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把时间往前推移四十年，那时候的晓海还是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瘦弱、白晢，秀气，玲珑乌黑的大眼睛充盈着一股灵气。
我当然没有见到过童年时代的他（即使真见着他，我也未必可以分辨点什么出来，因为在当时，我自己也是个大不了他几岁的儿童），这是当我们成了好朋友后的有一次，他从皮夹的内摺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张已经全都发黄了的“咪咪照”给我看时，我才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所获得的一种印象。
“咪咪照”是一种只有半寸见方的黑白证件照，如今早已绝迹。小小的照片，四边还让花色轧边机轧成了锯齿形，以示艺术化。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全社会都生活在一种物质匮乏的环境中，一个孩子能单独上照相馆去拍上一张“咪咪照”因而也都能算得上是件带点奢侈的事情了。这种“咪咪照”一般都会被整齐地剪贴在家庭照相簿的某一页中。但晓海告诉我说，他家几乎所有的照相簿都在文革的抄家潮中被付之一炬了，他的那张“咪咪照”是被他自己从火堆之中抢救出来的，而且一直保存至今，故十分珍贵。
“咪咪照”的本身就已将我和他同时带回到了那个遥远如梦的年代中去了。我想，我也照过几张“咪咪照”的，只是如今早已不知了去踪。我把照片摆在手掌中反复而又反复地抚弄了很久，仿佛是在鉴赏一件古董。我还找出了一架放大镜来，有滋有味地辨别着照片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说，童年时代的你，真是个秀气漂亮的孩子哪。但他说当年的他，最憎恨的恰恰就是自己的这付长相。为了这一点，令他丧失了不少童年生活的乐趣。在班上，他无缘无故地被人按上了个“娘娘X”，“嗲X”之类很难听的绰号，并还常常遭人欺负。诸如，给人“削薄蛋”（即用手掌在被欺负人的后脑勺兼拍带打地飞快地掠过，以示轻蔑），“摆开势”（即恶作剧者在被欺人不留神时，暗中伸出一条腿来，将对方跘个嘴啃泥）等等。他很羡慕那些粗野得连晚上都不用回家，白天可以不交功课的“皮大王”了，这都是些全班男同学们高山仰止的目标人物，他太想与他们接近了，哪怕就是当个可以跟随其后听人差遣的“马仔”也好。但不行，他只能远远地望着他们胡天胡帝地玩个不亦乐乎。一旦当他怯生生地试图向他们靠近时，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向他奋力地挥起手来，大声地喊着：“去去去，娘娘X——阿拉不带侬咯！”令他既懊恼羞愧又自艾自怨。
他说，他就读的小学位于上海西北角的一条叫作“万航渡路”的马路上，而他家也住那附近。我说，万航渡路我知道，一头连接着中山公园，另一头沿着苏州河畔，弯弯曲曲地一直伸入市中心去。他说：正是。但他告诉我说，在他还没出生前，也就是在上海的政权变色之前，万航渡路是有个外国名字的，叫“极司菲尔”路，而中山公园则叫作“兆丰公园”，这些都是他的父亲后来告诉他的。其实，在当年，极司菲尔路已经算是市区的边沿地带了。他还能朦朦胧胧地记起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带的景象：极司菲尔路的尽头横着一条铁轨，铁轨铺垫在一块间隔着一块的巨大而又乌黑的枕木上。铁轨绵长，没有尽头，两端都隐没在了灰蔼蔼的远方。铁轨上不常有火车通过，而那时候的上海也没有什么交通安全的管制措施，故人们都可以在铁轨上自由行走或者跨越。而跨过了铁轨的那一边，就是一大片没完没了没边没沿的郊田了。就是到了晓海读小学的五十年代，那里的情景也没多大的改变。他读书的那所小学位于铁轨的这一边，故还在市区之内。在遭人欺负后的那无数个黄昏，他也不回家，他就一个人坐在冰凉的铁轨上，书包搁在一边，望着田野尽头橘红色的夕阳如何变成为一个巨大的鸭蛋黄，并渐渐地沉没到地平线的下面去，心中充满了悲凉和孤独。
其实，就是从那时开始，他的家庭状况也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中日差一日年劣一年的经济以及人伦环境令到小晓海即使放了学也不愿回家去。他宁愿一个人坐在铁轨上，呆呆地望着落日，忍受孤单。
晓海的父亲是学无线电工程的（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无线电就如今天的电脑，是属于一种高科技，因而也是一门令当时的许多年轻人都趋之若鹜愿意为之贡献毕生精力的学科），当父亲从国外学成回到故乡上海时，正值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1948年年底，他搭乘的那艘叫作“美利坚”的邮轮从旧金山出发，绕道香港，最后抵达上海。邮轮是在外滩法大马路码头泊岸的，他站在甲板上，用他已经远离了十年之后的目光将外滩，将码头的全景重新扫视了一遍。他迅速地获得了他的第一印象。后来，他不至一次地向晓海提起过这事。他说，当时他的直觉就已经告诉他：他的选择很可能是错的。但错了又怎么呢？在旧金山的时候，是他自己向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劝解着说要回来，一定要回来的，他明白自己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再说，现在说错了，一切不都已经太晚了？他想起了杜甫《兵马行》里“车辚辚马啸啸/行人弓箭各在腰”的那几行名句。当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上海是见不到古代战争的车马和弓箭的，但诗句渲染的那种乱世的气氛却是一致的。
晓海的父亲从邮轮的舷梯上走下来，走下来溶入到那片人群中去。这是个混乱不堪的世界，码头上你挤我推，大呼小叫；充斥着各式人等：溃军、逃兵、伤员、脚夫、乞丐、流氓、扒手、妓女、白相人、拆白党……然而，当晓海的父亲一旦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再抬头望见上海头顶上的那颗明晃晃的太阳时（这是1948年年底的阳光，当时它正温暖地照射在他的脸上和身上），他就有点不顾一切的味道了。他在嘴里热切地念叨着：家啊，家！这就是我的家啊，而我，终于到家了！就在这一刻，杜甫的“车辚辚马啸啸”已完全被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所替代了。他想，从此，他再也不需要在异乡的月光中找寻故乡的影子了。他将长久而安定地生活在那片“霜美”的世界中了。他感到一种舒坦极了的安慰和安逸感从心底升起来。
码头上除这类下三流的人物外，还有那些沪上的富人与名流。他们一般都是由锃亮乌黑的轿车送来码头的。他们咬着雪茄，从车里钻出来。他们挽着姨太太的雪白的手臂，脑满肠肥的从人群中从容通过。他们的身后跟着挑行李的脚夫，他们的前边，几个戴呢帽着长衫的跟班一路吆喝着为其开道。他们从晓海父亲的身边经过，再从那条他刚从那里走下来的舷梯上登上船去，准备出逃香港。
就是那么个冬日的午后，永远地留在了晓海父亲的脑海里。从他回国后一直到他去世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另一类回忆的目光将这么个瞬间抚摸了不知有多少遍，仿佛是在抚摸一个永远也无法结疤的心灵的创口。人生之途就是从这里拉开了岔道。他一路向前走去，一路回望，回望码头，回望那艘在此一刻仍停泊在岸边的“美利坚”邮轮以及邮轮的那四座高高耸起的黑色的烟囱。就这样，父亲将晓海一家的命运连同他自己的都一起装在了皮箱里，从旧金山带回到了49年后的中国。
所有这些情景，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父亲曾不止一次向他的儿子描述过，从而，在晓海的印象中，一切都显得那么地栩栩如生，仿佛当年是他自己经历的一般。又过了另一个几十年，晓海也开始走出中年，步入准老年了。那一次在香港，在我们的琴行里，他又向我转述了那些细节；而我，则又将它们化作了一幅幅想象之中的场景，写进了我的小说中去。
其实，当年父亲回来上海一定说是怀着某个救国效民的伟大理想，那也未免太夸张了。事实上，将如此公式套用於当年一切回国来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几乎成了所有描写那个时期的小说、传记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统一主题和通用题材，好像非爱国是绝不会在那种时候回国来的。当然，话也不能说是全错，但实际上的，也是最大的原动力乃是思乡。尤其是上海这块土地，对于她的一切游子，上海永远是一片充满着无穷诱惑力的故土，这点毋庸置疑。就像是一块拥有极广阔磁场的巨大的磁铁，它让一切游离在外的铁屑都恒处於一种蠢蠢欲动的回归欲望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中国也已经改革开放了，上海游子们的回国热潮再度掀起，惟命运替这两代知识分子按排的机遇截然相反。像晓海父亲的那一代选了那个时机回国的“海归派”几乎全军覆没，晓海的父亲当然也没能幸免。
晓海坐在铁轨上望着夕阳落山的日子正是厄运开始降临他家之时。哪怕到了今天，晓海似乎都不太愿意很系统化地重提那些往事。而我呢？当然也不便也不会主动地向他去打探些什么。我先是了解到了他的家庭状况的一个大致框架，后来才慢慢儿地往其中填充一些细节进去，由此而形成了一只连贯的故事。
晓海的父亲回国后不久，便找到了事干：担任上海的一家私营电表电器大厂的总工程师。初期生活十分优裕和惬意，洋房、汽车、佣人，听差，一应俱全。他还娶了一位当年上海滩当红的评弹演员为妻。因此，家庭生活也算是美满。但好景不常在，后来，父亲因“匪特”嫌疑被捕，那是在1957年年底的事，反右运动刚结束不久。对于当时的记忆，晓海已经十分薄弱了。他只记得这是个淫雨霏霏的寒夜。他在睡梦中被巨大的声浪吵醒了。家中一片嘈杂、惊慌和凌乱。整幢楼的灯光全打开了，手电筒的光柱到处乱窜。最后，披着大衣的父亲被两个佩着武装带的警察带出花园的前门，登上一辆吉普，开走了。
而晓海的记忆也到此中断。即使到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无论如何努力，他也无法再从那段已完全给漂白了的记忆中打捞出片鳞只影的细节来。他只记得一年之后的有一天，当父亲从拘留所里释放出来，到姑妈家来把他接回家去时的模样：父亲瘦成了个皮包骨，面色苍白得像张纸；满脸的黑须和蓬乱的长发几乎遮盖了半只面孔。小晓海惊恐地望着父亲，他记起了他看过的小人书中的海盗的形象。
父子俩回到家里。家中空荡荡的，家具东倒西歪，蒙盖着厚厚的灰尘。而汽车佣人听差全都不见了踪影，花园里的野草长得有半人高。母亲也不在家，后来晓海才听父亲告诉他说，他的母亲是在他家被抄的第二天便离家出走，从此就没了音讯。父亲用他那他颤抖不已的手掌不停地抚摸着晓海的头颅，说，别怕，孩子，爸爸回来了，爸爸没事了——别怕，噢，别怕。但父亲还是抱着晓海哭了，而晓海，也抱着父亲，哭了。
母亲出走后，父亲没有再婚。事实上，这对还算是过了几年恩爱生活的夫妻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倒是后来，晓海又见到了生母。面对着一位头发全都花白了的，皮怠肉荡的老妇人，晓海站在那里有些发呆。要不是晓海的妻子一二三四点地指出他俩面部特征上的某些相似之处，他简直无法能将自己与眼前站着的这位陌生的老妇人作出任何血缘关系上的联想。
那是四十年后发生在香港的一幕情景了。那时，父亲早已去世，而晓海一家也都从上海移民来香港定居了。母亲二度守寡。她不知从哪里打探到了晓海的地址，找上了门来。她说她打算要在她“香港的儿子的家里小住几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要说晓海的那些坐在铁轨枕木上望着夕阳落山的日子里还有什么收获的话，那便是他学会了拉小提琴。小提琴是他父亲替他买的，而同时，父亲也是他提琴的启蒙老师。父亲虽然是学工科的，但他酷爱音乐，提琴拉得也很棒。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就读时，他还是该大学的学生乐团的小提琴首席。应该说，是孤独把晓海带上了那条音乐之路的。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晓海常常说，乍一想，这些岁月是如此漫长，漫长得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哪里是它的起点和终点了），除了学校，就是家里，除了家里，就是冰凉的铁轨和落日；没有母亲，没有兄妹，没有玩伴，有的只是半个不完整的家。读书，练琴，练琴，读书——晓海无尽的苦楚和悲凉无人可以诉说，除了向着他的心爱的提琴之外，提琴成了他唯一可以放心倾吐的对象。而事实上，提琴不是什么，提琴只是一件乐器，一种媒介；他只是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这些大师们的旋律中找到了某种可令其心灵产生共振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的演绎却只能依靠提琴与他手指之间的那种精巧的配合。
这样一说，或许就能解释晓海的琴声为什么会如此迷人的部分奥秘了。其中包含了忧郁、孤独、苦楚、悲凉；还有那轮桔红色的夕阳，当它在空无一人的田野的尽头徐徐沉落下去的时候，那种空间感，那种悲凉感，也都不由自主地溶入了晓海的琴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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