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战争状态 (2)

　　美国邮政总局在全国两百多个地点对信件样本进行炭疽热检测。在我之后的总统任期内，所有寄往白宫的信件都被重新安排邮寄路线，并接受辐照。医生建议政府内上千名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和劳拉在内，都服用一种强效抗生素--环丙沙星。

　　炭疽袭击事件中最大的疑问就是这些杆菌的来源。欧洲一所最优秀的情报机构告诉我们，他们怀疑来自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就有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记录，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有此记录的政权之一，而且他曾经在1995年时承认过拥有炭疽杆菌。其他人则怀疑和基地组织有关。令人感到挫败的是，我们没有具体的证据，有价值的线索也是寥寥无几。

　　“9·11”事件后的一个月，我在白宫利用黄金时段召开了一次电视新闻发布会。当天的早些时候，我们提高了恐怖袭击预警级别，这是因为收到报告称，一位塔利班的高级官员警告说会再次制造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

　　“你所说的是总体上针对美国人的威胁，”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安·康普顿说道，“那到底美国人应该当心什么呢？”

　　我当时还清晰地记得，中情局向我报告说，恐怖分子可能通过一架小型飞机向城市喷洒炭疽杆菌从而造成威胁。“安，”我说，“如果你发现一个不认识的人进入一架不属于他的撒药飞机，就要立刻报告。”

　　我的话引得人们发笑，但幽默背后却是令人恼火的现实。我们相信还会出现更多的袭击，但我们却不知道会发生在何时、何地以及幕后黑手是谁。对于政府的其他部门来说，如何平衡好日常预警和袭击警报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挑战。随着时间的推进，有批评者称我们为了政治利益，夸大了威胁或是操纵了警报级别。他们大错特错了。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情报，尽全力确保美国民众能了解情况，保障他们的安全。

　　在10月底的一次情报简报时，乔治·特内特抽出一支嚼了一半的雪茄，用低沉的语气说道：“这是自‘9·11’事件以来最糟糕的情况。”他说根据一条极为可靠的情报，在10月30号或是31号将会有一起袭击，而且会比世贸中心袭击事件更为严重。

　　经历了几次错误的警报，我们相信这次是真的了。迪克·切尼和我一致认为，他应该转移到华盛顿之外的安全地区，也就是著名的秘密地点，从而保证政府得以延续。特勤局建议我也离开。我告诉他们我要留下。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个有勇无谋的决定。其实主要是基于宿命论。我内心已经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如果让我死在白宫是上帝的意愿，我也会接受。劳拉和我的想法一样。我们相信政府能够经受住袭击，即便不能我们也依然保持着信心。

　　我的确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离开华盛顿几小时。纽约扬基棒球队邀请我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第三场比赛中掷出第一记投球。那时距“9·11”事件已经有7周时间，美国总统出现在扬基体育场能给人们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希望此行能提振纽约市民的精神。

　　我们乘坐空军一号飞往纽约，并转乘直升机抵达棒球场附近的一块空地。我到打击练习场放松一下手臂。特勤局的一位特工人员给我穿上了防弹背心。在投了几球热身之后，扬基队优秀的游击手德里克·杰特也来此进行挥棒练习。我们交谈了片刻。然后他问：“总统先生，你是打算从投手板的位置投球，还是从它前面一点的位置投球？”

　　我问他是怎么想的。“从投手板的位置投，”德里克说，“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向你喝倒彩。”我同意这么做。他离开的时候，转头看着我说：“别投反弹球，他们会嘘你的。”

　　上任总统9个月以来，我已经习惯了别人把我介绍给一大群人。但是我从没有过鲍勃·谢泼德热情洪亮地介绍我时的那种感觉，他是扬基队传奇式的球场播报员。“欢迎美国总统上场！”我站上投手板，挥了挥手，然后竖起大拇指示意。我向接球手托德·格林的方向看过去，他看上去离我的距离要比60英尺6英寸远得多。我的肾上腺素不断飙升，越来越兴奋，感觉棒球像个铅球一样重。我紧张不已，一把将球投了出去。

　　体育场内响声雷动有如音爆。“美国，美国，美国！”这让我回想起了在世贸遗址上的工人们。我和托德·格林握手，和球队管理层合影留念，其中有扬基队的主教练乔·托尔，亚利桑那响尾蛇队的主教练鲍勃·布伦特利。我还去了乔治·斯泰因布里纳的包厢。我就像个如释重负的投手。见到劳拉和女儿芭芭拉，我非常激动。芭芭拉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说：“老爸，你投了个好球！”

　　当天的晚些时候，我们乘机飞回华盛顿，耐心等待第二天的到来。10月31日，我们平安度过，没有发生袭击。

　　让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不仅仅需要加强国防设施，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法律、财政和情报工具，及时发现并阻止恐怖分子的行径，否则就太晚了。

　　我们反恐能力的一个主要的不足，就是很多人所谓的“墙”。长久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程序，阻止了执法人员和情报人员获得关键信息。

　　“如果我们政府内的人员无法相互沟通，我们如何让民众相信我们是在保护他们？”我在袭击发生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说道，“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牵头起草了一份立法提案。最终产生了《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这项法案消除了这堵墙，允许执法人员和情报人员共享信息。这一法案使我们的反恐能力更加现代化，调查人员可以使用某些工具，比如安装窃听器，从而追踪更改了手机号码的嫌疑犯。这一手段早就运用于抓捕毒贩和黑社会成员。法案也授权采取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来冻结恐怖分子的资产。另外，法案还包含由司法部门和国会进行监管，保护公民自由。

　　有一项条款在国内造成了一点不愉快。《美国爱国者法案》允许政府申请搜查令，检查可疑恐怖分子的商业记录，比如信用卡账单、房屋租赁记录和图书馆记录。劳拉曾经做过图书馆管理员，她不喜欢联邦特工在图书馆四下窥探。我也不喜欢。但是情报部门非常担心恐怖分子会利用图书馆内的计算机进行沟通联系。图书馆记录曾在几个知名的案件中都发挥过作用，比如发生在加州的十二宫枪击谋杀案。我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就是，美国图书馆提供的自由和获取信息的渠道被基地组织用来对付美国。

　　立法者知道威胁的紧迫性，以参议院98∶1，众议院357∶66的选票通过《美国爱国者法案》。我于2001年10月26日签署此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我们花时间审视、阅读此法案，并删除了不合宪法的部分以及会伤害所有美国民众自由的部分。”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说道。他的同事，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补充说道：“如果说此项法案有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就是‘平衡’，我们面对的是新的后‘9·11’社会，‘平衡’将是个关键词。平衡和理性是最重要的。”

　　在后来的5年中，《美国爱国者法案》帮助我们粉碎了在纽约州、俄勒冈州、弗吉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潜在的恐怖分子的基层组织。比如有一次，执法官员和情报官员通过共享信息，成功在纽约州的拉克万纳抓捕了6名也门裔美国人，他们前往阿富汗参加了一个恐怖分子训练营，并和奥萨马·本·拉登会面。其中的5人承认向基地组织提供了实质帮助，另一个人承认与基地组织进行了非法交易。

　　有些人认为我们在拉克万纳抓获的6个人和其他人只不过是些小喽哕，他们只想着些不切实际的阴谋诡计，但根本没有实施恐怖行动的意图。我一直都在想这些“马后炮”们怎么能如此确定。毕竟，在2001年8月份时，如果说藏匿于阿富汗山洞中的恐怖分子会下令劫持美国商用飞机，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这想法未免也太过牵强了。对我而言，“9·11”事件带来的教训很简单：不要心存侥幸。当我们的执法和情报人员发现在美国国内有人和恐怖分子有关联时，我宁可因为过早地将其监禁而受到指责，也不会等到为时已晚才采取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进，“9·11”事件逐渐淡出，国会对于《美国爱国者法案》的大力支持也随之退去。公民自由倡导者以及两党评论员，一提到他们对反恐战争的不满就会拿此项法律来说事。《美国爱国者法案》中的一些主要条款，比如安装窃听器的权力，按计划将于2005年失效。我一直努力推动国会继续批准这项法案。就像我对国会所言，威胁没有过期，法律也就不该失效。

　　立法者一再拖延，怨声载道。但是最终当他们进行投票时，参议院以89∶10，众议院以251∶174的选票比例，对《美国爱国者法案》进行了修订。2010年年初，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再次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的一些关键条款。

　　我对《美国爱国者法案》有一点遗憾，就是它的命名。政府将法案递交国会山时，它最初的命名是《2001反恐法案》（Anti-Terrorism Act of 2001）。国会自作聪明，重新命名。结果，有一种意味就是，反对这项法律的人就是不爱国的。这并非我的本意。我本应在签署法案之前促使国会把名字改掉。

　　在“9·11”事件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两名劫机者哈立德·阿米达和纳瓦夫·哈兹米已经渗透到了美国，他们在袭击之前与基地组织在海外的领导人进行了十几次的联系。我立刻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拦截下这些通话？如果我们监听到阿米达和哈兹米的通话，我们有可能就能阻止“9·11”袭击的发生。

　　给出答案的是空军三星将军迈克·海登，同时也是国家安全局局长。如果把情报部门比做国家安全的大脑，那么国家安全局就是大脑灰质的一部分。这个部门里有大量头脑聪明、通晓技术的专家、解码员，还有分析人员以及语言学家。迈克告诉我说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国家安全局有能力监听到基地组织向美国打入的电话。但是如果没有收到法院指令，他就没有权力这么做，而这一过程是艰难而缓慢的。

　　这是源于1978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那时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还不是那么普及，该法案禁止国家安全局在没有获得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听美国境内人员的通话。比如说，在阿富汗的一名恐怖分子与在巴基斯坦的另一名恐怖分子进行联系，国家安全局就可以拦截其通话。但是如果同一名恐怖分子与美国境内的某人进行电话联系，或是经由美国境内的一台计算机的服务器发送邮件，国家安全局就需要申请法院指令。

　　这是毫无道理的。为什么监控美国境内的恐怖分子与基地组织的联系，要比监控他们在海外的联系更为困难？就像是迈克·海登所言：“我们就像是在没有预警系统的支持下盲目飞行。”

　　“9·11”事件之后，我们不能再盲目飞行了。如果基地组织成员向美国打入或打出电话，我们当然要知道他们是打给谁，说了些什么。而且由于威胁十分紧迫，我们不能让自己困在申请法庭批准的程序之中。我让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和司法部去研究我能否授权国家安全局，在没有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控基地组织打入和打出美国的通话。

　　两个部门都告诉我可以这样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战时对敌人进行监控，符合国会战争决议以及宪法赋予总统为战时总司令的权力。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就曾给电报机安装窃听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就要求监听几乎所有进出美国的电话和电报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允许军队查阅和审查所有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