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珍的二妹翠华属于我的同代人。唯这个结论我是能下的，再多的我也不敢说。社会的裂变在加快、加深、加剧。这种裂变的直接后果是：辈份与代沟上的传统划分概念被彻底颠覆了。按理说，华老板华老板娘算一代，翠珍翠华还有她们的一个叫翠媚的妹妹总共算一代。但不，翠珍与翠华、翠媚之间已产生了明显的代沟。翠珍出生在解放前，她的童年乃至少女时代都是在某种社会氛围中渡过的。这种氛围离我们已经很遥远很遥远了，反而离张爱玲小说中的那种氛围更近些：人与人之间也有争斗也有猜忌也有恩怨也有这也有那的，但总之没那么尖锐，没那么是非绝对，没那么你死我活，没那么无所不用其极，更没那么非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与人之斗遇事之争都会有作“退一步海阔天空”之想，不会、不想、不肯、也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到我们这一代了。有人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在这点上，我似乎就没太大的发言权了。其一：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我生在了此山中。其二：我根本无法分辨人奶与狼奶的差别，因为我自己是喝牛奶长大的。但有一条，我所讲述的这只故事中的种种或者能为读者提供些什么，让他们自个儿作出联想，作出判断。
轮到翠媚了。严格来说，她还差我们“半代”。也就是说：就价值观及人生观而言，其一半还留在我们这代中，另一半则已经能与当代的那些经常出入“星吧克”的白领女性，或在手指间夹一枝纤细的烟卷，呼吐一口；遇上哪个看得上眼的男人也不妨与他搞次“一夜情”，从此各不相干也互不负责的那些前卫女性们接上轨了。
我是在文革之初认识翠华的，那时她家正遭难。华师傅也不再是什么华师傅了，大家都说他是个“混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异已份子”，一个吸血鬼，一个寄生虫，一条“披着羊皮的狼”！他被揪了出来，批斗、陪斗、写检查。唯一的好处是人还没有被关起来，他仍是自由的，至少每天晚上还能回家。回到家里，在华太太的精心照料下，在天伦之乐暖融融的氛围中，再补充些炖鸡汤或哈士蟆之类的滋补品；另一方面也让他能面对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们发发牢骚，骂骂娘，精神上充一下电，第二日再去单位熬他个白天。如此周而复始。
还有就是凤阳路141号的那幢房屋，其底层当然仍是上海第X汽车修配厂的一个车间。虽然华师傅本人早已调去了别处工作，但那台已“合营”到了国企来的“千斤鼎”仍留原处。一遇有什么紧急的修车任务，待修之车就会被运来141号这里，让这台三十年代德国制造的千斤鼎一显身手，继续为建设“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出贡献。141号的二楼以前是华家的住宅，但现在遭到了紧缩。这是一幢二层式的横向里打通的钢骨水泥建筑。说是说141号，其实，它所占用的门牌号至少不下五个。只是当年的路牌与门牌的管理都比较混乱和马虎，故只用一个号码代用罢了。如此一幢建筑，虽不怎么样，但比起陋屋遍见的梅白克路上的其他建筑群落，也算得上是一种景观了。让人一瞧上去，就觉得这是一户有点家底的人家。至于说，为什么此屋会采用钢骨水泥结构，而不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廉价的砖木结构呢？其实，这正是华老板当年好不容易才作出的一项决定。他的主要考虑还是为了那台“千斤鼎”。原来，这台从德国进口来“过埠新娘”的安装与使用是必须与钢骨水泥，这类洋建筑底子相匹配的。土木式结构远不能胜任其在操作时所发出的震动与噪音波的强度。于是，华家全家在二楼的住房条件便也一同沾了光。遭紧缩前的141号二楼，横打通的厢房就有二、三间；经过一方晒台后，野视豁然开阔，又有三、四间房间被间隔了出来，其中包括了一间用马赛克瓷面砖铺砌而成的带浴缸的卫生间和装置有煤气灶头和电焗炉烘箱的厨房。地板是柚木方块的，窗户是带黄铜把手的钢窗。这些在砖木结构的平房上毫无用武之地的现代化的建筑材料与设备都在141号的二楼粉墨登场了，让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感觉眼前一亮。
然而，这幢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日伪时期建筑的楼宇，无论如何都是廉价和粗糙的。在李海民驾着他的那辆香槟“雪佛兰”去时，它或者还新，还有点儿看头。但当我认识翠华时，这幢被上海人称作为“混水洋房”的水泥建筑已像是一个上了点年岁的妇人，开始掩盖不了她那日愈在加深着的皱痕，呈现出一种疲态毕露的形象来了。再后来，敷上外墙上的厚厚的水泥表层也开始脱落，楼宇的多处龟裂；在一个巨大的外墙隙缝之中，不知哪只飞鸟衔来了一颗树种，树种正巧掉在了隙缝里，便长出了一棵幼小的树苗来。幼树逐渐长大，弯曲着，挣扎着，冠朝青天。几十年过去了，小树竟然长成了一棵似模似样的杨木科类的大树，它变成了凤阳路上的一道类似于“黄山迎容松”的奇特景观了。
当然，在我后半截里描述的那番景象的时代背景已经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了，那时的中国已改革开放多年，那幢“混水”旧楼及其周围的一大片陋屋平房都面临着被拆迁和彻底铲平的命运。据说已有一位具有相当实力的香港房地产商在洽谈收购上海闹市区的这片黄金地块。假如交易成功，两幢玻璃幕墙身的智能型办公大楼将会在原地头上矗立起来，成为了二十一世纪梅白克路——凤阳路上的新地标。而我，就是在那时候去那里溜达了一圈，多少还带点儿凭吊之意。因为，那时的华家三姐妹以及她们父母的命运都已有了归宿。站在那条路上，仰头看来，那幢旧楼连带那棵“迎客松”，一切的一切都不禁让人发出一种“人生无常”的唏嘘来。
但即使是这么一幢照现时眼光看来并不怎么样的廉质水泥住宅，在1966年的凤阳路上还是免不了成为房管所、居委会和街坊邻居们的聚目中心和垂涎目标。首先，它的面积够大，再说，结构设备也好。在华家被抄后没几天，房管所和居委会的人员便接踵而至，乘火打劫来了。于是，141号的多数房间都被贴上了封条，等候处理。他们一家五口（翠珍虽已结婚，但也常要回娘家来住住）都被压缩到了一大间里去。后来那些被封之房陆续启封，分配给了一家又一家拖儿带女的住房困难户。房管所更挖空心思，连盥洗间墙身上的马赛克也被敲剥了下来，粪管和下水道封死，然后粉刷一白，分配给了一位造反队的小头目作新婚之用。从此，141号的全部住户都改用马桶来方便，木盆来洗澡了。晌午天，晒台上衣衫被单尿布挂得满目琳琅，而清晨已被洗刷干净了的马桶，像一只只朝天鼓，打斜晾搁在晒台的栏杆上。
这些，才是我第一次去华家时所见到的景像了。但翠华向我介绍说，文革之前，她家的生活还是颇惬意的。三姐妹一人一间房，两个保姆共占一间，还有一箱子间，用来堆放家里的箱柜杂物，以能保持房间里的整洁与宽畅。每逢节庆，他们都用自家的烘箱焙烤蛋糕面包，香松无比。而每季度一次的资方定息发放日最是他家欢天喜地的日子；父亲总会去福州路上的一家京菜馆买一只挂炉烤鸭回来，外配葱饼与甜酱，让家人围在那张八仙桌前美美地饱餐上一顿。但现在，翠华叹了一口气说道，什么都没啦。全家人都挤缩到这一间大房中来，家具没收的没收，丢弃的丢弃；就剩下这些床架了，搁成了横一张竖一张的，像个难民收容所。我环顾了房间一周，觉得也挺像。我还记得在房间的一角立着一扇屏风，屏风的背后放一只如厕用的马桶。
其实在那一个时期，我差点就爱上了翠华。翠华长得不能算漂亮。但她忠厚、老实；也很懂得忍让和体谅人。说她不漂亮，其实也有点儿不客观。无论如何，她多少也具备了华家姐妹们某些共同的，诱人的女性特质。比方说，水汪眸白肤质，纤细的十指和撩人心动的身材。还有那些带上了明显的华氏特色的表情动作 ：初遇陌生男子时，她们都会含羞俯首，然后，又会在你意想不到的一刻，突然抬眸扬眉，嫣然一笑。那情那景，怎么不会叫每一个遇见她们姐妹的男孩着迷？
我相信，这些美妙的特质都源自她们的母亲——华太太。听海民说，年青时代的华太太就是个人见人迷的美人儿。对于此事，或许只有海民有发言权了。当年的他也只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年青人，常去华福记车行保养检修他的那辆“雪佛兰”。那时，他们便已熟识，言语之间，还会互传一些暧昧的调情动作。但当我见到华太太（我习惯叫她“华伯母”）时，她已有一把年纪了，虽说仍留有些风韵，然而那些传说之中的风彩都已荡然无存了。但华伯母就喜欢我，每次见了我去，都会添多一两只菜，硬要留我在她家吃了饭，才肯放我走。固中原委其实我心中也是有几份明白的：一是她已察觉到我正与翠华在推进着某种暧昧的情侣关系；二是我的父母都在国外，平时生活靠外汇，这可是一条活泉，源源不断。而上海家中的一套大公寓都由我一人占用。精明的华伯母自然有她独特的眼光与打算的。当然还有，还有在华太太的眼中，我应该是个各方面质素都还算不差的男孩，正直、诚恳，会不会还带有几份帅气呢？她心中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不可能准确地说出来，反正离这些也不会太远。
但不知何故，我与翠华的交往就始终无法再向深入之处迈进一步了。
翠华是这么个女孩：带点木纳与沉闷。她寡言不说，也寡于表情。反正，她缺乏的是某些女性天生便能悟出来的，在两性交往方面的手法与姿态。而我俩的交往，感觉总有那么一些生涩和不自然。当然，事情也不能全推在翠华的身上。都说男性才应该是主动的一方，但，我又如何来“主动”法呢？有一“动”也要有一“应”啊，在她面前，我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把能“主动”起来的钥匙。
但她还是经常来我家（会不会是因为她母亲在背后的催督？这点我就不得而知了）；而我，也会每隔上一周半月地上她家去一回。于外人于我俩本人，都感觉我俩间的关系似乎就是那么回事了。但事实上呢？事实上，是那么回事，又有点不像是那么回事。
翠华来我家时的记忆细节似乎没有可供描述的内容。无非是两人正襟危坐，面面相对，说些不着边际，也不可能太着边际的话题。到煮饭时分了，我发现，这才是翠华最兴奋，也是最能显露她一手的时刻了。她主动请缨，为我入厨。不一会儿，就烧出了一桌可口入味的上海家常菜来，让我吃得赞不绝口，忘乎所以。而她呢，她吃得不多，说话也不多。她只是在一旁，面带微笑的看着我吃，一脸满足感。然后便晚了，我送她回家。我们总走那么多路，总经过那么几条街，总是在那盏路灯下停步，然后分手。而且总不忘说上那么几句差不多意思的话——一切似乎都有了某种设定的程式。
至于我去她家的记忆，那可要丰富多了。首先，华太太的热情接待让我印象深刻。其次就是翠华的姐姐翠珍和她的姐夫李海民。至少，这都是些生气勃勃的人物，谁也不会让你像面对翠华那般地感觉冷场与难堪。那时海民与翠珍新婚不久，常常携同一位保姆，抱着两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回娘家来。吃了午饭再连多一顿晚餐。反正，那一两年间,人都很空闲、逍遥，各单位都处于半停工状态。当然也有大忙人，那都是些靠投机起家，争权、夺权，组织什么司令部和什么革委会的造反派。他们兴奋，他们激动，他们感觉生正逢时，似乎过不了多久，这共产党打下的江山真会拱手让与他们似的。海民与翠珍当然不是那种人。但他们也很享受这一段好时光，至少在单位里毫无压力可言，两口子又处在新婚甜蜜期，翠珍的娘家虽遭受冲激，但一家人夜夜面对日日相聚的，倒也其乐融融。
其实，那时的海民哥也只是个中年人，但在我们的这些不满二十的小青年的眼中，他已经是有老态了。见了人，不管你是谁，认不认识，熟不熟悉，谈不谈得拢，更谈不上有无好感，他总是又点头又哈腰的，堆一脸的笑，而且连眼睛都笑成了两条缝。因此，我便很难从华太太向我的描述中想像出年青时代开香槟雪佛兰车的他来。华太太说，那时候你海民哥的那股潇洒劲哪，是女孩见了都迷。
但海民哥告诉我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人生理论。
我从来便知道海民哥是个精明人，其出身与经历也养成了他的这么一种做人处世的个性。更别说之后的年代，他还是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严酷岁月里度过的。他说，在国营单位里工作，像他这么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怎么说都带点儿异类色彩的人，不向领导，不向同事，不向革命群众整天扮一张笑脸能行吗？而笑多了，笑就成了一种习惯。让我们这些还未在人生历练上焠过火和退过火的小青年很难想像也无法理解。但他告诉我，他的那种“微笑外交”真还管用，真还让他避过了不少本来很可能会落在了他头上的灾祸。
“笑是一桩无本钱生意。笑多了，除了脸部肌肉有些酸痛外，是不用付出其他代价的。这一点，你们小青年假如要在今天这么个社会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的话，也该好好学着点——真的。”
但翠华的姐姐翠珍给我的印象却是个十分庄重、体面而又有着相当气质的女性。他见了我——就是那位据说父母都在国外，又独自占有一套大公寓的她的二妹的男朋友时，一般都是很得体地笑笑，打个招呼，便一头扎进厨房帮她的母亲忙这忙那去了。有时，听到海民与我在大房里说话说得很来劲，她便会从厨房里走出来，边用毛巾擦手，边说，都在说些什么呀？海民哪，你可别把人家小青年教得太势利太功利了啊。
正是翠珍的这些言行举止让我对她产生出一种敬重来。我想，翠华怎么一点也不像她的姐姐呢？
但一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见到过翠华的妹妹翠媚。
见不到翠媚一则是因为我去她家的机会本来就不多；二则是翠媚平时也很少在家。我只知道在她家大房里的那些横七竖八的床中有二张是属于翠华和翠媚姐妹的。这是两张三尺半的钢丝折叠床，并列而搁在离放马桶的房间角落的远一端。
我去华家的时候一般都是与翠华两个面对面的坐着床沿边上聊天。她坐在她自己的床上，而让我坐在她妹妹的床上。这是一张惹人遐想的少女的单人床。床单的手感是滑爽爽的，不禁让人联想到某种肌肤的质感。两个洁白的木棉大枕头叠放在一块，中间还隐隐的残留着晚眠人的睡痕。枕头底下经常会压放着一些书籍；有时，我还能见到暴露在外的书封面的一角。我忍不住好奇心，将书抽出来看一眼，发现多是一些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洋小说；还有一些当年地下流行的手抄本，诸如：《第二次握手》，《梅花党》，《少女的心》之类。别瞧今天谈起此事来轻松得很，但在那年代，这类手抄本所包含的危险与一包没拉响雷管的炸药所包含的危险不相上下。
有时，还会有一些画册和素描写生之类的画稿零乱地叠铺在翠媚的床单上。我问过翠华，说，你妹妹是学画的吗？她说，不是，这些都是她的男朋友画的。但你妹妹只有十五六岁吧？已经有男朋友了？翠华笑笑说，非但有，而且还有好几个呢。她的话让我吃了一惊。
话于是又要说回到那个年代去了。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轧”男朋友，而且还“轧”了好几个的，多半不会是什么好货色。在弄堂侦稽老太太们的眼中，这叫“小拉三”。所谓“拉三”或“小拉三”，其实是一回事，“小拉三”就是年龄小一点的“拉三”，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与不够年龄当红卫兵的小顽皮们只能另谋一个“红小兵”的名堂来过把瘾的道理是一致的。“拉三”指的是作风不正派的女孩，男孩则称作为“木壳子”（我真不知道当年的上海人是如何能思想出这些极富形象色彩的词汇来的！）这是上海的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特色产物和品名。它们的出现叫人联想起那些穿着劳动布长裤和穿着“迷你裙”的男女青年们三五成堆地聚集在弄堂进口的拱门处，互相眉来眼去地说笑、抽烟、弹吉他、一直到深更半夜仍不肯散去的社会边缘人群。他们模仿着阿尔巴尼亚或罗马尼亚电影里的某个反面角色的动作与表情，抖抖腿，耸耸肩什么的，又讲些在当时听来已经是十分出格了的“色情笑话”。凡此种种，在当代叫“酷”的，在那时叫作“轧台型”。那些喜欢“轧台型”的青年，就是社会上刨去公认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外的问题族群了。他们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于脑后，既不去“复课”，也不去“闹革命”，整天混在社会上想干什么？故此，每当节日前夕或有重大事件发生之际，就会有所谓的“刮台风”的社会整肃运动，到时，那些问题青年们要就与地富反坏右的命运看齐，成为了群众专政的靶标之一了。
而所谓“靶标”，就是当“台风”季节来临时，把他们“刮”进专政机关去坐几天牢，以能及时纯洁一下社会上的道德风气和阶级队伍。但翠媚倒是从没让“台风”给刮进去过，尽管每逢“风季”来临时，华家上下免不了都要为她忐忑不安好一阵子，因为他们的那个家，再也不能承受多点什么了。然而，她的那位画家男朋友就没她那么好运了，逢“风”必肃。他常被“请”进“庙”（当时的人们将拘留所称做为“庙”）里去当几天“和尚”（凡被关入拘留所的男人一律都被剃成了一颗光头）。他在他的伙伴之中是个出了名的“几进宫”式的人物。
那画家姓薛，叫薛强。我后来在华家见过他好几回，留着长发（当然，那不是刚从“庙”里释放出来的他），老喜欢用斜眼打量人，一付傲视众生的模样。除了斜眼打量人外，还猛抽烟。抽的都是那些最廉价劣质的“劳动牌”或“大联珠”。一根接一根，抽得连手指与牙齿都给染黄了。我想：这种人不进“庙”，谁进“庙”？然而，他傲视人也有他傲视人的资本：他的艺术天赋相当不赖，我就见过他画的几幅油画作品，都十分传神。其中有一幅是翠媚的肖像画，调子晦色，但韵味十足。人物与背景之间隐隐约约着一种神秘感，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一种宿命的含意来。这是我在见到翠媚真人前率先见到的她的形象。日后，我见到了她，与画中人一作对比，我发觉：一、真她比画中的她更漂亮更有媚感。二、画中的她又比真人的她更含蓄更有韵味。
薛强与我差不多年纪，比翠媚大上至少六、七岁。除了翠媚之外，他还有不少女伴，一会儿与这个一会儿又与那个搞些名堂。那年代，男人要与女人搞事，必事先赠些衣衫裙子尼裤袜之类的礼品作为代价的。但薛强他不，他很牛。他从不送女孩子东西，好像女孩们能与他这么个大艺术家在一起搞一搞已是件很有面子的事儿了。要在别人千句好话万句溢美之词的诱哄下，他才肯送出一两幅画来，算是作为补偿了。
但他同翠媚的关系有些不一般。他是真迷她。而她，也迷他。她是他画写生的“模特儿”。想要作画时，他通常会向他的一位朋友借他的那间亭子间来用一用。上海的亭子间冬寒暑烤，但他俩不在乎。冬日里设法弄一只炭炉来生火取暖，暑天里则放下一卷竹帘，挡驾一下直射进屋里来的阳光。之后，他在墙上遮一幅白色的被单布，又搬来一张椅子。他让她坐在椅子中或撑在椅背上，摆出各种姿势来，让他构思画面。
但薛强说，每一回，只要他让翠媚来当他的模特儿时，他都感觉自己会变得心猿意马，精神说什么也无法集中。她那天使般的面容和魔鬼般的身材常把画家搅得血脉贲奋，心动过速。画着画着，他就索性甩了画笔，跑过去，一把就将全身赤裸的她拥入了怀中。故，那亭子间又变成了他俩的作画兼作爱房。但他说，这又有什么呢？刘海粟不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这样做了吗？——当然，他指的是前半部分，至于席地作爱，刘大师的那个年代还不至于开放到如此程度。
之上所述的那些亭子间情节都是后来薛强亲口告诉我的。那时候，中国社会已全方位开放。再无所谓“拉”不“拉三”，“木”不“木壳子”了。漂亮一点的女孩子有哪个不沾点这种事情的边的？社会舆论已不再以此为耻，而是以此为荣，以此作为当事人可在她的朋友面前作一番炫耀的资本了。薛强后来吃过二十年官司，劳改农场释放后，正好遇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以他的智商与才艺下海去干一番，斩获自然不会小，但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不提也罢。
然而在当年，虽然我也忍气吞声了他斜眼打量人的羞耻与屈辱，我还是有过几次，鼓足了勇气，企图能得到与他攀谈上几句话的机会的。但每次，他都哼哼呀呀，爱理不理的；仿佛像我这么个一无才艺二无见解之人，他是不屑一顾的，自然也就无法与他一般论高低了。我心生气闷，只能在暗中骂道：摆什么臭架子？“庙”里几进几出的人，别以为人人都要巴结你！
但毕竟，当年的我还是没能巴结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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