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邦本和静为农本是太平盛世的根本条件。
贞观二年，太宗又提出以农为本的重要思想，老百姓的生活，与君主命运息息相关。“有道则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我为天下人父母，如庄稼歉收，人民就非国家所有。现在粮食丰收，只能勤俭节约，一定不能奢侈。我常赏赐天下的人，使他们富贵；下令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家家户户都去耕种，就能够富足；教育他们学会礼节和谦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这就是高贵。只要天下都这样，我不听音乐，不去打猎，乐在其中了。”
唐太宗“唯思稼穑之艰，不以珠玑为宝”。
为了贯彻以农为本的思想，贞观二年，他曾对地方官说：“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唯以安养为虑。”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四月下诏：“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一人，唯冀遐迩休息，得将存养。”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二月，唐太宗说：“治国与养病无异，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
唐太宗就是这样时时提醒自己，念念不忘“与民休息”。
身为一朝天子，唐太宗善于为百姓着想。有一次，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城中百姓饥饿困乏。而当时的国家粮仓却是堆得满满的，隋文帝非但不允许开仓救济，还把百姓赶到别的地方去逃荒。隋文帝爱粮却不爱民，这其实是害民之举啊。”的确，到隋文帝的晚年时，国家的储积粮食已经可以供给全国食用五六十年了。
接着，太宗又说：“而隋炀帝仗持这样的富裕，豪华奢侈，荒淫无道，怎能不灭亡。父子二人丧失国家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治理好国家，仅想着装满朝廷的仓库，而不积蓄于民又有什么用呢？常言道：百姓的用度不够，国君的用度必然不够！其实，仓库的储粮只要能够防备荒年，又何必劳烦储蓄呢？”看来唐太宗做事情的确是十分重视顺应民心。
太宗还曾对侍臣说道：“大禹开凿九山，疏通九江，耗费人力巨大，却没有人痛恨埋怨；而秦始皇营造宫室，人们纷纷指责批评，这是为什么？我想原因就是在于，前者符合了百姓的心愿，顺从了天意，而后者则是为了满足他的私欲，不跟民心一致的缘故吧。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兴建工程，必须重视顺应民心。所以，当材料都已备齐准备修造一座宫殿时，突然有人提醒朕不要犯秦始皇一样的错误，于是朕立即停止了宫殿的修造，因为朕知道凡是不得民心之举，都是违背天意、大逆不道的。”
贞观四年，太宗对侍臣说道：“扩建修饰宫殿屋宇，游玩观赏池台，这是帝王所希望的，而不为百姓所希望。帝王所希望的是骄奢淫逸，百姓所不希望的是劳累疲敝。孔子有一句可以终身实行的话，恐怕就是仁恕之道吧！自己所不情愿做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劳累疲敝的事，确实不能施加给百姓。我居于帝王的尊位，富有天下，处理事情都设身处地，真诚地节制自己的欲望，不做百姓不希望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顺应民情。”
有一次在与侍臣的谈话中，太宗还运用了生动的比喻论述了对天下百姓实行仁义的重要。他说：“树林茂密鸟就栖息，水面宽阔鱼就游动，仁义积聚百姓自然归顺。人们都知道灾害可怕，因而畏惧、躲避，但却不知道实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仁义之道，应当记在心里，使它继续发展下去，如有片刻的松懈怠慢，离仁义就已经远了。犹如饮食供养身体，常使肚子吃饱，才能够保其生命。”身边的大臣王珪听了这些话后，连忙叩头说：“陛下能通晓此理，实在是天下百姓的福气啊！”
太宗不只把这些话放在嘴上说说，现实生活中他也按照这些话去做的。大到行军打仗，小到娶婚论嫁，他都是从不扰民，不害民，不强加于民，真正做到了以民为本的治理天下。
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有一女，此女容貌美丽，堪称万里挑一的绝代佳人。文德皇后访寻到后，把其留在后宫，作为妃嫔。太宗看重此女，封她为充华，发出诏书，准备嫁娶。此时，虽然诏书已经是发出了，但是手拿册封的使者还尚未出发。
魏征听说了这件事后，他非常着急，因为这个女子已经许配给陆爽，怎么能再嫁给太宗呢？于是他急忙进宫见太宗。
太宗问他为何这样匆匆忙忙，他说：“陛下身为百姓的衣食父母，常常说要抚爱百姓，应以百姓的忧虑为忧，以百姓的欢乐为乐。并且自古以来，有道德的君主都是把百姓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君主住楼台亭榭，就想到百姓应有房屋安身；君主吃着美味佳肴，就想到百姓应该没有饥寒交迫的担忧；眷顾妃嫔之时，就要想到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这些都是国之君主应当经常想到的道义。”
太宗回答：“对啊，魏大夫说这些做何？”
魏征说道：“微臣听说郑氏的女儿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许配给了别人，而陛下聘娶她也没有询问细节便匆匆行事，这事要传到全国各地，这国君之道义岂不是成了一句空话了吗？虽然微臣对此事细节还不太清楚，但是身为陛下的辅佐之臣，对君王的一举一动，都要记录下来，万一因此事损害了圣上的美德，臣岂不是玩忽职守，没有尽到臣下应该尽的职责。所以，臣不敢隐瞒事情，还请陛下三思而后行。”
太宗听了魏征的话，非常吃惊，同时也非常后悔。他后悔当初做事考虑不仔细，匆匆忙忙地就下了决定。于是，他深深地自责的同时，亲自写诏书，要求停止派遣册封的使者的行动，并下令将郑氏女送还给她的旧夫。
这时，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人说道：“郑氏女到底是否许配给陆家，谁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谁都无从晓得，怎么能说是强娶呢？再说隆重的礼仪既然举行，怎么能中途停止。”
太宗认为此事虽小，但意义重大，它直接影响到皇帝在民众中的形象，为了慎重起见，他把陆爽本人召上殿来亲自问话。
陆爽说道：“我的父亲陆康在世时，与郑家来往，有时互相馈赠资财，当初没有婚姻交涉。外人因不知道实情，妄自猜想，便传出了这种说法。”左右大臣们再次劝太宗娶郑女。可是太宗还很犹豫，他没有匆忙决定。他觉得陆爽的话里好像总有些什么问题，好像有意在回避些什么。于是，他又招来魏征，想听一听他的意见。
魏征笑道：“陛下这回果然是考虑周全了，没有贸然行事。”
太宗满是狐疑地问：“如果说那些大臣们劝我聘此女是顺从旨意的话，那么陆爽为什么也要这样说呢？”
魏征答道：“依微臣之见，陆爽是把陛下等同于太上皇了。”太宗说：“此话怎讲？”魏征说：“当初太上皇刚平定京城的时候，相中辛处俭的妻子，萌生爱意。辛处俭当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听说此事后，很不高兴，他下令把辛处俭调出东宫任万年县令。辛处俭丢了妻子不说，还常怀恐惧之心，担心头颅不保。现在，陆爽也一定认为，陛下虽然今天宽容了他，成就了他，但日后唯恐暗加谴责贬官，所以才再三表白，强调与此人并不瓜葛。臣想他的本意可能就在这里。”魏征果然厉害，他一语道破了太宗心中的谜。太宗笑着说：“看来，天下人还不了解朕的居多啊，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况是朕？好，我要让天下人看看，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于是他立即发出诏书，诏书中说：“现听说郑氏之女，过去已经接受别人礼聘，先前发出诏书的时候，因对此事没有详经核查，这是我的疏忽，也是有关官署的过失。授充华的计划从今起停止执行。”此诏书一下，很快这件事便传遍了天下，人们纷纷称颂太宗的仁爱、贤明，以君治国之道。
“水能载船，也能翻船。百姓好比是水，皇帝好比是船。”这些话说明唐太宗已经认识到了人民的强大力量，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爱护百姓，使社会安宁。
唐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争，全国的民户还不到300万，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一。从洛阳到山东几千里土地上，人烟稀少，满目荒凉。再加上灾荒不断，社会经济十分萧条。唐太宗虽然出身于大贵族家庭，但是他亲身参加了推翻隋朝的斗争，他亲眼看到强大的隋王朝被造反的农民推翻了。所以，他当了皇帝，总是不忘隋朝灭亡的教训。他经常对他的儿子说：“一个皇帝，要是按正道办事，百姓就拥护他；如果他不行正道，百姓就推翻他，这实在可怕啊！”
正是由于唐太宗以民为本、爱民如子，才建立了流传后世的贞观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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