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的老板对肯尼迪家族妥协到这个地步，我被激怒了。我知道，ABC的道歉声明对皮尔森而言是一种侮辱。尽管他一直以“放炮”出名，却是个老练的记者，对诉讼并不陌生。多年来，他遭遇过不少诽谤诉讼官司，但始终没有伤害到他的职业生涯。来自肯尼迪家族的所谓威胁，我相信不过是一种讹诈手段。
这起公案还有一段附笔。1991年春，我为《60分钟》采访克拉克•克利福德。他那时已经是84岁的老人了，曾经漫长而辉煌的事业已步入黄昏阶段。在他的鼎盛时期，克利福德曾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顾问之一，直通华盛顿的权力中心。我在那年春天采访他时，他刚刚写完自传《总统的辩护律师》。主要的采访内容集中在他和与他相交甚密的三位最具活力的民主党总统之间的关系，哈里•杜鲁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但是，《60分钟》的观众没在节目中看到的，是我们就1957年德鲁•皮尔森事件的谈话。时隔34年后，克利福德向我透露肯尼迪家族当时有多么恼怒。
我的电话响了，是肯尼迪参议员打来的。他说：“我必须立刻见你。”然后，他来我的办公室说：“我写了一本书，你知道，书名是《当仁不让》。德鲁•皮尔森说那不是我写的，这让我很不高兴。”这时，电话又响了，是他的父亲打给肯尼迪参议员的。参议员拿着话筒听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爸爸，我让克拉克来接电话。”我接过话筒，老肯尼迪说：“我是肯尼迪大使。”我说：“您好，大使先生。”然后他说：“向那群混账索赔55 00万美元！”
回忆这一切时，克拉克会心大笑。接着，他向这位前大使先生保证：“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但是，前大使先生还在不停地重复着——“向那群混账索赔55 00万美元！”
听了这个故事，我还是不能确定：如果形势所迫，肯尼迪家族是否真的会把我们推上被告席。当时，参议员正在精心准备总统大选，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可能就是为了《当仁不让》的著作权进行高曝光率的法庭大战。
不管情形如何，肯尼迪家族已经拿起了枪。采访皮尔森的节目播出几周后，参议员把我请到他在美国国会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了他为写书做的笔记，并坚持声称皮尔森说的全是谎言。多年来，索伦森也一直坚称他和《当仁不让》没有关系。但对于他的否认，依然存在着质疑。1980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帕梅特在《杰克：约翰•F•肯尼迪的挣扎》一书中披露了他对《当仁不让》写作过程的详细调查，他得出结论：书显然是由人代写的，“书的调查、草稿和大纲是其他人的集体劳动”，帕梅特指出，“而文风显然是特德•索伦森本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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