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任胤绝不是那种爱占人小便宜的人。他收了她的一衫一鞋以及又请她亲手抄出了如此出色的一份乐谱来的代价决不是一杯“鹅牌”就会把人打发了的。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朦朦胧胧地恋爱?可能，这便算是恋爱?但，就算是恋爱，就算是情人，又怎么样?来而不往非礼也，任胤已经失去了一个童年赠她于新衣的机会，但他想出了另一个主意。
1964年，中国的大饥饿时期已过，但记忆仍在继续。假如将时间再推前三年的话，就在霞芬住的那条横街上有一个露天菜场。深冬，当二更天的寒星还在夜空中闪烁时，菜场马路段的两边已开始人声鼎沸起来。人们互相推撞拥挤咒骂打架、排成一串又一串长队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菜场开卖时能买到若干凭证供应的卷心菜皮，橡皮鱼碎，猪油筋渣或已发酸了的豆制付食品。任胤从没受过这等罪，自从他的父母去了香港后，除了能定期享受到他们寄自于那里的精白面粉和黄澄澄的花生油外，他还拥有了一厚叠一厚叠的专卖票证。这都是些国家根据每次的个人外汇汇入额供应的特殊品，定质、定量、定点；在那个中国极需外汇的年代里，这种举措除了能使这批特权人群逃避于笼罩全中国的饥饿恐慌外同时也标杆出了当时政府的华侨与外汇政策。
任胤取出了一叠票证来送给霞芬，说：不知道适合你们用不?但他想不到的是：她顿时间竟然连脸都兴奋成了晕红。
自此之后，他俩的交往似乎更进了一层。她会经常来找他，在他家的那个被梧桐叶影笼罩的房间里，他们也谈音乐，也谈绘画，也谈诗歌，也谈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洋文学作品。但每次，他都不忘让她带些侨汇票证走。她有些腼腆，有时，也有些不好意思。她说，这都是她母亲与两个哥哥要她来问他要的；虽然，她家没有这么多钱来使用这些票证，去买那么多好吃好用的东西回来，但——她有些结结巴巴起来——这些票证的本身就能卖到钱。是吗?他很有些惊讶，但他说，那没什么，没什么，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过来拿吧，反正，我一个人留着这么多也用不完……
这种情势一直继续着，直到某一日。
每个星期六，任胤都照例会遵循同一个习惯，拎着一架提琴，握着一叠卷谱去到他的一个亲戚家去合伴奏。这个习惯持继了很长一段时期，从任胤的父母去港一直到文革爆发。他的每一个周末记忆似乎都是如此来定式和定形的：下午，阳光灿烂，他拎着琴与谱登上55号公共汽车，然后再转乘20路，15号电车去到那幢洋房的大铁门跟前，按铃。之后，又会在夜色之中走过空寂的街道，15、20、55路车地回到他自家的门前，登上那几级水磨石台阶，伴着那棵弯弱枇杷树在月光之中的投影，他将钥匙插入锁孔。
在经过了大半个人生岁月之后再回首，他告诉自己说，是的，那次月色之中的等待不也是属于那段日子之中的某个周末夜?
任胤的亲戚家的住宅是位于衡山路高安路口的一幢爬满了绿藤的美式洋房。洋房的一边围墙与马路接壤，而洋房的正花园却与其他洋房的花园毗邻。这是当年，这个租界的高尚住宅段很常见的建筑格局。任胤最欢喜她那斜顶的三层楼了，从那半月型的边窗望出去，是一片绿意盈盈的林木的海洋，若干红尖顶灰尖顶的洋房点缀其中，婉若航帆。假如是霏雨纷纷的梅雨季，情调当更迷人，所有的树木都湿漉漉地碧翠欲滴，而爬墙虎的叶片已蠢蠢地几乎伸展到窗跟前来了。
亲戚家姓徐，究竟是父亲面上的谁的舅父再接谁的姑母，谁家的姑母再嫁入了谁家的门第，尽管父亲有过几番解读，但到了任胤这一代，就不会有人再愿化精神去搞明白了。他只知道，徐家的一家之主是一位被他唤作大伯的老人，解放前开一家很大的印染厂，股票也都上市。他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被任胤唤作大阿哥的，当年已大学毕业多年，依仗着家中每月还有一笔可观的定息可拿，便坚拒统配去外埠，荡在社会上无所事事。但他却精通一切流行的玩术：游泳、溜冰、照相机、自行车、无线电修理；小儿子只大任胤二岁，也是个社会青年，整天跟在他哥哥的屁股后面，两辆亮闪闪的“兰翎”脚踏车飞进飞出，在满街梧桐树的叶荫里摇响一串长长的双铃，叫路人们都掉转过头来眼露羡色地望着他俩。而小女儿则比任胤小一岁，弹得一手正规而迷人的钢琴，每星期六替他充当伴奏的就是她，她的名字叫徐颖嬅,但任胤也跟着她家的家人一样，唤她作小嬅。
徐家之所以吸引他还远不在于钢琴伴奏。那时，任胤正念高中，徐家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当时中国广袤社会生活沙漠之中的一块情趣绿洲。你能在那里听到外界听不到的新闻与俗语，经历到社会上经历不到的生活方式与趣味。一杯咖啡还是一块自家焗炉中焙烤出来的牛油蛋糕，即使是这种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小品，假如在他家那种陈设与氛围的上下文中被点睛出来，就能让你享受到一份无可言达的陶醉。这种任胤还在襁袍之中的社会生活的影子又在那里复活，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且被无穷倍地放大后投射在人们记忆与联想的屏幕上，叫人着迷。
其实，在上海，这块外国殖民者经营了一百多年的中国土地上要完全铲除这种已经太丰厚了的生存土壤而植以革命化的草皮的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可能能实现的尝试，至少在短时期内。在满街满巷红彤彤的表象之下，像徐家这种生活绿洲还是星罗棋布有不少。昔日的记忆种子仍在冰封之下努力抽芽；它们像原始的蕨类植物，人传一人，代复一代，顽强地盘踞在，漫延到每一小片还可能有人性与情趣水份供应的岩石上，显示着自己还没有被消灭的求生意志——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当时最流通的报纸社论用语是：剥削阶级总在梦想夺回自己已失去了的昔日的天堂。
徐家，便是这么一小片的生存土壤。三十多年后，当他已两鬓斑白地再次站在那扇大铁门的跟前时，他要说，正是这种无孔不入的蕨类植物的生命延续力才有效地保存了让上海能再度繁华起来的最可贵的活力因子；才使她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政治冰封期解冻后，能爆发出如此强大，如此惊人的改革活力的重要潜因，同时也是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之所以无法与之相比拟的原故所在——不知道那么多海派文化的研究者们有注意到了这点没有?他向自己扮出个莫明其妙的微笑来：我，也想得太远了吧?
他背着手在大门口仔细端详：一样的梧桐树一样的叶影一样的太阳在头顶上照耀，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段的这一切总要比溧阳路的多一份高贵情趣——即使在三十年后还一样?大铁门已换了一种铸铁带金铜倒钩顶的，中间还浇铸有某种古罗马式的设计图徽。围墙新做过，褚红色的面砖与面砖之间勾画着浅灰色的嵌线，一块金光闪闪的铜牌挂在墙的一边，曰：市级保护建筑。虽然，他早就知道，这座洋房在很久以前已不再属于徐家，虽然，他记忆的库藏中保存着徐家这一家之中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每一只不同的人生故事——就像上海无数亮灯窗洞中的三十年前三十年间甚至再一个三十年后所可能包含着的人间悲喜剧一样，平常，却又无可替代。然而现在，他拒绝去打开这个记忆角落，他渴求的只是能重温一种梦境，能全身心地沉浸一刻于这桃花依旧人面非的惘惘然戚戚然酥酥然之中去：这是一种带点儿了病态的无奈。
他举起手来按门铃。一个老头前来应铃，问：先生，你找谁啊?他喃喃呐呐的答复像是说给对方也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对不起，我只是想来看看，很久很久以前，我曾在这里住过……不，是玩过，是……。哎!哎!这怎么行?看门老头用手臂挡住了他，这里现在是××公司驻沪办事处，他说了一句洋泾浜的某外国化妆品公司的名字。
但瞥一眼，已经足够了。一条方石的小径通往洋房的后门，有密密的碧草从方石与方石的缝隙之间挤生出来。
一样的方石，一样的碧草，他披着一身湿漉漉的毛毛细雨踏进徐家的花园，时间是在1964年的春天。徐家两弟兄正准备推着“兰翎”车出门去。
“是胤胤啊?”大阿哥是一位身材魁伟的青年，一付深褐的宽边“秀郎”架镜框在他酱红色的脸膛上显得十分突出。他的头发油水充沛，发型吹得高耸且一丝不苟。他穿一件米黄色的风褛，敞开，内露雪白的“的确凉”衬衣；灰绿笔叽西裤，之下，一双扁翘型的船鞋，一只脚踩在自行车的踏脚上，另一只则点撑在碧草深深的方石地上。他笑得很灿烂，拍一拍从右肩上垂挂下来的那只大包头的“莱卡”相机，说：“春霄一刻值千金——出门拍照去!今天不能逢陪了，反正你可以与小嬅伴琴。”那天，他满脸春风，神彩飞扬。很久之后，任胤才知道这正是他新结识了一位漂亮女朋友的一天。女朋友后来成了老婆，老婆又变成了背弃他揭发他的仇人。三十五年后，当任胤再见到已盲了双眼的他从一座小阁楼上一路摸索着下楼来时，他还提起那一个春雨濛濛的星期六的下午，他说，人的命运其实都在他道路的前方一关一卡地等着他呢。这只有在你事后的回首中，才会明白到上苍的意志。
他的弟弟在他的边上，也是脚点地地坐骑在另一辆自行车上。他的一只苍白多毛的手扶在车把上，不断地将刹车杆弹动出一种节奏来。他斜眼睨着胤胤，不说话，嘴角间浮动着一丝似有似无的笑意。
“胤胤!”再次听得背后传来大阿哥的一声叫唤是在他已差不多要迈进屋了的时候。他回转头去，见到在濛濛的细雨中，两辆“兰翎”已从半扇打开的铁门中骑了出去，正准备拐上高安路。他家的老佣人阿英还拉着铁门，喋喋不休地关照着她的两位少东主：大少爷、二少爷，落雨天踏脚踏车千万要小心啊……但他们对她的话似乎没产生什么反应，大阿哥高高鹤起的脸蛋是朝着胤胤这个方向的，他的“秀郎”镜片在雨光中一闪一闪：“路条的事有消息了没有啊?——”他说得很大声。胤胤知道，所谓“路条”这是指申请去香港的通行证——这是他们之间对这一种证件的惯常称法，似乎仍隐含了日伪时期要离开沦陷区的某种证件的概念。
“没有——还没有!”他回答得也很大声，且是用手掌围住了嘴边的。
“盼望能快点下来啊，到时，你便能到香港去享福啦!”
“谢谢……”
胤胤见到另一辆自行车已径自先行，拐上高安路不见了，于是，大阿哥也不得不急急地骑上车，“再见!……”就追了上去。
就这么个1964年某星期六下午的春雨绵绵的场景断层地留在了任胤的记忆中。人的记忆功能有时很奇特，会将某一截忆况裁剪得很整齐，而让它的上下文完全遗失在忘却的黑暗中。多少年后，他完全是凭了一种理性上的推理才定位了某些时空因素的。之后应该还有下文，是的，应该有，也希望有，于是，他便努力从黑暗之中去收集亮点，然后拼凑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幅场景：他应该是在他家的客厅中先坐下。客厅中有一座雕花的壁炉架，有一圈沙发围炉架而放。沙发的颈靠与臂垫处都铺有雪白的缕花网纱，而他多数会选择那张面朝花园的单人沙发就坐。有一排油漆成了白色的方格钢窗正面对着他，中间的一扇落地；落地窗开向一片暗红色的方砖平台，平台的一端伸入花园的大草坪中。室内的光线一般不会太好——别忘了，
这是个雨天。每逢这种日子，沙发边上站立着的那盏落地台灯即使在大白天也都是打开着的。从赛璐璐印花灯罩里泼泻下来的柔黄色的光芒铺照在一张深棕色的柚木茶几上，茶几上常年放有几本外国杂志。其中一本美国的《生活》周刊是1948年底版的，搁在那里这么多日子，你翻我翻，连刮刮响的硬铜版纸也都翻阅得卷起了一大片，纸角上布满了翻阅者们油腻腻的指纹印。然而，书页中的淑女们依然色泽亮丽神情款款，她们穿着圆头圆脑的半高跟鞋，长波浪发型和稍露胸臂的泡袖时装，站在一辆47年款的“别克”汽车跟前，右手叉在腰际，露齿而笑，令这批生活六十年代中期的上海青年即使在过了近二十年后再见到她们仍忍不住地浮想联翩。
阿英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客厅，端上一杯咖啡，说：“胤少爷，请用。”便退了出去。于是，客厅间又恢复了原先的静谧。任胤最喜爱喝徐家的咖啡了，他家从不喝“鹅牌”，他们从淮海路专门店里买回来的新鲜咖啡豆，自碾自磨，再用一套由两个大玻璃球组成的煮壶将咖啡煲出来，然后再加入几滴白兰地，热腾腾地盛放在一套精致的英国瓷杯和托碟中端出来才算是完成了终极产品。当然，所有的这些咖啡煮调器具以及那枝长颈的白兰地都是49年之前留下来的老货。
客厅里静悄悄的，只有任胤一个人坐在那里。呷一口咖啡，觉得一股有厚度的醇香徐徐灌入他的食道里。他将《生活》杂志在沙发的臂垫上那么不经意地轻轻敲打着，眼光从白方格的钢窗间透望出去。在这霏霏的春雨里，花园里的一切：树木，花草，攀藤以及稍远处的别家洋房的尖顶都笼罩在一片绿意濛濛的烟雨之中。六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其实，离开那些四十年代的以及三十年代的，上海自开埠以来最繁华最洋化的日子也不过差了二十年的时间。只是前者是静止的，后者是流动的；前者已经或正在发黄，后者却正向着彩色的现代转化。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没有消失，它们存在着。它们只是被人装在皮箱中拎走了，拎走它们的人是架着金丝镜架的，提着文明棍的，咬着雪茄烟的，踩着高跟鞋的，卷烫着波浪发型的，穿着高开叉细腰段旗袍的；它们被随箱拎去了香港、台北；拎去了纽约、东京以及大大小小的欧美城市，而让这黑白的上海仍留在这里，发黄、变脆，越来越遥远朦胧成了一块可望而再不及的忆斑，因而倒也更散发出一种陈年红酒的魅力与醉性，让任何一个浅尝一口的当代青年都会产生一种晕陀陀的感觉——就如此一刻的任胤。
楼梯上传来了下楼来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小嬅便出现在了客厅的门口。小嬅是个假如她不出声，你就很难会察觉到她存在的女孩子——而偏偏，她又很少出声。当大家都沉浸在兴高彩烈的谈兴之中时，她常常是手握一册书坐在房间的一角望着别人；不介入也不能算完全不介入，不谈笑也不能算完全不谈笑。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肤色也是不黑不白，甚至也不灰不黄；她；五官平稳，没有缺点——因此也消失了一切的特点和优点。
但有一点，她弹一手迷人精湛的钢琴，这与她自五岁起就送去跟一位白俄教师学琴分不开。
她是个无论家里来了什么客人，都不太愿意出来敷衍和应酬一下的人，除了与她年龄相仿的任胤之外。当然，这与他俩要合提琴伴奏也不无关系。尤其是当她两个哥哥都不在家时，她便更无可逃避地要担当起那个接待任胤表哥的主人身份了。在那一个绵绵春雨的星期六下午，在这幽幽戚戚的室内光线中，只见她依在客厅的门口，轻轻地说了一声：“你来了啊?……”然后便走了进来。
而记忆的轨迹就从这里开始，又重新滑入了忘却的漆黑的隧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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