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在过了半年之后才知道的事。原来，那天下午华太太亲临寒舍，屈身来访的最直接原因是：翠华已经开始发病了。或者可以这么来说，假如不是情况紧急，华太太是绝不肯亲身出马的。事情已经到了万不得意的“临界状态”了，据华太太判析，我才是这世界上唯一有可能救到她女儿的那个人。
但华太太来是来了，却没能把事情说明白。或者她认为，即使说明了也无济于事——说不定还更糟。
事情还是出在薛强的身上。
薛强去华家找翠媚一直没有找着后，双方的关系的确也有过一段冷却期。其间，常有人见到翠媚挽着黄什么总长侄亲的胳膊，招摇过市的情景。事情传到了薛强的耳朵里，他又有点捺耐不住了。尤其是在那些月光浩洁，而他又失眠的夜里。或者是，他又想在朋友的亭子间画人体写真，但又找到一个体态动人的模特儿时。
他又恢复了常常去华家死缠不休的做法。
有一二次，他见到翠媚了，但没说上几句话，就让她借机给溜走了。而从此之后，翠媚便有了戒心，再也没被他逮着过。但他老这么来也不是个办法啊。于是，翠媚想到了翠华。她想叫翠华来对付他一下，顺便也代她做做薛强的思想工作，说这事勉强是勉强不来的；大家没有了感觉，就是硬凑在一块也没啥味道，等等。
当时究竟是翠媚央求翠华，还是翠华带点自告奋勇的意思，主动请缨帮助她妹妹去解决这桩烦心事的，到了今天，这已成了一桩无从查证之事了。反正那时的华家，居住条件已经得到了部分改善，翠华翠媚两姐妹已拥有一间单独的房间了。两张钢丝摺床也已换成两张正规的单人床，并排放，中间还搁了只床头柜。床头柜的对面是一张写字台，有一盏带纱罩的台灯，边上砌着一叠书。《少女的心》《梅花党》之类现在已不用再往枕头底下塞了。
“薛强哥”来时，只要翠华在家（她一般很少外出），他总是先到她们姐妹俩的房中去坐。看书，闲聊兼等人。只有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才去大房间用一下餐。接着，又重新回到翠华的房里来。就这么个架势，没人会想到再多的什么了。再说，那个时代，除了政治上的警觉外，对于生活上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不会太在意。
但事情出就出在了这里。
可能是一等二等等烦了，等厌了，等火了；也可能是时辰至半夜，“薛强哥”对自身体内荷尔蒙的分泌浓度渐渐有些失控了。他走过去，一把就将翠华搂抱住了。他把他的嘴唇按在了她的的唇上，热吻她。但他的口中还在含含糊糊地呼唤着翠媚的名字。这件事情在我后来的臆测中，翠华对“薛强哥”突袭举动的反应，与其说是惊恐还不如说是有点慌乱。因为，当一对男女第一回有体肤接触时，女性的所谓“慌乱”心态包含的除了此词的本意之外，还隐匿了某种欢乐、紧张、甚至是迎合。
但后来的形势就大不同了。薛强三下五除二地就将她剥光了，他干了她。非但干了她，而且还是在接近于颠狂的状态下干了她。非但是在接近于颠狂的状态下干了她，而且还前干、后干、平干、侧干、躺干、坐干、曲干、挂干，一夜之间竟干了她六、七次之多。他边干边叫喊道：
“我要操死你！我要操死翠媚！我要操死你们华家所有的姐妹！”
第二天早晨，华太太所见到的现场情景是：薛强已经走了，翠华半裸地躺在那儿，脸色苍白，手脚震颤，气若游丝。而印花的床单上，东一滩西一难地涂鸦着白色与红色的人的体液。华太太见状就惊叫了起来。而事实上，那一刻的翠华，精神已经崩溃。并从此开始了她那漫长而痛苦的精神病史的生涯。精神病患者的病理可能相同，但表现状症却各异。翠华的表现症状是不停地洗，拼了命地洗：洗手，洗澡，洗床单，洗内衣裤。这种症状一直到她后来住进了精神病院，被注射了大剂量的抗强迫症的药品后才得以缓解。
华太太当下就去找薛强算账。但她找不到他。于是就去他的那位亭子间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处找他，但他们都说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但过了不几天，薛强自己打来传呼电话了。他先是找翠媚听电话，翠媚不在家。他又找翠华听电话，但翠华连床都起不起。没法，还是华太太来接听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告诉翠媚和翠华的母亲说，他做了件错事，一件大错事。他是因为当时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而将错事做了出来。但他不会因此而感到后悔（应该说，他一辈子也没为做错什么事而感到后悔过）。又说，他已报了名，而且过两天就要走人。他决定去云南的军垦农场务农去——他要离上海远远的！而且，愈远愈好！（薛强主动报名上山下乡马上传谈为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新闻：以其不羁的性格，假如非其自愿，你休想将他撵出上海去）他很骄傲也很痛苦地向华太太宣布了他这一人生决定。他没说，但他等于说了，他之所以肯付出如此高昂的人生代价，皆因他做了一桩他“并不感到后悔”的人生错事的缘故。他替自己选择了这种自我流放的惩罚形式。同时，他还在电话里提到了弗洛依德，这位伟大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氏是薛强最推崇的西方人文学者之一）。他说，你知道吗？弗氏的潜意识论认为：牙齿咬破舌头，便是一种自我惩罚的表现。
当然，华太太是绝对听不懂他在胡言乱语些什么的。她只能对着电话筒，一个劲地咒骂：
“你这个流氓！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神经病！你这个千刀万剐的家伙！你这个不得好死的孽种！……”
但薛强丝毫不去理会那些咒骂。他等华太太骂够骂透骂累了，并再也找不出什么新的恶毒词汇来继续她的漫骂时，他又不急不缓地在电话线的彼端开了腔。他撂下一句话来，他要华太太转告翠媚。他说：
“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找她的——再久再久的将来，都会有这么一天。即使到了那一天，她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也会追过去。我不会放弃她的，绝不放弃！……”
华太太闻言，又开始在电话筒中骂开了。她骂道：
“你这个精神病患者！你这个恶魔！你这个进提兰桥（提兰桥为上海监狱所在地）的胚子！你这个吃枪毙鬼！你……”
但她听到了对方的电话线“咯”地一声挂断了。
骂管骂，但华家是绝不会去政府部门告发薛强的。原因又有若干点：首先是家臭不可外扬。这从来就是华家夫妇一贯的持家宗旨。但何谓“家臭”？薛强不是翠媚的男朋友吗？虽未必成其眷属，但在华太太的理念中，这仍属“家臭”之范畴的。再说了，如果一旦张声，今后翠华怎么个做人法？她还没嫁人呢。最后还有一点：这是有关华家本身的。这些日子来，她家已让人给折腾得够惨够走投无路的了，她因此不想——绝不想——再去害多另一个别人了，她觉得还是要积点儿阴德的为好。
而薛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逃过了一劫。
以上，便是华太太于那天下午突然上我家来的背景事件，也是在许多年后的翠华的追悼会上，她为什么会握着我的双手，真诚道歉的原因。
然而，薛强逃过了这一劫，并不意味着他也能逃过那一劫——而且还是更大的一劫。
有关薛强的另外一次劫难我是在他离开上海半年后，才从他的那位亭子间朋友（我们也有往来）处听说的。当时，我真惊呆了。其实，当年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到云南那么远，我始终就没弄明白。是西双班纳的迷人景致吸引了他的画魂？还是传说中的白族彝族少女的飘逸之美让他心生响往？当然，后来他亲口告诉我的事实都不是这些，也不是他告诉华太太的，希望能离上海愈越愈好。他去云南边境是希望有一天能找机会偷越国境。他要去到缅甸那边的山里去参加一支什么部队（据说是当年窜逃出境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那支部队既打仗又种鸦片，他说，他渴望去过一种带点儿刺激情味的人生——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说了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的。
他当然没能如愿以偿。说是说边境，其实离开真正的边境线还差好几百公里的路程，其间群岭叠峰，原始森林连绵，徒步是休想穿越的。除非交钱给马邦，让他们带你出去。但人生地疏的，他又能去哪里找到这种路数呢？再说，他也出不起那份“买路钱”。他死了这条心，改为整天在农场里吊而浪荡，我行我素地做人处事。他的那种不羁的性格，令上海里弄干部们头痛的，同样也叫农场干部们对他毫无办法。但他的人缘很好——尤其是女人缘。他的那股子玩世不恭的气质让女孩子们对他产生了一种莫明的向往。
于是，又出了事。
他看中了一个女孩，也是上海来的知青。因为人长得漂亮，被留在了场部当宣传干事。薛强是在被叫到场部画宣传画时认识她的。他从来就是个拥有了一片太肥沃了的情欲心理和生理土壤的男人，没说上几句话呢，他便陷入了情网。唯苦于那女孩不常下来，尤其到他所在的那个连队的机会更少，所以总是无从入手。但那天她来了，是来下面布置宣传工作细则的。而他，也得知了这一“情报”。天一擦黑，他就守候在了黑森森的稻田的边上了。他等到了她，而且毫无顾忌地上前就抱住了她。他吻她，摸她，最后将她按倒在田埂上，强奸了她。
我说，“啊唷，哪咋行呢？薛强的胆子也太大了！那还不出事——你以为个个人都是华太太吗？”
亭子间画家答道：“还别以为，本来倒完全是可以平安无事的。他们俩谁都不吭一声地就把事情干完了。之后，薛强提起裤子，走人。而那女的，也从田埂上爬起身来，拉整衣衫，理理头发，正准备离开：而真正的事就出在那一刻。”
我望着他：“……？”——我既困惑又惊讶。
但他说兴勃勃，继续往下说去。他说：
“薛强已走出很远了，突然又折了回来。那女的以为他没过足瘾，还想与她再干多一回呢。但不，他要抢她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这回，她不干了，她反抗了。虽然，她远不是薛强体力上的对手，但她还是意无反顾地反抗了。”
这里需要附带着说明一点：我们今天的读者可能对一块上海牌手表在那个时代所代表的价值概念不甚理解。一块表，一辆自行车，一套家具，一架收音机，外加一座三五牌台钟，很可能就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为之奋斗为之贡献一生的人生目标。这与今日里一套二房一厅或三房一厅的商品房对一位打工仔的价值相若。女孩想：她给了他她的身体，这无所谓；之后，她不还是个好端端的她吗？但失去了手表后的她还是原来的她吗？不再是了。于是，她便与他纠缠了起来，她大声地叫喊起来：
“救命哪！抓坏人哪！……”
出乎那女孩（很可能也出乎薛强本人的）意料之外，他不由自主地就罢手了。而且他不逃，他站在原地听她叫，任她叫，直到端着步枪的场部民兵赶来，将他给五花大绑的押走。
之后？
之后的情形当然就由想可知了。他被批被斗被“游街”（准确地说，应该算是“游场”：那鬼地方是无“街”可游的）。最后召开了公审大会，宣判死刑。
哪？哪薛强就真的死了吗？
还能不死？画家朋友瞪大眼睛望着我，仿佛我说的是一句火星语。一粒枪子崩进脑壳，脑壳都开了花，还能不死？军垦单位缺什么，也不会缺枪子。
“……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哪，翠媚知道吗？还有翠华？”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个“翠华”来。
“能有谁会说给她们听呢？——但不知道也好。”
三十年之后，薛强亲口讲给我听的却是那同一只故事的另一半，这是一只月亮背面的故事。它与三十年前，我听到的那前一半之间的关系恰好互补。
那时的薛强已当上老板了，拥有和主持着上海的一家颇有名气的饭店。他已发福，一付脑满肠肥的样子。连走起路来也一摇一摆的。他穿一件“寿”字设计的织锦缎对襟衫，他不再留什么长发了，而是剃了一颗新纳粹式的亮晃晃的光头——他看上来，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想，不是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准确来说，这已完全是另一个时代了。
他请我喝酒，喝很贵牌子的日本“如水”牌的清酒。和服打扮的日式女侍应双膝跪地给我们倒酒。他一仰头，将“如水”一饮而尽。他从怀里摸出烟卷来，点上。当然。再不是什么“大联珠”成“劳动牌”了，而优质的古巴雪茄。他吐出一口雪茄的烟雾来，开始叙述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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