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乡上海，更不得了。
9月3日，飞机降落在虹桥国际机场。接机处休息室外摩肩接踵，人山人海。同机回来的还有姚明，我抬头跟他说了几句话，就引来记者们一阵狂拍。然后，我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姚明瞅见得空，“开溜”得快，我就“惨”了。对着镜头，采访、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无数道闪光灯在我眼前“咔嚓咔嚓”亮起，无数张等着签名的纸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在保安人员的守护下，我总算安全脱离“险境”，一头钻进了事先安排好的车里。
按计划，我不能回家，得先去参加普陀区区委、区政府特地为我举行的欢迎会。车从虹桥驶向普陀区方向，刚入普陀区，沿马路两边就逐渐聚集起不少人。快到区政府时，马路两边的情景还要吓人———好多、好多人！他们举着“欢迎回家”之类的横幅，睁着好奇的眼睛，叫着我的名字，盯着坐在车子后排的我看。人群如果光是学生、居民，这倒也可以理解。最奇怪的是，还有沿马路一家火锅店的店员，穿着制服，一溜站在店门口，拉着横幅上书“某某火锅店，欢迎刘翔回家”，看得我简直哭笑不得。我实在是累坏了，本来想在车上小睡一会儿，哪怕就是闭目养神也好。可车上有人提醒我，跟人家打个招呼吧，我这才透过车窗，摆出笑容，向聚集在那里的路人招招手。
其实，在我的车到达普陀区政府之前，那里的场面还要夸张。我的一个朋友后来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那天他亲身经历的场面时，我听得几乎要昏过去：从政府大院到隔开那里两条马路的地方，就像长城上设烽火台一样，隔着几米就有一个工作人员“站岗”。由于人实在是太多，而且密度极高地聚集在一起，这片区域中，手机打不进来也打不出去。手中的对讲机也因为周围实在是“人声鼎沸”，压根儿听不见对方说什么话而失去了对讲的功效。怎么办？这些“烽火台”站位的工作人员就采用最“原始”的消息传递方式。从站在两个街区之外的人开始“把风”，一看到我的车子来了，就传话给下一个人说“来了来了，刘翔来了”，下一个人再传话给下下一个人“车子到了，车子到了”……传到区政府大院里，指挥一声令下，事先彩排好的区腰鼓队和小学生们就跳的跳，喊的喊，敲的敲。可是———半天也不见刘翔的车开进来。过了好一会儿，“最新消息”才又像刚才传话那样传来，说刚才不是刘翔的车，看错了看错了，刘翔的车这会儿才刚进普陀区。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阴天，还略微有些时停时下的小雨，夹着凉飕飕的风。可是，负责整个活动的普陀区政府里的官员、一个约莫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竟满头湿湿的，衬衫也湿掉胸前一大片，不知道是汗还是淋的雨。
胡晔（宜川中学代表，那天去机场迎接刘翔，当时也在欢迎会现场）：看看刘翔都觉得他好可怜。那天欢迎会结束了，刘翔在台上，有很多看上去都是像大大小小领导样的人，蜂拥上台去拉住刘翔的手、脚（我亲眼看见竟然还有拽脚的），甚至扯住他的衣服往自己这边拽。因为人实在太挤，他们就一面推开别人，一面自己拉住刘翔。有的人叫刘翔到这里，有的人叫他到那里。后来，警察终于来了，拖着刘翔就往外走。一群人跟着刘翔涌到这里、涌到那里，人群推来挤去，我都差点被推倒。像这样的情况，不是胡说，要真被推倒了，会被人群踩扁的。
欢迎会结束后，终于可以回家了。一路上，马路上都是围观的人，车几乎开不动，好容易到海棠苑小区门口，还没下车我就倒吸一口冷气———天哪！完全堵塞了，满眼都是人。我是被架着下车的，我的前、后、左、右，全都是人。一张张脸，有认识很久的老邻居，更多的是完全陌生的人，他们叫着“刘翔，好样的”、“刘翔，欢迎回家”，争着拉住我，甚至用手碰碰我。比小时候国庆节外滩看灯人挤人还要恐怖。我被身后跟着的汹涌的人流推着向前，而前面，却因为有更多的人等在那里而“交通堵塞”，无法前行。叔叔们（邻居、父亲的同事）走在我前面，背对着我，张着手臂像人肉盾牌一样贴身护着；爸爸在一边一路帮忙“开道”，但堵住就是堵住，一动都没有动；那时天下着雨，不知道我身边的谁，替我撑起了伞———一把奇大无比的遮阳伞，通常我只在海滩边的咖啡座上、在马路中央的交警指挥台上才能见到这样的“伞”。
从海棠苑门口到家门口，这点距离拉成一条直线的话，差不多110米。田径场上跑110米，还带跨越障碍栏，我不过用了13秒都不到。可如今回个家，却实实足足用了三十多分钟。说出来都没人相信———“走”到后来，我是纯粹被“架”回家，双脚根本是离开地面的！
前脚踏入自己家，我立即躲进自己的小房间。楼梯上仍然站满了人，很多人还想跟着进我们家，被爸爸妈妈一边道谢一边劝退。46号门楼下，早被警察实行“封锁”，只出不进。整幢楼，遍布十几个警察，每层都由三个警察把守。
可是住在里面的人怎么办呢？四楼的张伯伯就这样被硬生生拦在门外不让进。他发急了：“我住在楼上的，我回家都不行啊？”
“你凭什么说你住在楼上，想进去的人都说他是住在这里的，我都放进去啊？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吗？”
“住在楼上这怎么证明啊？我是出来买葱的。”张伯伯差点“厥倒”，他扬了扬手中的一把葱。
“那我不能放你进去。”
“要不，叫楼组长下来证明一下？”
“你们楼组长谁啊？”
“刘翔妈妈吉粉花。”
“……”这回，轮到警察“厥倒”了。
被挡在外面的，还有我真正的姑妈和表姐。警察让我姑妈“把身份证拿出来”，我姑妈觉得莫名其妙：“身份证上又没写着我是刘翔姑妈喽。”她只好从包里面拿出与我一起合影的照片，扬着照片声明：“我真的是刘翔的姑妈，我有照片的呀。”警察这才放她进去。
可我表姐就没这么好运气了。她刚挤到门前，警察就把她一把推开，认定了这样年纪的小姑娘肯定是追星族不会错。我表姐很委屈地说“我是刘翔的表姐”，警察听也不想听：“现在谁都说是他表姐。不要说表姐了，妹妹姐姐，说什么的都有。不要烦，身份证拿出来。”没带身份证的表姐只好拨通爸爸的手机求援。爸爸就这样像“摆渡船”一样往返于五楼和底楼之间。警察还顺便向我爸求证：“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姑妈啊？”
只有躺在自己的小房间的床上，我才觉得，我终于又属于我自己了。上完厕所，刚想回房稍微小睡一会儿，楼下却传来阵阵不间断的喊声：“刘翔——刘翔——”没办法，我只好从厕所的窗户中探出半个脑袋，睡眼惺忪地朝楼下的人挥挥手。与此同时，家里的电话，我爸爸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电话一个接着一个，都是横拜托、竖拜托，叫我去这里采访，去那里录节目。就听到我爸爸妈妈不停地在那里说：“谢谢你们，但是能不能请你们不要再打了，让我们家刘翔稍微休息一会儿。”电话铃还在一个接一个地响。我实在受不了了，一把抢过电话机：“我来跟他们说！”爸爸硬是拦住我：“你别激动，还是让我来跟他们说。”听着爸爸妈妈在那里耐心、委婉地对一个个来电说明情况，我怎么都想不通，一旦成了奥运冠军，做人怎么就必须做得那么辛苦。
在家待了一个小时都不到，我就被基地派来的车接到学校去了。一方面，家里实在是没法待下去。楼下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就怕出事。我一走，把守门口的警察们也开心地松了口气：“唉，今天总算不要值夜班了。”另一方面，我也必须尽快进行恢复性训练，因为接下来还有比赛。
我走之后，爸爸索性把家里的门铃拆掉了，隔几分钟就“嘟嘟嘟”响一次实在太闹心。大门好几天就这样敞开着。爸爸说，亲戚、朋友、同事、记者，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你们想来就都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