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们齐聚在这个屋檐下，共同做出一个重要的抉择：我们的政党将锐意改革，而不是墨守成规；我们要为美国故事书写全新的篇章，而不是为别人的故事添写注脚；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先辈所开创的基业添砖加瓦，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伟大……如果你们给予我信任，我绝不辜负它；如果你们给予我权力，我妥善行使它；如果你们给予我领导这个国家的机会，我将坚定地领导它。”
这是我2000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当我刚刚踏入政界的时候，就暗下决心：我要勇敢地面对问题，而不会将难题留给后人去处理。我崇拜那些在任期内大胆革故鼎新的总统。我仔细研究了西奥多·罗斯福的事迹，这位前辈主政白宫的时间跟我相差整整一个世纪。他创立了金融信托制度，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美国海军，并且发起了自然资源保护运动。我也时常向罗纳德·里根取经，学习他如何将坚定的道德准则与乐观的态度结合，顶着任期内此起彼伏的尖锐批评，取得了减税、强军和压制苏联等一系列成就。
我从罗斯福和里根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去主动地领导民众，而不是被民意调查牵着鼻子走。我决心在任期内推动全面的改革，而不是对现状进行不痛不痒的修补。正如我对我的顾问们所说的那样：“我选择做总统，不是为了打小球来的。”
在搬进白宫两周后，劳拉和我在我们的家庭剧院举办了第一次电影招待晚会。剧院坐落在白宫的一层，里面有46张舒适的座椅和一面93平方英尺大的电影银幕。影片是由美国电影协会友情提供给第一家庭的，这一协会长年由一位讨人喜欢的得州佬--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领导。在他们的关照下，我们可以不用去电影院忍受电影开始前漫长的广告。
劳拉和我选择了《惊天十三日》（Thirteen Days）作为第一次电影招待晚会的影片，该片讲述了肯尼迪总统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经过。对于我们特意邀请的一位贵客来说，这部片子尤其对胃口，他就是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表面上看，我和特德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信奉自由主义，而我信奉保守主义。他生长于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Cape Cod），而我则在西得克萨斯长大。他已经在国会大厦待了近40年，而相对来说，我是初来乍到华盛顿的新移民。
但正如劳拉所说，特德和我的“家族企业”背景惊人相似。当我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担任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的时候，约翰·肯尼迪正是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除了特德本人，劳拉和我还非常愉快地接待了他的夫人维基（Vicki）；他的儿子，罗得岛的众议员帕特里克（Patrick）；他的侄女，马里兰州的副州长凯瑟琳·肯尼迪·汤森（Kathleen Kennedy Townsend）以及凯瑟琳的女儿凯特（Kate）。
特德是一位友善、谦和、充满活力的长者。他拥有一口肯尼迪家族标志性的口音，以及典型的爱尔兰后裔的外貌特征。他脸上常带的微笑经常会在不经意间暴发为哈哈大笑。和特德一起观看这部描述他的兄长们如何化解危机的影片，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历史责任感。
我邀请特德的目的不仅仅是看电影。特德是参议院负责教育立法的资深民主党人士。他曾经对我提出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改革提案表示有兴趣。
特德和我都为美国公立中小学的现状感到不安。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下，一份好的职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背景和技术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但是美国中小学生们在主要学科上的表现一贯不如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在一次由21个国家学生参与的国际数学竞赛中，美国高中生的排名仅仅领先于塞浦路斯和南非。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大原因，是当数以百万的孩子从一个年级升入高年级的时候，没有人关心他们在上一个年级到底学到了什么。这些孩子中，很多是来自贫困家庭或是少数族裔家庭。2000年的数据显示，70%来自贫困家庭的四年级学生未能达到该年级的阅读标准水平。大约40%的少数族裔家庭学生没能按要求在四年内修完高中课程。一个标榜机会平等的社会，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最有需要的公民？从2000年总统竞选时开始，我就把这一现象称为一种“软性的歧视”。既然我说了要有所作为，那么这就是我要办的大事之一。
近年来，国家层面围绕教育问题的讨论停滯不前。政治家们讨论的议题要么是学校校服之类无关痛痒的琐事，要么是裁撤教育部这样不着边际的空谈。人们判断一项教育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往往是看它带来了多少资金，而不是看它取得了什么效果。但在我的成长历程中，问责曾是我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在我打棒球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在报纸上的个人成绩表里看到你的表现，然后要求你改进。我当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多投球，布什”教育的重要性跟棒球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很多人却不在意他们的学校表现如何。
在我当州长时，我就和州立法机构一起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中小学每年都对学生进行基础测试，将测试结果向社会公开，并且允许家长们将他们的子女从表现欠佳的学校转出。从1994年到1998年，三年级学生的达标率从58%提升到了76%。其中，来自少数族裔家庭的学生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缩小了自己与白人同学之间的差距。
在我竞选总统的时候，我决定敦促联邦立法机构制订一个明确的目标，让每一个孩子的阅读和数学水平都达到其所处年级的达标水平，而学校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负责。根据“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改革方案的要求，美国所有公立中小学校从三年级到八年级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阅读和数学达标考试。学生在高中就读期间也必须接受一次这样的考试。学校须将考试成绩向社会公布，这些成绩还要根据学生的族裔、家庭收入等级和其他子项目进行细分以便分析。学校公布的数据有助于家长和热心公众对学校、教师和课程的水平进行客观评价。对于成绩未能达到标准的学校，我们先是给予他们额外的帮助，包括资助学生接受公立或私立的课外辅导。但是如果学校的表现一直不能得到改善，学校将承担相应的后果。家长们有权选择将他们的子女转到更好的公立学校或特许公立学校。道理很简单：要想解决问题，必须先发现问题。问责制将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催化剂。
我在每一次竞选活动中都强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计划，包括我在全美有色人种协会（NAACP）大会上演讲时。我告诉记者们，我希望被世人称为一个“文教总统”。在我们欣赏电影《惊天十三日》的那个晚上，我对特德·肯尼迪重申了一遍我的主张。“不知道你是否跟我一样，我很喜欢给别人带来惊喜，”我对他说，“让我们一起向世人证明，华盛顿还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
第二天一早，我在我的椭圆形办公室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敬爱的总统先生：
感谢您和布什夫人在昨晚及这些天来对维基和我以及其他家人的热情款待。我非常认可您周密的计划。跟您一样，我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解决问题，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我们之间也许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我真诚希望您在玫瑰花园签署重大法案的日子早日到来。
特致问候
特德·肯尼迪
我非常兴奋：有了特德这位“参议院雄狮”的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获得通过的概率显著上升。就这样我在华盛顿找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伙伴。
特德·肯尼迪并不是我着力讨好的唯一一位议员。在我就职后的前两周里，我与超过150位国会议员进行了沟通。我希望能复制我在得州执政时，与鲍勃·布洛克（Bob Bullock）、皮特·莱尼（Pete Laney），以及其他得州立法者的那种良好关系。当时有一则新闻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如果国会与白宫的关系马上像以往那样陷入僵局，那这一定不能怪布什总统没有努力。”还有一则新闻称，我正在开展一场“现代执政当局所能采取的最大规模的溜须拍马行动”。
无论媒体怎么评价我的努力，参众两院很快就接受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计划。到3月份时，参议院的教育委员会完成了一项教育改革提案，该提案涵盖了我方案中所有的关键元素。众议院也不甘落后。众议院教育委员会资深的共和党籍主席，来自俄亥俄州的众议员约翰·博纳，与议会中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携手起草了一份跨党派提案。这项提案以384∶45的压倒性优势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参众两院就该法案的协商修订过程一直持续到了夏天过后。9月初，当国会的休会期结束后，我连续两天在佛罗里达州参观学校，力求为两院对这一法案的讨论造势。劳拉已经同意在国会大厦的听证会上完成她的一次作证。作为一位教师和图书管理员，她在教育问题上的证词是极具分量的。她出席听证会的时间定在了2001年9月11日。
但是，就在那天上午，我成为一个“文教总统”的梦想破灭了。我变成了一个“战争总统”。整整一个秋天，我都在催促国会尽快完成《“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立法工作。期间，特德·肯尼迪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说以支持我的法案。该协会是一个教师团体，一向支持民主党，坚决反对我的提案。参议员贾德·格雷格（Judd Gregg）和众议员博纳曾经力主撤销教育部，他们在极力游说那些担心政府会过多干预教育的共和党议员们。跟我一样，他们也认为既然我们要花更多的钱在学校上，就应该知道它的效果。圣诞节前的一周，国会以压倒性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提案。
几年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引发了不少争议。不少州长和各州的教育官员抱怨政府的干预过于僵硬，过多的学校被扣上了“失败”的帽子。2005年，在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就任教育部长后，她修正了一些官僚化的死板条文，并且赋予了各州更大的灵活度。但我们都明确表态，不会削弱问责制度。这一法案的目的就是要发现真相，尽管真相有时是让人不快的。
有的批评人士认为让孩子们每年面对考试是不公平的。而我认为不给他们提供考试的机会才是不公平的。只有通过这种评估，我们才能发现哪些学生需要帮助。还有人抱怨这会导致所谓的“应试教育”。但只要考题设计得当，能够真实反映学生对某一学科知识的掌握水平，那么学校只要安心教好这个学科的知识就行了，根本不用考虑考试的事。
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批评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没有得到有力的资金支持。这是我不能接受的。要知道我在任的8年内，联邦教育经费预算提升了39%，而增加的经费大多数都用到了最贫穷的学生和最困难的学校上。
从根本上说，抱怨经费问题的人完全没有理解《“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本质所在。这一法案的理念正是：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否，不是由它获得的资金量决定，而是由它所取得的效果决定的。
到我卸任之时，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以及四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西班牙语裔和非洲裔学生在多项考核指标中都取得了创纪录的成绩。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差距正完全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式缩短：所有的学生都在进步，而少数族裔学生的进步幅度最大。
2008年1月，为了庆祝《“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签署6周年，我访问了位于芝加哥的霍勒斯·格里利小学。在这所以19世纪废奴运动先锋霍勒斯·格里利命名的学校里，有70%的学生是西班牙裔移民，全校92%的学生来自贫穷家庭。然而，这所学校的成绩却超过了芝加哥几乎所有的公立小学。学生阅读的优秀率从2003年的51%提升到了2007年76%。数学的优秀率则从59%提升到了86%。
看到一个充满贫困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的学校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感到十分振奋。读六年级的耶塞妮娅·阿达梅（Yesenia Adame）告诉我，她很喜欢考试。“这样，老师就知道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了。”她解释说。在我即将离开这所小学的时候，我对学生、家长和记者们说出了我一直坚信不疑的一句话：《“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立法。
宗教信仰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在1986年，信仰改变了我的内心，让我成功戒酒。十年过后，我开始考虑如何将宗教信仰的潜在能量与政府的公共政策相结合。
1996年，位于得克萨斯州格里维尔镇（Greenville）的两所黑人教堂被人纵火焚毁。历史上，这个小镇的种族主义曾盛极一时，直到1965年，镇中心的街道上还挂着这么一句标语：“最黑的土地，最白的居民。”作为州长，我十分担心种族主义会在这里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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