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
由于邓小平的推荐，1966年5月底，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如前所述，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据曾志说，则是毛泽东的安排。
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陶铸突然跃居陈伯达之前，引起陈伯达的嫉恨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这样，在安亭事件时，陈伯达支持张春桥，陶铸则支持陈丕显，他们之间已产生明显的分歧。关于陈伯达，陶铸说过这样的话：
“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1930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
陶铸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是江青提名的。江青原本对陶铸寄予希望。很快地，江青发现，陶铸跟她不合拍。江青本希望借陶铸压邓小平，后来她发觉陶铸对邓小平很尊重。
于是在“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江青与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总编，他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反”甚早。陶铸夫人曾志回忆道：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于是乎，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那次“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
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保陶铸。1966年12月29日，他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看来，毛泽东无意于打倒陶铸，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江青和陈伯达无法借助于“最高指示”打倒陶铸。
江青和陈伯达手里的“法宝”，那便是煽动造反派，他们在1967年1月4日，发动了对陶铸的突然袭击。
那是湖北武汉的“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们，来到了北京。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所以武汉的造反派组成了这么个“赴广州专揪王任重”的“兵团”。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接见”了这么个“兵团”的代表，借这个“兵团”来揪陶铸———据云陶铸是王任重的“后台”。
据档案所载，“接见”从1月4日上午1时40分至2时4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会议室。
江青请陈伯达唱“主角”，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他来“炮打”陶铸，才有分量。
陈伯达开腔了：
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
后来变本加厉……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
这时候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他正在找安徽的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
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九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引者注：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引者注：指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陈伯达和江青火上浇油，在1月7日去新华社发表讲话，捅出了“照片事件”。
当时陈伯达讲话的原文如下：
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引者注：指的是当时“新华社新闻造反团”印发的传单《揭穿一个大阴谋》，说熊复拼凑了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
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得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
这一“照片事件”，据陶铸夫人曾志说，那是陶铸“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这“换头术事件”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打倒陶铸”的呼声甚嚣尘上。
紧接着，1月10日，陈伯达和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接见首都造反派时，再一次发表批判陶铸的讲话。
在陈伯达讲完之后，康生上台说话了。康生惯于“翻老帐”，历数陶铸在一次次路线斗争的“错误”，康生的讲话中，透露了甚为重要的内幕：“陈伯达同志1月4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我们”指的是谁呢？不言而喻，指的是江青、陈伯达和他！
面对着陈伯达、江青、康生所发动的“打倒陶铸”的运动，毛泽东如何表态呢？毛泽东讲过两回意思全然不同的“最高指示”。
第一回，是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打倒陶铸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出席者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康平铸、胡痴。毛泽东在会上谈及陶铸。这段“最高指示”在当时曾被众多的传单所登载：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
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传单，觉得“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可能是记录者记错了。
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猜想是“不老成”，误记了。曾志给毛泽东写了一信，附去传单。毛泽东阅后，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用铅笔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一个“？”，退曾志。这表明，传单上所载毛泽东的话是确实有的，但“不老实”一句欠妥。
不过，毛泽东在1月8日说那段“最高指示”时，只知道红卫兵打倒了陶铸，并不知道红卫兵的幕后煽动者是陈伯达、江青、康生。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第二回发布关于陶铸的“最高指示”。这一回，与上一回的意思大不相同。陶铸倒台后，王力于1967年1月8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据王力回忆，2月10日，他出席了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
参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富春，还有叶帅、江青、我。
会上，主席发火了，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这是当时他讲的最重要的几句。
主席然后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主席原来没有看到陈伯达1月4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记录（中宣部整理）。看到以后，非常不满。一月份陶铸刚被打倒，主席也说了陶铸很多坏话，但不赞成那么打倒。
仅仅隔了一个月，2月10日毛泽东的讲话否定了他1月8日的讲话。毛泽东第二回的讲话，对陈伯达的批评是够厉害的。笔者询问陈伯达，他说，他也还记得毛泽东所说的“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的批评。
陈伯达毕竟以“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陶铸倒了。于是，陈伯达也就从“第五号人物”向前迈进了一步，变成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这个“小小老百姓”，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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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邓小平的推荐，1966年5月底，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如前所述，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据曾志说，则是毛泽东的安排。
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陶铸突然跃居陈伯达之前，引起陈伯达的嫉恨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这样，在安亭事件时，陈伯达支持张春桥，陶铸则支持陈丕显，他们之间已产生明显的分歧。关于陈伯达，陶铸说过这样的话：
“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1930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
陶铸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是江青提名的。江青原本对陶铸寄予希望。很快地，江青发现，陶铸跟她不合拍。江青本希望借陶铸压邓小平，后来她发觉陶铸对邓小平很尊重。
于是在“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江青与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总编，他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反”甚早。陶铸夫人曾志回忆道：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于是乎，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那次“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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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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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保陶铸。1966年12月29日，他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看来，毛泽东无意于打倒陶铸，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江青和陈伯达无法借助于“最高指示”打倒陶铸。
江青和陈伯达手里的“法宝”，那便是煽动造反派，他们在1967年1月4日，发动了对陶铸的突然袭击。
那是湖北武汉的“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们，来到了北京。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所以武汉的造反派组成了这么个“赴广州专揪王任重”的“兵团”。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接见”了这么个“兵团”的代表，借这个“兵团”来揪陶铸———据云陶铸是王任重的“后台”。
据档案所载，“接见”从1月4日上午1时40分至2时4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会议室。
江青请陈伯达唱“主角”，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他来“炮打”陶铸，才有分量。
陈伯达开腔了：
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
后来变本加厉……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
这时候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他正在找安徽的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
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九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引者注：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引者注：指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陈伯达和江青火上浇油，在1月7日去新华社发表讲话，捅出了“照片事件”。
当时陈伯达讲话的原文如下：
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引者注：指的是当时“新华社新闻造反团”印发的传单《揭穿一个大阴谋》，说熊复拼凑了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
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得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
这一“照片事件”，据陶铸夫人曾志说，那是陶铸“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这“换头术事件”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打倒陶铸”的呼声甚嚣尘上。
紧接着，1月10日，陈伯达和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接见首都造反派时，再一次发表批判陶铸的讲话。
在陈伯达讲完之后，康生上台说话了。康生惯于“翻老帐”，历数陶铸在一次次路线斗争的“错误”，康生的讲话中，透露了甚为重要的内幕：“陈伯达同志1月4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我们”指的是谁呢？不言而喻，指的是江青、陈伯达和他！
面对着陈伯达、江青、康生所发动的“打倒陶铸”的运动，毛泽东如何表态呢？毛泽东讲过两回意思全然不同的“最高指示”。
第一回，是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打倒陶铸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出席者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康平铸、胡痴。毛泽东在会上谈及陶铸。这段“最高指示”在当时曾被众多的传单所登载：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
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传单，觉得“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可能是记录者记错了。
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猜想是“不老成”，误记了。曾志给毛泽东写了一信，附去传单。毛泽东阅后，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用铅笔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一个“？”，退曾志。这表明，传单上所载毛泽东的话是确实有的，但“不老实”一句欠妥。
不过，毛泽东在1月8日说那段“最高指示”时，只知道红卫兵打倒了陶铸，并不知道红卫兵的幕后煽动者是陈伯达、江青、康生。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第二回发布关于陶铸的“最高指示”。这一回，与上一回的意思大不相同。陶铸倒台后，王力于1967年1月8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据王力回忆，2月10日，他出席了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
参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富春，还有叶帅、江青、我。
会上，主席发火了，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这是当时他讲的最重要的几句。
主席然后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主席原来没有看到陈伯达1月4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记录（中宣部整理）。看到以后，非常不满。一月份陶铸刚被打倒，主席也说了陶铸很多坏话，但不赞成那么打倒。
仅仅隔了一个月，2月10日毛泽东的讲话否定了他1月8日的讲话。毛泽东第二回的讲话，对陈伯达的批评是够厉害的。笔者询问陈伯达，他说，他也还记得毛泽东所说的“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的批评。
陈伯达毕竟以“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陶铸倒了。于是，陈伯达也就从“第五号人物”向前迈进了一步，变成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这个“小小老百姓”，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