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勿是勿晓得，伊讨伊回来是二婚头，哼！——”三十五年之后，在残破的后晒台的台阶上回首时，耳畔响起的是一句尖辣辣的中年女性的声音，清脆丰满，袅袅的余韵之中仍蕴含着一种鄙夷与酸意。
这就是她吗？初升的温暖的月光将她虾弯的体形轮廓出一个可爱的弧度。“晚了，回去了口伐？”她再一次地说道，她的手杖的尖顶已触到了前一级的台阶上。
“小心，潘家姆妈，小心！让我来扶侬……”
据说，那个被唤作范女人的女人也出身于某正派人家的闺房，当时，她只是扬州一家女子中学的学生。
解放前几年，范老板春游瘦西湖，惊艳于某风景点的茶座间，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迷恋上了她。他已是个有家有室的人了，然而，他竟不惜一切代价地休了前妻，几条大条子将她打发走，再去扬州把她娶了回来——于是，便有了这个故事的主角：范女人。
那时代，一个外地女子能嫁到大上海来的荣升感就与今日出国差不多。范老板将石库门第装饰一新，青石麒麟门镇就是在那时候添加上去的。据说，他还打听过搬来“前排洋房”里住的代价，虽说最终还是放弃了，但那日迎娶的盛况却是把整条后弄堂都给沸腾了。三部强生出租车载满了嫁妆，而第四部上走下来的是一个桃容花貌水蛇腰身的她，踩着三寸银色高跟，狐皮圈领狐皮袖筒，挽着范大块头的手臂，招摇而过这条陋巷窄弄。
当然，这都是在多少年后我才听说的事。当时的我还在襁褓之中，而她，其实也只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子。“哼！装成是啥个大人家嫁过来个派头，”在潘家天棚里玩游戏时常会听到潘家姆妈有关那一天那一次以及那时的她的细节的种种描绘，“地种绸缎被面子一看就晓得是大马路上“协大祥”买夹嘛事，还勿是范大块头出个铜细？”有时，潘家伯伯也会走上前来插上一句半句的：“人倒是长的真蛮标致个，假使走到四马路朗向一站，保侬生意涛涛！……”潘家姆妈狠狠地盯了丈夫一眼，“哼！”鼻孔中喷出的还是她的那个轻蔑加愤恨的招牌性音节。
但我小时候对她最早的实体印象却是遥远得带点儿想像的成分。一套玄湖色的绸缎旗袍闪亮亮地裹着她曲柳一般的身段，高领和盘起的发髻之下露出一截长长的玉颈。她若无其事地挽着硕大壮健的范老板的手臂，表情矜持。前后左右投射过来的惊羡、妒嫉的眼光在她身上溶化开来，而她每次在后弄堂的出现都像是一艘破浪而进的傲艇，人群都会自然而然地分开去，当她袅袅婷婷而过时，人群再合拢过来。男人以及女人，叽叽喳喳，各自发表也发泄着各自的感受。一个在弄堂口设摊修鞋打钉的小皮匠边用袖口抹一把清水鼻涕边说：“两个人在外头人面前已经是个能缠心缠肺，勿要讲是到了床上了——个种叫床头势啊——嘻嘻嘻！……”说完，再用切刀在头皮上刮一刮，径自完成他的那道穿缝纳线的工序去了。
然而，他们却是绝然不理会他人感受的一对。范老板永远叼着一枝粗雪茄，腾腾的烟云於雾里，范女人俊俏的鹅蛋脸更显示出一种朦胧美来。如此一对若入无人之境的夫妻，在那么一个时代的那么一条小小的弄堂里形成了一道别开生面的风景线——甚至连引起“前排洋房里个人”的某种心态不平衡也都不成为什么不可理解的事了。
但厄运，终于降临到了他们身上。
那应该是在1953年、1954年间的事了。其实，新时代的管治特色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稍微能敏感一些时势的人都已经开始夹紧尾巴做人，中山装、解放装、干部装、列宁装的流行便是一种无声的说明。所谓枪打出头鸟，当太抢眼了的他俩旁若无人地从千百双人的眼前流动而过时，代表着专政阶级的那杆猎枪的准星之中也同时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当那辆被我们小孩唤作“强盗车”，装置有军绿帆布扣蓬的小吉普在我住的那条后弄堂口前“嘎！”地刹住时，正是午睡时间。而我们这班“野蛮小居”恰好趁这弄堂里最清静的时分玩“捉强盗寨”的游戏。这是一种最会令小孩们着迷的游戏，玩法是一个充当捉手的人将额头往墙上一按，自蒙眼睛，倒数十个数字之后猛然睁开，而其他玩伴必须在此时间内各找地点藏匿玩毕；当捉手探头探脑地走离“强盗寨”时，突然现身且逃回的人就算是胜者。
老实说，一说到童趣时代的游戏，我的思路便会离题：阿二，阿三，长脚，吊眼皮，枧篮头，樊癞疤，这些曾令无数个童年的我的日日夜夜变得等待、渴望、颠狂的绰号与浑名，每一个都可以为你钓出一连串鲜活的往事。
其他的人，虽说也有不少粗野与狡黠，但事后回忆，不管怎么说，总会有不少妙趣横生的章节，惟樊癞疤不太一样。三十五年之后当我再度与他相遇的前一刻，一想起他来总是那副猥猥琐琐的神情与模样的复活。他有个习惯，就是老是喜欢斜低着头，不正眼瞧人，而让他太阳穴方位上的那块在年幼时因撞破而留下的不再长发的永久疤痕亮闪闪地对着你。他的脸色苍白苍白的，枯瘦的手掌与小臂上不断有冷汗沁出，因而他又获得了另一个颇为切题的雅号“鼻涕虫”。他不合群也不太爱说话，除了在遭范小妹白眼和恶言相向时才会在面颊上飞上两片罕见的红晕及咕哝几句听不清的言辞。然而，他却会对一直怀恨在心的某位玩伴猛地蹦出句：“我操那娘个×××！”之类的粗口来，并立即循其预姿而遁，待那位被骂者搞清是怎么一回事时，只能气得唇抖面白却又对他无可奈何也无计可施。有一次，年仅十岁的他竟被“请”进了派出所，在经过他那个在小菜场斩肉的老子的横求竖拜和他娘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之后才给放出来。后来听说，他就是在玩得好端端的时候，倏地猛捏了隔壁一个小姑娘的下身一把而被人告到派出所去的。此一劣行自然又成了日后范小妹在斥骂他时的一个新依据，而他也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所有小伙伴们的家长警告自己的子女再也不能与其为伍而孤零零地远望着我们沉浸在欢天喜地的玩兴里不敢也无脸靠拢过来，尽管在最后，玩的诱惑和与对玩伴的渴求仍战胜了一切。
就如这一次，当小吉普在弄堂口戛然而止时，我记得，充当“强盗寨”捉手的正是樊癞疤。他傻了，当一个个的“强盗”们都轻轻松松地“回寨”时，他仍呆若木鸡，眼巴巴地望着几个佩武装带的军警神情肃穆，大步流星地往弄堂深处的某个地点走去。
是范大块头家！当军警们的方向感被明确了之后，我们大家也都放弃了游戏的兴趣，身不由己地跟了上去。
嘭！嘭！嘭！狮面铜扣被猛烈地敲打着，樊癞疤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他一个箭步凑了上去：“他家我熟，我可以带路，我……”但他被一把推开了，他一个踉跄地跌撞在我身上，脸色更苍白了。
五十年代之初的上海，抓人与抄家是件带有点强烈神秘、恐惧兼刺激的事。连顽童们之间也常有如此侃法：叫侬阿伯（父亲）去派出所“谈谈”。一“谈”之下便永久消失踪影的情形在当时相当普遍，而范大块头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案。只是留在我记忆中的他的最后形象与之前的他倒是完全不同：他穿着一套宽条睡衣，脚上拖一双硬质皮拖鞋，没有斯迪克、雪茄和刀一般锋利的西装裤。他被从黑漆大门间推出来时，手是反拷的，警察左一个右一个地扭住了他的臂膀。
当穿着一套粉红色丝质睡袍的她哭喊着从门口奔出来时，他已差不多走到弄堂口了，“范哥！……范——！”他有过一个企图转头的动作，但没能成功。而尾随犯人与押送者的那位警察却掉转头来，一把擒拿，就将她提了起来，她被摔抛了出去，一只丝绒绣花拖鞋飞脱了，她坐在墙角的一潭泥水中，不再去追。她掩面而泣，缕缕长发从前面将她的面容遮着，活像个女鬼。
黑色石库门宅被灯光通明地折腾了半个白天与一个晚上，天明时分，人才退去。从此，两扇紧掩的黑漆大门之后便开始了死一般的寂静，而后弄堂里当然也消失了那道柳曲加壮健、旗袍加雪茄的风景线。但我们这班小顽皮鬼仍不甘心，总喜欢将耳朵帖在门缝上屏神细听些什么，在不知那个高叫了一句：“范大块头回来喽！”时，大家才哄笑着散开去。
范小妹再也不参加我们的玩伴群了，我很少再见到她。直到某一日突然惊异地发现她原来也有着与她母亲一样的桃白脸颊与矜持表情时，已是在相当几年后的六十年代之初的事了。那时，我们那班“野蛮小居”已自动解体，大家已先后步入了青少年的生理与心理阶段，彼此见到也只是一笑一点头而已的成年人动作，不要说是面对异性了。
樊癞疤是否继续往范家跑，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后来听说范大块头被抓后，张妈也不见了。原来她是公安局的线人，在拘捕范老板的事件中立了大功。几年后，当她一家在后弄堂某门牌号分配到一间厢房式的公房时，她已成了全里弄人人见到都要面带几分敬畏与笑容的治保主任了。她的阶级立场始终十分坚定，不要说是对范老板的家眷，就是对我们这些“前排洋房里个人”，她都不苟言笑。
16号的石库门的各厢房在几个月后拆封，并分别被指配给若干家工人和复员军人的家庭居住，范女人与她的女儿搬到了以前张妈的那间亭子间去住。从我家的后晒台常能望见16号后窗框间的梳妆台镜和用彩条床罩改制的泡泡纱窗帘轻柔飘扬，已是属于我记忆长篇里的第二章节了，然而，这倒是构成了我青少年时代漫漫岁月轨迹上的一块永不褪色的晕黄色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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