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记忆会作祟，有些记忆会断层，有些记忆飘忽，有些记忆又清晰如印记。记忆是一门学问，保存记忆也是一门学问，人生是因为了记忆有各色各彩各式各样便更显得立体，显得丰富，显得来路苍苍而去路迢迢。
但有的记忆却是无论时光流水如何洗刷也休想将之淡化的。
比如说雨季里拉柴可夫斯基，比如说月色之中回家去，再比如说那一回，当晚霞烧红了半壁天空的黄昏过后，他与霞芬正面对面地坐在愈来愈深浓起来的夜色中，谁也不发出声息，谁也不去开灯——那一回，那一回的全部过程就像是一个凝固了时光的瞬间。
那时，几乎大家都已经知道，他去港的申请马上就要批复下来了——或者说，其实已经批复了下来。霞芬的母亲是里弄干部，她当然很清楚；霞芬的哥哥又是地段户藉警的铁杆小兄弟，他的消息来源更不会出错。只是在1965年底的那种政治大气候下，所有的虽已经市里批复了的出境申请个案也要一级挨一级地在各个公安机关，街道办事处，甚至里弄居委主任的办公桌抽屉里分别耽搁上若干时间，显示一种各自的权威以及对于那些不愿在这片红色天空下生活的人的不约而同的敌意。
再说，这也是一种时间上的拖延术，万一在这段期间之内党的政策突然有所改变?万一申请人的政审材料在这段期间内有所增减?这便可当机立断地卡住任何一条不应当让它漏网之鱼——那个时代的人的阶级觉悟，几乎个个都有一种箭在弦上的警惕性。
但至少，直到那个晚霞火红的黄昏为止，这种情形还没发生在任胤身上。
既然要走，他家的房子的去向便成了个实际问题——倒不是对于他，而是隐隐约约地对于霞芬及其一家人。任胤不知道自己对于这个隐隐约约的背后以及这种背景式诉求的精确感受是什么?他很少去想这层意思。一想到霞芬，他执着于的仍然是叙事曲、边窗、雨巷、身材和油纸伞之类的联想。至于她的哥哥或者母亲，他们对他的遥远就如他的房子的去向应该对于他们的一样。
霞芬到他家来的频率更高了，除了学生装，纳布底鞋外，她还为他带来了她母亲亲手做的青团和米糕。她问，你去香港后我们如何联系?他说，通信呗。她说，你一走，这整幢房子就真上缴了不成?他说，那又怎么着?她欲言而止 ，犹豫了片刻，终于转向了其他话题。
应该说，他俩长长的恋爱缓跑也已经这么多日子了，但仍局限于依框而谈，借书还书，拉琴闲扯上。有过一次，在幽暗的扶梯上，她突然用手拉住了他的手，这是一只凉冰冰的手。他转过头去，只见有一些水汪汪的光芒在她的眸子间闪动。“霞芬!”他唤了一声，拥抱住了她。他吻她，吻去她颊上湿漉漉的一些液体——仅此一次，也仅如此而已。
于是，便到了那个晚霞灿烂的黄昏。
她颤声地问他“……你爱我吗?”
“爱……”他觉得自己回答得很傻很不文艺化也很无男子汉腔。他恨自己的舌头恨自己的嘴唇也恨自己的声带。
又一段长长的静场。
“你不愿坐到我身边来吗?”她蚊声地说着，眼睛望着自己的脚尖。
“我，当然愿意……”怀着对自己舌头嘴唇以及声带的再一次的憎恨，他坐过去。在长沙发上，他狠劲地搂抱住她，他觉得自己的狠劲有点做作，有点带补偿赎罪和表白的性质。他呼吸到了一股从她衬衣深层里散发出来的带牛奶味的体香。以后动作的1，2，3，4条，他们都干过些，但不连贯不自然也很朦胧，他只记得，当他俩从沙发上站起身时，他们的衣冠是只要拉一拉扯一扯便可以恢复整齐的那一种。
他送走了她之后就一直很后悔，他准备了许多许多的表白辞句和解释理由。他也深思深挖过自己的心理根源：与他的一个美的偶像在这方面立即进入角色，他始终藏有一份暗暗的心理抗拒。再说，这些事好像从来非其所擅长，即使在许多年后，他结了婚娶了太太，他也都经常会保守在这同一种思路惯性上，作爱时的走神，达情上的笨嘴拙舌，即使被对方反复不满，谴责，甚至取笑，只会令他在这方面变得更加神经紧张和动作产生不协调。
可惜的是，尽管准备再充份，他也丧失了向她解释一切的机会了。自从那次之后，她再没到他家来过，除了那回专程来询问一下有关徐家洋房真假与大小之时才露了露面之外。
小嬅说，他的这种个性她是很了解也很理解的。其实，他并没有向她说起些什么，在那个新泽西洲的阳光的上午，她突然暗示性地提及他俩遥远遥远的过去的某段没有结果的关系，语言含糊含蓄得带点儿泛指性——在人的四十近后期的年龄段，又是同乡又是亲戚又是知己又是在异乡，性别已不成为什么敏感的问题了。
她的赤膊胸毛的美国丈夫回进屋里来，他边抹汗边向他“哈，你好。”地打着洋招呼。他径自往厨房里走去，在一座双门大冰箱里拿了一枝“百威”易拉罐出来，再走回客厅来。他一只手撑在门框上，一边望着他们，一边喝着啤酒。
“你没带提琴来吧?”
任胤一楞。“——那我们可伴不成TCHAIKOVSKY的那首叙事曲了?”她幽默地眨一眨眼，笑了。她将柴可夫斯基的中文译音用标准的英语发音读出来，故意让那位喝啤人能听懂一点，却不得晓其全部。她何时变得也会玩些调皮的幽默游戏来?于是，任胤笑了，而她的那位撑门框而站的丈夫也跟着“嘿嘿嘿”地傻笑起来，他的金黄色的胸毛在阳光之中一抖一抖。
话题，是在等他终于喝完了“百威”，回到他那地下室的电脑房中去时才又接上的。她说，现在，最可怜的要算是大阿哥，孑然一身，老了，留在上海无人照顾，到美国来同她一起生活又盲了双眼。小阿哥反而好，死了，也干净了，也一了百了了。她的目光阴暗下去，表情又恢复了那种她在上海的少女时代常见的矜持的中性来。那天，我们全家都聚在汽车间的那盏昏暗的25支光的电灯泡底下，每个人都用双手抱捧着自己的脑袋，懵了。不是不哭，是哭不出来，也不敢哭。什么都蒸发了，留在感觉锅底上的只有一场恶梦老醒不过来的强大的窒息感。
客厅上锁了，饭厅上锁了，正房偏房都上锁了，甚至连厕所也都一间间地交叉着打上了红印的封条。家俱运走了，存款冻结了，工资停发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将怎么过?铁门几乎推不开，围墙上延伸过来的标语和大字报几乎将门框都封死……
任胤已经不知道了，这是他的想像呢，还是她的叙述的继续：在遥远遥远时光隧道的那端一片天空，有几颗乏青辉的寒星在它墨蓝色的穹背上闪烁。路上没有行人，在这深沉深沉的冬夜，只有那座高安路的洋房以及从她花园围墙中伸出头来的漆黑的树影背景在这片泛着青光的夜空上，兀然矗立。而一阵阵悲咽着的西北风吹来，掀起满街满墙满幅打红杠杠的纸片，像掀起一片片哗哗的孝服。
父亲刚从隔离室放回家，每天还得早出晚归地回原单位去接受批斗；而我们，从童年就已惯熟了的温馨里一下子掉进这现实的冰窖中，还没来得及弄清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间在从前从来不会有人来停一停脚的汽车间，塌房梁，水泥地，蜘蛛网，透风漏雨的门窗以及一盏没有灯罩的昏暗的单头吊灯，竟是我们全家人的栖身之地!但就在那个晚上，派出所来了个民警，冷冷地通知母亲说，你家徐维国攀墙逃离审查室已有几天了，今天早上才发现他已畏罪自杀——他是钻入街边的一条空的水泥管道中，死去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停放在你们家弄堂旁边的一条横巷上的一大片地下水泥管道中的一根，那些管道都巨大非常，能足足坐进去好几个人。——那时不正全国大挖防空洞吗?我想，这些管道有可能是派这用场的。
他说，嗯。
他们说，他是喝了至少六瓶敌敌畏才死去的，死时一定很痛苦。我去停尸房为他整点时，见他满裤裆的污秽物，脸也扭曲成了青黑色。她停了停：“你猜，当我们被通知这霹雳一般的消息时，悲伤恐怖不说，我们全家第一个不约而同想到的人是谁?”
“想到谁?——那倒不知道。”
“那个算命人，那个左脸颊上有一大片青印胎记的算命人……”
“JENNIFER!”地下室里传来了她丈夫雄浑着胸腔发音效果的喊声，“I'VE LEFT SOMETHING ON THE GAS STOVE,PLEASE TAKE CARE OF IT FOR ME, AND THANK YOU, SWEET HEART!”(吉妮伏，我在煤气炉上煮了些东西，请帮我照看一下，谢谢，甜心。)
“OK!”她坐在三角琴背后的脸朝着地下室的扶梯方面转过了半个角度去，“DON'T WORRY, HONEY, I'LL DO IT!(放心好了，我会的，亲爱的。)
任胤记起了那一天来。
这应该不是个周末，是大阿哥专门打电话来通知胤胤今天下午学校放了学，一定要到他家来一趟的。“有事吗?”他问。
“来了你自然会知道。”他在电话线的那头呵呵呵神秘地笑了起来。他家的电话按装在旋弯扶梯上二楼主人房去的墙上，下面紧贴墙身放了一张半园型的柚木铜手柄的电话记事台。胤胤想像得出此刻在与他通电话时的大阿哥的神态与动作：人是靠在墙上的，手指不断地圈弄着垂下的电话线，他的表情是笑嘻嘻的，一只拖拖鞋的右脚尖顶起，在打腊地板上做着呈弧圈型的转动动作。电话线的那一头还能听到小嬅的钢琴练习声，可见通往客厅去的弹簧门一定是打开着的，这是车尔尼的一首快速手指练习曲，一连串饱满弹跳的音符一阵风点水面似地掠过，把某种气氛通过电话线传送了过来。
但可惜，在电话线这一头的他身处的世界却完全是另一个。
以前胤胤家也有电话的日子只是留在了他童年的记忆里，那时，父亲还在上海做执业会计师。以后，公私合营，业务结束，电话也就拆了。现在他使用的都是传呼电话，电话间设在居委会，而居委会就开在那条横街上，与霞芬家门对着门。
就在一刻钟之前，一位里弄老太太来到他的门前大声叫唤：“电话!2号姓任的电话!——”他就急忙奔下楼，去了电话间。因为，每次为三分钱传呼费来叫电话的人的脾气一般都很大，叫几声没听见就会在门上猛捶乱踢一通起来——横街上的住户一般都对1687弄里的人怀有一种莫名的敌意，就如现一刻与大阿哥通话的胤胤，虽然听觉已不由自主地被听筒里的声音吸引了过去，但他仍如背受芒刺般地感觉到从横斜里刺过来的目光，这都是些坐在写字桌后面的里弄干部们。他匆匆地说了几句，就搁下那只沾有了千百人口水臭的黑胶木话筒，离去了。
有什么出了差错吗?本来该是很快就会批核下来的通行证非但迟迟不见回音，就连平时里对他还算客气点头的里弄干部们的脸也都一张张地冷若冰霜起来。最奇怪的是霞芬她妈，几次打对照面经过，她竟故意避到了街对面去。然而还不及细想，他已背着书包，直接从学校去了徐家。 徐家的世界到底还是另一个世界。
花园、草坪、大客厅、三角琴和铺着地毯的宽走廊——三十年后，他才知道，原来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霞芬也曾惊愕非常地走进这扇大铁门，再在这宽阔的走廊上无声而缓慢地走过，并用目光流览过这里的一切的。
这里除了环境、陈设与气氛和当时社会上的其他地方不同之外，就连常到徐家来聚会的客人也都是从上海滩的各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汇聚过来的稀有人物。有当年某大老板的外室，有某大军阀的后代，有某名门的远亲，有某女星的前夫，有某年某届的“中国小姐”等等等等。于是，一只只陈年故事就在他家的壁炉边和咖啡杯中复活了。这次大阿哥请来的是一位当年曾显赫上海滩一时的名相士的孙辈。这是一位肥胖的中年人，左腮上长有一块青色的胎记，有一丛毛发从胎记上伸出来。他目前的职业是一家厂里的烧炉工，但据说，他仍保持有他祖父的那种能看人三世的凛异。“是专门请他来看看你去香港的路条到底有希望没有，”大阿哥伸出一根食指来封在自己的口上，他将话音校得很小声，“嘘!——记得，千万别告诉他些什么，一切让他自己先猜——啊?”
算命选在二楼的大伯父与大伯母的正房里进行。每逢有些神秘或者知己成份的活动，通常都不会在楼下客厅进行，这是徐家的规矩，诸如算命，替人介绍对象或者是每晚10点之后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电台的华语广播之类——尽管楼下的客厅里其实也有一座落地收音机。 大家围小园桌而坐，咖啡在每人面前冒腾着热气。“我们这位表弟，你看他……”大阿哥率先进入主题，望着算命人“嘿嘿”地直笑。
“想出远门——是口伐?”
果然厉害。大家面面相觑，眼露敬佩之色。“是的，是的，你看他……”
“一定会成功。”任胤一阵兴奋，但，“不是现在，是要在他过了三十岁生日之后。”
“啊?!”一桌人都惊呆了，那岂不是还要等上长长的十三年?
算命人将脸抬起来，这是他在作出某种精神沟通时的姿态。他将两眼眯成一条线缝，朝着他对面窗外淡蓝色的天空以及天际的树木与洋房的轮廓发楞，而让任胤与全桌人都只能朝他那翘起的肥大的下巴望着，等待。那丛从胎记上长出来的毛发就像一束弯腰在孤滩上的芦苇杆，在电风扇的风流之中巍巍颤动。“你这表弟为人平和，与世无争，但他前世有来头，来世有去路，今世只是过客，任何企图冲激他命格的人必遭惩!”
他将下巴放平了，睁开眼来，似乎他根本不知道刚才自己说过了些什么。他又恢复了一个烧大炉工人的模样，他端起咖啡杯来喝了一口，盛赞咖啡之香浓和英国饼干的奶味。但任胤不知道为什么全房间的人，大伯，大伯母，大阿哥，徐维国以及坐在房角里本来就不怎么出声的小嬅都鸦雀无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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