《蓝色自画像》中，他留有胡须），很快又全部剃光。最后，他对画家们疯狂的表现欲十分反感。正是这一原因，当他放弃神话般的蓝色时期的时候，批评莫迪利阿尼以及他在各方面都走极端的不良言行。然而，在“洗衣船”时期，意大利画家的衣服整齐干净人所共知，同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有着相同的服饰习惯，从不穿奇装异服。
拉维尼昂的画家们，穿着这些离奇古怪、变化多端的服装，从事着超现实主义的活动：他们一边顺着街道往下跑，一边喊叫：“兰波万岁！打倒拉福格PaulLaforgue（1842—1911），法国政治家。！”他们的行为有时酿成事端，最后总是以斗殴结束。一天，他们已经过了塞纳河，又返回到艺术桥上。为了表现自己力气大，德朗扭弯了河岸陡坡的护栏。接着，他及妻子都投身到又打又骂的混战当中，直至宪兵队将他逮住。整个事件以全部警察出动作为结束。
乱世出英雄，一切混乱都是学习的好机会。对于非官方的艺术来说尤其是这样。超现实主义者们喜欢这些可诅咒的诗人。与在戏院里的层层叠叠的座椅上看戏相比，他们更喜欢到加莱特红磨坊去跳舞。花四个苏，就可以跳整整一个下午的四对舞和波尔卡舞，既温暖了脚板，也温暖了心房。不久，他们发现了非洲艺术的奇特形式。在此期间，毕加索帮的艺术家们都走下蒙马特尔山，到巴黎街头为另外一些艺术家——拳击手和街头卖艺的艺人，鼓掌加油。这些人同蒙马特尔山上的艺术家们一样，也是一些彻底抛弃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的人。
巴黎的盛宴莫里斯·德·弗拉芒克
他们相识之后不久的一天，马克斯·雅各布问安德烈·萨尔蒙：“你听说过拉辛JeanBaptiste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宫廷官吏。、拉封丹LaFontaine（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和布瓦洛Nicolas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官吏。吗？”
“嘿，那不就是咱们嘛！”
萨尔蒙第一次来“洗衣船”时，发现毕加索正打着赤脚在他的画室里作画。室内很暗，只有一枝蜡烛照亮。见到他来，毕加索丢下手中的活，给来人看他的最新作品。他不辞辛劳，推桌子搡椅子、翻箱倒柜地满屋子翻腾，在全部的绘画作品中寻找想给人看的作品，并且一幅一幅递给来人。而萨尔蒙呢？与雅各布、阿波利奈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为这天晚上发现了天才的创造惊叹不已。
萨尔蒙是个瘦高个子，同样抽烟斗，既写诗，也做记者。他同保尔·福尔（仍然处于萌芽状态的蒙巴那斯艺术帮的支柱性人物）创办了《诗歌和散文》杂志。萨尔蒙以其表面上的严肃和生硬掩盖了他伟大的创作天才。他的这一天赋令“猎人馆”小世界的人们佩服与欣赏。安德烈·德朗在蒙马特尔的图拉克街有一间画室。出身于比较富裕家庭的德朗离开父母为他安排好的综合工科大学的路子，也走上了攀登蒙马特尔——绘画的蜿蜒曲折的道路。由于他具有工科专业的天分，所以尽管从事了绘画，但他仍然保留有对手工活儿的强烈爱好。他喜欢从跳蚤市场买一些旧仪器回家修理或重新组装。他最喜欢用来消磨时间的活动之一是用硬纸板制造小型飞机，并且还想方设法让它们飞起来。他爱好收集旧乐器，先把它们拆散，然后再重新安装好。由于认识到自己对所在时代的文学一无所知，他废寝忘食地阅读。他作的画深沉、有条理、功底扎实。人们从他的绘画作品中，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乡村气息。从他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他高大的身材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据他的模特儿们讲，他在工作过程中，有时让她们坐在他的膝盖上，一只手勒紧她们的腰，用另一只手作画。由此可以看出，他作画时，不仅仅需要用视觉观看，而且需要通过触摸寻找感觉。
在来图拉克街定居之前，德朗生活在他出生的村庄——萨图。他正是在那里认识了老朋友弗拉芒克。弗拉芒克同他一起在塞纳河边作画的时间很长，并且把他介绍给马蒂斯。一个丑陋的怪胎——“野兽派”正式诞生于他们三人的相识之中。
一天，弗拉芒克与德朗决定他们俩将来一定要成为名人。德朗在报纸上为弗拉芒克发表一张照片，让他名扬天下。而后者将向他的竞争对手德朗施舍一顿庞大固埃式Pantagruel，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胃口很大的人物。的晚餐。弗拉芒克手中拿着“小报”，带着饭菜送到德朗家，而德朗在报纸的第三版上看到的却是一则“画家莫里斯·德·弗拉芒克”大吹特吹轻泻胶囊“Pink”的广告，他简直惊呆了。
弗拉芒克、德朗、芒更、马尔凯、卡曼，特别是马蒂斯大闹“1905年秋季艺术博览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公愤。秋季艺术博览会创办于两年前的官方画展，其宗旨是为青年艺术家展出他们的作品提供机会。秋季艺术博览会和修拉Seurat(1859—1891），法国画家，印象派，后来从印象派中分裂出来，成为新印象派。与西涅克创办的“独立派画展”分庭抗礼，唱对台戏。对官方的学院派和各种协会、联合会不满的艺术家们，即使他们的作品不被查禁，他们也同样推出此类展出。这样一来，库尔贝Courbet(1819—1877），法国画家。、德加、毕沙罗和莫奈都选择拿破仑三世特许批准使用的展馆举办“被拒绝者画展”。
马蒂斯、弗拉芒克及其同伙，在第三次“秋季艺术博览会”期间，也去展览会场从事了一些捣乱活动：带来了他们从一个木匠手中赊购的木料制作画框的油画。这些油画背离了绘画界诞生于印象派和点画派的规则。按照弗拉芒克的说法，前两个流派的绘画已经进入了停滞不前的阶段，走投无路。马蒂斯的看法是：“特别是由于画展上展出的油画都属于分色画派，所以这种展览会彻底摧毁了绘画艺术。”
这些不安分的好事之徒主张色彩至上，认为只有色彩的力量才是无穷的，因为它代表光明。马蒂斯从东比利牛斯山的科利乌尔Collioure，位于比利牛斯山下地中海边的一个渔港。写信给德朗，催促他到东比利牛斯山看看他所在的那个小山村别致无比的光线。德朗接受了邀请。两位画家在那里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德加发现了能够反过来否定阴影的光的新概念。在写给弗拉芒克的信中，他说：“为了寻求光的概念，我抛弃现有观念，服从对光的新发现。”(图10)
德朗在1905年创作的《科利乌尔风景》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新观点。马蒂斯1905年创作的《戴帽子的女人》(图11)中鲜艳的红、蓝、绿色的奇特配合，引起许多保守观众的嘲笑与愤怒。怀疑论者安德烈·纪德对这一画作的评价是：完全脱离直觉的理论“推理”。
持新观念的这些画家更接近高更派系和凡·高的表现主义派系，而不是塞尚派系。在画展中，他们那些色彩浓重、明暗对比度极强、画面粗犷的绘画作品被集中展览在一个单独的展厅里，名气不小但拒不接受现代艺术的绘画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把这些作品视为狂野的兽群，他将这个展厅戏称为“兽笼”。野兽派Sauvisme，“野兽派”或称“野兽主义”，法国现代画派之一。1905年马蒂斯等画家在巴黎举行画展，因其画法超越绘画常规，被评论家称为“野兽群”而得名。野兽派的历史很短，1907年达到顶点。他们强调绘画表现主观感受，多用大色块和线条构成夸张变形的形象，以求得“单纯化”的装饰效果。由此诞生。
三年之后，以上的那位评论家与其他一些评论家将在卡恩维莱画廊里展出的勃拉克创作的绘画作品比做立方体，于是又产生了立体主义画派。而路易·沃克塞尔却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方式的幻想者……
野兽派绘画的出现在民众中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共和国总统拒绝为画展开幕式剪彩。面对这一事件，新闻媒体分裂了。《费加罗报》说这是“把一个导致绘画界分歧的屎盆子扣到了人民大众的头上”。有关对野兽派作品的评论纷纷出笼，在此引述弗拉芒克发表在1905年11月20日《鲁昂报》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
我们走进这个丰富多彩的画展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厅，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在此，任何描述、任何介绍和任何批评都变得不可能。大厅里的所有东西——使用的材料除外——一律与绘画不沾边；没有任何形象，全部是一些蓝色、红色、黄色、绿色的花花绿绿、色彩斑斓的斑点，它们在画布上十分随意地并排展开；简直就是一个孩童拿别人送他做礼物的颜料盒子，玩耍着拼凑而成的粗俗、天真而且十分幼稚的游戏。
［摘自1943年出版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的作品《死亡肖像》］
鉴于绘画艺术已经不再从客观上表现人和自然，一时间，批评界蒙了，对眼前的作品无法作出评论，绘画批评迟迟不能展开。糟糕的是，从19世纪以来艺术家们愈来愈脱离社会现实，都用他们各自的方式重组世界。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画布上反映自然界的人或物，而是一味地寻求“表现力”，在他们的创作生活中，对艺术的追求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方面，黑非洲艺术对他们的影响不小。
在临时性地采取强烈的光线之后和彻底不讲究绘画的形式之前，画家们手中挥舞着他们那些红色不算最刺眼色彩的作品，接受了挑战。马蒂斯、德朗及弗拉芒克受到了猛烈抨击（挨了一千枝投枪）。比德朗更穷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为加重色彩的明暗对比度，有时需要砸烂颜料管，充分利用其中剩余的颜料方可做到。他作画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完全凭借本能和突然的灵机一动。久而久之，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某种凶猛和暴烈，而他的伙伴们却相反，开始在这方面一点一点地约束自己。在德朗逐渐走上同其他官方的艺术流派及学院派相同或相近的道路之后，弗拉芒克同他断绝了来往。
弗拉芒克，红褐色头发，一张固执的面孔上带着天真单纯的目光，性格有时很开朗，高兴时又喊又叫、开怀大笑，吃起饭来狼吞虎咽。他不仅对各种官方流派、学院派十分反感，而且对博物馆、墓地和教堂中的艺术也毫无兴趣。他承认，的确是无政府主义一步一步地引导他发展成为野兽派。
这样一来，我为重新创建一个感性、生动活泼和自由的世界而摧毁一切老套路、抛弃“盲目顺从”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摘自1943年出版的莫里斯·德·弗拉芒克的作品《死亡肖像》］
然而，他的结论是：他也仅仅是从事过绘画创作，野兽派最优秀的代表是拉瓦肖尔FrancoisClaudiusRavachol（1859—1892），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制造过数起谋杀事件。在被绞死之后，他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性人物……
弗拉芒克有不少见解，这只是其中之一。他在表述自己的意见时，总是慷慨激昂。他的朋友们总是赞同他的观点。乔治·夏朗索尔说过：有一天，沃拉尔德在他家吃午饭。他看见画家七岁的女儿在餐桌上点燃一枝烟时，顿时大失胃口。他客气地向她指出，在这个年龄吸烟不好。这个很不听话的小女孩儿转身对画商说：“你管得着嘛，老家伙？”［摘自乔治·夏朗索尔的《两岸》。］
弗拉芒克不是真正喜欢蒙马特尔。他时而去那里，也只是为了与他的伙伴们一起吃晚饭。天快亮时，他步行回到巴黎郊区的家。遇到毕加索的那个时期，他设法找些临时办法养活妻子和三个女儿。他从事自行车、划船等体育运动，或者在茨冈乐队拉小提琴。为了几个法郎，他曾经在集市上与别人串通行骗，同膀大腰圆的人打架。在第二回合结束之前，他就被对方打翻在地了。后来，他认为写作需要的物质材料比绘画少，于是就开始写作。他写了几本标题令人浮想联翩的小说：《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和《穿红短裤的生活》，之后，开始写回忆录。
当他首次成功地向独立派人士出售了他的绘画作品时，他相信命运之神终于朝他微笑了。后来经过了解，他发现其恩人来自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他买走了他觉得最难看的两幅画是为了送给他的女婿，第一幅的签名是弗拉芒克，而第二幅的签名是德朗。
野兽派的第三位代表人物是强壮结实的乔治·勃拉克。乔治·勃拉克是诺曼底人，出生在阿尔让特伊。他的祖父、父亲开了一家建筑涂料企业，两人都是业余画家。勃拉克在勒阿弗尔的美术学校学过绘画。在那里，他也同一位装饰画家一起工作过。1900年，他来到蒙马特尔，接着放弃了他父亲的绘画路子，投身于专业绘画道路。他住在三兄弟街。1904年，在距离“洗衣船”不远的奥塞尔街买了一间画室。他直到1907年才认识了毕加索，比其他所有人都晚。
勃拉克，大高个儿，体格健壮，肌肉发达，结实而有力量，浓密的头发带着自然卷，走起路来像只大胖熊。勃拉克颇招姑娘们喜爱，他常同她们在加莱特的红磨坊跳舞。当他乘马车跨越塞纳河去左岸时，他常常登上马车的顶层，边拉着手风琴边放声歌唱。
勃拉克十分容易辨认。他通常只穿蓝色工作服、金丝雀黄鞋子，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有几个月，蒙马特尔野兽派的画家们都戴上了同样的帽子。他一次共买了一百来顶这种帽子送给朋友。
1905年，荷兰人凡·东根住进了“猎人馆”。他与勃拉克同样健壮，红头发，大胡子。他什么职业都干过：街头卖报、粉刷房屋、杂务工、集市保安……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卖过讽刺画《黄油碟》及其他色情、淫秽画或者被查禁的只能藏在大衣里销售的印刷品。他是“洗衣船”的居民中少数几个画过蒙马特尔生活的画家之一。他创作的特点是，只从在蒙马特尔的马路边、加莱特广场的店铺里的妓女们中间或者加莱特红磨坊的舞女们中间寻觅他作画的模特儿。而其他画家虽然也是“洗衣船”的居民，却对凡·东根、维莱特、郁特里罗、布尔波特、图鲁兹·劳特累克的这一创作源泉不屑一顾。(图12)
凡·东根与蒙马特尔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但作画时却更像法国人。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远离现代绘画运动的大动荡（因为他反对一切艺术理论，他拒不参加在毕加索家里的晚上聚会），但他经常出现在上流社会妇女云集的巴黎沙龙。这些妇女都梦想能够让这位巨人给自己画一幅佩戴着珍珠、耳环的画像。不久以后，他在位于巴黎市内的当费尔-罗什罗街画室，组织了一些规模宏大的联谊活动。
安德烈·萨尔蒙批评别人时总毫不留情。他评论凡·东根绘画的色彩过重，并说凡·东根很可能把手中的调色板与模特儿的化妆盒子搞混了。毕加索不久以后便离开了凡·东根，或者因为凡·东根认为在老家多维尔的生活比任何地方都舒适，使其很快就成为上流社会画家，或者毕加索永远不能原谅东根为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画过数幅肖像，而且在作画期间他们两个还做过爱。（费尔南德自我辩护说毕加索也为其他许多女人画过像，她之所以要凡·东根为她画像是为了报复……）
凡·东根在“洗衣船”的生活也曾经十分贫困，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后来他永远不愿意再回那个地方去。那时，他与妻子、女儿一起住在画室里。他的妻子贵丝是个素食主义者，家里天天只吃菠菜；他家里的人都很好客；屋里太小，除了床外，还有几个画架和一张桌子；旁边邻居家的嘈杂声；室内，夏天酷热难忍，冬天结霜；衣袋内仅有的几个苏也只够勉强养活孩子。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和安德烈·萨尔蒙曾经多次凑份子，到最近的药店为他的孩子买爽身粉。等到襁褓中的女儿多莉吃饱终于睡着了，凡·东根夫妇数数剩余的钱，看他们能否吃点什么。但结论经常是：不能。
沃拉尔德买了他的几幅画后，凡·东根用他付给的钱，把家搬到拉马尔克街的一所公寓套房内，同时也为自己租了一间房子做画室。从此，他家与菠菜绝交了，人们在蒙马特尔山上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他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巴黎市区的王宫方向，开始有了下馆子吃带沙司的菜肴和带血的肉的习惯。饭馆的老板乘机在餐馆外四周墙上贴出大量的促销广告，自豪地打出“画家在此用餐”的招牌。
在何处能见到凡·东根把食物放入口中、嚼碎、消化它，并且吸烟呢？
请速到好孩子街10号
儒尔丹餐馆
胡安·格里斯在巴黎也是拖家带口。他于1906年来到“洗衣船”，住进了凡·东根腾空的房子。格里斯是一位年仅19岁的年轻人，面色晦暗，黑头发，黑眼睛。他在巴黎最好的朋友卡恩维莱后来描绘他时说：“一只生气勃勃的小狗，好心，多情，但有点笨手笨脚。”［摘自1946年出版的卡恩维莱的著作《胡安·格里斯》］
与其他人相同，格里斯也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一直在向一些画报社出售素描画，直至有一天克洛维·萨高特买了他的一批绘画作品，才算结束了一家人朝不保夕的拮据日子。在画室的墙壁上，他用炭笔写了许多数字，记录他在蒙马特尔山上的各家商店赊购物品的数量。一旦他收回一笔钱，立即要求勒韦迪结算一下，尽早清还一些债务。
格里斯住在“洗衣船”，但他逃避“机灵兔”嘈杂混乱的混沌生活。他很少喝酒，只喝咖啡。人们经常遇见他一个人情绪低沉、萎靡不振地蹲在“猎人馆”的过道里，用左手抚摩着其同胞家的小狗，看它是否咬他，右手仍然在继续作画。
毕加索对胡安·格里斯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嫉妒。他对热尔特律德·斯坦和格里斯之间的友谊、对卡恩维莱与格里斯之间的友谊一律耿耿于怀。在20年代，佳吉列夫Diaghilev（1872—1929），俄罗斯的芭蕾舞戏剧家。同格里斯签订了为他的新编芭蕾舞剧制作服装与布景的合同。接着他又出尔反尔，撕毁合同，将订货合同给了毕加索。这件事为这两位画家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除格里斯的独立性和他也是西班牙人之外，老大（毕加索）对小弟（格里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再次证明毕加索一心想成为他的同伙中的老大，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只服从他一个人，任何人不得闹独立。
格里斯在“洗衣船”住了十五年。在他的生活中，有过两个女人对他至关重要：1913年认识的约瑟特和他儿子的母亲。天气好，阳光充足时，他用襁褓布把儿子吊在窗户框上晒太阳。毕加索十分喜爱凡·东根的小女儿，也同样喜爱格里斯的这个孩子。
格里斯在40岁时死于白血病。在医治过程中，医生将白血病误诊为结核病。他死得很惨。那时他住在布洛涅，在卡恩维莱家的附近。卡恩维莱在他的花园里，常常清晰地听到他的朋友痛苦的呻吟和惨叫声。
得知其同胞去世的消息之后，毕加索很伤感。热尔特律德·斯坦非常气愤，严厉地训斥道：“请收起你那些迟到的眼泪吧！”……认为他不该在格里斯生前嫉恨他，死后才表现出假惺惺的痛苦。
在居住在“洗衣船”的画家们当中，格里斯是最不接近毕加索帮的人。其他人吃、住、活动都在一起，甚至衣服都可以换着穿。
星期天，这帮人到圣皮埃尔市场选购相同的衣服。他们一起在蒙马特尔大街上溜达时，简直成为街头一景，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
由于严格执行他们那个画派的绘画规则，德朗连服装都换成了野兽派画的色彩：绿色套装、红色坎肩、黄色鞋子、带黑褐色格子的白色大衣，这一切均为直接从英国进口；再晚些时候，他们的装饰稍微朴素一些，全部为蓝色：工作时穿蓝色工作服，为了外出活动时有套干净衣服，全蓝色套装按照干净程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衣柜内。
弗拉芒克也是萨图学校的弟子，穿着格粗花呢外衣，瓜皮帽上带有一根松雉鸟羽毛和一条木质的多色领带。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对这种领带的双重用途十分欣赏：受到打击时可以当警棍，反过来，可以弹响绷紧固定上面的猫肠子，当小提琴用。
应邀赴晚宴时，由于知道别人期望着他与众不同，马克斯·雅各布总是着意地精心打扮一番。他把自己装扮成魔术师：真丝披风、折叠高顶礼帽和单片眼镜。
安德烈·瓦尔诺穿一件丝绒披风，弗朗西斯·卡尔科戴雪白手套（这样的手套他有四打），马克·奥尔朗着彩色毛衣，穿自行车运动员的袜子。在蒙马特尔街上溜达时，身后紧跟着他的短腿猎犬。
毕加索为生产锌制品的工人选择的是蓝色工作服、草底帆布鞋、一顶帽子，以及同样是在圣皮埃尔市场上买的带白点的大红棉布衬衣。他曾经试图留胡须（在他于1906年画的《蓝色自画像》中，他留有胡须），很快又全部剃光。最后，他对画家们疯狂的表现欲十分反感。正是这一原因，当他放弃神话般的蓝色时期的时候，批评莫迪利阿尼以及他在各方面都走极端的不良言行。然而，在“洗衣船”时期，意大利画家的衣服整齐干净人所共知，同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有着相同的服饰习惯，从不穿奇装异服。
拉维尼昂的画家们，穿着这些离奇古怪、变化多端的服装，从事着超现实主义的活动：他们一边顺着街道往下跑，一边喊叫：“兰波万岁！打倒拉福格PaulLaforgue（1842—1911），法国政治家。！”他们的行为有时酿成事端，最后总是以斗殴结束。一天，他们已经过了塞纳河，又返回到艺术桥上。为了表现自己力气大，德朗扭弯了河岸陡坡的护栏。接着，他及妻子都投身到又打又骂的混战当中，直至宪兵队将他逮住。整个事件以全部警察出动作为结束。
乱世出英雄，一切混乱都是学习的好机会。对于非官方的艺术来说尤其是这样。超现实主义者们喜欢这些可诅咒的诗人。与在戏院里的层层叠叠的座椅上看戏相比，他们更喜欢到加莱特红磨坊去跳舞。花四个苏，就可以跳整整一个下午的四对舞和波尔卡舞，既温暖了脚板，也温暖了心房。不久，他们发现了非洲艺术的奇特形式。在此期间，毕加索帮的艺术家们都走下蒙马特尔山，到巴黎街头为另外一些艺术家——拳击手和街头卖艺的艺人，鼓掌加油。这些人同蒙马特尔山上的艺术家们一样，也是一些彻底抛弃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