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曾国藩的做人绝学(1)

　　立业先立德，做事先做人。做人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曾国藩是一位在做人方面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他能够在战场上躲过明枪暗箭，在官场上步步为营、节节走高，在社交场上如鱼得水。因此，曾国藩的做人绝学和为人之道对后世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坚卓之志，金丹换骨

　　曾氏名言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译文：人如果能自己立志，则做圣贤、做豪杰，有什么事不能做到呢？还何必要借助于别人的力量呢？

　　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志向，是使人紧张起来、站立起来的东西，好比一棵树的躯干。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全是被志向所照亮的。没有志向也就没有人生的方向。

　　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决定的。志向、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偏见，必然会越来越卑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业，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洁。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奋勇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即使走得再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稀里糊涂，没有追求，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他认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杰的境界人人都可以达到。

　　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坚信终有一天，自己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来九州的震动；他相信自己会像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般，有朝一日必将成为国家的栋梁。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国藩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宏图大志：“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着《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着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栋、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渚而力践之。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视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若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途人而龊龊不休如此也。”

　　曾国藩说“志之不立，本之拔矣”。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曾经说过：“人生绝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之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现实，我们可以做得到。当然说的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说的“根”和曾国藩提到的“本”就是一个意思。因此，要成就任何事情，首先必须要确立志向。

　　换句话说，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人无志向，则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志向不确立，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嚼子的马。没有方向，随波逐流，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

　　古代有个寓言故事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固不如蜀鄙之僧哉？”可见，只要确立了志向，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也一定能实现目标；反之，尽管条件优越，如果一味贪图安逸，没有志向，反而一事无成。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认为，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即使后来和太平军决战时，他仍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名家重新估计，命儿子曾纪泽画其图像，悬于壁间。他还做《圣哲画像记》一文，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以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他于文中写道：“古之君子，盖五日不忧，五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

　　曾国藩正是抱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向，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基本人生信条，才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成为一位“中兴依赖，几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有志者，事竟成。志向是对人的一种召唤、一种诱惑、一种刺激。但愿它能唤起你潜在的力量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曾氏名言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则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

　　译文：古时的圣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与人为善。用言语教化人，这是用善教人；用德行感化人，这是用善养人。这些全是与人为善的事情。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为之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孟子注重的是虚心听取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予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停止的一个过程。

　　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做人的一个准则。因此，曾国藩的周围人才济济，他的事业兴旺发达。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把曾国藩尊为老师，极为崇拜，纷纷效法，奉为楷模。所以，才有他的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屡见不解，如听人之谏、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程尚齐、李申甫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实在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欧阳兆熊婉言说出自己的意见：“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之。

　　免“进场饭”这件事尽管小，但可见曾同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对他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倚才傲物，所以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招，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按照儒家的思想，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任何有德的行为，任何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行为必然会得到人们的欢迎。如果你真是一个有德之人，就不会孤独无助，一定会有与你同行的人，拥有朋友，有很多拥护你的人。

　　不得不说，德性是具有磁性的。随着时间的历练，有德之人就会聚足人气，而且芳名远播，形成一种无形而又无价的品牌。这是成功的最大助力。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它指引着人生的方向。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人生方向把握准了，那么他就等于把人生的道路走对了。而路走对了，想不成功都难。

　　勇于担当，挺身入世

　　曾氏名言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译文：君子立志，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器量，有内圣外王的事业，而后方不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无缺的圣人。

　　曾国藩一直主张积极入世，心中充满着对国家、对人民的使命感。

　　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时刻等候着国家的召唤和委任。曾国藩办事妥当与否，姑且不问，但他勇于承担，挺身入世，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造物主对每一个物种的职责都有安排，如蜜蜂的天职是采花造蜜，猫的天职是抓捕老鼠，蜘蛛的天职是张网捕虫……而我们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天地的精英，同样有与生俱来的职责。

　　每一个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就拥有了作为社会和国家的一员应当拥有的权利，它不需要什么前提条件。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权利因为责任而存在。上天在赋予我们权利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相应的责任，这也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只有在履行责任的前提下，才可能充分享受权利。承担责任是人的天职。

　　生于人世即行人道，立于天地间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理学倡导的观点。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似乎就是曾国藩平生缩影。

　　曾国藩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责任，并且以此训导天下人。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的心中充满了物欲，每个人都为自己考虑，自私成风，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儿事情。于是，那些有责任感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社会责任感，反对自私自利，挺身承担各种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众人认可。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不光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更是由于宏毅的个性。

　　正是因为这种以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和胸怀，使曾国藩出类拔萃、坚强谦谨，志向上坚贞脱俗，处理公务、待人接物都鲜有差池，写过的书籍卷稿人人看来皆有获益。这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他心中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应做的所有事情都当作责任来对待。

　　李群曾经做过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经理。他并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等着各销售组长来报告情况，而是每天一定抽出两到三个小时去店中转转。看到货物缺少或是摆放不整齐时，他都亲自动手整理，而不是叫来员工整理。他的助理问他为什么非得自己亲自动手。他说：“我是经理，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要履行责任。超市内的事情都是我的责任。”

　　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的权力有多大，而取决于他承担了多大的责任。为富不仁者之所以被人唾弃，位高权重却昏庸无能者之所以被人赶下台，都是因为他们缺乏责任感。

　　人活着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生存。工作还是人的一种需要、一种选择，是人承担的一份社会责任。既然有了责任，就要将它承担起来。推卸责任就意味着失去了基本需求，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大学》中记载这样一段话“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身为国君，要做到仁；身为臣子，要做到敬；身为子女，要做到孝；身为父亲，要做到慈；和国人交往，要做到信。

　　自己是谁？该负什么责任？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什么事情该做？哪些利益不该得到？这一切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能够“知其所止”，即知道自己应该停在什么地方，然后才谈得上“止于至善”。人是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生存的。古人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对于平凡的我们来说，我们扮演着诸多的角色，在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必须做到最好。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人以机巧，我以诚愚

　　曾氏名言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

　　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译文：天地之所以长久，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能广大长久地施行于天下，都在于一个“诚”字。可以说，诚影响着世间万物的生死存亡；不诚，就没有一切。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做人绝学。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乱。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诚，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

　　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无私，天下才称之为天下。现实中，与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着急，尽可以继续以诚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话不妨多说，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的短处。言多必失，是指在没有思维过滤下做出了错误举动。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一个人虚心、踏实，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诚之人必是心怀坦荡之人，是不会因为流言而改变自己初衷的人。

　　“诚”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人无诚则不立。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不能没有诚信。诚信是一种智慧。一个诚信不欺、一诺千金的人往往容易得到认可，获得帮助。

　　从某种意义上说，诚信就是一个人的生存资本。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说：

　　“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

　　岛村芳雄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富商，他仅在几年时间内便迅速富了起来。人们问他：“您在短时间内成为富商的秘诀是什么？”

　　岛村芳雄说：“诚信。我是从一毛钱的诚信起家的。”

　　当年，岛村芳雄筹集资金，设立丸芳商会，开始绳索贩卖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