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
“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剥笋”，一层层地剥去那些“异己”。
在“文革”中，党内在“剥笋”，政府内在“剥笋”，军队内在“剥笋”。
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剥笋”。
穆欣被“剥”掉了———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为“恶毒攻击”
之罪。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项“叛徒”之帽，让王烽派人去调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达也被“剥”掉。这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
在省委书记之中，除了陶铸，要算是王任重喜欢运动笔头的了。在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亲自写的。正因为王任重颇有“文名”，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当“中央文革”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诗，竟成为轰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弹。那是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这本来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种“非凡的年代”，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们起哄了，向王任重兴师问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个由头“剥”掉王任重。这时，陶铸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当时正患肝病，陶铸建议让他休养、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继王任重之后，刘志坚“剥”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刘志坚是在1964年奉命去广州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这样，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派刘志坚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时考虑到要有军队方面的代表，选中了刘志坚。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很快就发觉，刘志坚“不听话”。1967年初，江青称刘志坚为“两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对部队的造反派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引者注：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萧华有病（引者注：萧华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陈伯达附和江青，给刘志坚安了顶“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关于刘志坚所谓的“叛徒”问题，徐向前后来说明了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了，根本无所谓叛变。”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凭着江青所说的刘志坚是“两面派”，陈伯达所说的刘志坚是“叛徒”，再加上所谓的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刘志坚打倒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的“领导”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还有两位顾问，即陶铸和康生。
围绕着张春桥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签订了五条协议，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便有过激烈的摩擦和斗争。这样针锋相对的争论，在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有过多次。江青联合陈伯达，决心“剥”掉陶铸。
不过，凭借第一副组长和组长的力量，要想打倒陶铸，并不那么容易：陶铸毕竟是“第四号人物”，排名于陈伯达之前。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陶铸，湖南祁阳人，比陈伯达小三岁。
1926年，陶铸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及书记。当他在闽南工作时，陈伯达从苏联返回厦门，曾一起共事。
1935年5月，陶铸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时，经周恩来、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陶铸在党内的职务，高于陈伯达。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七大代表。从这时起，陈伯达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
解放后，陶铸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喜欢写作，著有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等。他也爱写诗。
在党内，陶铸十分敬重的是邓小平。陶铸夫人曾志在《如烟往事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一文中，写及陶铸所说的一段话：
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以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加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5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陈伯达传出没风波里中学生必读名家：一百个问号之后她，一个弱女子小灵通三游未来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钱学森传钱学森传毛泽东与蒋介石哭鼻子大王邓小平改变中国奇怪的“病号”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国著名科学家的故事白衣侦探蹦蹦跳先生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中国科幻小说经典江青传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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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剥笋”，一层层地剥去那些“异己”。
在“文革”中，党内在“剥笋”，政府内在“剥笋”，军队内在“剥笋”。
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剥笋”。
穆欣被“剥”掉了———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为“恶毒攻击”
之罪。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项“叛徒”之帽，让王烽派人去调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达也被“剥”掉。这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
在省委书记之中，除了陶铸，要算是王任重喜欢运动笔头的了。在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亲自写的。正因为王任重颇有“文名”，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当“中央文革”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诗，竟成为轰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弹。那是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这本来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种“非凡的年代”，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们起哄了，向王任重兴师问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个由头“剥”掉王任重。这时，陶铸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当时正患肝病，陶铸建议让他休养、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继王任重之后，刘志坚“剥”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刘志坚是在1964年奉命去广州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这样，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派刘志坚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时考虑到要有军队方面的代表，选中了刘志坚。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很快就发觉，刘志坚“不听话”。1967年初，江青称刘志坚为“两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对部队的造反派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引者注：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萧华有病（引者注：萧华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陈伯达附和江青，给刘志坚安了顶“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关于刘志坚所谓的“叛徒”问题，徐向前后来说明了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了，根本无所谓叛变。”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凭着江青所说的刘志坚是“两面派”，陈伯达所说的刘志坚是“叛徒”，再加上所谓的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刘志坚打倒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的“领导”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还有两位顾问，即陶铸和康生。
围绕着张春桥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签订了五条协议，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便有过激烈的摩擦和斗争。这样针锋相对的争论，在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有过多次。江青联合陈伯达，决心“剥”掉陶铸。
不过，凭借第一副组长和组长的力量，要想打倒陶铸，并不那么容易：陶铸毕竟是“第四号人物”，排名于陈伯达之前。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陶铸，湖南祁阳人，比陈伯达小三岁。
1926年，陶铸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及书记。当他在闽南工作时，陈伯达从苏联返回厦门，曾一起共事。
1935年5月，陶铸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时，经周恩来、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陶铸在党内的职务，高于陈伯达。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七大代表。从这时起，陈伯达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
解放后，陶铸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喜欢写作，著有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等。他也爱写诗。
在党内，陶铸十分敬重的是邓小平。陶铸夫人曾志在《如烟往事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一文中，写及陶铸所说的一段话：
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以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加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5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