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海第一次来到我们琴行应聘提琴教师一职是在三年前。我记得他穿一件POLO的T恤衫，一条浅米黄色的休闲裤，皱巴巴的，一付不修边幅的样子，但仍不失一种风雅。事实上，这样的穿着反倒更加凸显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随意。
是公司负责人事的一位同事接待他的，但站在一旁的我马上就开始注意到他了（想必在当时，他并不知道我是谁）。原因是他说一口带浓重的上海口音的广东话。他没带琴来，也不出示任何可供证明资历与学历的文件；说话的语调随随便便，脸上的表情也相当中性，仿佛这份工作对他可有可无。我心中觉得有点好奇，有点困惑，还有一丝冷笑滋生出来：摆架子罢了，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应聘一举呢？
我转过身，正欲离去，就听到他说，能先看看你们的琴房吗？那位小姐答道，当然能。但……“但”的意思很简单：你又不是前来报名学琴的学生或者家长，他们是消费者，当然有权要求先参观一下将来的学习环境，而后再作决定，你是来教琴，来赚钱的，我们公司录不录用你还未知呢，琴房如何又与你有何相干？
但我倒是正因听闻此言又转回了身来，我用上海话说道：“侬是上海人？”
就从这一句话起，我俩间的对话与交流——我指的不仅是语言上的还有心灵上的——便从此开始了。同时开始的还有我俩间的友谊，这很可能是一种香港社会的普世价值所无法接受无法理解甚至无法认同的友谊，但它被我们两人所接受。
与其说同是上海人让我俩马上熟络起来，还不如说更有些其他的因素。比方说,我俩都是艺术上的同行，又都酷爱音乐；两人基本上是同代人，而我们在上海的家址也都住得离开不远,等等。
我说，你是上音出来的吧？他说，是。我又问，你是上音哪一届的？他说，是哪一届哪一届的，还说，他与谁谁谁是同班同级的同学。我又问，哪，你又是哪一年来香港的？他说，哪年哪年。我再问，哪你想来这里教琴又是谁介绍的呢？还是……？他于是便笑了起来，说道，凡搞我们这一行的上海人，有谁不知道有一间叫XX的琴行啊，老板是上海人，是个文商兼备的才子？这，还用问人，还用谁来介绍吗？——对了，老板是你，你就是老板吧？我向他望了望，不置可否。我想，当时的我很有可能还稍稍皱了皱眉头。我不喜欢“老板”两字，尤其不喜欢人家唤我作“老板”。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我的这个“臭名”是几时开始远播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个样：千方百计要出名，要想当“老板”的，往往不能如愿；不想的又被人强按个头衔下去，按上了，却又觉得很不是那么回事。
我想转个话题。于是说，你没带琴来吗？这是一句多余的话，而且近乎于荒唐——这不是件明摆着的事吗？至少这不像是我，这么个“文商兼备”的所谓“才子”应该问出来的话，但偏偏，就是我问了出来。他也不置可否地望望我，含义无非有二，一是他不屑作答；二是对于我对他先前的那个提问不予表态的一种及时报复。
我窘迫万分。但就在我俩这一来一回的互望中，我们的心灵交流刻度又深入了一小格：他多了解了我些什么；而我，也了解多了他点什么。
负责人事的那位小姐见到如此情景，先是楞在了那儿，然后便合拢上宗卷，打算了结这场谈话。她用眼睛望准了我，意思是说：怎么样？兴许直到这一刻为止，晓海还没完全能肯定我就是谁，但那位小姐毫无疑问是知道的。还不等我表示什么，她便朝着应聘者转过了脸去。那就这么办吧，下星期一来上班，她说。
杨晓海加盟我们公司搅起的是一场不大不小，然而却又是无声无息的人事波动。
琴行里的好几个年处妙龄的钢琴女教师突然都心血来潮地学起小提琴来了。而且都指定要让晓海来担任她们的导师。还有不少学生家长（多是些年轻的母亲）带孩子来上了两堂课后，也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要拜杨老师为师，还说要亲自尝一尝李子的滋味。就像运动员训练时有“陪跑”，留学生出国时有“陪读”，她们都决意要为她们的孩子学琴来个“陪练”（孩子毕竟太小了，对音乐的理解能力有限，她们如是说），这也是香港儿童教育的特点之一，据说，为了达到望子成龙这一宏大目标，家长们的一切手段与能力都得用上。
琴行是商业机构，学生是越多越好，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其动机是什么，学音乐的天赋有没有或有多少，对我们来说都一样。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务才是我们的份内事。搞公司管理的同事们都很高兴，他们说，老板倒真是有眼力啊，找准了这么个教师。惟那位管人事的小姐在暗地里犯了嘀咕：哼，都着了什么魔了！
说是“着魔”，倒真是有一点。别说那位小姐了，就连我也都有这种感觉。有一次，我在走廊里遇见正好打琴房里出来去上洗手间的晓海，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嘿，老兄，艳福不浅哇！”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我想起了第一次与他见面时的情形。但他倒没什么，用浅浅一笑回敬了我。欲言，而又止了。多少天后，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他也同样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听说过女人祸水这一句话嚒？”我一怔，一怔之间，他已经走开了。
这里至少有两点问题耐人寻味，或者说须待澄清的。第一是，小提琴是一致公认的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平时，我们琴行都是学钢琴的学生远远超过学提琴的。但这回有点不一样了，非但后者的数量大幅度地追赶了上来，而且还颇有要超越前者的意思了。这都是因为来了那位姓杨的提琴教师的缘故吗？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小提琴教学，导师与学生的肢体接触机会最多。这是这门乐器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肩、臂、肘、腕乃至手指，无论是右手还是左手都极有讲究。互相间的使力与配合稍有不协调，悦耳甜美的琴声就永远也甭想能奏出来。当然，每一块肌肉的放松，每一处关节的连动，当老师的不是不可以通过言传身教来作出示范，但怎么说，都还是不够的；有时，为了让学生们能真正体会到个中的原理，导师亲自动手去纠正一下学生的姿势和动作也属是一件十分正常、合理和必要的事。
于是，问题便来了，便引发出多一层教学之外的深刻含义了。都说男女授受不亲这套封建遗毒早该，事实上也早已，被铲除了，尤其是在这现代化程度如此之高的香港社会。但毕竟，一男一女，又独处一室，又衣着单薄（香港气候一年四季都比较炎热），又一摆一弄一触一摸的，说没点儿感觉，那是假的。我记得有一位中国女作家在与美国学者探讨性这一主题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她说，这么多世纪下来，你们西方女性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得到了最有效的开垦和利用。但我们是中国女人，我们不是你们。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可耕面积据统计只有百分之八。那些广袤的处女地，那些貌似贫瘠的不毛之地并不是不可耕的，它们也都有敏感的神经末梢裸露在外。它们时时刻刻在等待，它们期盼着，焦急地期盼着，期盼着抚爱的手指哪一刻会在它们敏感的表层触摸而过，于是，它们便会颤栗，便会痉挛，便会产生十倍于你们西方女人的更强烈的生理反应。
然而，女作家可能忽略了一点，那便是：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小提琴这种乐器，这种乐器是在大半个世纪前刚从西洋传入中国的。而如今，我们的小说主角，提琴教师杨晓海每日都要触摸的不就是那片未曾开垦的百分之九十二的土地吗？
但后来，当我与晓海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已经是无话不说了的地步时，我才开始明白事情的真相也并非完全如此。他说，他的命中有桃花煞星，这不仅是他自己对自己命运的判断，而且还得到了若干算命高手的确认。他们告诉他说，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男人，一种生来就会对女人产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迷惑力的男人，他在这方面的孽根有二，一是他的眼神，二是他的手（琴）艺。算命人甚至还进一步预言，说他这一生，因为这类事的纠缠，大名会三次上报而成为一个路人皆知的新闻人物——当然这些说法，作为他朋友的我以及我小说的读者们直到此一刻为止，还都只宜故妄听之，不必太认真，这要看后续的故事究竟会如何发展而定。
但我倒是因为听他这么一说而心中产生出好奇来了。我开始认真研究起他的那二条所谓“孽根”来，关于第一条，无论我如何观察和研究，总也弄不出个名堂来。眼神？他的眼神怎么啦？不就是一般人的眼神吗？既不流连顾盼也不风情万种。但后来我想，大概因为我是个男人的缘故，所以无法读出女人们能从其中读出的意蕴来？至于第二条，我倒也是颇有同感的。那一次，恰好遇着空堂，晓海闲来无事，便在琴房里兀自练琴，练了一会而就踱出步来，正巧遇上吉他导师也有空堂，呆在营业大堂里，无所事事。他于是便邀他一块来玩一曲合奏。
我记得这是个初秋的午后，金色的秋阳从琴行的落地玻璃窗中照射进来，铺满了全屋。室内开着空调，很安静，有几个等上堂的学生和家长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晓海和吉他老师两个就在大堂的中央架起谱架，玩奏了起来。是一首PAGANINI的提琴与吉他的两重奏曲目。一般，很少有正规的作曲家会写吉他与提琴的重奏，原因是吉他这种乐器从来就没被正统的室内乐谱系认同过。但偏偏，PAGANINI这个音乐奇才就酷爱吉他，而且他将吉他与提琴玩得一样好，一样的出神入化。于是，在西洋作曲史上仅有的几首提琴与吉他的重奏曲便都出自于他的手笔了。其实，这种别出心裁的乐器搭配反倒令乐韵格外别致，另有一功，让人可以享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音乐野趣。他们两个一拉一弹，摇头晃脑，用脚打着节奏，一付如入无人之境的样子。很简单的道理是：来自于作曲家的灵感的神奇光环戴到了晓海的头上去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件他没想这么着也就这么着了的事。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错觉，但在这一刻，他成了PAGANINI的化身，成了音乐的化身。
音乐就是这样的一样东西，应该说，是一种语言，一种心灵的语言。不用翻译，也不需要解读；乐声奏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与感动。我一直记得那个秋午的那一幕情景：室外是一片阳光明亮的金秋世界，室内则是一片被朦朦胧胧的秋阳占据了的领地。对于总是闷热潮湿的香港气候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清朗爽利的日子。室内的每一寸空间都被PAGANINI充满了，被十八世纪的典雅充满了。而在场的每一个人平日里被世俗尘垢所掩盖了的灵性也都在纯洁的乐曲声中被洗净而又复活了。
后来，他俩结束了合奏。晓海抬起头来，他发现全场的人都在注视着他。但他的目光躲闪着，尽量避开一切人，尤其是所有在场的女人的目光。而事实上，当时在这里的，除了我与那位吉他教师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女性。一对母女就坐在他对面的座位上。小女孩十来岁，长得秀气又文静，文静中还含着点腼腆，而母亲则是一位打扮十分入时的性感少妇。小女孩抱着一架提琴，她是他的学生。而他急急地结束合奏，就是因为下一堂的上课时间已经到了。他向小女孩笑笑，招招手，说，来吧。你先进课室去，把琴和乐谱都取出来，我这就来。他上了一回洗手间，就匆匆回到琴室里，随手把琴室的门关上了。
就这么一幕场景，呈断面状的，然而又是连细节都十分清晰地存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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