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蹑手蹑脚地来到1687弄2号的门前，时间是1964年五月间的某个月如玉盘，高悬于墨蓝天穹之中的夜晚。
一件白棉“的确凉”长袖衬衫，一条深蓝色的人造纤维长裤，一双塑底碗口松紧便鞋，他想，应该是他在那时的服饰。他怀抱一架小提琴左手握一厚卷乐谱，正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插入锁孔之中。
每逢他回想起这一段时期的生活，一千个场景似乎都是同一个场景。尤其是晚上，尤其是有月的，仲春的晚上。他深夜回家去，路上除了偶然骑过有一、二辆自行车外，已空寂无一人了。路灯和灯柱都还是十五年前旧政府离开上海时留下的那一种：粗方的原木柱上刷着一条柏油的编号；灯罩是陡斜的，薄边搪瓷质地的；灯泡的功率最多也只有25瓦，高悬在半空，像一只只惺忪而忧郁的城市的眼睛。
可以想像，我们的小说主人公就在这么一派氛围中，从最后一班55路车上下来，独自走上了溧阳路。深夜的空气清醒得带点儿湿凉，透过梧桐树叶缝，他能望见深蓝天穹上炯炯的星星，而幽幽的路灯将他的身影拉长了又缩短，缩短后又拉长。
假如他回家再早一点，而又是在这一带街道上步行经过的话，他会从梧桐叶影映掩的，两旁躲身在幽暗院落之中的法式老洋房的某扇仍亮着灯光的窗口间捕捉到一曲钢琴或小提琴的旋律。这都是些他熟悉不过的曲目，他能边哼着它们的主旋律，边让那些和声丰富的乐队伴奏部留在胸中回荡、澎湃。他觉得肖邦、巴哈、德彪西的幽灵就在那些幽暗的树丛后忽隐忽现。
突然，一辆十轮卡的泥头车轰隆而至，没有月色，没有烁星，没有粗方木的灯柱，也没有德彪西；只有秋阳从梧桐叶丛间明晃晃地斜射下来，而他仍眯着两眼，准备去提起身边的那只手提箱来。自行车仍有不少，但更多的是喷冒黑烟的助动车，还有几辆红色“桑塔那”出租，“嗖嗖”地从贴近人行道的他的身边一个“S”型地超越到了十轮卡的前方去，令他不由得朝人行道的内向跳移进几步去。
是溧阳路真比他童年时代更窄了呢，还是他成年后并已开始老年了的目光的丈量上存有偏差?现在，他能一眼就看透街对面的一切，绝不存在什么从绿色此岸渡向绿色彼岸的重重叠叠的视觉屏障。杂货店早就不见了，现在那里是一家个体饭店，什么“内设空调雅座”，什么“笑迎八方客汇纳四海财”之类的广告语东倒西歪地贴得到处都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能与途人目光接触的空间。几个外地妹在一棵梧桐树下拣菜，另一个正在宰鸡，还有一男一女在一个塑胶盆里洗什么，时而打情骂俏，互相朝对方泼脏水。
个体饭店的隔壁是一家唱碟片公司。两只半人高的喇叭箱搁在人行道边，郭富城的某首“劲歌”被调至最高音量，嘶声力竭；而穿着亮晶晶台服的歌手们的海报贴得重叠而又重叠——甚至包括那位其实只能称是武打明星的成龙的。再过去便是一片尘浪滚滚的建工地盘了，地盘边上还是地盘，几幢灰褐色的楼壳子正探头探脑地从那片梧桐树的绿冠之上冒伸出来。
任胤不由得生出一种轻度的厌恶感来——这便是他日思夜梦的家吆?说是铜锣湾或北角或旺角的某条小街似乎还嫌抬高了它的挡次。他真不愿他儿童与少年时代的那个纯净如水晶的家的形象遭受污染——哪怕只是一点点。比如说废气，比如说噪音，比如说没完工的楼壳子，又比如说外地民工拖在硬塑拖鞋中的填满了尘垢油污的长长的脚趾甲。
他只想回到那个记忆中的透明的夜晚去。
他向与他正面对面站着的黑瘦微驼的名居看管老人说：我们再找个时间来好好聊聊吧，老耿。(那个遥远了时空的姓氏是在他说到最后一个字眼时，突然奇迹般地跳入他的记忆里来的)。
“好。好。”
“你家仍住对面?”他用手指了指那家个体饭店。
“嘿——早不是啦。”他用一种略显尴尬的干笑折叠出满脸满额的皱痕来，“在横街上，”他的一条食指勾弯出一个从1687弄邻街拐弯进去的动作，“霞芬家，嘿，嘿，霞芬家。”
他简直有些发楞了地呆望着他——虽然时代已经远久，人事苍桑也一定会有过多少变动与反复，但他还是发楞——禁不住地发楞。霞芬?他问自己，霞芬是她吗?她是霞芬吗?哪一个是霞芬?霞芬又是哪一个?诸如此类重复而又些混乱了理路的问题。
“是的，就是这个霞芬。现在伊是我的老太婆——改日过来坐，改日过来坐，大家都是熟人，嘿，嘿。”
他又躬腰又堆笑，表示要回名人故居去工作了。他的背显得更驼，头发更稀落，咧开的口腔里黑洞洞的，让人发觉，除了几颗酱黄色的门牙之外，他其实已丧失了为数不少的一大批臼牙。 但至少，他还是沿着人行石条向名人故居走了回去，仁慈地给任胤让出了可以供他重新回到1964年那个仲春之夜的足够的时间与空间。
“胤胤。”他听得一声低低的叫唤声时，正是他将钥匙插入锁孔的那一刻。
他回转头去，见她站在月色斑斓的梧桐叶影间。
因为这时的月色很浩洁，照洒在1964年的上海，上海溧阳路1687弄这一带。2号前园的那棵嬴弱的枇杷树在月色中弯着细细的腰。这是胤胤的外祖母生前亲手栽种的，传说是地上多一棵枇杷树，天上就必须多一颗灵魂。果然，枇杷树结果实的那一年，外祖母也离开了人世。胤胤只尝到过一次那树所结的枇杷，甘甜如蜜。以后铁门拆除了，每年没等长熟，青涩的枇杷早已掉入了“黑皮”或他的诸如此类的同伴的口中。弄堂底的那棵桑树却显得四平八稳的模样，枝叶十分茂盛。桑果早已被人采尽摇光，洒满了月色的地面上还能见到那一滩滩被踩烂了的深红色的浆汁。桑树的前面是一口井，井上了盖，盖也加了锁，这是那一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人跳井自杀后，居委会加封上去的。
就这么一条短短的弄堂，隐藏着历史，隐藏着生死，隐藏着记忆也隐藏着未可知的宿命与神秘地暴露在1964年的某个如水的月色之中。
周围的房屋都已熄灯，或者还有一两家的窗洞还亮着灯光，任胤已记不清了。反正那时的铁门与栅栏都已拆除，弄内弄外马路人行道都连成了一片。任胤站在水磨石的门级上就这么回转头去，有月色，有叶荫，也有她。她的身后是一条斜横入幽黑中去的小马路，那儿有一些低矮的，类似于棚户的建筑，通过他家二楼的边窗，每日，任胤都能从容地俯视在大白天里的这一切。只是现在，它们的每一个细节都各就其位地交融成一幅水墨画面，一幅1964年上海街巷弄坊的月色图。之后的几十年，无论他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只要有某个记忆的触发点，都会有这么一幅画面在脑屏幕上的突然呈现，且还是定了格的、没有声音、没有动作、没有彩色，除了黑(的人影树影屋影)与白(的月色)之外。
然而，定格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动点，她向他走了过来，手中握着一卷东西。银辉披满了她的全身，并在她的颈、脖、手腕和腿脚等赤裸处莹莹着一种玉牙色的反光。仍处仲春季，进入夜深时分，空气中还有一种水凉感。任胤记得她当时是穿一身自缝的深毛蓝布的上装：她的衣服一般都自缝，白线袜配一双方口扣绊鞋：她的鞋底一般也都自纳，一左一右梳两条马尾散辫，这又是当时上海少女们流行的发式，朴素文静里藏有一份悄悄的典雅与矜持。
她就是霞芬。她向他走来，并展开了她手中的握卷。这是一份手抄谱，工整的五线音谱在乳白的月色中像一条条游动在水中的蝌蚪。
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一首叙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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