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写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
就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着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风闻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却不知其详。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王力本来跟陈伯达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1955年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应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王力写道：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己当时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力下台，跟陈伯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据陈伯达回忆，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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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着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风闻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却不知其详。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王力本来跟陈伯达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1955年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应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王力写道：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己当时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力下台，跟陈伯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据陈伯达回忆，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