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0官场其实不好玩

　　弘治十二年，王守仁28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

　　二甲第七名相当于全国第十名。自此，属于王阳明的时代到来了。

　　简单介绍一下明朝官制。

　　内阁：起初由模范皇帝朱元璋设立，为自己处理文件的秘书机构。内阁大学士一般三到五人，官阶很低（正五品）。随着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懒，内阁大学士承担起处理政务的重任，内阁成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三杨（仁宣时的三大名臣杨荣、杨溥、杨士奇。明称贤相，必首三杨）之后，内阁阁员一般兼任六部尚书，并且非翰林不得入阁，于是入阁拜相便成为每一个文官梦寐以求的事，而由此引发的掐架对骂，暗算谋杀等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成为明朝一道独特的风景。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排名要分先后）。六部各设尚书一人（正二品），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长）、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和主事（处长）。

　　都察院：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下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监察工作（明朝有两京一十三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与直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就是通常所说的言官。

　　六科：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从七品）。给事中品级虽低，权力很大，皇帝交给各部办理的工作每五天要到六科那注销一次，如有脱拉或办事不力者，六科直接向皇帝报告。六科还参与官员的选拔，皇帝御前会议，审理有罪的官员。最重要的是六科有封还皇帝敕书的权利，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认为不妥可以封还，不予执行。

　　翰林院：相当于中央党校。翰林院的首长叫翰林学士（正五品），下设侍读学士两人，侍讲学士两人（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两人（正六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后立即授予此职，编修（正七品）考中榜眼、探花立即授予此职。翰林虽无实权，但从翰林院出来的人大多成为高官，乃至内阁首辅。

　　此外还有大理寺（最高人民法院），与刑部，都察院构成三法司。

　　太常寺：主管祭祀。

　　光禄寺：主管宴享。

　　太仆寺：管马。

　　鸿胪寺：接待外宾。

　　回到工部，此部虽排六部之末，但上管皇家建设，下管植树造林，对想发财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肥缺美差。不过，王阳明一不缺钱，二不贪财，志不在此的他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即使只是实习，也热情似火、斗志昂扬。

　　但可惜，承平日久的大明朝早已失去了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土木堡之变更让后来者对北伐噤若寒蝉。目睹这茫茫一片的沉沉死气，王阳明愤怒了，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疏：

　　臣以为为今之大患，在于一些大臣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这帮人抑制大公刚正之气，专养怯懦因循之风。于是，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长此以往，衰耗颓靡，朝纲不振，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而近日的边陲之患正是上天在警省陛下，革故鼎新，改弦易辙的时机到了啊！

　　接着，他又提出八项措施供皇帝参考，内容涉及到经济、政治和军事，所虑甚深，所思甚广。

　　其实，历史学家对明孝宗朱佑樘的评价基本一致——弘治中兴。但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兴”太多了，这个中兴到底掺没掺水？

　　朱佑樘童年不幸，常年遭受老女人万贞儿的迫害，命悬一线。作为一名御姐控的儿子，多年来，朱佑樘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天，刀剑风霜严相逼，怎一个惨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朱佑樘噩梦般的童年比穷人家的孩子恶劣多了，这种生存环境都能抗到长大的，一般不是成为美国诸多B级恐怖片里的变态，就是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朱佑樘属于后者。

　　不过，朱佑樘的贤名主要是体现在与文官集团融洽的关系上，史书上关于他批复文官奏折记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嘉纳之”。

　　但“上嘉纳之”不能当饭吃，治国要的真才实干。即使弘治朝豪华的内阁阵容掩盖了朱佑樘能力上的平庸，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时人的记载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比如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便见到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满路都是流民，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足十天，官员的工资拖欠已逾数年。东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李东阳作为一时文豪，将汇报写得煽情动人、直言不讳，一时间广为传颂。但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只反复提醒皇帝要“节用广储”。

　　客观地讲，朱佑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才德兼备的名臣，比如徐溥、刘健、谢迁、马文升。

　　但制度不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地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团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11 良知到底是个啥？

　　王阳明清楚此刻自己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内阁审议，酌情施行。然而奏折呈上去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以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漫漫仕途，多少人就这光阴虚度中步入耄耋之年，哪还有平治天下的精力和热情？

　　春花闻杜鹃，秋月看归雁。人情薄似云，风景疾如箭。

　　王阳明早就看透了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特点，发牢骚道：就做官这项高风险的职业而言，皓首而无成者占绝大多数。幸而有成，能得其当盛之年者几人？这几人中，想做点事却又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

　　但王阳明跟普通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两面性，在自己偏激的时候立刻将心态调整到中间状态。比如他对仕途偃蹇感到郁闷时，马上又说：“天下之事，其得之不难，则其失之必易；其积之不久，则其发之必不宏。”

　　王阳明看问题之所以这么独到深刻，皆因其务实到极点的思维方式。

　　心学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偏激永远是因为你看得还不够多。

　　那怎么才能达到这种中正平和境界？致良知。

　　不要去寻章摘句，咬文嚼字了，王阳明的良知很简单，就是他临死时的最后一句话。就跟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导演库布里克，在他最后一部电影《大开眼界》里让妮可饰演的女主角说出最后一句台词“Fuck”来作为其导演生涯的谢幕一样，王阳明临终前用了八个字来回顾他的一生以及对人生和世界的总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多么简单的八个字，多么深刻的道理！良知者，内心之光明也。

　　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界定内心的光明？

　　我的答案是，符合自己真性情的想法就是光明。

　　这就跟孔子所说的“直”“礼”和“仁”一样，这是做人的三重境界。直是人的真性情，地球人都有，小孩表现得最多，大人一般情况不表现出来。礼是什么呢？孔子的礼不是礼教的礼，而是选择一种不伤害他人、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

　　那仁呢？仁就是“直”和于“礼”的自然流露，个体情感与理性原则的高度契合。

　　回到心学上来，光明与否不是外人说了算，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能说服自己的话是废话，不能从内心产生认同的道理就不是你的“理”。

　　于是又有问题了，光不光明都是我说了算，那是非标准由谁来定？其实，我们常说的“善”和“恶”都是社会根据需要来划分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都是伪问题，人性用四个字总结就是“趋利避害”，不存在什么善恶之分。然而，用社会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就跟孔子的用“礼”来修饰“直”一样，没有限制的社会是欲望爆炸的社会，最终只能走向毁灭。大部分限制是根据既往经验总结得来的，是符合浑然天成的良知的，但也有一些限制是违背“趋利避害”的本性的，这就看个体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些矛盾了。

　　经历的多了，就会发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这里的“君子”不单指贵族阶层，而是普遍意义上道德文化修养高的人；“小人”也不是指品格低下的人，而是指没有见识，社会地位很低的平民百姓。君子见多识广，心胸豁达，不贪图小利，往往能成大事；小人鼠目寸光，患得患失，往往把很小的事都搞砸。比如当你去见比自己社会地位高很多的权贵时，君子因为心怀坦荡，谈吐不俗，就会妙语连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而小人因为急功近利，难以坦率，只会给人以畏首畏尾的形象。

　　良知之心就是君子之心，渊默之心，临危不乱之心。君子的权术是高超实用的艺术，小人的权术是滑稽可笑的表演。怎样成为君子？拥有光明之心。如何拥有光明之心？深入思考，全面把握，说服自身，内心平静。

　　12 盛世危言

　　阳明此刻并不平静，观政工部却去考虑户部、兵部的事，很明显是不想按部就班当个官混子。

　　明朝言官权重，有点追求的人都希望跻身其列，王阳明也不例外。当他的朋友以礼科给事中擢为京兆尹（北京市市长）时，他羡慕道：给事中是言官，京兆尹是三辅（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之首，朝廷这项任命是用言官来试做三辅啊！

　　在此期间，王阳明被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这个王越比较神，虽然是皇帝的亲属，但很有追求，是个进士。当年参加殿试时，狂风突起，将王越的试卷给吹到天上去了，王同学顿时欲哭无泪。还好考官又给了他一张卷子，让他答完交了。

　　没承想这年秋天，棒子国使节来京进贡，竟然带来了王同学的那张卷子，说是朝鲜国王一天视朝的时候，一物从天而降，定睛一看，却是天朝学生的试卷，不敢怠慢，便叫使者将之带回北京。

　　一张卷子跋山涉水从北京飘到朝鲜已然够神了，而据《王阳明年谱》考证，经常“通神”的王阳明早年曾梦见王越赠送弓箭给他就显得更神了。

　　作为此次工程的包工头，阳明格外留心，预演了一下自己的统御之才。他组织民工演练“八阵图”，劳逸结合，按时作息，比之前在桌上聚果核为戏更加真实直观。这次的监工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越大，指挥的人越多；指挥的人越多，越能成就大事。

　　任务完成后，29岁的王阳明循例担任实职，授官刑部云南司主事。这个正六品的官相当于现在公安部分管云南省案件的处长，小是小了点，但很有实权。

　　权力与义务从来都是对等的，刑部主事要求身处京师而能决断于千里之外。并且，大小事务，杂乱无章，是一项很费脑力很磨耐心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

　　而且，礼与法、情和理的冲突是刑部官员必须时刻面对的悖论，悖论思考得多了，王阳明自然也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刻了。

　　第二年，阳明被派到江苏淮安会同地方官审决重犯。职务虽说不高，但可以实现意志，施展才华，于是阳明又来劲了，详细审阅卷宗，四处走访证人，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事毕，他冒雨游览了九华山，沿着羊肠小道涉险寻幽，探奇揽胜，访问了许多名人隐士，心旷神贻。?

　　在九华山，阳明结交了不少僧友。比如化城寺有个叫实庵的和尚，生得仪表堂堂，能诗善画，学识渊博。王阳明与他相识，当即结为诗友，并为他的画像题词：从来不见光闪闪气象，也不知圆陀陀模样，翠竹黄花，说什么蓬莱方丈，看那九华山地藏王好儿孙，又生个实庵和尚。噫！哪些妙处？丹青莫状。

　　也只有时刻对外部世界保持浓厚兴趣的人才可能写出这样俏皮生动的文字。?

　　之后，阳明又找喜欢谈仙论道的道士蔡蓬头搭讪。蔡蓬头装13，不鸟他，他也不生气，客客气气继续请教，心理素质非常强大。蔡蓬头被问烦了，扔下两个字“尚未”，就起身走到后厅去了。王阳明不甘心，又跟到后厅追问，蔡蓬头还是说“尚未”。

　　王阳明软磨硬泡，蔡蓬头终于不说废话了：“你虽然以隆重的礼节待我，终究还是一副官相。”说罢，一笑而别。　　地藏洞有位异僧，坐卧松毛，不吃熟食。阳明听说后，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和尚。

　　和尚假寐，想试验他道行深浅，被阳明一眼看穿。阳明不慌不忙，在他身边坐下，摸他的脚。和尚觉得他不是个酸腐文人，就“醒”了，道：“路险，何得至此？”

　　阳明没有回答他，只说自己想讨教修炼上乘功夫的方法。和尚见他对佛学颇有见解，便同他谈论大乘教义。俩人越聊越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18年后，王阳明重游九华山，而异僧早已远去，不禁发出“会心人远空遗洞”的感慨。其心心相印，可以想见。

　　?九华山之游让王阳明看清了道家和佛家各自的局限，同时又吸取了两家的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而此时的北京在正流行诗文复古运动。这是一场由李梦阳、王廷相为代表的“前七子”发起，反对当时千篇一律的八股式文章的文学改良运动，同环绕在内阁首辅李东阳周围的“茶陵诗派”针锋相对。

　　李东阳绝对是愤青的偶像，他傲睨当世，曾上书孝宗皇帝，历数皇后之父张鹤龄的罪状，差点为此送命；出狱后在街上遇到张氏，他仍痛加斥骂，并用马鞭击落张氏两颗牙齿。

　　前七子中另一个何景明更变态。此人在京城做官时，曾让仆人带一只便桶去赴宴，席间竟坐在便桶上读书，以示对时人的不满。

　　这帮人之所以这么傲然不屑，一是有资本，二是文坛确实死气沉沉，让人难以忍受了。

　　李梦阳行文自由、感情真挚，最可贵的是能直抒胸臆、针砭时事，曾激愤地写道：“若言世事无颠倒，窃钩者诛窃国侯”，很有点韩寒的味道。而何景明更是在《东门赋》中通过一对濒临饿死的夫妇的辩说，得出了“潜寐黄泉，美谥何补！”的结论，鲜明地亮出了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教条的旗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问题是李东阳也是大文豪，人4岁就能写径尺大字，乃至景帝朱祁钰召试时竟喜而抱至膝上。

　　一次，父亲带他进宫考神童。李东阳人小足短，跨不过门槛，考官笑道：“神童足短”，李东阳随口对答：“天子门高”。临考时，李东阳坐上考席，父亲站在旁边，考官出一上联：子坐父立，礼乎？李东阳当即作对：嫂溺叔援（嫂嫂落水小叔子去救），权也。

　　此时，朱祁钰正在品尝御膳房的螃蟹，便以此为题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胄。李东阳略加思索，对以“蜘蛛满腹经纶。”朱祁钰喜而赞道：“是儿他日作宰相。” 从天顺八年中进士起，李东阳立朝五十宰，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内阁首辅，参与内阁机务长达十八年。 由于文官集团在成化朝饱受黑恶势力的摧残，或贬官或隐退，一度与皇权产生了距离感。等到老好人朱佑樘一上台，文官们都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又来了。于是，左愤右愤纷纷登场，与皇权之间的信任关系重新建立起来。

　　这从李东阳对宪宗朱见深和孝宗朱佑樘流露出的不同感情就能看出。

　　李东阳为这两个皇帝分别撰写过悼词，孝宗的悼词极尽赞美，比如：极意穷幽隐，虚怀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阁老不呼名。

　　而之前给朱见深开追悼会时，李东阳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总不能说“御姐甲天下”吧？于是只好绞尽脑汁编些空话来凑数。实在编不出，就把后代拉出来凑数，说些“欲知圣泽远，圣子复神孙”的鬼话。

　　因此，孝宗朝的李东阳虽然也痛陈朝野弊端，却从未表示过对朝廷的失望。相反，这恰恰是他求治心切，追慕三杨和仁宣之治的内心写照。因此，李东阳继承三杨衣钵，续写僵硬空洞、华而不实的“台阁体”诗文的举动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当时的朝廷被划分为两代人，一代是先朝旧臣，另一代是当朝新进。就跟现在的80后骂90后是非主流脑残小Loli，90后骂80后是宅男腐女伪小资一样，弘治朝的斗争也异常激烈。

　　新生代以李梦阳为代表，他不像李东阳那拨人因为经历过天顺、成化两朝的政治环境、人世风波，人格已变得干练老成，而是充满了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这帮人搞文学复古就跟现在的很多小青年穿着汉服到处乱跑一样，其本质是出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李梦阳就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公开指出国家已患元气之病，不改必亡。

　　李梦阳开的药方只有两个字：复古。他认为唯有复古才能振作士气，革新朝政。而王阳明的设想更彻底、更全面，他要从改造思想意识入手，使士人树立起求圣的志向以及远大的政治理想。

　　可惜，李梦阳一帮人在京师搞得轰轰烈烈，王阳明微小的声音早就淹没在复古潮流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见踪影。

　　国人徒好标新立异、盲目跟风，所谓复古，所谓国学热，不过是叶公好龙，得其皮毛，形式大于内容罢了，自古已然。

　　失望至极的王阳明决定告别政治、告别文坛，他上疏皇帝，回家养病。

　　13 朱陆异同

　　阳明回到绍兴，在会稽山上的阳明洞搭了个房子，摒弃俗务，专心修炼导引术。导引术是一种神秘的养生术，和现在的气功类似。据传，王阳明由于长期在洞中修炼，获得了一种先知先觉的能力。

　　一日，阳明在洞中静坐，几个朋友来访，还没到山门，就看见他的仆人前来迎接。众人惊愕不已，都以为王阳明快得道升仙了。

　　阳明在会稽山留下很多诗作，比如“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 “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 他一度想就这么神超形越，世外悠悠隔人间了。然而，就在他准备挥刀斩断一切俗念，了却尘缘，魂归自然的霎那，一个念头蓦地在脑海中闪现：我能舍弃一切，但我终究无法舍弃亲人。

　　王阳明毕竟是读孔孟之书长大的，深知天伦不可违。而且，即使在远离庙堂的山水之间，依然有“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的诗句，可见其终究不忘“王公”。

　　这种矛盾的心态可以解释心学为什么被人看作是儒家和道家的结合。很多人把儒和道简单理解为入世和出世是片面的，孔子就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道家也不是简单地跑到山里躲起来你就修道了。

　　老子的思想核心就是一句：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心态，不妄为。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因为每一人都长期处于欲求不满，目标不能实现的纠结中，这就需要时刻调整心态。老子肯定追求目标，但同时强调行动不要刻意，做作，心态要自然，学会主动放弃不可能改变的事物。心学中权变的智慧正来源于此。

　　其实，陶渊明的一句诗很好地注解了道家思想，那就是：结庐在人境。结庐在山野的未必是修道之人，人境才是重点。

　　第二年，王阳明移居西湖，心情渐好，复思用世。他听说虎跑寺有一个僧人闭关三年，不语不视，觉得不可思议，便登门拜访。

　　和尚如果然泥塑一般，岿然不动。阳明想测试一下他，大喝道：“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和尚被吓得跳了起来，睁开眼睛同他交谈起来。阳明问他家里情况，和尚说还有一个老母在。阳明又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想念母亲吗？”和尚愣了楞，道：“无法不想。”

　　王阳明笑了，给他讲了一番“爱亲本性”的道理，听得和尚眼泪哗哗地淌，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哭着谢过阳明，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阳明也回到北京，销了假继续当他的刑部主事。

　　不久，机会来了。已经小有名气的王阳明被派到山东去主持乡试。

　　齐鲁之地，圣人之乡，又是选拔人才的工作，王阳明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了。

　　于是，当年的山东考生们集体抓狂了。因为当他们拿到试卷时，发现第一题的题目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句话是孔子他老人家说，意思是：大臣嘛，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

　　放明朝，这句话是很犯忌的。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诸侯割据，礼崩乐坏，周天子根本没人鸟，八佾舞于庭成了家常便饭，僭礼之事随处可见。那么OK，诸侯都不遵循人臣之礼了，底下的贵族还有对其死谏到底的必要吗？

　　到了战国，形势更是每况愈下，孟子同学愤怒了，骂骂咧咧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此可见，儒家的原教旨是反对愚忠的，归纳起来就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于是，朱元璋反感孟子，派人删节《孟子》一书就显得天经地义了——“民贵君轻”也就过过嘴瘾罢了，剩余价值理论也就用来批判一下万恶的资本主义罢了，你还很傻很天真把它当真了？

　　然而，王阳明首场就出这样的题是颇具深意的。

　　对比宋儒里的理学代表朱熹和心学代表陆九渊不难发现，理学的要求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外在事物归纳总结得多了，经验值攒够，你就升级了。

　　那么，这种从外向内的修身路数到底有什么问题？

　　很简单，因为格到什么程度才能升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就出现了心与理无法合一的问题。这就跟天天提“保持党员先进性”一样，你就是说破了嘴，也有人当耳旁风，心、理终判为二。

　　于是，朱熹自认为很扎实的学问在陆九渊看来都是虚的。九渊同学早就说了，小朱啊，你那套理论都是“歧出和假借”，支离而空洞，是“道问学”，于身心性命无关，最多也就成个专家学者，对学术文化有所贡献，而于道德践履，成圣成贤没什么鸟关系。

　　陆九渊认为成圣之学是内在的感悟，是人格的完成和践履，由内而外，达到与天地合德同万物一体的境界，而与知识多寡、学问深浅并无直接联系，这也是后来王阳明“人人皆可成圣”的由来。

　　一言以蔽之，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就是“为学”和“为道”的区别。

　　朱陆之争从“鹅湖之会”始，终二人一生。几百年后，理学因官方的吹捧而成为显学，但问题终于慢慢显现出来。

　　14 三个理学达人

　　原儒并不反对追求利益，《中庸》里也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语句。

　　只要你品德高尚，名扬四海，位高权重，富甲天下，寿比南山又有何不可？

　　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才德与禄位并不完全对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道德楷模孔子。孔子的思想品德肯定能打100分吧？但此人一生却颠簸流离，教书糊口，被后人遗憾地封为“素王”。

　　到了明朝，才德与禄位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有才德者不必有禄位，有禄位者未必有才德。人人都做抬轿人，无人想做轿中人。朱熹被大家伙抬来抬去，成了标准的敲门砖。

　　于是乎，有人问了：人科举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不至于选出来的都是唯利是图的人渣败类吧？

　　OK，问得好。理学这玩意有人当敲门砖使，也有人坚信不疑，但后者要么成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花瓶，要么极端固执、偏激。

　　坚守理学的人一般都自律甚严，具有高洁的人格和凛然的正气，这些都是他们超越常人之处。但这帮人严于律己，更严于律人，薛瑄就是其中的代表。

　　小薛是理学专家，由于当御史当得不错，天天笔耕不辍，揭露社会阴暗面，身兼《南方周末》《杂文选刊》等知名报刊杂志的客座评论员，文笔犀利，思想深刻，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政治局委员想接见一下小薛，鼓励他继续创作，争取成为一面了解民生、反映需求的窗口。按理说是个正常人都不会拒绝，搞不好就是条升迁之路啊！但小薛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负责纠劾百官，不应私见大臣，从而拒绝相见。看看，这就是纯正理学家和普通人之间觉悟的差异。

　　到了正统年间，王振呼风唤雨，扰乱朝纲。但对小薛而言，机会却从天而降。由于大臣们都不屑与死太监为伍，以王振为首的黑社会团伙长期处于人才匮乏的尴尬局面。为了挽回局势，小王开始刻意拉拢群臣。小薛因为和小王是同乡而被提拔为大理寺少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三杨出于好心劝他去见见王振，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小薛拒绝不行；三杨无奈又找和他关系不错的李贤去劝他，小薛终于忍不住，开始义正词严了：我的官职是天子给的，现在却让我向私人谢恩，我做不到！

　　后来王振越做越大，文官见了都要上前作揖行礼，只有小薛视而不见。王振出于尊重，主动向他作揖，小薛也不还礼。

　　是个男人都该怒了，何况一个太监？

　　薛瑄得罪了权倾朝野的王振，终于被诬蔑下狱，差点丢掉性命。

　　这还不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一段记载，说小薛当年做南安提学（南安市教育局局长）时，一些生员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小薛便停发了这些人的廪米（官府按月发给在学生员的粮食）。停发倒也罢了，问题是他竟然还要追讨回以往所发的廪米！

　　也许你认为这很刻薄，但小薛从不这么想。人是立志要痛下决心克除私欲还复天理，最终达到圣人境界的。在这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彷徨过，艰难过，并一再自勉：千万不能因为困难而懈于用力。考察小薛的心路历程，可以深切体会到他的矛盾和痛苦。

　　另一个达人叫曹鼐。此人是宣德八年的状元，深谙程朱之义，之前他在做典史（县公安局局长）时，捕盗抓获一美女，目之心动。换了别人，美女今天不献把身肯定是说不过去了。而作为一名生理正常，血气方刚的青年，曹鼐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发乎情止乎礼”。

　　美色当前，小曹坚强不屈，不断地在纸片上写下四个字：曹鼐不可。写一张烧一张，反反复复几十次，其思想斗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难能可贵的是，小曹最终还是坐怀不乱，克制了情欲，成为一名当代柳下惠，真不知道是可喜可贺还是可悲可叹。

　　更严重的是理学家邱濬，此人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

　　邱濬廉洁耿介，自甘清苦，一生嗜学，至老不衰，应该说没什么大的污点。但各种史书中却记载了他很多不好的遗闻琐事。《明史》中说他性格狭隘，经常跟同僚吵架，还把帽子扔到地上置气。若只是缺乏容人之量倒也罢了，很多人对邱濬的评价都是诸如“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之类的恶语。

　　荆公是王安石，这个倒也罢了。卢杞却是唐德宗时最大的奸臣，为相期间残害忠良，颜真卿就栽在他手里。一次，郭子仪大宴宾客，姬妾环绕。一听说卢杞要来拜访，郭子仪马上让姬妾全部退下。有人不解，问之，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胸狭窄，妇人见之必笑。他日若得志，我全族都有覆灭之险。

　　将邱濬比作卢杞，可见其人格品行已经受到严重的怀疑。

　　即便如此，邱濬仍没有被归入小人的行列。若再向前发展，偏执之心与逐利之心相结合，就使得士人的人格问题更趋严重。

　　15 俞伯牙和钟子期

　　明朝中期这种情况就蔚然成风，口诵仁义道德而行杨朱利己之实的人渣败类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这帮人往往还瞒天过海，身居高位，把持朝政，祸国殃民。一时间效尤者众，纪纲颓坠，士风败坏。

　　俗话说得好，时势造英雄。就在大伙被恶心得快受不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对阳明心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此人手举一本《象山全集》，斜刺里杀将出来，向大家推荐已经被忽视了很久的陆九渊。这个人就是陈白沙。

　　陈白沙早年从学吴与弼，学了半年觉得没什么新意就走了，自个儿回家闭门读书。读累了就自己动手修了个春阳台，天天坐在里面思考问题，足不出户好几年。

　　陈白沙最初也和大多数乖孩子一样，遵从朱圣人的教诲，到处格物，结果一无所得，总是觉得心与理不能融会贯通，便逐渐转变到从心中自求的方向上来，最后得出“道也者，自我得之”的感悟。

　　陈白沙是明代由朱转陆的第一人，可谓心学运动的先驱。他秉承陆九渊的“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静中养出端倪”的功夫论，确立了自己的心学立场。

　　仔细梳理一下心学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陆九渊最早把人的主观精神“心”作为本源，用以反对朱熹将心与理一分为二的理学，革除士人只重诵读古书而忽视主观精神修炼的流弊。

　　他以“辨志”“求放心”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辨志，也被称为“霹雳手段”：一事当前，审查自己的态度是否大公无私，是否趋义舍利，把人从现实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夺人心志的境遇中超脱出来，用本心决定方向、做出判断。正所谓“先立乎大者”，先弄明白了做人的根本道理，学会了怎么做人才可能无往而不利。

　　然后是陈白沙。小陈的确是明朝第一个转弯的人，而且是180度的大转弯，直接转到道家、佛家那去了。事实上陈白沙思想的转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时代潮流、历史趋势。明代前期的士人思想可以于谦之死为分界线，于谦的遭遇直接导致了一种信仰的崩塌和对朱熹那套理论的怀疑，伴随着这种绝望，陈白沙的思想应运而生。

　　由于黄宗羲的评价“有明儒者树立成圣的理想，寻找成圣的方法，至陈白沙始明，至王阳明始大。”后世便将陈白沙归为心学一脉。

　　其实，他更倾向于佛老。

　　陈白沙很少发表学术论文，常常借诗明志。他的诗只有一种题材——山水田园诗；他的诗最喜欢赞美一个人——陶渊明；他的诗都有同一个主题——反映官场是桎梏人的牢笼，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由于过于风格化，以致他的学生湛若水都深受其影响，乃至小湛参加完会试后，考官杨廷和拿着他的卷子笑着对其他人说：“这个卷子肯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做的。”拆开糊名处一看，果然如此。

　　湛若水，广东增城人，从学于陈白沙。小湛原本不想参加科举，因母命难违，才入了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当时王阳明刚在山东主持完乡试，被授予兵部武选司主事（国防部人力司处长），结识了湛若水。俩人一见如故，大相契悦，一起讲求身心之学。

　　阳明对湛若水的评价是：守仁立世三十年，未见此人。湛若水对王阳明的评价是：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俩人认为已经八股化了的理学，是为今之大患，“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因此，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从理学中突围出来，倡明真真正正的圣学，最终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就在王阳明、湛若水往来于兵部和翰林院，相互讨论，出入孔孟，游弋佛老，沉醉于精神盛宴的同时，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