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人和术师的话都没说错。对于晓海而言，所谓心灵之光的透露其实是通过两扇窗户的。一扇是琴声，另一扇则是眼神。这当然与晓海的身世有关，与他从小便失去母爱有关。一生中，他对所有的女性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一种奇特的心理，一种欲拒还迎，欲迎还拒的心理。这是一种神秘的，渴求和恐惧兼有的感情混合体。它的发射与接受无非是通过两个频道：琴声是显性的，这是一种两性都能共通的音乐语言；眼神则是隐性的——至少对于我这么一个同性朋友来说是隐性的。只有异性的洞察力才能窥探到在它打开了的背后隐藏了些什么。
或许就因了这层原因，当班上的男同学都拒绝与他为伍时，他发觉，班上的女同学群落在直接或间接地向他招手了。即使是站在今天的我，这么个已过天命直逼耳顺的中老年男人的立场上，我也未必就能很清晰地界定出小女孩们当时的那种心理情结的实质是什么？有一位心理学专家曾经说过类似於这么个意思的一段话。他认为：每个人一来到这人世间，便已经同时拥有了三重人格。一个女人的三重人格是：女儿、妻子和母亲。而男人的则是：儿子、丈夫和父亲。一个女孩，再幼小，这三重人格的胚胎隐藏一样是完整的，并可能会在一定的心理水土和气候的条件下被催化，从而产生出了某种假性的发育和成熟。这，於是就解释了问题的一部分了：当男孩子们不屑他不理他不愿意与他为伍时，另一个性别群体就会不由而然地伸出援手来；她们向他主动靠拢过来。这既是母性的，也是妻性的，她们只是想给予他某种关怀和慰籍，尽管稚嫩，但却完整地包含了女性的一切人格基因。
少年时代的晓海就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尽管完全缺乏理论依据，但他还是感受到了）。而且，他还感觉到，不仅是女同学，就连女教师也待他特别亲切，甚至都有点过分关照的意思了。对於这种来自於异性阵营的关心与同情，他接受的心态是复杂的，心态的复杂是因为他的心理也是复杂的缘故。他感到恐惧，因为他害怕因此而招惹那些男孩们（更何况，这些男孩才是他心中的真正的偶像与英雄）更大更激烈的嘲笑和捉弄，他受不了这些。但同时，他又渴求理解渴求关怀渴求爱，他与其他的孩子最大的不同是：他没有母亲。
这便是晓海坐在锈冷的铁轨上望着残阳落下时心中翻腾着的矛盾极了的思绪。四十年后，他很坦然地向我承认了这一点。因为从回观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已不再将当年的那个坐在铁轨上的小男孩看作是他自己了，他已把他当作为另一个个体，一个遥远了时空的观察物和研究对象了。他很有耐性地分析着当时自己的内心活动：曲折、丰富、多层次。他显得饶有滋味，而且兴致勃勃。那一个晚上，公司提早收工，我与他一同从琴行里走出来，边走边聊。我们穿过维多利亚公园里的那条长长的，路灯幽暗的林荫大道，去到灯红酒绿的铜锣湾闹市区的一家食肆晚餐。在这二十一世纪的繁华无比灯光如灿星的香港的晚上，我俩谈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谈着少年时代的他和他的家庭，谈着冰凉的铁轨和旷野上的落日，这样的谈话很会让人产生出许多幻觉来，一种强烈的隔世感令我感觉到眼下存在的一切都有些不真实起来了。
那天，是我约定晓海的太太与他十多岁的儿子一同出来聚一次餐的。我说，认识了你这么久，又听你描述过你的儿子怎么怎么的不知有多少遍了，但到现在，我还没见过他一眼呢。他笑了，他说，人家都说孩子是父母的命根子，说得哲学点：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哪，我的儿子不就成了我的生命的延续了吗？但不然，毕竟离开死，我还有相当的一段时日，我还不太习惯把他当作是我生命的延续，我更把他看作是我此一刻生命的本身啊！他说，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有点不可理喻，只要儿子欢喜的，想要的，而又只要他力所能及的，他都会尽力地去满足他。准确来说，不是为了满足儿子，而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满足他自己心中的那个莫名其妙的永不能填满的欲望的渊壑。
我说，你如此做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了你童年时代的一些失落了的记忆在作祟吗？
他不语，他明显地默认了这一点——事实上，我是明白他的意思的：他不想说出来，他就希望别人能代他说出这句话来。他只想听，希望听罢之后再将这个结论在他心中慢慢地咀嚼。
后来，我更了解到，他不仅全身心地爱他的儿子，他也同样全身心地关心关怀和“爱”着与他儿子处于相似年龄段的所有的男孩或者女孩。他会不由自主地望着他（她）们笑，笑得那么亲切，那么投入，那么情意绵绵，那么地如入无人之境。他将自己渴望过的然而又是绝望了的童年的感受都一古脑儿地套用到他们的身上去了。然后，他便踏实了，他觉得他能够理解所有这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
乐曲中常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五重奏的作品。惟六重奏这种曲式似乎很少见，而晓海——我们小说的主人公——拥有的恰恰就是这种罕见的六重奏人格。男性的三重人格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而女性的三重人格却是虚幻的，是后天渗入进来的。刻画如此一个复杂人格的小说人物，於我，无非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以我写小说的功力，我基本上是无此奢望可以很出色地完成此一任务的。惟，这样的一个小说人物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大到我无法抗拒去对他的极富诱惑力的内心世界进行一番探险。至于我能将他的形象写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还要看本小说完成之际，我能“远征”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而定。
更何况，我们的这位小说人物还有他的后续故事。这是一件曾经令整个香港的世俗以及道德社会都产生过一次不大不小震动的事件。而事件的主角竟然是我的这家小小琴行里的一位普通的提琴教师。
当我们抵达餐馆时，晓海的太太与儿子已先我们到达。晓海的太太并不出众，也不算漂亮。她是一位十分母性化的，胖乎乎的中年妇人。她和颜悦色地站起身来同我们打招呼。但就在这时，我的全部注意力已经被坐在她一边的晓海的儿子吸引过去了：俊秀的脸庞，细嫩白皙的肤色，精灵闪亮的乌黑黑的大眼睛。我差点儿就惊叫了起来，我笑着向晓海道：这不是一个活脱脱的“咪咪照”上的你自己吗？晓海笑道：是吗？我幽默地说道，哪还用说？假如你早点带他来让我给瞧了，还用得着把你珍藏在皮夹内层里的“咪咪照”掏出来这多此一举吗？于是，大家也都笑开了。
一直就说得好好的，气氛也都相当融洽。但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形势便骤然阴沉了。事缘他太太说到了他们的儿子，说到了晓海与儿子间的那种关系。她说，儿子不像是他的儿子，倒像是他的小情人。他俩经常在床上嘻嘻哈哈地扭作一团，而晓海吻起他儿子来的那股亲热劲啊，你真没见着了，连我，都自愧不如了。她说罢便兀自“嘿嘿嘿”地笑了起来。最后，她还陡然加多了一句：假如儿子不是儿子，而是个女儿，哪才有意思咧！
晓海闻言，脸色蓦然就涨红了，而且还有了些愠怒的阴影。他的太太又独自笑了一阵，就停止了。她不语，他不语，我也不语。而孩子，当然更不会有语。只有碗筷勺碟的“叮当”作响，一顿饭的功夫，个个都吃得情绪沉重，各怀心思。自此之后，一直到那个非常时刻来到之前，我就再没见到过晓海的那位胖太太。原因无非是：一，晓海不愿；二，我也有点胆怯。
应该说，这件小事之中就已包含了某种原委，至少来说，也有些异样的感觉了。但又怎么呢？我真也说不出具体的什么来；事实上，我也不想太认真地去探究点什么，至少在小说的这个写作阶段上，即使是面对我的读者，我也一样抱着这一种态度。
晓海生平创造的第一次带点轰动效应的事件发生在他当年就读的那间学校里，在他初中毕业的前一年。当然是有关男女间的那种事。在几十年前的中国的世俗社会里，这类事件的群众效应之所以会特别强烈的直接原因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太缺乏娱乐了——哪怕是最起码的，能宣泄一些最基本人性的娱乐。于是，事件便经人传一人的加工后错觉成了一部电影或者是小说的情节版本了，并以此来作为对于当时那个社会娱乐生活严重匮乏的一种坊间补偿。
事件的主角除了晓海之外，就是他们学校的那位教音乐的女教师。他们被说成是“师生恋”，而且“女大男小”，而且还“搞上了”。那时候，晓海的琴艺已练得相当有点水平了，他经常夹着琴盒，卷着一份手抄谱往音乐老师的家中去，他需要找她来当他的钢琴伴奏。在这件事上，少年晓海的心理究竟怎么样，我不好说；但我倒是相信音乐老师除了喜爱他的琴声外，很可能还有些其他想法的。因为女性通常在这方面比男性要多个心眼；再说，音乐老师虽然未婚，但却是个要比他大出七、八岁的女性。无论在生理、心理以及人生阅历上她都要比当年的晓海来得成熟得多。
但后来，据晓海告诉我说，这事其实根本就谈不上有点什么。完全子虚乌有不能说吗，至少离开“搞上了”还差十万八千里的路。他俩不就是在伴完钢琴后走出家门来，在校园里，后来又去到附近的公园里散了几回步吗？接着，就被人瞧见了。于是，谣言开始四起，一说是他俩在公园的小树林里拥抱在一块，接吻；二说是在学校放学后空无一人的课堂里，两人在课桌上扭成一了团。第三种说法更加离谱：说是在晓海的家中（那时，晓海家的房屋还没遭紧缩，他与父亲两个人还占用着一幢带花园的小洋楼），被前来检查卫生的居委会干部将一丝不挂的他俩在床上成双个儿的逮个正着。
晓海说着就笑了起来。他说，你看，这不“三人成虎”了？其实，他连音乐老师的手都没摸过一摸呢。他说，他真正的第一次“搞上了”那是要在十年以后的事了。那会儿他已去了黑龙江的军垦农场务农了。虽然阶级成份不好，但他琴艺出众，最终仍被吸收进了场部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且还当上了乐队的骨干。“文宣队”常年在外，四处演出，排演样板戏片断和“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年月，别瞧名称好听，往舞台上一站，也都是正儿八经的，其实，“文宣队”恰恰是个最乌七八糟的“三不管”单位。你想,都是壮男妙女，又都是搞文艺的，男女间的苟且之事能不多吗？这类事在队里已成了家常便饭司空见惯的了。那一次，演出刚结束，是在后台的道具房里。当时，队员们都不是在前台忙碌着拆卸布景，就是在化妆间里嬉笑打闹。道具房里没什么人。与晓海“搞上了”的对方是文宣队舞蹈团的一名演员，而且还是最漂亮的一个。也就是眼神间的几个来回，她便向他走了过来。看来，她是个老手了，干此等事至少也不下十回八回，而且对象也不止一个。她熟门熟路地走到他的跟前，将他轻轻按坐在道具箱上。她一边与他亲吻，一边便扯下了他裤裆间的拉链，然后，便坐了上去。
只是那次山崩海啸的快乐，来得也懵懵懂懂，去得也稀里糊涂。他血脉贲奋，那颗心紧张得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一切细节，他只是在事后，靠了回忆与幻想的双重努力才在一次又一次深夜的失眠里将它们冲洗出来，重经那种极乐的享受。但在当时，他只感觉有一股浓浓的类似牛乳和野花混合着的女人的体香将他重重围困，而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感觉在脱胎换骨，在重新成为另一个人。也就是那么十来分钟的工夫，走廊里便响起了队员们的嬉笑声和脚步声。最先走进道具房来的那个队员见到的那一幕是：他们俩正并肩坐在道具箱上（当然，那时晓海裤裆里的拉链已经拉上了，但他已根本记不起，这是他自己拉上的呢，还是她替他拉的？）。那家伙便张大了嘴，吐了吐舌头，说：“是你们俩哪，不是想成其好事而让我给搅了吧？——行行行，我这就退出去！”说着，便做出一付嬉皮笑脸的模样，佯作离去状。只见那位舞蹈女演员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走到他的面前，她“啪！”地在他的后脑勺打了一个巴掌，说道：“烂你的舌头！”说完，便径自出门，离去了。
这，才是晓海此生中真正的“第一次”。从此以后，自然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乃至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但他说，后来的多少次已经愈变愈无所谓了，他可以记住也可以记不住，可以张冠李戴，当然也可以推陈出新来个技术层面上的精益求精。但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正是这第一次。因为，作为一个男人的人生，他是从这一刻真正开始的。
还有一点，就是有关他的那位“第一次”的性对手在短短十来分钟内的人生表演，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人生话剧演出的全过程，这令他惊愕，也让他联想起了很多，比方说，自己的身世，比方说，父亲的身世，又比方说，十年前学校里的那次风波事件，等等。他觉得对于整个女性群体的一种独特而又边缘朦胧的印象雏型开始在他的心中形成。对于爱以及性，他常爱说的一个立论是：女人是只猫，是只天生就懂得循腥而去的猫。她（它）一日还能留在你这个当主人的家中，是因为在相比之下，你仍比他人拥有了更多能令她满足的食物的缘故。
真是这样吗？听着他发表类似言论的我，常常望着他疑疑惑惑地笑了。
再说回学校的那件事上去。后来，谣传管谣传，绘声绘色管绘声绘色，最后，仍然还是无疾而终了。但少年的晓海却发现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尤其在男女问题上。其实，给人撞见了，也就给人撞见了。最多也就是不太地道罢了（这还是以当年的社会道德标准来衡量的结果），又哪至于搞得满城风雨，最后还非要校方出面，正儿八经作出一番调查，写成报告，定了结论，才算平息了事件？而令晓海困惑的是：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以及之后的推波助澜人都是平时对他最显露出关心和暧昧好感的女同学们。一旦出事，她们竟都不约而同地毅然转过身去，来个反戈一击。她们上窜下跳奔走相告，一付惟恐天下不乱的样子；好象只有她们，才是在这件事上最具有发言资格，也是最能揭下晓海画皮的人。当然，在她们的集体参与下，小说情节和电影镜头便也愈演愈逼真起来了。
倒是那些平时调皮捣蛋的男同学们远不像他担心的那样急风骤雨地来一通。他们变了，他们只是远远地站着，望着他，好像对此是有点事不关己不予置评的样子。他们望着他的目光中包含着一些说不清的感觉，有怀疑，有困惑，但更有同情——至少，他们谁也没有再在他的背上插多一刀。
但最令晓海意外的还是那位音乐教师本人对于事件的反应。她一直就回避着他，仿佛他俩之间真有过那么回事似的。那次，据说她被叫到校长室去。她当着校长的面痛哭得涕泪俱下。涕泪还她了一个清白，当然也还了晓海的清白。后来又有一回，晓海在街上遇见她。见周围没什么熟人，他便向她走了过去。他只想与她交流几句。但她却恶狠狠地丢下了一句话：“你害我害得还不够吗？！”说完，扭头便走，让晓海一个人呆如木鸡地站在了原地。
再见回她那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事了。那时，晓海已去到香港定居好多年了。那年春节，晓海回上海探亲，有一天晚上，他不知去了哪里，反正回来的时候他途径音乐老师的旧宅的门口，而恰好他的手中又拎着一把提琴。于是他便来了灵感。他试着敲了敲门，他完全不能肯定音乐老师是不是还住在原址？就是音乐老师本人来开的门，她已经是一位头发全都花白了的老妇人了。见到是他，音乐老师当然十分诧意。但她还是将他引进了屋去。他俩再度合作了一回，伴奏的就是当年晓海练习得最多的B小调学生协奏曲。伴完琴，两人在客厅中相对无言地坐了好久，最后，她只说了一句：“这就是那么个时代啊……”仿佛，时代是个什么人，“他”将一切带来了，现在又将一切都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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