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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明:朱棣和他的大明皇朝》 作者:杨林

第8章 帝室叔侄 (1)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十日,一向肃穆阒寂的南京皇城内,传来了阵阵不祥的钟声。七十一岁的明太祖朱元璋,在病榻上结束了“雄猜好杀”的一生。

  洪武一朝旦夕惕厉的文武百官们,此时正跪伏奉天殿前。对这位开国皇帝的去世,他们似乎并没有多少悲戚之情;相反,不少人心中还隐隐泛起松下一口气来的感觉。

  司礼秉笔太监用干涩的语调,宣读着朱元璋早已备下的遗诏: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智,好善恶恶,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惧,虑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

  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佑,以福吾民。葬祭之仪,一如汉文帝勿异。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诸王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于是,皇太孙朱允炆正式成为大明朝第二位君主。在历史的安排下,这个年仅二十一岁的文弱青年,被遽然推向了政治权力的巅峰。

  朱元璋去世后的第六天,皇宫中举行了新帝登极大典。朱允炆先告祀天地,然后具皇帝卤簿洪武款青花春瓶仪仗威仪导从,到太庙祭告祖宗,最后才来到奉天殿内,高坐在祖父坐了三十一年的金銮宝座上,接受百官的宣表致贺。按照惯例,他宣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定于来年改元建文。接着,又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被埋进了自己生前选定的钟山孝陵。

  大臣们很快便发现,在这位青年皇帝的脸上,丝毫也看不出那种新主君临天下的兴奋之色。二十一岁,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年纪,而身为一国之主的朱允炆,稚嫩的肩膀上却压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重负。他清楚地意识到,随着皇位的更替,统治圈内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已经悄然开场,祖父交给自己的这条航船,正行驶在随时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的政治旋流之中。

  朱允炆面临的危险,首先来自那些为祖父亲手封立,又重兵在握的藩王们。

  朱元璋一生共封了二十四个儿子为王。除去第一次受封的朱棣等九子外,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又先后有皇子十五人被封为蜀、湘、代、肃、辽、庆、宁、岷、谷、韩、沈、安、唐、郢、伊诸王。其时,秦王、晋王、潭王、鲁王已死,但分镇各地的二十个叔父足以使朱允炆感到芒刺在背,难以自安。

  建藩之后,朱元璋唯恐儿子们事权不重,下诏使之府置官属,藩王护卫甲士少则三千,多则数万,被授以“外镇偏圉,内控雄域”的重要使命。他在祖训中明言:“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这就使亲王招兵买马的行为成为合法,也给日后发动兵变提供了堂皇的口实。特别是燕王朱棣受命总领北方军务,数次带兵出塞作战。他的军事力量何止编制上的区区护卫军士?在长年征伐中,燕王已逐渐控制了北方的军权,成为强藩之首。

  这种封藩的格局,不仅对朱棣和朱允炆叔侄两人的关系,而且对有明一代的政治走向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在皇位继承的安排上,精明的朱元璋无疑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将诸子封为藩王,领兵分镇,却将选定的继承人留在自己身边,让其终日接受儒臣们的教育,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外藩强悍而皇储仁柔的局面。由此说来,朱元璋死后的皇位之争,实际上正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难怪当时便有人这样评论:“天下有三大忧(指宗藩、边防、河患),而宗藩居一焉。”

  朱元璋安排的第一个继承人是自己的长子,就是以后被称作懿文太子的朱标。

  朱标出生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其时朱元璋驻军太平,正是他奉郭子兴之命节制诸将之始,军情急迫,战事频仍。朱标生在后来官至建文朝礼部尚书的陈迪家中,并寄养在那里。

  可惜朱标其时年纪幼小,那些艰难征战的岁月并未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却是自从少年时代起,周围一群儒臣终日里关于“圣人之道”的说教,给予了他极大的影响。朱元璋称吴王那年,便立朱标为世子,令他师从名儒宋濂,建国之初册封其为太子后,更安排了一群儒臣做太子之师。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希望太子能够与其余诸子敦睦相处,以巩固朱氏的天下,因而对太子的教育特别关注。在他看来,太子的学问虽然重要,但德行更为重要。于是,朱标被教育成了一个忠厚仁柔的儒生型人物。

  朱元璋没有按照元朝旧制,以太子为中书令,因为他不愿意东宫官属同朝臣之间产生矛盾,影响政局的稳定。当时太子的官属一律由朝廷勋旧和朱元璋物色的“新贤”兼任。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右都督冯宗异兼右詹事,中书平章政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书左右丞赵庸、王浦兼副詹事,中书参政杨宪兼詹事丞,傅兼詹事,同知大都督康茂才、张兴祖兼左右率府使,大都督府副使顾时、孙兴祖兼同知左右率府事,佥大都督府事吴祯、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祖兼太子宾客。朝廷的文武要臣大都兼任东宫官,于是出现了一套人马两套官职的状况。

  就在朱允炆出生的那一年,太子朱标开始在朱元璋的指导下见习处理政事,这也正是秦、晋、燕三王府增补护卫军士,准备就藩的同一年。当时朱元璋建国已有十个年头,统治局面日趋稳定。这位五十岁的皇帝想要让已经成年的儿子们尽快担负起国事之任。然而,太子朱标的宽仁之心却同朱元璋的严猛之治格格不入。

  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大开杀戒,太子表面上不持异议,内心却不以为然,听说老师宋濂因其长孙宋慎牵连于胡惟庸案而获罪下狱,便急忙赶去为老师求情,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拒绝。师生之情甚笃的太子再三恳求,说着竟流下泪来,朱元璋大怒道:“宋濂之罪,等你做了皇帝再赦免吧!”太子为此深感悲哀与惶恐,于是以投水自杀来表明心迹,却仍然无济于事。后来因为有马皇后求情,宋濂总算被免去死罪安置茂州。

  据说,朱元璋见太子生性仁柔,便想办法去试探他是否具备帝王的刚厉之气。一天,朱元璋悄悄令人将死人尸骨装满车中故意从太子面前经过,太子见了不胜惨蹙,连连抚掌说:“善哉!善哉!”朱元璋不禁大为失望。朱标自幼熟习儒家礼教,并对此笃奉不移。一次,朱元璋的一位贵妃病故,心情很悲痛,命太子“齐衰杖期”。太子却认为,按礼的规定,只能为庶母服“缌”。“诸侯之庶子不为庶母服,而况天子之嗣乎?”他企图以严格的礼制来约束父亲,这使朱元璋不禁大怒,拔剑击向太子,太子一边跑还一边说着礼制中的话:“大杖则

  。”翰林正字桂彦良赶忙来劝太子说:“礼可缓,君父之命不可违也。”看来桂彦良比朱标更能掌握“礼”的本质。礼是为专制主义皇权服务的,如果礼的存在是作为可以约束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人的教条,那对皇帝以及封建政治来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太子明白了皇权要大于礼,便服了齐衰去向父亲谢罪,朱元璋的怒气才渐渐消释。然而从这件事起,父子二人留下了嫌隙。其实这些记载是在故意贬斥朱标。从另外一些记载看,朱标决然不致如此迂阔,只是缺少朱元璋身上那种阴笃惨鸷的性格而已。在唐肃的《密庵稿》中有《送陈中宝之汫阳》、《钱季贞应水河县丞》等序文,都把太子与朱元璋并列,可见太子在当时政治中已处于重要地位。大儒方孝孺的挽诗中更有“监国裨皇政,忧劳二十年”和“文华端国本,潜泽被寰区”的句子,流露出时人对他的称颂。

  朱元璋用儒臣教育太子,挑选明秀雅重的国子生陪伴太子读书,目的本是期望他成为一个温文知礼、宽厚多德的皇帝,以免将来宗室中仇恨、君臣间猜忌。但没想到结果却把太子培养成了一介文儒,这使朱元璋感到极为忧虑。他考虑再三,决定找个机会好好教育一下太子。

  这天,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利刺的棘杖,命太子去拿。太子面有难色,不敢下手,他便乘机开导说:“如今为父所诛杀者,皆为天下的阴恶之徒,就好比这根棘杖上的利刺,把它们除掉后,再把木杖交予你,难道有比这还好的事情吗?”

  不想太子立即回答道:“上有尧舜之君,则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

  这话正刺中了朱元璋的痛处,他没有想到太子居然敢当面指责他不是尧舜之君,不由勃然大怒,猛地站起身来,抓起座下的椅子,朝太子掼将过去。太子见状大惊,自知失言,慌忙跑开了。

  父子间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

  尽管看法有所不同,朱元璋与太子朱标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他对太子基本上还算是满意的。太子朱标身为长兄,对诸弟颇为关怀爱护,深孚众望;处理事务时明睿审慎,有条不紊,这些都是日后做皇帝所应必备的素质。朱元璋只是感到太子过于仁柔,因此一心想留给他一根无刺的木杖。

  为此,朱元璋确实费了不少心机。可悲的是,朝中大批功臣宿将竟因此而惨遭屠戮。太子虽然对这种肆无忌惮的屠杀深怀惮惧,但在刚愎而多疑的父亲面前,却也无可奈何,只有保持沉默了。

  窥伺皇位的叔父们天有不测风云。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正当朱元璋为自己选定的继承人铲削危害时,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突然病故。老皇帝看到太子竟先于自己死去,精神上备受打击。大明朝的第一次立储安排就这样被打乱了。朱元璋不得不考虑选择新的继承人。

  按照嫡长继承制,嫡长子朱标死后,应由朱标的嫡长子来继承。但朱标的嫡长子朱雄英在几年前就死了,他的弟弟就是朱允炆。朱元璋本可以再从诸子中选定一人。如若按照长幼顺序,这个人只能是第二子秦王朱樉。可秦王太不争气,上年刚被朱元璋召到京师训斥一顿,要不是太子朱标劝解,他的王号都险些被废掉。因此,秦王是绝没有可能被立为太子了。这着实使朱元璋犯愁了一通。皇孙朱允炆虽也聪明,但同他刚去世的父亲一样,显得过于儒雅文弱,尤其是他还有那么多拥兵在外的叔父,朱元璋的确担心他难于统治。诸子之中,朱元璋倒是感到燕王朱棣与自己相类,然而碍于燕王只是个第四子,也难下决心。

  一天,朱元璋与几个亲近大臣密议立储之事,他流露出立燕王为太子的想法。翰林学士刘三吾说:“立燕王,置秦、晋王于何地?且皇长孙四海系心,皇上无忧矣。”刘三吾确实说出了问题的要害,秦、晋二王都比燕王年长,不立秦、晋二王而立燕王,于宗法伦理实在不合。于是,朱元璋决心抛开诸子,选择年仅十六岁的皇孙朱允炆。回宫后,他还焚香向上天祈祷,谓国祚长短“惟听命于天”,希望上天保佑他创立的大明江山传之永久。

  这一年的九月十二日,朱元璋正式宣布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新的继承人就这样确定下来。为了保证这个年少仁柔的继承人不致受到威胁,朱元璋加快了诛戮功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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