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我并不是很喜欢上学。上托儿所、幼儿园的时候，我和一些同龄人一样，似乎更喜欢待在家里。当然，也免不了编出一些借口来逃避每天被送去幼儿园。当时我比较常用的借口是“牙痛”，因为说自己咳嗽很难装出来，而发烧更是需要额头的温度来证明，只有牙痛是自己知道，别人看也看不出来。不过，聪明的爸爸妈妈自然是不会被我这套小伎俩骗过的，在我印象里，“牙痛”手法鲜有成功的案例。
终于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背起书包，快快乐乐地奔向学堂。记得一年级是在中山北路第一小学上的，后来因为搬家的缘故，二年级就到管弄小学去读了。
必须承认，直到现在，我对上学还是有一种莫名的抵触情绪。不过在那时候，每个孩子都对能背着书包，坐到教室里听课有一种非常新奇的感觉。至于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度过整整16年的读书生涯甚至更长，这就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可以预见的了。
相对而言，我对文科要比对理科更感兴趣一些，当然，我作为正常学生的读书生涯到小学四年级就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体会不到不少学生要为文理做出取舍的烦恼，但那时候，我确实更喜欢语文多一些，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连环画看得比较多的缘故吧。那时候，我比较得意的是我字写得不错，从小学一年级写拼音开始，老师就夸我字好，还会把我的写的字贴在墙上给同学们看。我爸爸自然是不会轻易表扬我的，但到了奥运会之后，他看到我给别人的签名和我给别人写的赠言，也吃了一惊：“翔翔，你的字是不是专门练过了？”我说没啊。其实我觉得我的字非常一般，只是我写的时候尽可能让字自然一点，工整一点，别矫揉造作就好。可能做其他事情，也是这个道理。
说到表扬，我得承认，我是个需要表扬和鼓励的人，我觉得这是我获得信心和动力的源泉。或许正因为如此，小学时的一次班干部选举，给我印象十分深刻。
那是一次班干部的改选，由班主任主持。按照程序，是由老师报几个候选同学的名字，然后由同学们举手表决，如果同学觉得有其他合适人选，也可以提出。
我对这样的选举方式颇不以为然，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老师的话对学生而言无疑就是“最高指示”，由老师推荐的同学，得票率个个接近百分之一百，而老师没有推荐的同学，等于是老师并不看好他们，那同学们自然也不会“多事”。
当然，必须承认，我认为这样的选举方式不公正，是因为我自己太过顽皮，在老师眼里已扮演了一个“皮大王”的角色，才没有资格做班干部的。而事实上，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同样很出色，也很愿意为班里做些事情，但我隐隐感到，老师不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选举的进程自然是从大到小，先是大队长，我有自知之明，不吭声。然后是选举中队长和中队委员，其实我觉得那几个候选同学学习成绩和我差不多，有的还不如我，我开始有点急了。中队干部选举之后，是小队长的选举，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可老师报的候选名字里，还是没出现“刘翔”。
我真的急了，因为我知道，错过这个村，就不会有下个店了。我咬了咬牙，举起了手。
“刘翔，手可以放下了。”老师在大家举手表决后对我说，但我的手仍倔强地举着。“有什么事要说吗？”老师开始感到疑惑，但她给了我发言机会。我“呼”的一下站了起来，说：“报告老师，我要选一个同学！”老师笑了：“你要选谁？”
“我选我自己！”我坚定地回答。
全班哄堂大笑。
在我读书的那个时候，选自己毕竟还是件非常新鲜的事，大家都抱着一种谦虚的态度来看待选举，在同学们的概念里，选举自然是要别人来推荐的，哪有自己选自己的道理？更何况我还这样理直气壮。而在我看来，我不行，我就不上，但如果我行，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
老师也愣了一下，但她还是给了我机会：“那好，选刘翔的同学请举手！”
稀稀拉拉地，举起了几只小手，我一看，都是平日里和我一起玩耍的几个要好男同学。
毫无疑问，我的这次“毛遂自荐”行动最终以惨败而告终，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同学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现在回想起来，这毕竟是一件小事，老师那样做也很自然。但不知为什么，从那次事件之后，我就开始对学习慢慢失去了兴趣，或者说，失去了一种动力。可见那时对能当一名班干部的荣誉感，在小学生心目中还是挺重要的。有时我在想，老师那次如果能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会用加倍的努力来回报她的信任。可惜，我没得到这次机会。
刘学根：这件事情我也有印象，好像对他的影响是挺大的。
那天他放学回家，闷闷不乐，很明显碰到了不开心的事。我就问他怎么了。一开始他不肯讲，被问得急了，终于告诉我，今天班里进行班干部改选了。
我问他：“那你被选上了吗？”他把嘴一撇，说：“哼，我才不要当那班干部呢！”
我一愣，想这小子难道真有那么“清高”？后来一打听，我乐了，原来我儿子哪里是不想当班干部，而想当得很，想当得都自己推荐自己了，结果还是没当上。但我还是觉得挺高兴的，想当干部，说明他有这份上进心，而自己选自己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反而让我觉得这小家伙还真有点敢说敢做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