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官就是我。我从幕布后面走出来，登上这个挤满人的大厅的讲台上。一些不知所措的战士们犹豫片刻，之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声。有些人泪流满面。我激动万分。就是这些有着可敬灵魂的人们，8个月前在我的命令下推翻了伊拉克政府。很多人参加过战斗，有些人已经看过朋友远去。我深吸一口气，说道：“我代表美国，给你们带来些消息。我们为你们的服役而感激万分，我们为你们自豪，美国将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演讲结束后，我和大兵们一起吃饭，之后在一间侧室里会见了管理委员会的4位成员、巴格达市长和市议会议员。一位妇产科医院的女院长告诉我现在妇女们有了相当多的机会，这一切是她们在萨达姆时代从未奢望过的。我知道伊拉克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但是这次旅行坚定了我的信心，他们会坚持下去的。
从巴格达起飞离开是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在飞行高度达到1万英尺之前，我们都要熄灭全部灯光，保证所有电话完全静默。我的情绪还是很激动。但是当我们从地面起飞，在夜空中缓缓爬升时，短暂的兴奋被一种不确定的怪异感所代替。
紧张的时刻过去了，我们到达了安全高度。我请一位机组人员接通劳拉的电话。她问道：“你在哪？”“回家路上，”我说，“告诉女儿们一切顺利。”
听上去她感觉好多了。后来发现，她有点儿搞混了时间。她记不得我说的是上午10点起飞还是中午起飞。10点15分，她找来一位在农场的特勤局特工，询问对方有没有布什总统的消息。特工说：“我查一下。”
时间过去了一会儿。“我查到了，女士，”他回报，“他们还有90分钟就到了。”
劳拉意识到对方所说的是我的父母，他们正在赶来同我们共度感恩节的路上。她说：“不，我问的是我的乔治。”“好吧，女士，”对方说道，“根据我们的消息，他就在农场里呢。”
这个秘密隐藏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在农场执勤的特勤局特工们根本不知道，我已经完成了整个总统任期中最危险的一次旅行。
12月13日，周日那天，唐·拉姆斯菲尔德打来电话。他刚同约翰·阿比扎伊德将军通话，后者在6月接替了刚刚退休的汤米·弗兰克斯。约翰是一位头脑清醒的黎巴嫩裔美国将军，他能讲阿拉伯语，非常了解中东。约翰认为我们已经抓到了萨达姆。在我们向全世界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必须对此百分之百肯定。
第二天上午，赖斯打电话回去确认这个消息。那就是萨达姆。他的文身--手腕附近的3个蓝点，其部落的标志--泄露了自己的身份。我兴高采烈。抓获萨达姆对美军和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这个消息也会让伊拉克人民的心理状态有所不同，很多人担心萨达姆会重新掌权。现在一切清楚了：独裁者的时代永远终结了。
几个月后，4个人来到白宫与我会面。他们是抓获萨达姆的三角洲部队成员。他们为我讲述抓捕经过。根据情报指引，他们来到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附近的一个农场。在部队搜索这片土地时，其中一名士兵发现了一个地洞。他爬进洞，拉出来一个浑身脏兮兮、怒气冲冲的男人。
“我的名字是萨达姆·侯赛因，”这个男人说，“我是伊拉克总统，我要求谈判”
士兵说：“我带来了布什总统的问候。”
萨达姆随身携带了三样武器，其中之一是后来士兵们装在玻璃盒子里向我展示的手枪。我告诉他们，我会把这件礼物放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私人书房里，以后它会被摆在我的总统图书馆里。这把手枪会提醒我，一个残忍的大独裁者，对无数的亡者和巨大的苦痛负有责任的大独裁者，在向我们的战士投降时，正蜷缩在一个洞里。
当我在美军出兵伊拉克7年多之后写下这些回忆的时候，我坚定地相信把萨达姆赶下政治舞台是一个正确的决策。虽然这个决策使得许多困难随之而来，但是少了一个凶残的、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在中东的心脏地区支持恐怖主义的独裁者，美国变得更加安全。这一地区更有发展前途，其稚嫩的民主制度也是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典范。用一个服务于他们的政府来取代一个折磨和屠杀他们的政府，也对伊拉克人民有益。
同我们所期待的一样，伊拉克解放的影响超越了其国界。萨达姆落网后6天，利比亚这个美国长期以来的敌人，也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其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公开承认自己的国家正在开发化学武器与核武器。他承诺，将在国际社会的严格监督下，取消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销毁相关的导弹。虽然这可能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不过我不这么认为。
战争还导致了一些我们不想要的后果。这些年来，我用大量的时间思考，在伊拉克到底是出了什么错，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我认为我们一共有两处失策，它们导致了后来我们面临的许多挫折。
第一，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我们没有在安全局势开始恶化时更加积极快速地做出反应。进攻开始后的10个月中，我们将军力从192000人削减到109000人。在这些剩余的军力中，很大一部分都专注于训练伊拉克的军队和警察，而不是保护伊拉克人民。因为我们担心自己看上去会像个征服者，我们认为美军可以训练由伊拉克人组成的安全部队作为战斗主力。我们还认为，向代议制民主前进的过程中，让背景不同的伊拉克人民都能跟国家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维持治安最好的途径。
虽然这些假设是符合逻辑的，但是伊拉克人民对于安全的渴望远远大于对占领者的厌恶。这场战争的一个讽刺之处是，我们被左翼和一些国际社会的成员们严厉批评，他们认为我们要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帝国。我们从未寻求这种结果。事实上，我们过于反对任何看上去会像个君主所为的事情，这让我们的事业变得更加困难。通过减少驻军和专注于训练伊拉克人，我们在无意中允许叛乱势头增强。之后，基地组织武装分子涌入伊拉克，寻找新的避风港，这也让我们的任务变得更为危险，也更为重要。
过快削减军力是这场战争中最重大的失误。最终，我们修正了战略并解决了问题，顶住了几乎是来自全世界的压力，没有放弃伊拉克。这一共耗费了痛苦和代价高昂的4年。当时，我们感到进展缓慢得难以接受。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不算什么。如果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社会从现在开始，在伊拉克延续50年，那么这4年的时间看上去就和现在不同了。
另外一个失策之处，是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错误。将近10年以后，还是很难描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设影响多么广泛。支持战争的人相信这个假设，反对战争的人相信这个假设，甚至萨达姆政权中的成员也相信这个假设。我们都知道情报永远不会百分之百正确，这是事物的一般规律。但是我曾相信，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是可靠的。如果萨达姆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什么他不肯向核查人员证明这一点呢？在我读过的每一份对萨达姆的心理分析报告中，都说他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要是他如此重视保有手中的权力，为什么会假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赌上自己的政权呢？
萨达姆落网之后，在接受联邦调查局审问时，给出了部分解释。他告诉特工们，他害怕被伊朗当成弱者，甚于害怕被盟军推翻。他从未想过美国会信守诺言，使用武力将其推翻。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样向萨达姆证实，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是认真的。我在国情咨文中称他是“邪恶轴心的一部分”；我在联合国对着一个坐满人的大厅保证过，如果外交手段失败，我将使用武力解除他的武装；我们给他提供一份一致通过的安理会决议；我们寻求并得到了美国国会两党的大力支持；我们在他的边境附近陈兵15万人；在进攻他的国家之前，我给了他一个最后48小时的警告。我还能说得更清楚一点吗？
的确，萨达姆从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也从世界各地的反战示威者那里得到不少复杂的信号。那没能阻止战争，不过战争也不是他们的错。有一个人具备避免战争的能力，可他选择不使用这种能力。尽管欺骗过全世界，萨达姆最后，也最严重欺骗的人却是他自己。
我早就决定，不会因为关于伊拉克的错误情报，而批评在中情局努力工作的爱国主义者们。我不想重复20世纪70年代那些毁掉情报部门士气的、令人不快的、互相推卸责任的调查。但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收到错误信息，在将来我们如何避免相同的错误发生。我任命了一个由拉里·西尔贝曼法官和前民主党参议员查克·罗布共同执掌的无党派委员会，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们的调查形成了宝贵的建议--比如增加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提供更多的不同意见--这些建议会让未来的总统们得到的情报更为可靠，而且不会破坏我们的情报部门完成自身工作的能力。
历史的本质是，我们只能得知所采取行动引发的后果。但是无所作为也会引发后果。想象一下，如果萨达姆·侯赛因还在统治伊拉克，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他将继续威胁邻国，支持恐怖主义，向万人坑里填埋尸体。石油价格一直在上涨--2003年才刚刚超过每桶30美元，5年之后已经接近了140美元一桶--这会给萨达姆带来流水一般的财富。已经名存实亡的制裁几乎肯定会崩溃。萨达姆仍将保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查尔斯·迪尔费尔在最后一份武器核查报告中写道：“萨达姆会恢复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量……在制裁结束，伊拉克经济稳定之后。”
如果让萨达姆达成这一意图，整个世界可能会目睹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萨达姆可能会把逊尼派恐怖组织转化为基地组织--这是政治上的结合，而非基于意识形态--当做代理人，以应对伊朗把什叶派恐怖组织扶植为真主党。生化武器与核武器流入恐怖分子手中的机会会增加。在该地区与我们友善的国家--尤其是以色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会承受较大的压力。美国人民今天也会生活在更加不安全的环境里。
相反，因为我们在伊拉克的行动，美国最固执和危险的敌人之一永远停止了对我们的威胁。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失去了其最主要的暴力、混乱的来源之一。全球的敌对国家看到了支持恐怖主义和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代价。在9个月的时间里，2500万伊拉克人民就从独裁统治的阴影下摆脱，看到了安宁、运行正常的民主社会的前景。2003年12月，伊拉克人民离这个梦想还很远。但是他们现在得到了机会，比从前得到过的要多得多。
战争最艰难的日子还在前头。2004年1月，我们的军队截获了扎卡维寄给基地组织高级头目的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感到压力越来越沉重，并阐述了自己的挣扎求存的计划。“我们得把什叶派拉到战争中来，”他写道，“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拖延异教徒和我们之间战争进程的办法。”他为伊拉克的圣战分子设立了一个新目标--煽动“一场教派战争”。
什叶派是一个穆斯林教派，人口数量约占伊拉克总数的60%；库尔德人中大部分是穆斯林，但是习惯上以他们的民族类别统一对待，他们的数量约占伊拉克总人口的20%；逊尼派阿拉伯人在萨达姆统治下享受特权，约占人口总数15%；其余人口中包括基督徒、耶西迪人、曼达安人、犹太人等等。
疯牛仔病，英语为Mad Cowboy Disease，而广为人知的疯牛病英语为Mad Cow Disease。抗议者应该在表示布什就像疯牛一般。--译者注
在仪式上，我还为被我称做“铁人”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和无畏的哥伦比亚领袖阿尔韦罗·乌里韦总统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
粉红大象礼物交换（Pink Elephant gift exchange），是一个常在圣诞节等节日玩的十分有趣的交换礼物的游戏，在游戏中廉价的礼物反而是好的，游戏有一定的规则，比如所有人将包裹好的未写名字的礼物投入篮子里之后，主人将客人编号，从编号为“1”的客人开始挑出礼物，打开包裹，编号“2”的客人可以接着从篮子里选礼物，或者也可以从1号客人拿走已拆开的礼物，若2号真的选择从1号客人那里拿礼物，1号客人就要再次挑选礼物。--编者注
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s），指生活在伊拉克南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处的阿拉伯人。--译者注
2004年，上尉指挥官泽勒姆在一次训练事故中悲剧性地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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