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媚是在他俩谈完话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台北去了。她那迫不及待的神情与态度告诉薛强：他的那篇言情并茂的演说辞终于奏效了。
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薛强接到了她用全球通手机打来的电话（他一看手机的显示屏，就知道这是她的电话了——而他等这个电话已等了长长的六十天了。他坚信，事情不会有变卦）。果然，她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薛强说，她已办妥了一切：台北的产业以及股票已全部卖出，现金已换成了香港汇丰银行的本票，本票由她随身带着。她将搭乘X月X日的华航412号班机从台北起飞，经香港飞抵上海。通话结束前，她还对着手机的发话端“啧啧啧”地亲吻个不停，好像电波也能将她嘴唇上的那股气息传到上海来似的。她说，她好想他喔，二个月了，她快熬不住快憋不住啦。但不要紧，再过几天后的现在，他们不又在一起了吗？她要薛强去把那间亭子间的钥匙拿来。她说，她并不稀罕什么“世茂滨江”之类的豪宅，她就留恋那亭子间的岁月！她要求薛强再去搞一幅白被单布来遮盖在墙上，恰似他俩画人体素描的那会。
薛强一一答应。但人算不如天算。
X月X日。薛强的“别克”车在浦东新机场的出口处等了差不多有一整天了，然而，他就始终没能见到翠媚的身影在那一长排玻璃自动门的任何一扇间出现。他有些耐不住了，只能让司机看着车，自己则挺着个发了福的大肚腩去到机场大堂里去转转。他在“到达航班”的液晶显示板上找华航412号班机，但找不着。去询问处一问才知道：原来沪台两地是不能直航的。所谓“华航412号班机”的香港转驳机是港龙303号班机。机场职员指点他说，你只要找到港龙303，就对了。华航机上所有的赴大陆乘客都在那架机上。
他于是又信心十足地回到了液晶显示牌前。港龙303找到了。但在“入港状态”一栏中打着的字样是：班机延误。他呆呆地在那块显示板前站了一会儿，他发现显示板开始翻动了。而他的心脏也随之一阵紧跳，就希望能见到他希望见到的字样。但不是，这会儿的显示板只是全换成英文的了，而“班机延误”也变为DELAY。他左右环顾着，他也不知道他想找谁或想做些什么？接机大堂里人进人出。银灰的色调，高耸的拱顶，柔和的光线，令这座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充满了现代气息。而舒缓甜美的广播女声不断地响起，播报着航机抵达的状况：一会儿说中文，一会又说英文，反复、反复、又反复。但所有这一切只是令他心烦不已，他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啦？他的思维在哪儿卡轴了？
他没法，只得重新回到“别克”车中去等。等了一会再来，还是“延误”，还是DELAY；再等，再“延误”，再DELAY；再再等，再再“延误”，再再“DELAY。时间已近半夜了，他心中突然就升起了一片不祥的预感的阴云。在他的迄今为止的一生中，这还是从没发生过的现象。甚至在那个冬日的清晨，当他跪对着那排土堆时，他的心中也不曾如此慌张过。现在，当他用一种怨恨交加的目光注视着新机场的那排灯光辉煌的玻璃趟门时，他感觉自己不叫薛强了，他又变回了那个叫“熊志新”的冒名顶替者了。他觉得有一股寒流从他的脊梁上淌下来。整个人就像是一把散了架的椅子，别说坐人上来了，就是没人坐上来，自个儿也会崩塌下去。
看来，再等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了，他决定先回家去。
他回到了家中，但精神恍惚得可怕。他打开了电视机，是香港凤凰台的午夜新闻播报：从台北中正机场起飞的华航412号班机，起飞二十分钟后即从雷达光屏中消失。现已查明：飞机已坠入台海水域，机上二百四十二位乘客以及机组人员估计全部罹难……
薛强先是不信自己的眼睛，揉一揉，再看（别忘了：每当感觉不真实时，他就有揉眼睛的习惯 ）：是凤凰台，是新闻播报，是空难事件，是华航412号班机——全是！
然而就在下一刻，薛强全信了：因为他那与空难事件几乎同步的预感早已告诉了他：这是真的。他一下子瘫软在了沙发中，自言自语道：
“命哪，这是命！——”
我是在二天后才听说这一消息的。其实，华航空难，这对全球华人来说，都不能不算是一桩惊天大新闻。我自然对此也就十二分地留意起来。再说了，接踵事件而来的还有不少谣传：一说是恐怖袭击，惹得美国的反恐部门也派了人员前来介入调查。二说是中共特工所为，这点上的无稽与荒唐是不言而喻的：再笨的一个大国政府也不会干出此等傻事——你以为时代还停留在火烧国会大厦那会儿？当然，最后证明是波音机的机件断裂而起的祸。那些天的电视新闻都让对这一事件的追踪报导给占满了。画面上反复地出现了台湾军方直升机在失事现场打捞失事飞机残骸的画面。方园几十平方公里的海面上漂浮着一些零零碎碎的遗物。但播报人员说，黑匣还是没能找到：黑匣当然是很难找到的，在水深几千米的海底，找一只小小的黑匣，谈何容易！
但黑匣终于还是给找到了。这也是打开机轴金属疲劳断裂之谜的理据。当那根断成了两截的引擎主轴被打捞上来时，电视说，在半截机舱里同时发现了几十具完整的乘客尸体！只是打捞成本太高，只能暂缓打捞进程，云云。
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桩惊天惨剧竟然会与我的两位朋友：薛强和翠媚扯上关系！而那几十具还留存在机舱里的尸体的其中一具完全有可能是翠媚的！但我的那位画家朋友却在电话线的那端告诉我说：
“真的，这是真的！”
我立马赶去了“上海爷叔”。但我没见着薛强。他把自己锁在房里，拒见一切人，也拒听一切电话。
其实，就在这段期间内，又发生了一段令人费解的离奇的情节。这是后来薛强亲口告诉我的——尽管至今为止，我对此事的真实过程仍深表怀疑。我认为，这很可能是薛强在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后产生的某种精神幻觉。那是在一个礼拜后的事了。薛强终于完成了他的自我禁闭，在他的房中接见了我。他虚弱的半躺半坐在沙发里，脸色苍白，人也明显地瘦了一大圈。他按开了手几的来电显示屏让我验证。他说：
“那最上面的一条不就是翠媚的全球通手机号码？我太熟悉这个号码了，熟悉到它的每一个数字排列我都能像哼一段旋律般地将它唱出来。”
华航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的午夜时分，他的那只早已关闭了电源的手机突然唱起曲调来了。他拿起手机来一看，电源已自动打开，而显示的来电正是这个号码！他说，他当时的感觉不是惊恐也不是害怕，而是有点像是在做梦——从前的梦，现在的梦，未来的梦。
他按下了通话键，对方是一把模糊不清的、沙沙的女声。女声有点语焉不详，但其话意的大概是说：她感觉冷——很冷，很冷。这里是一个太冷太冷的世界了。他对着话筒拼命地喊叫：
“翠媚！翠媚！你是翠媚吗？！你现在在哪里啊？你……”
但女声并不回答他，而是径自往下说去。它说，她渴望温暖，渴望那种在被窝里被人紧紧拥抱着的温暖……
躺在沙发里的薛强在叙述此事时，显得异常的虚弱。他的眼光渐渐地暗淡下去，再暗淡下去，最后，他完全闭上了眼睛，喃喃地说道：
“女人心，海底针。此是也……”
就在我去探访了他几天之后，薛强便死了。这回，又是那位画家朋友打来电话报的丧。他说，是心肌梗死。救去医院时已没气了。
我闻讯惊讶得都快说不出话来了。我说，哪那能呢？我在前两天还见过他。你不会又……但这次，我不得不信了。因为，我亲自去龙华火葬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灵堂中央并排挂着薛强的两幅放大照（这种情形在追悼仪式上一般很少见）。据说是根据了他生前的某条遗愿来办理的。一张是黑白照，上世纪70年代初的他，就是那个削瘦留长发的薛强，眼光目空一切。另一幅是彩色的，是当老板时的他，肥头胖耳笑眯眯的，穿着那件“寿”字唐装的他，目光则是通达世事的。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但他们的名字都叫“薛强”。
我去他的灵前鞠了三鞠躬。再绕躺在有机玻璃盖盒中的他走了一圈。他人是瘦了许多，发根鬚根也都没有能修剪得很干净。唯他留在了这人世间的最后的表情还算平静，这多少给予了我，他的一位多个人生阶段中的朋友，某种暧昧的宽慰感。
十三.（尾声）
一个晴朗的星期日的下午，海民，翠珍一家三口上街去。我之所以说他们“一家三口”，是因为海民和翠珍生的那对双胞胎兄妹都已成功出国了。前几年，他们夫妻俩为此事还真忙忽了好大一阵子。后来，还是通过了海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关系，搞了张经济担保以及加州某大学的奖学金学额去了美国念硕博学位。到如今，已都快要毕业了。孩子一离开身边，便有了他们自己关心的世界，平时除了打几个长途回来问候一下在上海的父母和外婆还都好否之外，要叫呼是不可能随时有应答的。倒是翠华生的那个海强，长年陪伴在父母的身边，让海民夫妇的老年生活还不至于感到那么孤寂。
海强如今已二十出头了。正是48、49年底开香槟“雪佛兰”车的海民的年纪。他身材高瘦，体魄也强健。柔软而光滑的长发披盖在头上。他的五官长得像海民，肤质则承传了华家姐妹的特色：细白而光滑。夏天穿短袖，假如不是他臂膀上凹凸的粟块肌肉，乍一看，他都有点儿女性化了。他在一家专科学院毕业，之后，就去了一家外资的电脑软件开发公司工作。假日及业余的时间，他则喜爱运动：游泳、乒乓、网球、单车越野，都是他喜爱的项目，而且样样他都玩得似模似样。
他是个任何人见了都会心生欢喜的、朝气蓬勃的年青人。
海强性格之中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脾气温和，孝顺父母。还不仅对父母，对外婆，他都一样很孝顺。或许他感觉到些什么了，他感觉到外婆对他的溺爱之中还隐隐地包含着某种别样的东西。平日下了班，他从不到那些如今市面上开得到处都是的娱乐场所去疯进疯出。他就到外婆家去。外婆的家务事都有佣人包干，用不到他帮手。他只是去到那里，坐在沙发上陪外婆聊聊天。他知道，能与他面对面地坐着聊天便是进入了暮年的外婆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也是最能为她带来欣慰的一件事。（当然还有打麻将，外婆也很喜爱。但打麻将毕竟是娱乐，这是不能与和她外孙间的那种隔代的爱之沟通相提并论的。）
还有，每年的清明和重阳，他都不会忘记到他“华姨妈”的坟上去上香、供果、献花兼扫墓。因为这是他父母，也是他的外婆千叮万嘱他的事，他一定会去做的。
海强的这种性格在年青一代中已是个异数。其实，也没人教他一定要如何如何做，他只是在心中长出了某种感觉来。他渴望与他家人亲近的感情之中带着一股小小的病态式的冲动：仿佛他想抓住些什么，又想能弥补些什么。他表达不清这种感觉（他也从没想过要去表达），这种感觉是：他是这世界上最幸福，也是最可怜的孩子。
那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一家三口就是从外婆家出来，走在了凤阳路上。又是一个满地飘落着黄叶的深秋季了。但因为是在晌午，阳光又很好，所以空气之中毫无寒意，反倒能呼吸到一种初秋时节天高气爽的气息。翠珍让海强去对街的一家小小的私人照相馆翻拍一幅黑白照片。黑白照片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用老式的“蔡司”相机拍摄的。华家全家人都站在了“华福记”车行的门口：高大粗壮的父亲站在最靠边，他似乎刚在店堂里干完活被人叫出来的。他的身上还围着那件油迹斑乌的工作兜，但他以一脸和蔼可亲的笑容望着镜头。苗条白晢的母亲居中，她的怀中抱着正处于哺乳期的翠媚。她的边上站着亭亭玉立，已显现出少女样的翠珍。翠珍的一条臂膀搭在她的妹妹翠华的肩上。那时候的翠华约莫五、六岁。照片的背景是黑洞洞的店堂，但在黑暗之中，又有一斑亮点在闪烁，翠珍知道：这是“千斤鼎”操作台上的那只不锈钢摇手柄的反光。
翠珍最喜欢这张老照片了，她已将它珍藏了半个多世纪。她不喜欢现在的这些色彩艳丽的彩照，她觉得它们看多了没啥韵味。然而，这张120的方照实在又是太小了，而且相纸也已变黄变脆。她想叫海强去把它整修一下，再放张大号的，以方便戴上了老花镜的她，在有兴致的时候，可以仔细地辨味辨味照片之中的人物与场景中的许多细节。这是张她永远也看不厌、琢磨不完的相片。
海强年青矫健的身影越街而去了。翠珍向海民说：
“真想不到我们还闹了个这么听话的儿子。”
从某种方面来说，她甚至比海民还喜欢海强。
海民贼脱嘻嘻地望着他的太太，不语。翠珍说：“干啥？”
海民道：“你不是想谢谢我吧？”
这一下子，翠珍的脸就板了起来，并起了些愤怒的红晕。海民立刻慌了手脚，忙连声不迭地致歉，说他自己不是人，是畜牲。多亏了老婆大人和丈母娘的宽洪大量，他才有了今天。又讨好地拉着妻子的臂膀说：
“我们走那边，走那边。那边的路好走。”
翠珍任他拖着臂膀朝前走去。来到了一条窄窄的弄堂口前，他俩站住了。这一带的凤阳路，是旧式房屋保存最多最密的地段，连人行道上的大方块的水门汀街板也是大半个世纪之前留下的。水泥板宽大的隙缝间留存着黑色的泥尘。泥尘枝枝丫丫地叉开了去，仿佛是大地的脉管。海民说：
“不就在这儿么？”
“什么就在这儿？”
翠珍的面孔还板在那里。
“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的上午，有一个邋邋遢遢的穿开裆棉裤的小女孩就是从这条弄堂里奔出来，然后就在这里随地一蹲，撒了一泡长尿之后，连屁股也不擦一擦，就迫不及待地跑回弄堂里去找‘阿六头’玩‘造房子’的游戏去了。”
翠珍闻言，先是惊奇地站在那儿望着她的丈夫，完全怔住了。但就一会工夫，她便“噗喇”一声地笑了出来。她捏起了一个拳头来，佯装愤怒地朝海民的臂膀上打去。说道：
“侬这个坏蛋！我当初是瞎了眼，错嫁你了！”
这时，海强已办完事，从马路对面走了过来。他平时很少见到父母两人会用这样的动作表情与方式来开玩笑的，他问：
“爸、妈，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父母两人几乎同时回答道。
随后，母亲又加多了一句：“哪我们就走吧。”
于是，他们便一同朝前走去。让这二十一世纪初的上海的秋阳以及满地枯黄的落叶望着这个三口之家有说有笑的背影消失在了凤阳路新昌路的拐角处。
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完成于上海西康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