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当晓海的人生阅历愈累积愈丰富时，他应该能明白到（当然，说不说出来，或愿不愿意说出来，那又是另一回事）：女人其实也不全都是这个样的。问题在于：他遇见的偏偏都是这样的女人。于是，他便对异性的某类共性产生了一种以偏盖全的印象。
或者，是否能将问题换个位来理解呢？对于女人而言，脸皮是一件很重要的生命道具，脸皮与其内心世界互为表里。有时一致，有时光毛之间恰好来一个反向。——这主要要看她们面对的对象是谁？能挂得住这么一张总是采取主动进攻型脸皮的女人一般来说绝不会是女人中的多数，为什么偏偏都让晓海给撞上了呢？在这个两性相斥相吸的课题上，据说，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是拥有一种特定的气场的（心理学上称之为“意识辐射”），这是一种能量，就像宇宙间有各式各样的星球：恒星、行星、卫星、流星，而假如你是一只黑洞，那么，就连光也逃逸不出你的引力范围。
晓海，是女人的黑洞吗？
当接到那只意外的电话时，我正在上海。我正从成都路延安路交接口上的那一大块被称作为上海“城市绿肺”的中央草坪上穿行而过。这片巨大的绿化地很有意思，这是一种颠倒：海洋与陆地的颠倒，文明与原始的颠倒。绿地是一片大自然生态的孤岛，而在它四周繁华的都市景观则耸立成了一片波涛汹涌的现代文明的汪洋大海，一望无际。
我拿着手机，边走边讲。我从小松林里拨枝而出，走上了一条青砖小径，又从青砖小径登上了一座小桥。小桥是原木型的，很有点原始情味。我趴在它带树皮的桥栏上，望着桥下溪流中的红鲤群正鱼头挤拥，互相争食。我突然就觉得那只从遥远的一千多哩路之外的香港打来的长途都有点时空错位的感觉了。
近些年来，我老喜欢找时间和机会回上海来，为的就是要来寻找和体念那种朦胧而又飘忽的时空错位感。如今，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变，她像纽约了，也像巴黎了；像东京了，也像香港了，但就是不像原来的她自己了。这令我既兴奋又失落，既充实又虚无，总之，有点像是在做梦。而与此同时，回归之后的香港的变化轨迹恰好逆向。以前，从来就是政治性冷感的香港人，不知怎么的，自从回归之后，政治的荷尔蒙陡然猛增。对政治的诉求，民主的诉求，人权的诉求热情高涨，且经久不衰。当然，这与殖民主义的大石终于从港人头上移开了有关，也与全球民主一体化的思潮有关，但是最有关的还是97后的香港，经济与民生形势经历了“飞瀑直下三千尺”的可怕的大滑坡。人们将之迁怒于新生的特区政府，迁怒于特首，迁怒于政府的无能和无效率的管治。社会急剧分化，矛盾日愈尖锐；互相指责，互相攻击又互不容忍，都有点儿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味道了。这种似曾相识，但又感觉很遥远了的生存环境和氛围令我们这批曾经在大陆上经受了多次重大政治运动冲击，最终避难到香港这块自由土地上来的，患有政治惊恐症的移民群落感觉很奇特：既有不安，但更有的一种莫明状的怀旧感：仿佛上海与香港这两座城市正处于一种悄悄的换位中。
比如说，当那只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来的那一刻，我的错觉是：香港成了“阶级斗争”的旋涡中心；而上海，倒成了一处资本主义的世外桃园了。我正躲避在此，紧张地收听着发自于旋涡中心的“敌台”广播一般。打电话来的就是那位负责公司人事安排的小姐，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老板，公司出事了！出事了？出什么事？这时，她才修正道，应该说是杨晓海他出事了，至于出什么事嚒……她在电话线的那一头吞吞吐吐了起来。
但，我马上就明白是什么回事了。
我说，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对公司的影响大吗？她说，昨天下午，公司里突然来了三个CID（便衣警员）和三个军装警员，一副气势汹汹如临大敌的架势。军装警员负责各路口的把持，CID则收集证据和盘问公司的其他同事。而杨老师他，则是在黄昏回家时，在家门口遭到了逮捕。
但我的回答是故作轻描淡写。我说，“作秀”罢了，又不是什么持枪劫案，犯得着这么大阵仗吗？——他们也不是不明白。
作秀？小姐显然对我的回答很感意外。但，她说，今天一大早“苹果”和“东方”日报都在头版报导此事了呀。
怎么会不报导呢？报纸每天都要有新闻，要有头条，而这种事件最有卖点了。
但，老板……？她又一次地在电话中犹犹豫豫地停住了。但我明白她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是：“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问，对方是谁？老师？学生？还是学生的家长？
电话之中一片无声的静默。我仿佛能远视到那位女同事的一脸惊愕的表情。最后，她才对着话筒轻轻地说了一声：是学生。是个十一岁的小女孩。
我说，我知道了。随即，便下了几点指示：第一，这是杨晓海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任何人都不能担保任何人不干坏事不犯法。第二，必须保持公司的人心与人事的稳定。在事件还没有法定结论前，少传谣，少谈论，一切工作照常。第三，我会立即赶回来处理这事的。
那好吧，她说。不知道怎么的，我分明能在电话里听出了她语气中含有的一种冷笑的意味来。这种冷笑至少包含以下两层意思：1、你们不愧是同乡兼好友哪，心灵都能相通；2、这事可怨不得谁，是你老板亲定的，尤其是：怨不了她。
案情的经过情况是在我回港之后才了解清楚的。受害者（姑且先借这个字眼来用一用）就是那个晓海在琴行大堂里与吉他老师一起合奏PAGANINI的两重奏之后随他进入琴房去上课的秀俏而又优雅的小女孩。而报案者正是小女孩的那位穿着入时的性感母亲。
众人都见到了小女孩上完课从琴房里蹦蹦跳跳欢欢喜喜出来时的模样。她告诉正在大堂里等她下课的母亲说，今天杨老师表扬我啦，说我拉得有进步。而且，她说老师还奖励了她两粒巧克力糖，她说着，就取出了两颗用铂金纸包装的杏仁巧克力来，在母亲面前炫耀地晃了两晃。这时，晓海也从琴房里跟随了出来，他一脸笑容，摸着小女孩的头：“回去根据老师的要求好好练习——啊？”他说。
一切都好好的，但到了晚上，那位母亲便带着她的女儿去差馆报了案。
我当然不可能知道她娘俩报案的内容详情。但这并不妨碍我回港后能在出事次日的《苹果日报》对此事的报导之中探知一二。因为记者（尤其是跑社会新闻，更尤其是在香港跑社会新闻的记者）绝对是无孔不入的。他们的话虽不能全信，但其中之一部分还不至于太空穴来风。报导是这样写的：咸湿（广东白话，意即：下流，猥锁）琴教师于琴室中一享童女滋味。标题就用得很有新闻技巧，一下子便将人心中那种潜藏着的犯罪感和是非感同时给激活了。报导的标题虽大虽醒目，但报导的内容却很简单，说是，“咸湿”琴师自个儿先坐在琴凳上，然后又令女孩跨坐其大腿之上。而当警察进一步追问细节时，小女孩只说出了老师把他裤裆的拉链拉开了。那拉开了之后呢？小女孩说记不清了。记不清了？那你又见到了什么或感觉到了什么呢？小女孩的回答是：好像见到了什么，又好象没见到什么；好像感到了什么，又好像没感到什么。总之，她当时的记忆一片混乱，而被警察一追问，更令她惊骇得什么都也说不清楚了。但被告人杨晓海对此却全部否认；他明确地表示：这是诬告，他不会认罪的，他要上诉。
事实是怎么样的呢？事实只有他俩——晓海和那小女孩——自己知道。而事实也只有一个：要么有事，要么根本就没事。
在这个问题上，不知怎么地，我竟不由自主地站到了所有人——全公司的同事，我的家庭成员，乃至全社会的对立面上去了。别人都说，凡这种事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的立场恰恰相反：宁可信其无不愿信其有（有时想想，连我自己对自己的偏颇都有点害怕了起来）。所谓“宁可”的涵义是：凡事不都有个“万一”吗？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就不可以信这“万中之一”，而排斥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可能性呢？别人？别人当然不会认同。理由也是显见不过的，而且，除了那些显见的理由之外，至少还包括如下几种因素：一、一般来说，港人的人权意识都较强，性侵犯未成年儿童，那还了得？哪还不构成一桩惹公愤犯众怒的案子？二、港人又很盲信传媒，凡报上说的都不会有错。他们说服别人的理由往往是：你还不知道啊？都登报啦；或者，昨晚的电视新闻都说啦，诸如此类。三、再说，从政府到个人，这都不失为一次表现政府之政格个人之人格的绝好机会，不下本钱，不冒风险，谁不想挤到那张已经现成搭好了的舞台上去义愤填膺地发表一通诸如“人渣”，“败类”，“千刀万剐”之类的人格宣言？而晓海，当然就成了这张舞台上的法定反角了。大家都称此为一起“悲剧”，对悲剧一说，我倒还是有一部分认同感的，问题是“悲剧”的主角究竟是谁？谁是这命运悲剧的主角呢？是那位小女孩呢，还是晓海？
在这段期间里，除了晓海本人之外，可以说，我是承受心理压力最大的一个人（这还不是自己找来的？但我又无法使自己解脱）。原因就因了我在暗中采取了与所有的人都相对立的立场。琴行里的那些本来是主动要跟晓海学提琴的女教师们的旗帜最鲜明，姿态也最激烈。她们说：公司留用这样的教师会严重影响琴行的学风和声誉的，理应当即开除！而她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当然也不耻于与这等“人渣”为伍，云云。她们话中有话，虽然含蓄暧昧，但明白人一听就能明白：正因为她们是他的学生，正因为在教琴与学琴这一来一回的过程之中的点点滴滴的感觉细节，她们因而便最具备了在此问题上发言的资格和身份。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晓海向我说起过的他在中学里读书时的那桩捕风捉影的“风流案”前前后后的情形来。我似有所悟，但应该说，我是更困惑了：女人（包括女孩）是不是都一个样？这是她们的人性基因吗？
除了女教师外，还有就是那些学生的家长，尤其是学生的母亲，更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母亲们。而那主管人事按排的小姐更是风言风语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她常常借题大发一通议论，让我不胜其烦。但最叫我头痛的还有来自于家庭内部的压力：这偏偏又是个女性占多数的家庭。但我要说的是，虽然身为公司负责人的我的舆论压力不小，但我还是很技巧地挡住了。我的答复是“四两拨千斤”式的，这让大家都无话可说。我说，香港是个健全的法制社会——不是吗？因此，一切都应依法院的最终判词为准。杨晓海是我们公司的员工，这点不假，但这并不表示：他有了什么，我们公司也就一块儿有了什么；更不表示，在法院有了正式的结论前，我们公司就必须抢先干点什么。“万一……？”我还想进一步将此立论发挥下去，突然就想起了匿藏于我心底的对于“万一”这个提法的诠释，便立即收住口，不再往下说了。
两星期后，晓海从羁留所里放出来，他脸色苍白，人也瘦了许多。但他若无其事地回到公司里来，仍旧是那件POLO的T恤衫和皺巴巴的休闲裤，态度不卑不亢。他向那位小姐说道：从明天起，你可以替我排课了，谢谢。好像他只是去了哪儿旅游，度了几天假似的。但最可笑的还是：几乎所有在背地里的态度激烈者当了他的面都不约而同地扮起了同一张不太自然的笑脸来，打招呼说，杨老师，你好啊。或，你好啊，杨老师。还有一位更莫名其妙，来公司上班时突然见到他，竟然脱口而出地说道：“杨老师，你……你辛苦了，辛苦了！”一言既出，不禁令所有在场者全都愣住了，而说话者当然更窘。晓海倒没什么，笑笑，眼望了别处去。
我将他拉到一边，急急地向他打探情况。我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没怎么回事，我不认罪，等排期开庭再审。“哪……？”好像我的焦急都有点胜于他本人了，我感觉不妥，于是就将自己的态度放平静了下来。但他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谢谢你，老朋友。我说，哪倒没什么。而接下来，他便很简略地说了一些他被关进羁留所后的情况。
他们找他谈话，规劝他。说，其实，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大案，只要你肯认罪，签个字，当即便能走人。最大的后遗症也只是留个案底，而假如今后你不再犯事，留不留案底其实也无所谓。这样一来，你好做，我们也好做。但他说，他不干。你不干？要知道，对你案件的起诉人是律政司。你知道律政司吧，他们就是香港法律的制定者。但他说，大场面他见识多了，连大陆文革的四人帮时代他都经历了，还怕什么律政司？他们又说，你可知道与政府打官司要花费多少吗？他说，即使破产，他也要打这场官司。他要还自己一个清白。全港七百万人都可以不信我，我可不能不信我自己哪。于是，他们便无话可说了。
望着他坦然的说话神态，我自己的脸上可能也显露出了某种神情。而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说，哪，裤裆的拉链又是怎么回事呢？他闻言，微微有点脸红。他说，其间，他上过一回洗手间；你知道，从洗手间里出来回课室忘了拉上拉链那是常有的事。小女孩注意到了，她未必是乱说。
我点点头。
日子就这么地流逝过去。香港每日都有大新闻：坠机、海啸、9·11、禽流感、人民币升值、灭门大惨案，等等。杨晓海这个名字马上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得几乎没有任何痕迹了。而他，也若无其事地生活在大家的中间，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般。公司的同事们起初还有些不自然，但渐渐地，也就没那回事了。该学琴的又跟他学起琴来，他的课程表又密密麻麻地排满了慕其艺名而来的学生们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有一天，他的名字再度在《苹果日报》的头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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