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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明:朱棣和他的大明皇朝》 作者:杨林

第7章 建藩北国 (4)

  三月初二,朱棣率师浩浩荡荡地出了古北口,开始了他的首次征战。从季节上看,此时已是阳春,江南早已莺飞草长,而北国依然是春寒料峭。一望无际的沙丘荒原和瞬息万变的天气,更使人感到茫然。朱棣临塞召集诸将说道:“我与将军们受命出征,但却不知敌人踪影。他们既无城郭居止,塞外之地又如此广阔无垠。我们必先有耳目,方能做到出师制胜。”于是派出骑哨四处侦察,终于获知乃儿不花驻扎在迤都的情报。正当朱棣率大军向迤都挺进时,天公不作美,竟纷纷扬扬下起漫天大雪来,未露春意的荒原又被铺成一片银白。不惯于北方严寒的明军将士们有些畏缩不前了。但朱棣不愿失此良机,对诸将说:“天气如此恶劣,敌人必不料我至,乘雪速进,正可出奇制胜。

  ”赶到迤都,朱棣将队伍隐蔽在沙碛之后,虽是大军压境,但他并不想贸然使用武力,而是采取武力与怀柔相结合的策略。随征的指挥观童原是北元的全国公,冯胜北征时投降明廷,他与乃儿不花是旧交,被朱棣派往劝降。乃儿不花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在此时此地与故人相见,他们不禁相持而泣。正当他们述说离别之情时,朱棣突然率军压逼营门。乃儿不花闻讯大惊,趁乱上马欲逃。这时观童拦住他,向他转陈了朱棣的劝降之意。乃儿不花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依从了。朱棣对他以礼相待,请他到行帐中,并设宴款待,慰劳备至。乃儿不花受宠若惊,自告奋勇愿劝北元丞相咬住一起归降,于是酒足饭饱后将部众安排停当,亲自前往咬住营,不几天便偕同咬住一起前来归附。这实在太令朱棣高兴了,第一次受命出征,竟兵不血刃而大获全胜,降获了乃儿不花及男女数万口,羊马无算,橐驼数千。

  朱元璋本来寄厚望于朱,出征之前,他还曾派人运钞一百万锭赏赐给晋王,但结果晋王却未见敌踪,无功而还。

  朱元璋接到了朱棣派人送来的捷报,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群臣说道:“扫清沙漠的是燕王,朕从此再无北顾之忧。”他立即传令运送赏钞一百万锭给朱棣,朱棣则将这些赏钞分给了此次出征有功的将士们。他凭着自身的勇气、毅力和才能,赢得了政治征途上的第一个胜利。此时的朱棣正值而立之年。

  首征北元的成功,使朱棣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原先,朱棣作为燕王,不过是诸王中的一员,至少地位在秦王、晋王之下。秦王所封之西安,晋王所封之太原,燕王所封之北平,在当时人看来,重要性是依次而降的。朱元璋建国,行南北两京之制,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但一直想迁都西安。御史胡子祺曾上书说天下形势,其可都者首推西安,理由是“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若关中”,其余有河东、有汴梁、有洛阳,而北平竟不与其列。后来朱元璋也说过“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在朱元璋和时人看来,北平不过是胡人乘运而兴之地。因此,秦、晋、燕三王中,朱元璋实以秦王为首,晋王封于太原,其地迫于西北,当次之,第三才是燕王。

  朱元璋等人的这种见解,其实是一种陈旧的观念,抛开自然地理的形势不谈,他们未把宋辽金以来,特别是元朝近百年以来全国政治地理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估计进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偏颇。这变化简而言之,就是政治中心向东北方转移。如将关内外东北西北连为一体来看,唯北平最为重要,这种形势并不以朱元璋等人的观念为转移。在明初二十余年与北元的交锋中,北平的地位已经显露出来。这不仅因为政治中心的转移,而且还因为元势力退出塞外,先后以上都、应昌为中心,这些地方都迫近北平,而他们南下夺取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元帝国昔日的统治中心北平。

  这些都使得北平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另外,元朝在旧都留下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地方,因而加强对北平的统治又成为割断元朝遗民的故国之思,从而巩固明政权的有效手段。同时,牢固地控制北平,也比控制其他地方对塞外的蒙元势力有更大的威慑力,对于那些准备归降明朝的人也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此种种,使得以北平为封国的燕王的地位大大突出出来。而当历史和现实在发出呼唤的时候,朱棣以他的智勇和机运不负父皇厚望,承担起抗御北元的重任,保证了自身地位的稳步上升。当然,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实力地位,在名分上,他暂时还是无法超越秦、晋二王的。

  诸子代功臣

  朱棣这次出征北元的成功,使朱元璋感到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诛杀功臣。就在朱棣北征凯旋的第二个月,十年前已经处理过的“胡惟庸之狱”又旧案重提。

  从胡惟庸被杀以后,胡案便成为朱元璋翦除功臣宿将最方便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对皇权可能有潜在危险的,都陆续被他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这种屠杀的发展而继续扩大。最初增加的罪名是私通日本,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的两大敌国,通敌当然是谋反了。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不断被发现,使朝廷内外笼罩着一片肃杀之气。

  监察御史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弹劾了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罪名便是“胡惟庸同党”。与这位七十七岁的老太师一起屈死刀下的,有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宁、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济宁侯顾敬、靖海侯吴忠等,连同他们的家属姻亲共两万之众。为了说明这次诛杀功臣有理,朱元璋还亲颁《昭示奸党录》公布于天下,列名坐诛的公侯一级元勋就有二十二人。当时人们似乎都明白这场屠杀的真正缘故,只不过不敢道破罢了。第二年,工部郎中王国用上疏对李善长之案提出质疑,他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籍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自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所戒将来耳。

  朱元璋见到这封微露指摘之意的奏疏,竟然没有怪罪,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冤案,自知理亏,只好不了了之。

  屠杀影响所及,连朱元璋的第八子潭王朱梓也成了殉葬品。这位文弱多情的藩王,因岳父都督于显父子入“奸党”被杀,恐怕王妃于氏难逃杀身之祸,夫妻抱头痛哭一场,相携投火自焚而死,为这场大惨案又添上一抹悲剧色彩。

  朱元璋为翦除异己大开杀戒的手段,显然给朱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位踌躇满志的藩王,此时却无暇顾及朝中之事,正在塞外追击阿失里和元辽王,他已经全心倾注于北方军务之中。

  最早就藩的秦、晋、燕三王中,秦王朱樉最不争气,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的北征没有他参加。第二年,因为过失太多,朱元璋将他召至京师训斥了一番,并且派太子朱标出巡秦地。太子回京后帮秦王说了不少好话,朱元璋才又让他归藩西安。当时也有人告发晋王“心怀异谋”,太子又忙为他解释,朱元璋本来就偏爱晋王,教训一番也就算了。晋王朱生性聪敏,从此以后一改骄狂的举止,像是换了个人。

  若论“心怀异谋”,朱棣的行迹也并非谨慎到一丝不露的程度,只是朱元璋尚未察觉。朱棣很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主要着力于在北方军卫中交结英豪智勇之士,这是他扩大势力的重要步骤。傅友德麾下的济南卫指挥佥事李彬,北征时多有擒获之功。朱棣得知后,连忙请他到王府,表现得格外亲近。朱棣所结交的大多是这类中下级军官,对于那些功臣主将,他绝不表示一点逾分之交。

  由于秦王不才,朱元璋最初设计的三藩鼎立之势,此时只能两强并立,特别是在连续杀戮功臣之后,晋、燕二王军事地位日趋重要,除去一些军机大事须向朱元璋本人报告外,朱

  与朱棣兄弟二人被授命全权处理北方日常军务。

  太子朱标出巡西北归来后便病倒了。找来不少医生诊治,却不见效果,终于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间病故。朱元璋以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受到比十年前丧妻更为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在悲痛之余重新考虑一个新的皇位继承者。九月,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立皇太孙的第二年,朱元璋又一手制造了“蓝玉案”,借此大开杀戒。开列于《逆臣录》中的功臣除凉国公蓝玉外,还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宜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玙、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黄辂、汤泉等人。被指为“蓝党”而杀掉的大约一万五千余人。此时,朝中刚勇之士几乎诛杀殆尽,侥幸未入案的少数功臣,也都是朝不保夕。蓝玉被杀后不久,统兵在外的颍国公傅友德也被召归京师“赐死”, 竟连罪名都没有。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年过四十的秦王朱樉病死。他在年龄上仅次于太子朱标,因而朱元璋给其的谥文中说“尔以年长者,首封于秦”,期于永保禄位,藩屏帝室,但他有负所托,备御北边时并无突出表现,而且屡有过失,所以谥号竟是一个多有贬义的“愍”字。对于秦王的死,朱元璋是很悲伤的,老年丧子,人同此心。但他的死又使朱棣的地位无形中上升了,至少可以看作一位竞争对手的自然退场。

  历史的安排有时绝妙到了令人称奇的程度。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月,晋王朱

  也病故了。朱元璋对晋王比对秦王更加钟爱,闻知晋王的死讯几乎悲痛欲绝。这是太子和秦王之死后对他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晋王的谥册是这样写的:朕曰:惟先王之典,生有名,殁有谥,所以彰其德表其行也。曩者封建诸子,王尔于晋,为曩国藩屏,于兹有年。尔者因疾永逝。特遵古典,赐谥曰恭。呜呼,谥法者古今之公议,不可废也。尔其有知,服斯宠命。

  这与称秦王“不良于德”,谥为“愍”真不可同日而语了。为了表示对晋王的哀悼,朱元璋还下令辍朝三日。被朱棣视为争夺皇位的两个最大竞争者都被自然淘汰了。朱棣不但成为诸王中最年长者,而且在实力上,其他诸王也无法与其颉颃。

  朱棣地位的稳步上升,既有他个人的努力,上天也给了他机会。他是个幸运者。 这时的朱元璋已经七十一岁了,几位年长的儿子先他而去,使这位老皇帝伤心至极,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头发胡子全变白了。五月间,他终于一病不起。

  七十年的风雨坎坷,殚虑焦思,他的确太疲劳了,但此时仍然念念不忘北边的防御,

  在御榻上再次敕令燕王提兵备边: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犹告成王曰“诘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虽海内无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岂可不防?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已命杨文总北平都司、行都司马军,郭英总辽东都司并辽府护卫,悉听尔节制,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这是朱元璋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发出的最后一道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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