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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哦，她跟我说过，他对她很不好。”

这有点使我吃惊。“他对她不好？”

“是的。他不给安打电话，而且经常和别的女人幽会。只有在他需要安的时候才去找安。”

这倒有些不合情理了。连我都爱上了安·坎贝尔，为什么别的男人不像哈巴狗那样跟在她后面转呢？我对穆尔上校说：“她为什么要忍受呢？我是说，她……讨人喜欢，又很有魅力……”是的，她有惊人之美，又很性感，她的玉体可以让男人为之卖命，为之杀人。

穆尔笑了笑，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这人使我很不自在。他说：“有那么一种人——说这方面的事我就外行了：安·坎贝尔喜欢那些很厉害的男人。凡对她比较礼貌、殷勤的男人，她都觉得很不够味儿，因而鄙视他们。恐怕大多数男人都是如此。对她有吸引力的是些对她很凶的男人，简直就是虐待狂。韦斯·亚德利就属于这一类。他像他父亲一样，也是米德兰的警察，是当地有名的花花公子。他有很多女朋友。我想，他长得很英俊，颇有南方白人绅士的魅力，而且身体也很健壮。‘流氓’或‘恶棍’可能是描写他的最合适的词汇。”

我还是理解不了，又问穆尔：“安·坎贝尔竟然和他交往了两年？”

“断断续续地。”

辛西娅说：“安·坎贝尔上尉把这些都告诉你了？”

“是的。”

“是因为工作需要吗？”

他意识到了辛西娅的话中有话，点了点头说：“是的，我是她的医生。”

辛西娅对穆尔说：“这么说，你几乎了解安·坎贝尔的一切。”

“我想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请你帮我们进行一下心理分析。”

“帮助你们？你们连表面的东西都抓不住，森希尔小姐。”

我对他说：“我们需要你提供每次和她谈话的记录。”

“我从来没做过什么记录，那是我们约定了的。”

辛西娅说：“你是会帮助我们的，是不是？”

“为什么？她已经死了。”

辛西娅回答说：“有时候心理分析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凶手的心理状态。我想你知道这一点。”

“听说过。我对犯罪心理学所知甚少。如果你想听我的意见，那不过是一堆废话而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疯狂的犯罪的心理，只不过大多数人都有个很好的控制系统而已。这个控制系统可能是内在的，也可能是外部的。一旦丧失了这一系统，就会成为凶手。我在越南就见过正常的人残杀婴儿。”

一时间，我们3人各怀心事坐在那儿，谁也不说话。

最后还是辛西娅打破了僵局：“我们还是希望你作为安的知心朋友能告诉我们关于她的一切情况，她的朋友、敌人，还有她的内心世界。”

“看来我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是的。”辛西娅肯定地告诉他，“即使你不热心，我们还是希望你主动合作。你一定也希望能看到杀害安的凶手受到公正的判决。”

“我想看到杀害她的凶手被抓住，是因为我很好奇，想知道他究竟是谁。至于公正嘛，我敢肯定凶手本人认为他所做的才是公正的。”

辛西娅问穆尔上校：“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像安·坎贝尔这样的一个女人被人在她父亲眼皮底下奸杀，这不能不说明一个问题。肯定是有人对她或对她的父亲，或是对二者都不满，也可能是出于正当的理由，至少在凶手看来是正当的理由。”他站起身，说：“我很难过，觉得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因为她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工作了。所以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我和辛西娅也站了起来。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个上校。我说：“我明天再找你谈。明天别安排得太紧，上校。你很让我感兴趣。”

他走了。我们两人坐了下来。

饭端上来了。我开始吃我的乳酪饼。

辛西娅说：“我不愿这么说，但安可能是性虐待狂，对那些垂涎她美貌的男人进行精神折磨，以满足她的这种性虐待狂的欲望。同时她又愿受男人虐待，她喜欢熟悉的男人把她看成无耻之徒。很可能韦斯·亚德利了解这一点，知道自己要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而且扮演得很成功。安可能对他的其他情人很妒忌，他可能对她另觅新欢的威胁毫不理睬。在他们创造的那个畸形世界里，他们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所以韦斯·亚德利成为嫌疑犯的可能性很小。”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这个……我本人虽然不是这样，可我见过这种女人，而且为数不少。”

“真的吗？”

“真的，你可能也见过类似的男人。”

“可能吧。”

“看来你已经很累了，你变得有些迟钝和愚蠢。去睡一觉吧，过会儿我叫你。”

“我很好。给我找到房间了吗？”

“找到了。”她打开了手袋，“给你钥匙。你要的东西都在我车里，车没锁。”

“9点叫醒我。”

“没问题。”

我走了几步又折回来，对她说：“如果她与基地里的军官没关系，只迷恋米德兰的那个警察的话，那么照片上那些男人又是什么人呢？”

辛西娅正吃着三明治，她抬起头来说：“去睡吧，保罗。”——

第十五章

晚上9点，电话铃响了起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辛西娅在电话里说：“我在楼下等你。”

“等我10分钟。”我挂上电话，去洗澡间洗脸，然后，我穿好衣服，带上那支9毫米口径的格洛克手枪，走到走廊上，看见辛西娅恰好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我问她：“那是你的房间吗？”

“我并不在意同你合用一个洗澡间。”她说。

我们出了门，坐进了辛西娅的汽车。她问：“去第6步枪射击场吗？”

“对。”她依然穿着那件白衬衣和那条黑裤子，只是这次穿上了运动鞋，还套上了件白毛衣。我让她把拿的手电筒放在了座位之间的储藏小柜上。我问她：“你带枪了吗？”

“带了。为什么？你认为会有麻烦吗？”

“罪犯常常会返回作案现场。”

“瞎说。”

太阳落山了，一轮圆月升了起来。我希望这时候的情景和步枪射击场出事前后的情景一样，这可以给我灵感，以便想象出可能发生过的事情。

李西娅说：“我去宪兵司令部办公室时，见到了肯特上校。”

“开端不坏。有什么新鲜事呀？”

“有几件。第一，他希望你对穆尔上校态度好些。显然，穆尔抱怨了你的过分行为。”

“我倒想知道肯特抱怨谁。”

“还有别的消息。卡尔给你留了话，我从住处冒昧地给他回了电话。他为一个叫达伯特·埃尔金斯的人大发雷霆，说是你用豁免权将他从罪犯变成了证人。”

“我希望有一天有人为我这样做。还有别的事吗？”

“有，卡尔打过两次电话。明天他去五角大楼向军法署署长汇报。他想要一份比你今天发出去的那份更全面的报告。”

“嗯，他临时准备一下就行了。我很忙，没时间写报告。”

“我打了一份并用传真发到他家去了。”

“谢谢你。报告怎么说的？”

“复印件在你桌上。你信任我还是不？”

“当然信任。只是怕这个案子万一弄糟了，别在任何材料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样你才会安全。”

“对。我在上面签了你的名字。”

“什么？”

“开个玩笑。让我自己关心自己的职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