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回想起来，人生万事好像都早已设立了一个定论似的——莫非就如徐家大阿哥所说的那样?
其实，老之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累积，什么哲理什么预言什么宗教，谜底自然会在人生渐渐老去的岁月之中慢慢儿地显影出来。有时，人生就像是一个圆周，始于该点的终于该点，就如溧阳路1687弄2号对于任胤；又有时，人生又像是一首乐曲，总有这么几个元素几个音符在迴旋来迴旋去，几度复杂而花巧的变奏之后仍回到原始的朴素的主题上，就如那首柴氏的叙事曲。他拉过已数不清有多少回了，伴钢琴的，和乐队的，或者是清拉，绝没有惊天动地的交响色彩，但却是一只完整的人生故事。再有时，人生像是一回既定了的缘份布局，你跨不进，这是因为你摆脱不了；而假如你一辈子都有美好的感觉是因为你一辈子都在渴望的缘故。
就在那个初秋的下午，在他举首透过梧桐叶眯眼遮额地仰望了一会儿之后，在他又重新提起了那件轻简的手提行李之后，在他终于打发走了那位黑黄枯瘦的名人居的看门人之后，在他轻轻推开了那扇镶着金铜尖帽顶的里弄铁门之后，在他从自家门前的水磨石台阶上一步步地拾级而上之后——在这一切的一切之后，在那个初秋的下午，他又恍若在梦中一般地再次重复那个将一把钥匙塞入锁孔中的动作。
锁，肯定不会是孩童时的那一把，也不会是他在1964年的某个浩月之夜回家时的那一把，1687弄二号里的住客调换过许多，也曾被好多户人家割据过。现在，房管部门说，要落实政策了，要物归原主了，于是，他便在香港收到了一封寄自于上海的，叫他回来领取一把锁匙的挂号信件。
是的，就是他正在塞入锁孔的这一把。
他在进屋之前仍自然而然地复活了那个习惯：朝那棵枇杷树扫上一眼——它仍站立在那儿，像个忠诚的卫士，只是好像也显得老态了些，腰也更弯了，有一枝枝丫已经枯死。
他走过狼藉着杂物垃圾断木椿与破夹板的底层客堂间，一步步地走上了已完全没有了腊地光亮度的弯把扶梯。一切恍若昨天。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母亲，甚至想起了那个紧紧捉住他的小手渡过溧阳路去到对面“黑皮”家的杂货店替他买一枝棒冰的女佣。然而，这些面孔都消失了，永久的消失了，在这世间只留下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还有，还有就是这间风霜老屋。他觉得眼洼与喉头处都有一股热辣辣的气体升冒上来，他赶紧了走的脚步，来到了他曾生活、读书、练琴与冥思多年的二楼正房。
正房被隔成了两间，曾有两户人家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诸如窗帘只装一半，或灶头设在了走廊里等等。只是那扇落地窗外景色依旧，梧桐绿叶向室内投来一片斑影。还有那扇边窗，他站在窗边，望着那条横巷，在对面那间矮房的门框间曾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的身影正拍打着一身的雨水，停下，收拢起了一把黄油纸的竹骨折伞——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景像了。
据说，人的梦境常会有多少年后再次续上的事，他只是恍恍然地不知道自己仍是在梦中呢，还是醒着?
任胤潜在的做人宗旨从来便是与世无争，他最大的奢侈也不过是能让他一生人都那么从从容容地依着这边窗，望着梅雨季中的横巷，练琴。但命运偏将他颠来抛去，让那些不了解他的故乡人还以为他在外边干得轰轰烈烈，充满人生色彩。但他最无法从记忆之中淡抹去的恰恰是他在上海渡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以后的影子反而影影绰绰如天际的薄云又如水边的泡沫——有了，没了，又有了，终还是没了。纽约、香港、东京、台北，他总会把一些年代地点与事情交错对号，互渗记忆。就像那一次，他去新泽西洲小嬅的家中作客。她坐在一架乌光溜滑的YAMAHA三角琴的背后，应客人的请求再弹奏一遍肖邦的那首升C小调即兴曲：那天的新泽西洲的阳光特别明媚，上午10时许，太阳将它明亮得有点刺眼的影子长长地铺展在客厅地板上，透过银白色的铝方格长窗能见到小嬅的美国丈夫正打着赤膊，一身胸毛与臂毛地蹲在花园里剪草，然后又开启水龙头，让水雾高高地喷洒下来，在阳光中婉然成一道拱桥样的彩虹。
升C小调即兴曲与新泽西洲的阳光，说什么，总是不能算太协调的。以前在上海，在小嬅家的高安路的住宅里，每逢细雨飘飘的天色便是这首曲子最好的演绎季节了。一大段湿淋淋的指尖急奏后(A主题)，一颗忧郁而敏感的灵魂便露面了(B主题)，这是一幅雨中少女姗姗而行的水天一色图。少女的发尖与辫稍都滴滴地有水珠挂下来，但她仍飘飘然然地，从从容容地，婷婷袅袅地在这无穷无尽的烟雨之中走呀走地直到完全溶进了雨的背景里去(A主题再现)。
小嬅弹完了，将手指停在键盘上，从琴盖背后抬起脸来望着胤胤。“霞芬呢，”她问，“她有消息吗?”
他摇了摇头：“我已经多少年没回上海了，老屋也早已上缴，还不知道她是否仍住对面那个横街上呢。”
那次霞芬上楼来向他求证说，徐家是否真住在徐汇区的一座大花园洋房里时，他才记起了她好像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上他家来闲谈了。
徐家?哪一个徐家?他很有点诧异。
徐维国家啊——徐维国是徐家老二的名字。
在他证实说的确是花园洋房的确在徐汇区的确有如此大时，她的表情有些扭妮也有些古怪，接着，便说要走了。他挽留她在有梧桐树绿意的窗口前小坐一会儿并顺便带些侨汇券回去，但她都坚定推辞。甚至在下楼时都有些离态匆匆的样子。
他努力回想：也就那一次吧。那天，徐维国骑车来虹口，路经任胤家时，顺便在2号靠横巷的边窗前高叫了几声任胤的名字。任胤正与霞芬对坐在临窗的沙发上聊天，当下探出头去，便见是徐家小阿哥。他还是那付骑车的架势：一只脚踏在踏脚板上，另一脚踮地，笑嘻嘻地说，没事，没事。我其实也是顺便经过喊两声玩玩的，看看你会不会在家——我这就要走，还约了人呢。
但任胤却兴奋得有点红了脸。他从不来他家，甚至连虹口区这种地段他都甚少光临。他的到来似乎一下子将高安路衡山路的气息都一同带了来。他说，既来了，怎么可以不上来坐一会呢? 但对方拒绝，并似乎有一付立马就要离开的模样。
是谁呀?让任胤这样高兴?坐在对面的霞芬也凑上前来，从小小的边窗中挤去一块脸去，而任胤仍在一个劲儿地说服他上楼来一坐。
对方的态度开始软化，说，那好，坐，就坐一会儿吧。说完，就跨下车来，在街边支上撑脚架，打上了车锁。
任胤飞快地蹦下楼去把这稀客迎进门来，而霞芬则走出房门，趴在二楼扶梯的转把上，望着他俩一路有说有笑地上楼来。他连打扮都有明显的徐汇腔：一双软质澳洲皮的小方头皮鞋，一条米色的卡其西裤烫得笔直而挺括，白的确凉衬衣敞开两粒上扣，一付墨镜从衬衣的上方笔袋中翘出一条腿来。即使在楼梯的幽暗光线中，他右腕上的那只全钢的“劳力士”手表仍然闪闪发亮。 他望见了在扶梯口上趴着的她，问：这是谁啊?
他说，我的邻居。在之后的细细回想中，他才想起，他的腿部的登梯动作曾有过，或者说，应该会有过，一刻间的停顿；而他那只布满了密密细汗毛的白皙的小臂在幽暗的光线之中也有过一回无从所措的举态。
他走进房间的时候，眼光有不经意地从霞芬身上来来回回瞟过去又瞟过来的一两回，那时霞芬正衬着边窗外的明亮的天空光的背景站着，她柳曲的身材如同一笔流畅的速写线条。
他在沙发中呵呵呵地笑着坐下来，将上衣襟的纽扣畅得更开了，环顾着房间的四周围，说，这里也不错嘛，又安静又凉快，还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陪你聊天。
他说，那里，那里。小阿哥，侬开玩笑了。不过，这倒是真的，我家没什么可招待你的，我家只有“鹅牌”……
他努力地回想着，也就这一次了。
记忆又来作祟他了。
不知道这会不会是那同一个春雨霏霏的星期六，还不知道是前多少或是后多少个之中的某一个。已近黄昏了，在她弹完了那首升C小调即兴曲之后——在这样的气候，湿度、光线与环境的条件下，他通常都会请求她弹多一遍的。但这一次，她没再弹，她停顿了一下，说：“我有过多少回了想同你说，但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
她用眼睛望着他，大大方方的，有一份矜持有一份真诚也有一份迟疑。
他也用眼睛回望着她，无言。他没鼓励也没阻止她说她想说的或该说的。他当时的心中有些紧张也有些不知所措。他已不得不匆匆作好他可能会听到一些什么的心理准备了。
但她，还是自顾自地说了。
她说：“我小阿哥这个人，你一定要提防着点他啊，胤胤。”多少年后的那个新泽西洲的阳光客厅里，她再次提及那个遥远的忠告，她的脸上浮着一层无从定义的笑容：“当时，你不会想到我说出来的会是这么一句话吧?”
这倒是真的，纵然他会想到一千种可能，也不会包括这一种。
他一片空白地望着她——空白，不仅指眼光，更指心情。在他们两家的关系的共识之中，他与她的将来似乎早就有了一种不成文的确立。徐家大伯，大伯母，秀郎架的大阿哥，白皙多毛手臂的徐维国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任胤的父母也从香港来信说，都快接近MATING SEASON(交婚友)的年纪了，提早留意，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终生伴侣。又说，徐家小嬅外貌端庄，内贤外秀，又弹一手好钢琴又门当户对又亲上加亲，这是年青一辈之中难得的贤惠之才啊，云云云云。但任胤感觉不到什么，他甚至不知道所谓“贤惠”是什么?“贤惠”了又有什么意思?但她的钢琴的确弹得迷人，尤其在细雨霏霏的时分，他一定会央求她弹多一遍升C小调的，然而在雨中的琴声与雨中的身影之间，任胤选择了后者。
那时，他毕竟还年青。
他不知道小嬅对那些他人的说法与想法的态度会是什么，在她始终中性的脸部表情上，他读不出些什么来。只是在那一天，她突然表示有一件事她想说了很久，但又在犹豫该不该说时，他的心头才猛然惊醒了一种奇特的戒备心理。
但毕竟，小嬅的提醒还是让他生长出一种警惕来。他想起了有一次。有一次，他们——他，大阿哥和徐维国——结伴骑车去西郊公园春游。他们的两辆“兰翎”先行，他的那辆崭新的“永久”随后。那年头，一个人能单独拥有一辆自行车就如今日里私人拥有一部私家轿车般的风光，再说，这还是一件他用侨汇特种供应券在南京东路七重天二楼的侨汇商店买回来的货品。他爱车如命，每天一放学就把车停在院子里支撑好，将龙头把手与钢圈的克罗米部份擦了又擦，直到将它们擦得光耀如镜为止。那一天，他是先骑车去徐家，大家聚了头之后再从那儿出发去西郊的。当他与大阿哥有说有笑地从客厅里走出来到方石径上时，就见到徐维国刚好从他“永久”车的边上站起身来，他拍打着两手的尘土，神色有些慌乱。之后，又摆出了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双手叉着腰际，对着“永久”东瞧瞧西瞧瞧地像一位资深的古董估价商，说：“现在的国产车做得还勿太板(差劲)啊——蛮金光锃亮格吗!”
然后，他们便骑车出发了。一路无事。就待到要绕延安西路虹桥路口的大花台一个大兜转时，任胤发现自己的车把手有些不听使唤了。“嘟!嘟!”对马路传来了气势汹汹的鸣号声，他急忙去捏刹车杆，但失效。一辆解放牌的十轮卡，塌扁着鼻子，迎面冲过来，就这一刹那的记忆场景。等他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已连人带车地撞倒在一根水泥灯柱上，十轮卡“呜——”地从他身边旋风而过，吓出他一身冷汗。他抚摸着额头上的一个大血疱站立起身来，徐家大阿哥小阿哥都已调转车头，从花坛的那头兜转了回来。“没事吧?”“没事吧?”他们都显得担心而紧张，查了查了“永久”，没什么，只是车把上的一颗中心螺丝松动了，而后轮的蟹钳式的刹车装置也不知在何时已经掉在了半路上了。
这是一次。
另一次是有关他的那架心爱的海欧牌203型相机的。那时，这种型号的相机刚面世，他是第一时间就去侨汇商店将它买了回来。那一回，他正拿着相机在虹口公园的一座木桥上拍照，为了一个别致的角度，他将头臂都倾斜出桥栏去，朝着对岸桥墩边依柳而站的霞芬叫唤道：“再靠近点，笑!笑!——好……”时，他突然觉得手中一滑一轻，“卟通!”相机从皮壳的底板上松脱，跌入了湖水中。事后他反复研证相机与皮壳螺旋底板之间的关系时，肯定说，他自从上次用过相机后就一直让它搁在五斗橱的某一格抽屉中没动过，除了有借给徐维国用过几天之外。
还有一次更严重：他从徐家吃了晚饭回家后，在15路电车上已感胃部不适，20路车上时则疼痛难熬，55路时他已呕吐不已并人都痛倦成了一团。他在区中心医院挂了两天盐水，末了，才算能飘飘然地站出个人样来。“食物中毒，”一位架着一付黄白镜架的白大褂朝他腊黄了的脸色望了一眼，说，“到哪里去吃了些什么没有啊?”
他愈想愈严重，愈想也愈觉得有些可怕起来，但他没有证据。他当然不能贸贸然地将所有这些奇特事件的起因都归于那张白皙的面孔和那枝多毛瘦臂的名下。
包括霞芬怎么自从那次之后便突然不再上他家来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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