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博尔滕起用了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法律总顾问杰伊·莱夫科维茨，而我的资金政策正是由该办公室进行监督。杰伊来自纽约，是一位很有思想又很活跃的律师。他笃信犹太教，有点冷幽默。刚一见面，我就对他很有好感。鉴于我们将要一同工作很长时间，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
杰伊给我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包括医学期刊、道德哲理著作，还有法律分析。其中的观点各执己见。生物伦理学家顾宁曾有见载于《科学》杂志的言论：“向胚胎干细胞研究说不，并不意味着能保证新生命的顺利诞生。但是如果我们进行研究，却有可能减轻人们的痛苦。”
而另一方观点却认为，政府支持毁灭人类生命，这违反了道德底线。生物伦理学专家卫斯理·史密斯曾在《国家评论》发表文章表示：“胚胎干细胞研究将人类带上新的发展道路，并将彻底转变人们对生命的看法；生命将会像牛群、铜矿一样，成为可控制、可买卖的自然资源，并为人开发利用，为现世造福。”
追根溯源，干细胞问题在本质上是科学与道德伦理的冲突。我觉得双方都有道理。我并不反科学，没兴趣加入坚信地球是平面的地平协会，我也希望有新的医疗手段。实际上，我的妹妹在童年曾患白血病而夭折。并且，我也曾任肯特·沃德来普（Kent Waldrep）国家瘫痪基金会董事。该游说团体由一名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前橄榄球运动员所领导，而他本人也曾受到脊髓伤病的折磨。在减轻病痛方面，我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在总统大选中，我曾做出保证，要继续贯彻20世纪90年代国会做出的承诺，将拨给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金翻一番。
与此同时，我认为科技的发展也应当受到道德的约束。我担心如果允许以科研为目的而毁灭人类胚胎的行为，无异于将科幻小说变成医疗现实，科学将会滑向一条难以回头的险路。我甚至可以想象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克隆胎儿，培育人体各个部位；我还能预见所谓的“设计婴儿”对父母的诱惑，用这项技术来将孩子“设计”成金发碧眼的未来篮球运动员。到了那时，距离彻底克隆人的噩梦也就不远了。对于某些人来说，以上这些可能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是一旦科学真正走上这条路，想回头就很难了。
关于干细胞的争议同堕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年轻的时候，堕胎还不算一个重要的政治话题，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不管是在我父亲大选活动的早期，还是在我于安多弗中学和耶鲁求学期间与他人的谈话中，堕胎都很少被提及。然而1973年，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认为，堕胎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在法官拜伦·怀特的口中，这一裁决是“司法权一次不加限制的行使”。
堕胎问题繁杂敏感，关乎隐私。我的信仰和良知使我相信，人的生命是神圣可贵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在他眼中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的价值。在我看来，即便一个还未出生需要依靠母体存活的胎儿，也应看做独立的个体，应当得到保护。当我头一次在声波图上看到两个女儿芭芭拉和詹娜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们与众不同，是有生命的个体。胚胎尚不能开口说话，不能充当自己的代言人，所以社会更要承担起保护他们的责任。
许多很有思想的正派人士对此不以为然，其中还包括我的家人。对于他们的理由我表示理解，并尊重他们所持的观点。作为总统，我并无意给上百万支持堕胎的人贴上有罪的标签，也不想给已成燎原之势的文化冲突火上浇油。然而我仍然有责任表达我反堕胎的信念，并且引导美国成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所说的“生命之国”。我确信大部分美国人民都会同意，更少的堕胎将会带来更好的生活。我上任以来，最开始的举措之一就是恢复所谓的“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该政策禁止联邦政府资助在海外支持堕胎的组织。并且，对于某些州未成年人堕胎需要告知父母的法律，我也表示了支持。同时，对于禁止成形胎儿堕胎这样可憎行为的法案，我不仅支持、签署，还为其进行辩护。
我和劳拉都大力支持领养。由于在怀孕上遇到过一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孩子可以算是上天给的礼物，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有人不愿生育子女。话虽如此，作为一个父亲，我仍然能够理解一个意外怀孕的青少年在面临这样难题时的害怕与茫然。而领养是堕胎之外一个极为理想的选择。不仅拯救了孩子的生命，也给一对夫妇带来了幸福。因此我十分乐意地签署了法案，加大对意外怀孕咨询中心拨款的支持，同时也加大了对此税收抵免的力度，以抵消领养的成本。
长期看，我希望人们心态的改变能够带来法律上的调整，比如三维超声波这样的新科技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未出生的胎儿也是一条生命。我同时也希望政治领袖们能够继续为重视每一个无辜生命的文化而高声疾呼。已故的宾州州长，民主党人鲍勃·凯西说得好：“看着未出生的胎儿，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生命从何时开始，而是我们心中的爱从何时开始。”
从2001年春天，玛格丽特、杰伊和卡尔·罗夫就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邀请了一批知名的科学家、伦理学家、宗教信徒，以及该研究的支持者，共同进行研讨。卡尔与该问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进行了密切的接触。这样的讨论使我深深着迷。而随着我了解的不断深入，我的疑问也增多了。当我在圣母大学做毕业演讲时，曾向该校校长爱德神父提过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第二天在耶鲁演讲时，我又向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哈罗德·瓦穆斯博士谈起这个问题。在白宫医疗小组一位医生的生日宴会上，我曾向所有在场医师询问了他们对该问题的想法。当我在征求多方意见的消息传出去后，来自内阁部长、职员、独立咨询师，以及朋友们的各方意见雪片般朝我飞来。
当然，我也问了劳拉的建议。她的父亲曾被老年痴呆症夺去了生命，母亲也曾饱受乳腺癌的折磨。劳拉本人也希望通过该研究，找到这些疾病的治愈方法。然而她同时也担忧那些支持团体可能对胚胎干细胞研究做出超出实际的承诺，到头来只能让看到一线希望的家庭更加绝望。
科学家们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来支持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其一在于该研究的医疗潜力。研究人员告诉我，由胚胎干细胞研究所发现的疗法，能够减轻几百万美国人的病痛。专家们认为，我们只需要很少的干细胞系，就可以在该领域进行探索并判定其价值。斯坦福大学杰出研究员欧文·威斯曼曾向《纽约时报》记者表示：“如果我们只需要10到15个干细胞系，没人会有怨言的。”
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曾告诉我，现在正在进行培育的干细胞序列数量大约几十个。在报告中，针对如何在干细胞抽取过程中避免胚胎毁灭，他们也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人员一致认为，禁止联邦资金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将会使人们错失良机。他们对此解释道，来自纳税人的税款不仅作为财政资金十分重要，同时也是对科学创新的一种正式认可。
科学家们的第二个论点则更为实际：用于抽取干细胞的大部分胚胎，原本就是将要废弃的胚胎。这些胚胎主要来自提供体外受精服务的诊所。一对夫妇签字申请体外受精后，医师们所培育的受精卵数量通常要超过他们植入准妈妈们体内的受精卵数量。这样一来，在体外受精疗程完成后总会留下一些胚胎。通常这些胚胎都会冷藏封存，由生育医疗中心保存起来。科学家们辩称，既然这些所谓的闲置胚胎并不会用来生育胎儿，那么将其用于干细胞研究，并且拯救他人生命，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金会是胚胎干细胞研究最为积极的支持者之一。2001年7月，我曾邀请该基金会代表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代表团成员中有我的两个朋友，伍迪·约翰逊和迈克·奥佛洛克。他们两人从政治角度都表示支持该研究，他们的孩子都患有糖尿病。他们富有激情，令人信服，是干细胞研究的热心支持者，所有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他们确信胚胎干细胞研究能够取得突破，这让我颇为惊讶。当我向他们指出，这项研究尚未获得检验，并且在毁灭胚胎之外人们还有其他选择时，他们的反应很明确地显示出他们笃信干细胞研究，容不得一丝怀疑。我们的这次会面可以让人想到该研究所能激发的热情。
同一天，我还会见了来自国家生命权利委员会的代表。他们对任何毁灭胚胎的研究都表示反对，并指出每一个微小的干细胞群都可以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并且每个人的生命实际上都是从这一阶段开始的。为了证明其观点，他们提供了来自夜光基督教领养中心的一个新项目。该中心获取了体外受精申请人的许可，将其冷藏的闲置受精卵利用起来，供人领养。一些有爱心的母亲接受将受精卵植入体内至怀胎期满。这些胎儿人称“雪花”。结论很清楚：每一个冷藏的胚胎都意味着一个生命的开始。
我所接触的许多生物伦理学家都持同样的观点。他们承认，大多数体外受精诊所中冷藏的胚胎都不会有机会成长为婴儿。然而他们同时也认为，在任胚胎自然死亡和人为主动地结束其生命之间，存在着道德高低之分。他们还称，允许通过毁灭生命来拯救生命有违道德，十分危险。正如一位生物伦理学家所说：“一个生命即将死亡的事实，并不能赋予我们权利将其视为自然资源而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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