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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明:朱棣和他的大明皇朝》 作者:杨林

第6章 建藩北国 (3)

  青年时代的道衍和尚是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他的好友高启曾在一首题为《答衍师见赠》的长诗中描绘了这个乱世逃禅之人的形象:“衍师本儒生,眉骨甚疏峭。轩然出人群,快若击霜鹞。早尝垂长绅,挟册调周邵。欲陈兴坏端,往应乞言诏。朝纲会中颓,四海起攘剽。……披缁别家人,欲挽首屡掉。超哉休远徒,高躅愿追绍。初来北城刹,驻锡问宗要。相逢共宵哦,篝火树间照。篇成出叩缽,锋疾惊楚僄。我或劝之冠,不答但长笑。……”

  叩缽吟诗,高谈阔论,确实不大像个安分的出家人,倒像是个胸怀大志的书生。他曾登临京口北固山,赋诗怀古:“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身旁的人说这不是和尚该说的话,他却笑而不答。道衍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政治抱负,有事业的追求,在元末乱世之中,虽有逃禅之心,却并未真正成为“方外之人”。身为精通佛教经典的高僧,又读书工诗,通儒家之道,但他似乎仍未满足,听说相城里灵应宫来了位名叫席应真的道士,是个博学的杂家,通黄老之术,兼读儒书,精通《易经》,掌阴阳术数之学,还研习兵法。道衍很高兴,立即跑去拜师,从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写过一首《访席炼师》的诗:

  我本浮屠自有师,畴肯崆峒来问道。

  欲将耳目广见闻,要信心胸尽倾倒。

  虽然未暇学长生,暂许从游上蓬岛。

  后来道衍在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说:“余少为浮屠而耆于文,凡昔浮屠之号能文者之文,无不遍求而博览也。”

  对于道衍而言,与其说朱元璋灭元建明,倒不如说是灭诚建明,张士诚在平江长达十余年的统治结束了,投靠过张士诚的文人们只得重去投靠朱元璋。道衍的好友高启、杨基、徐贲、张羽等人都入朝为官去了,他却依然在做他的和尚。出家人的身份使他不肯轻易踏上仕途,但他并未放弃政治上的追求,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了解他的友人都知道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

  一次,道衍出游来到嵩山,在寺庙中遇见了个名叫袁珙的相士。袁珙看到道衍举止不凡,感到很惊异:“这是何处的怪僧,三角眼,形如病虎,生性必定嗜杀,是个刘秉忠之流的人物!”道衍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十分高兴。原来袁珙所说的刘秉忠,是元朝初年的开国功臣,他少年出家为僧,元世祖忽必烈为亲王时,将他召入王府,后来他便辅佐忽必烈即位,设官定都,建立了元朝。道衍正渴望着能走一条像怪僧刘秉忠那样的道路,去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他从此与袁珙结为好友,并且当即题诗相赠:

  岸帻风流闪电眸,相形何似相心优?

  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

  这既是对袁珙的赞许,也充满了自信,他决心去走这样一条道路。但是谁曾想到,他竟在这条道路上摸索了十五年。

  真是命途多舛,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下诏征取高僧入京,道衍本想应诏前往,不巧一场大病使他失去了这次机会。他病得很重,卧床不起,直到第二年才转危为安。

  洪武七年(1374年)苏州府发生的一起大案对道衍刺激很大。知府魏观将新建府衙修到张士诚宫殿旧址上,犯了大忌,新建府衙《上梁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字,朱元璋为此大怒。这个案子牵涉到道衍的好友高启,因为《上梁文》出自高启之手,结果被与魏观一起腰斩处死。有人说高启在朝为官时曾写过一首《宫女图》的诗,讽谕朱元璋宫闱不严,由于写得巧妙,无法怪罪,这次出了《上梁文》,新账旧账一起算,朱元璋将这个胆大妄言的书生杀掉了。

  好友的罹祸,使道衍更深入地考虑自己的道路。第二年,他以“通儒”被召至京师天界寺,结交了不少官宦、高僧,开阔了眼界,但却未受官。以后禅居苏州海云院的四年中,他似乎想要清心遁迹佛门,却并不闭门谢客,有客人来时便同他们畅谈,没有人时便终日危坐澄想。

  闲居家中的友人张羽来看望道衍,谈到高启的悲惨遭遇,二人都无话可说。张羽曾经官场,深知其中险恶,情绪很不好,只有靠佛家“万事皆空”来聊解愁绪。

  道衍决定结束禅居静思的生活,再去出游名山大川,他不愿在静默中消沉下去。但这次奔波又使他感到了自己的衰老,四十七岁生日那天,师弟送给他一根紫竹杖,难道自己竟要倚杖而行了吗?“死期将至”的念头在他脑中倏然一闪。然而,理想中的事业尚未成就,他还要“痛自鞭策”地走下去。恰在此时,因宗泐推荐,道衍第三次被选赴京师,这次,才是他毕生事业的真正开端。

  朱棣在皇宫中见到道衍,当即被这个“形如病虎”的怪僧吸引住了。道衍望着面前这位年轻英武的燕王,那种与众不同的风度和气魄也使他感到,这正是他多年来寻求而不遇的“明主”。两人可谓一见如故。

  见到朱棣后的第六天,道衍便与朱棣的卫士们一起乘船前往北平了。他在途中写下一首《十月一日金陵发船之北平》的诗:

  石头城下水茫茫,独上官船去远方。

  食宿自怜同卫士,衣钵谁笑杂军装?

  夜深乡橹声摇月,晓冷孤桅影带霜。

  历尽风波难苦际,无愁应只为宾王。

  没有人知道朱棣和道衍当初见面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后人只是从他们的投契及此后的活动去揣测,并且编造出这样一段故事:道衍入京,觇得燕王朱棣有天子气,乘间对他说道:“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如今国家初定,东宫太子生性仁柔,希望大王多自珍重。如若能让我随您赴燕,一定奉一顶白帽子给大王戴。”朱棣当然明白他的暗示——“王”字上面加上“白”字做帽子,则成为“皇帝”的“皇”字。这个故事的可信程度并不高,因为道衍在与朱棣初次见面时,竟敢冒着杀身之祸,做如此露骨的表示,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事实上,朱棣对人才的渴求和道衍的满怀抱负才是他们一见如故的真正原因。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中,这对未来的君臣就这样走到一起了。人们不能不慨叹历史的巧妙安排。

  北平燕王府西边不远,有座大庆寿寺。道衍来到北平后,便成为这座寺庙中的住持。这座创建于金代的庙宇不仅建筑宏丽,而且多有名僧住持。庙内的两座砖塔中,有一座是元初名僧海云国师之塔,怪僧刘秉忠就是这位海云国师的弟子。寺中保存的海云画像上,还有刘秉忠所撰赞文。这使素以刘秉忠自命的道衍感到既惊且喜。在北平期间,他还两次去邢台拜谒刘秉忠的墓地,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良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终世不怨

  。……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大业计已成,勋名照简牍。”从诗中不难看出,他决心辅佐燕王朱棣成就帝王大业,青史垂名。

  在道衍的心里,深深埋藏着对朱元璋的愤懑之情。他自幼生长的苏州因为是张士诚的根据地,因此在明初被朱元璋整治得很惨。不仅大批富户被迫迁徙破产,而且那些重新投靠朱元璋为官的文人们也大多成为屠刀下的冤魂。每当他思念起那些故友时,常常独自泪下。他对朱元璋滥杀无辜深恶痛绝,并把这种愤恨同他的事业一起寄托到了帮助藩王夺嫡的谋划之中。

  但这时朱元璋还健在,朱元璋亲自选定的继承人太子朱标还在,更何况还有秦王、晋王这两位兄长,在燕王朱棣夺嫡登极的征途上困难重重。朱棣同道衍开始图谋此事的具体时间已无从得知。大概是在道衍入北平后不久,他便经常出入燕王府,避人与朱棣密谈,他们在为夺嫡的大事谋划着,等待着……

  首征北元

  朱棣就藩北平的头几年,北方军务一直是由魏国公徐达主持的。朱元璋曾夸赞他说:“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 又赐他对联:“破虏平蛮,功贯古今名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他是朱棣的岳父,翁婿二人自然能很好地配合。但由于过度劳累,徐达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一病不起。朱元璋得知他的病情后,派其长子徐辉祖赶往北平探望,后又接回京师养息。谁知徐达回到南京后病情突然恶化,延至次年二月病故。尽管徐达病危之际,朱元璋曾四处召求名医为其诊治祈祷,在其病故后,亲撰神道碑文,又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赠三世为王爵,命其长子徐辉祖袭魏国公,表示了对这位开国功臣的最大恩典。可是仍然有人传言,

  徐达系因朱元璋谋害致死。据说徐达身患背疽,忌食蒸鹅,临危之时,朱元璋却偏偏赐蒸鹅给他。徐达自知不免,流泪吃下,病发而卒。传说难辨真伪,而徐达于此时病故,既消除了军权外失之忧,又显得恩典了功臣,这当然正是朱元璋求之不得的。

  明代《三才图会》中的徐达像徐达的故去,对朱棣来说是一件且悲且喜的事情。徐达与他有翁婿之情,王妃徐氏又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子,与朱棣感情素洽,她有丧父之哀,朱棣自然难免陪着伤感一番。但是徐达生前为主持北方军务的主帅,他死后,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那样众望所归的人选。朱元璋封藩的目的正在于以诸子取代功臣,朱棣则可乘此机会发展势力。这样看来,徐达的病故又成为可喜之事了。

  代替徐达主持北方军务的是大将军冯胜。他也是一个很有韬略的开国名将。洪武二十年(1387年)北元丞相纳哈出率众二十万窥伺辽东,冯胜领兵征讨,大获全胜。但就在班师途中,冯胜被宣布有罪,回京后喝了朱元璋赐给他的毒酒死去。

  代替冯胜的是原左副将军蓝玉。他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也是皇太子妃的舅父。听说朱棣喜欢骑马驰骋,他在征纳哈出回来后,特意将一匹俘获的名马献上。没想到朱棣对他并不感兴趣,不但没有收下这马,还说了一通颇有训斥意味的话:

  “俘获的名马尚未进献朝廷,却先让我收下,岂不是对父皇不敬不孝吗?”蓝玉遭到拒绝,心里很不高兴,但未敢发作,只得自认倒霉。朱棣这样做,虽是故意取信于父皇,却与蓝玉渐生嫌隙。后来,蓝玉曾私下对皇太子朱标说:“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人君之度。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 意在提醒太子多多留意提防。幸亏几年以后他也被朱元璋杀掉,否则对朱棣的夺位继统将是极大的障碍。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棣获得了一次表现才能的极好机会。当时北元太尉乃儿不花等拥众边陲,有南下的动向。正月初三,朱元璋正式下令晋王朱、燕王朱棣分路率师北征。随同晋王出征的有定远侯王弼等,随同燕王出征的有颍国公傅有德、南雄侯赵庸、怀远侯曹兴等。

  接到出征的命令,朱棣感到既兴奋又紧张。虽已就藩数年,但他还没有与这类大股敌人交过手。朱棣深知,打了胜仗,自然可以在父皇面前表功;但如果打了败仗,也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因此,这一仗必须竭尽全力,志在必得。

  对这次出征感到兴奋而紧张的不仅是朱棣和他的最大竞争者晋王朱,而且还有朱元璋本人。他选择这样一次易得而无失的机会使用藩王将兵出征,希望他们能获得成功。这样,二十年来封藩的一个重要目的便可得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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