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大作曲家都有他既定得近乎于顽固的作曲风格。就如每个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与思维的特定河床一样。巴哈的涌动深沉如海洋；贝多芬的气势磅礴，深刻如史诗；莫扎特典雅，门德而松热情，肖邦阴柔，拉赫马尼诺夫传奇。但却没有一个更能像柴可夫斯基一样打动那个年岁上的任胤的心了。他爱柴氏的作品是因为他总觉得它们似乎更能贴近人性中的某个切面——而且还是东方人的。由于客观原因，那个历史时期的新中国的音乐评论家们对其他西洋作曲家的评论甚少甚至完全没有，唯对柴氏的作品的评论能大胆和多一些。他们对他的评价是更接近大地更接近人民更接近生活。任胤想，事实上他也想不出比这评论更贴切的用语了，可能，柴氏作品打动他，就因为是这一点吧?
但他还想对此作出些补充，假如他能有机会与这些评论权威们作一场小小讨论的话。比方说，柴氏的所有小品(他觉得自己没有谈他大作品的资格)似乎都像是在不经意间创作的，总那么深情，深情得叫人感动，叫人在散步时哼起他某一首作品的简朴主题时，情不自禁地眼闪泪光。又比如，柴氏的作品主题往往都有一些即兴的成份，那是一种不期而至的感人情绪，原汁原味，很少包装与做作；又好像它们总在叙述些什么，主题沉思，展开部却呈现一种积极的上进意味，以此来形成一种乐曲结构上的平衡。再比如，柴氏的作品主题常常有空了半拍而起始的特点，或者说特色，似乎作曲家总喜欢在咽下了半句话头后才开始诉说他的故事。但假如你仔细一点的话，你会发觉，作曲家的这半拍音符其实并没有真正省略，在其曲终的最后一小节上又一定会将它悄悄补上去——就如某种人生记忆。
任胤当然不知道自己对柴氏作品的评论对不对头，或者根本就是胡扯；但有一点，他很肯定：柴氏的小品(尤其是特别动人的小品)会令他联想到她。
她，就是霞芬。
其实，她并不能算漂亮，但她吸引他。吸引他就如柴氏的很多并不见得太出名的小品总会令他产生一种说不清的冲动一样。他没太仔细地想过或分析过这一层问题——还不像对柴氏的作品那样，他倒真正作过一番认真思考的。她柳眉细目的，算是一种古典美吗?他说不清；她的肤色并不算太白或嫩泽如雪莲，这是一种类似于象牙的浅啡色，却光滑如玉瓷——是因了这一点吗?他又说不清。但，最迷人的肯定是她的身材了。那些日子，任胤一般都习惯坐在二楼的壁炉架前，支撑起一只黑漆的谱架来练琴，练累了，就将提琴往膝盖上那么一搁，让有点儿发酸的眼睛从那边窗之中望出去。在上海五月底的梅雨季中，他经常注意到从横街的远端处打着一把油纸伞走过来的她，在迷迷濛濛的雨的背景上，她的身材一摆一扭地像一枝弱柳。她在自家门前停下，收了伞，再从低矮的门框中走进去，便消失了。
他冷眼旁观着所有这一切，阅读着她的每一个细节，心中反复地回旋着那首如歌似的行板的主题。可能，就是这么一种记忆的一点一滴的增添与累积，他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天已经不可自拔地迷恋上了她。
但她，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打开了边窗，故意让声音传出去。他反复拉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那首冠名以“小夜曲”的叙事小品。就一把提琴在这淫淫霏霏的雨丝中，在这悠悠茫茫的雨巷里诉说了一句又一句，诉说了一段再一段；每一句都相似于上一句，每一段也都略略变奏于前一段，朴素，平凡，随缘，与世无争。就像一则生活里的琐事，绝没惊天动地，但自有其感人之处。后来，任胤到了香港，进了一家乐团去训练，工作了好多年，而这首叙事曲又恰好是这家乐团的一项保留演目。到了那时，他才明白，原来当独奏小提琴停息下来时，是有各式各样的乐器们在此起彼伏中的交替演奏以及在它们一问一答一呼一应的渐逐稀薄的音响 背景效果上的主题旋律与主奏乐器的那种悄悄儿地再现的。那种出神入化的效果，就如一片绿草原的边缘吻接一潭碧湖水的涟漪一般，分不清彼此也限不定界线。
但当时，任胤并不了解这些，他只知道根据乐谱和节奏的要求，该停的地方停，该拉的地方拉，让琴声在这六十年代上海梅雨季的巷子里飘得很远很远。
打开窗来拉琴果然有效，不论她从雨街上走来，还是她已回家，回到了她的二层阁楼上，她都会停下来或打开窗来听他的琴声。他觉察到了这一点，并且对她从侧面望过来的角度也很有把握：除了琴声外，他更有一条很帅的鬓脚。
于是，便有了相对而行之时的互望和脸红一笑；有了借故的搭讪，有了器具以及图书什么的借还，还借；甚至有了依撑着后门的门框，一谈就谈到深更半夜，仍不肯散去。本来么，大家都是邻居，少男少女们的相互吸引，迷恋不发生你我身上，也会发生在你他或我她身上。再说，其实任胤很早就已经见到过她，那时的任胤还是个比穿海魂装的八岁年纪还要更小一些的男孩，一条“新中国好儿童”的围兜，右上角还用安全扣针扣一块长方形的折叠手帕，乖乖巧巧，干干净净，每天由女佣牵着手，走过了长长的溧阳路的林荫人行道，来到街角转弯处的那幢灰白色的钢骨水泥结构的公寓跟前。公寓的对面有一家叫“长春堂”的中药店，高高门廊的上方彩刻着一幅凸前额老寿星伴仙鹤的浮雕图，公寓的底层有一家叫“灵粮堂”的教会幼稚园，而任胤就在那里上学。
每朝，他都见到那条横街上有几个梳羊角辫穿方领汗衫的小女孩在街的一边玩跳“造房子”的游戏，邋邋塌塌，面黄肌瘦，其中有一个准是她。多少年后，当他们已成了一对依框而站的准情人时，大家都笑着，努力回想和收集当时情景的细节。任胤肯定是她，这个结论是根据了目前对她眼鼻嘴某些特征的判断而下的；但霞芬则坚持一定是另一个，她说，她小时候从没有过一件方领汗衫什么的衣服，她家穷，她向来都穿她两个哥哥穿剩下来的男孩子的衣服。夏天是剪去了袖口的，千洞百孔的旧汗衫，冬天则是破肘露絮的旧棉袄。他说，你那时已认识我就好了，爸妈为我买了很多新衣服，我却哭闹着说什么也不肯穿着上学去。你知道吗?那时有个规矩，凡穿新衣服或新剃头的都要让每个见着你的小朋友拍三下脑袋或刮三下鼻子的。她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他说，我把那些新衣服给你穿多好啊。她说，不，假如我当时就认识你，我不单要新衣服，我还要跟你上幼稚园去——我们是多么羡慕那些有书读有幼稚园可上的同龄小朋友啊。他说，其实，我才更羡慕你们呢，可以在街上一天撒野到晚，多自由!你不知道，在幼稚园里被管束的日子一天都难过。她说，是吗?于是两人都笑开了，笑声在夜风中被吹散了去。
朦胧初恋的日子就这么平静如逝水般地流动而过，对于他也对于她。仍然是练琴；仍然是开窗后的探头；仍然是寂然雨巷间的油纸伞在门口收拢，然后挥水，然后是两张年青的面孔一上一下的相视而笑；仍然是街角处的偶遇，仍然是物件的借还还借；仍然是夜幕下门框边的谈谈笑笑。
有一次，她终于站到他家的水磨石级上怯生生地敲他家的门了。那时节，“任宏会计师寓”的搪瓷招牌早已拆除，惟那棵枇杷树仍弯腰地站立在原地。他来应门，见是她，就请她上楼去坐。她跟随着他，脚步轻落地沿着宽畅的柚木弯把手扶梯一路踏上楼去，说，这不仅是她第一次上他家来，而且也是她第一次去1687弄的任何一家人的家中，尽管她从小就生活在近在咫尺的对街。又说道，你家大哟，还一大一小的有两套卫生设备呐，就你一个人住?他说，是呀，父母都去了香港，迟点，说不定我也得去。那房子呢?房子就都交还给房管所不成?她收住了上楼去的脚步，眼睛睁得老大。
这是他第一次从他家的扶梯上回头来望她一眼，他觉得她有点儿陌生。对她的提问，他没有作答，他不太情愿同她谈论这一些内容。
进到二楼正房间了，他觉得她一定会留意那幅挂在壁炉架上的莫奈的《巴黎林荫大道》的复制品，或者对他搁在窗前谱架上的乐谱感兴趣的，但她都没有。他说，从这边窗能望到你家，她也只“噢”了一声。她用脚试探着棕褐色的打腊地板，说，真滑，真干净啊。
他请她在三人沙发上坐下来，沙发临落地钢窗而放，落地窗外是阳台，阳台遮荫在一片浓密的梧桐叶下。带点醉盈盈的翠绿反射进室内来，让人有一种被网在绿纱罩中的感觉。
他给她冲来了一杯热腾腾的，正冒着热气的“鹅牌”咖啡。那时代的国产咖啡只是将咖啡渣末加糖压制成一块即溶体，抖入杯中，兑开水，那么一搅便大功告成了。那时的人们很少有几个是讲究的，有咖啡味，就算有洋味；有洋味，就算有滋味；有滋味就能眯起眼来享受一口革命化之外的某种遥远的感觉。边喝咖啡边听拉琴自然是任胤心目中认定的最合适的搭配，他说，我还是拉柴可夫斯基的那首叙事曲，好吗?
她款款地望着他，说一声，好。便轻轻地用不锈钢的小汤匙搅动着那咖啡，十分秀气地喝了一小口，等待着，样子文静。他开始拉奏，很投入。但当他拉完，从谱架上抬起眼来望她时，却发现她正在注意房间中的摆设或是天花顶下繁复曲折的雕花墙角线。突然发觉琴声中止，才匆匆地说，好听，很好听——这令他有些扫兴。
她说，她来是想送两样东西给他的。她取出了一件蓝布的学生装和一双布纳底的松紧鞋。他就坐在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学生装和布底鞋摊开在他的膝上，密密的针脚工整而细巧，下午，阳光透过叶丛射入室内来，室内的光线一片柔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会抄谱吗?——”他只是希望每天能用她亲手抄的谱来拉奏这首乐曲。
“什么?”她有些听不明白。
他将原谱摆在她面前，说明了原委。她说，我从没抄过，但我可以试试。于是——于是便有了那回月色中的等待，互相走近，以及夜阅乐谱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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