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干细胞 (1)

　　在伦敦市中心，坐落着一幢高34层的灰色建筑物。其中一层有个很敞亮的房间，人们把它称做“受精培育室”（Fertilizing Room）。实验人员一丝不苟地把精子和卵子混合在试管中，培育下一代生命。新一代政府掌握了建立一个高产且稳定的社会的方法，而这间孵化室正是其得以维系的生命线。

　　2001年，杰伊·莱夫科维茨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我朗读了一段文字，他是名优秀的律师，其中描绘的场景并非他本人的创作，而是来自阿道斯·赫胥黎于1932年创作的小说《美丽新世界》（Brate New World）。随着当代生物科技和基因科学的迅猛发展，小说中的叙述不禁让人不寒而栗，而其警示意味在今天看来也很贴切。赫胥黎在书中描述的乌托邦社会虽然运转高效，却呆板无趣，空洞乏味。这场对完美人性的探索最终以人性的丧失而收场。

　　同年4月，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出现在椭圆形办公室。作者力劝我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以治愈她丈夫的老年痴呆症，并为其他患者带来福音。按她的话，该疾病给她的家庭带来了“痛苦的折磨”，而通过干细胞研究则有“极大的治愈可能”。在文字的结尾，她这样写道：“总统先生，对于您每天要做出决策的事情，我都有亲身感受……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您若能够体察我的想法和企盼，我将不胜荣幸。您最诚挚的，南希·里根。”

　　里根总统夫人的书信和赫胥黎的小说，正是在干细胞研究问题上我所面临的选择。许多人认为联邦政府有责任资助干细胞医疗研究，因为该项研究有可能帮助像前总统里根这样的患者。而另一些人称，这项研究将给人类胚胎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一旦对其进行支持，将会导致道德水平的倒退，导致社会的冷漠与对生命的亵渎。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而我则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2001年1月20日，我在就职演讲中曾经说过：“有时，我们之间分歧巨大，似乎我们身处同一个大陆，却不属于同一个国家。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分歧，也无法容许其存在。我们的团结和统一，是每一代领导人和每一个公民的严肃使命。在此，我郑重宣誓：我将竭力建设一个公正、充满机会的统一国家。”

　　我和劳拉在国会大厦与各位要员用过午餐之后，跟随庆祝竞选胜利的游行队伍回到了白宫。我们途经宾夕法尼亚大道，两旁满是支持的人群，同时也有几群抗议分子，举着写有污言秽语的标语，高声喊着口号，还向车队投掷鸡蛋。由于总统礼车厚厚的隔音玻璃，他们的抗议对我而言基本像一出哑剧。不过虽然未闻其声，他们竖起的中指我却看得一清二楚：这明确提醒我2000年总统竞选时所引发的不满情绪还将长时间存在。

　　回到白宫后，我和劳拉站上检阅台，朝其他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参与游行的人来自美国各州，而看到米德兰和克劳福德市的高中乐团尤其让我们兴奋。随后我们又参观了椭圆形办公室。从总统宅邸走过去时，整间办公室熠熠生辉，在冬日深沉的天空下，灯火通明，金色的帘幕颇为夺目。

　　每一任总统都按自己的风格装饰椭圆形办公室。我找来了几幅得州景致的绘画，包括朱利安·安德多克画笔下得州西部阿拉莫的风光以及矢车菊田，这些画作每天都叫我想起克劳福德家中的牧场。另外还有我的好友，厄尔巴索艺术家汤姆·李的《格兰德河》（Rio Grande）和科尔纳的《职责所在》（A Carrge to Keep）的画作。我在首次州长就职典礼上与他人合唱的卫理公会圣歌来自查尔斯·韦斯利的创作，而画中描绘的骑手驾马在山路奋力攀登，正与圣歌遥相呼应。圣歌和画作都折射出投身更为崇高事业的重要性。

　　同时，我决定保留壁炉上方国父乔治·华盛顿的画像。这幅肖像画出自伦布朗特·皮尔的画笔，在家父和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均挂在这里。不仅如此，我还添置了一些名人半身像，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这一尊是托尼·布莱尔首相代表英国政府的馈赠。丘吉尔勇敢、幽默、坚守原则，我曾向布莱尔表达过对丘吉尔的钦佩，这些品质对一个领袖至关重要。（有个很好的事例说明了丘吉尔的智慧。1941年12月丘吉尔访问白宫时，曾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撞见他刚从浴缸爬出来的窘态。丘吉尔这时机灵地来了一句：“对美国总统我可是坦诚相见的！”我个人很喜欢这个事例。）“9·11”恐怖袭击后，我意识到这三尊雕像之间的共同之处：他们执政期间都经历过战事。不过挑选人物雕像的时候我可没想这么多。

　　办公室墙壁上有一块空白区域，这是专门为影响最深远的前总统预留的。这块区域我选择了林肯总统。他曾面临着历届美国总统中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维护合众国的统一。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不挂上父亲老布什的画像。对此我回应道：“第16任墙上挂，第41任在我心。”

　　位于椭圆形办公室正中央的是“坚毅书桌”（Resolute Desk）。这样摆设是因为它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坚毅书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52年，当时，维多利亚女王为了寻找在探索西北航道中失踪的英国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派遣了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坚毅号”。然而在北极附近，“坚毅号”却困在了冰层中，船员全部弃船逃生。1855年，一艘美国捕鲸船发现了“坚毅号”，并将其驶回了康涅狄格州。经过美国政府出资整修后，该船作为赠予女王的善意礼物返还了英格兰。20年后，“坚毅号”退役，女王下令用船木制成了几张装饰华丽的书桌，并将其中一张送给了时任美国总统的拉瑟福德·海斯。

　　自海斯以来，大多数的美国总统都将坚毅书桌用于某种用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雇人在桌子前部修了一扇小门，并加刻了总统印章。一些史学家认为此举意在隐藏他的轮椅。在椭圆形办公室最有名的一张照片里，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儿子小肯尼迪还从门里把头探了出来。我父亲任职期间将桌子搬到了总统宅邸二楼的办公室，而克林顿总统又将其搬回了原地。坐在承载历史的坚毅书桌后，从第一天起就不断加深这种认识：总统体制的设立远比总统人选更为重要。

　　我第一次作为总统坐在坚毅书桌前时，安迪·卡德就陪在我身边。桌后的座椅是个颇为奇异的装置，插上电源还会振动。作为总统，我在办公室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换一把更为实用的办公椅。正在这时，通往玫瑰园的门被人推开，我抬头看到父亲走了进来。

　　“总统先生。”他说道。那天他着一身黑西装，之前为了暖和泡了个热水澡，头发还是湿漉漉的。

　　“总统先生。”我回答道。

　　他走进房间，我也起身绕过办公桌，朝他走去。两人在办公室中间碰了面。我们都没说太多。此时此刻，我们无须多言。语言也无法表达我们当时感动的心绪。

　　上任第9天，国内政策团队齐聚椭圆形办公室。正如我所料，大家都很准时。守时是保证一个机构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当天的首席汇报人是玛格丽特·斯佩林斯。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聪明而强势。我在奥斯汀任职期间，她就在我手下工作，现在则是我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她的报告内容广泛，包括针对残障人士的新举措，以及设立一个由前总统福特和卡特担任主席的选举改革委员会。这时她话锋一转，开始了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讨论：“克林顿政府出台过新的法律纲要，对《迪基修正案》（Dickey Amendment）做出了解释，允许联邦政府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包括……”

　　听到这里，我打断了她的话。“首先，”我问道，“到底什么是干细胞？”通过提问我总是获益良多。有时，我通过发问来理解复杂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发问，我还能测试出汇报者对该问题是否了解。若他们不能简明扼要地回答，就说明他们本人对问题也不甚了解。

　　玛格丽特同往常一样，准备得很充分。她从科学角度开始做出解释。胚胎干细胞是一种特殊的医疗资源，因为它能转化为很多其他的细胞种类。比如胚胎干细胞能成长为大脑神经细胞、心脏肌肉组织或者人体其他器官，这就好似藤蔓的茎部能够长成多种不同枝干。这种特性可能使其治愈许多疾病，比如青少年糖尿病、老年痴呆症，以及帕金森综合征。这是一项崭新的技术，其理论尚未得到验证，但发展潜力巨大。然而抽取干细胞的唯一方式就是摧毁胚胎，这就提出一个道德难题：拯救生命的愿望能否成为摧毁他人生命的理由？

　　国会对此的回应似乎很清楚。自1995年以来，每年参众两院都通过法案，明令禁止联邦政府资助任何毁灭胚胎的科学研究。该法律名为《迪基修正案》，是根据其发起人阿肯色州国会议员杰伊·迪基而命名的。

　　1998年，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首次成功分离出了单个胚胎干细胞。随着干细胞分裂产生了许多其他细胞，被称做一个细胞序列。该序列能够用于干细胞研究。不久之后，克林顿政府对《迪基修正案》做出了新的解释。律师们称，如果摧毁胚胎的经费来自私人资助，那么我们可以从已经毁坏的胚胎中获取干细胞。这样，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就可以用来支持这部分干细胞的研究。在这样的条款下，国家卫生研究院本已做好提供资助的准备，然而在款项发放到位之前，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就结束了，因此我必须马上决策是否批准发放款项。

　　很明显，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资金问题。其中包含着更深层的道德问题：冷冻胚胎到底算不算生命？如果算，人们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来保护胚胎？

　　我告诉玛格丽特和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希·博尔滕，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为此，我安排了一套决策流程。首先需要明确我的指导原则，并且听取各方专家的讨论，以便达成初步结论，并让博学之士做出检验。在定妥之后，我将向美国人民做出解释。最后我还会建立一套流程，保证政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